第四章

    外交问题

    至此，我一直没有中断对于我们内部的苦难的叙述，转而去讨论我们在外部遇到的、我比任何人都负有重任的外交难题。现在，我想换个方向，叙述这个问题中与我有关的部分 【62】 。

    我初到外交部视事，看到外交事务的现况时，我对面临的困难之多和之大感到惊讶，但最使我不安的问题，是我本身的能力问题。

    当然，我对做好工作很有信心。我在七月王朝的最后议会中的相当可悲的9年经历，大大增强我不爱政治的性格，尽管二月革命的经验使我得到的教训，稍稍加强我此次出任外长的信心，但在这样的时候接受如此的重任，还是很犹豫的。我是怀着很大的担心出任的。

    不久以后，我就注意到一些表面上使我放心，而实际上使我完全不能放心的现象。我首先发现，一些事情根本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却经常变成非常重大的事情，后来这种事情经常出现，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事情的复杂性并不与它的重要性同步。往往是表面上非常简单的事情，其结果却可能影响非常广泛和令人十分害怕。此外，凡是以自己的意志影响全体人民的人，手下总是有一批能够为他出主意，辅助他，替他承担一些日常事务的人。这些人是为了使他振作起来和保卫他而说的，在一些次要的工作和低层干部中见不到这种人的身影。最后，所要追求的目的崇高，也能使人振奋其全部精力：即使任务稍有困难也不怕，因为还有许多优秀的工作人员 【63】 。

    在我面对小小的责任时，就感到气馁和不安而困惑 【64】 。摆在我面前的是重大责任时，我会感到心中平静，有一种奇妙的安定感。我从来不给自己的意志加热。当我感到事情非常重大时，我便立即全身投入，坚持到底。对失败的思想，我一直觉得难以容忍；而对我也参加的这出世界大戏的可悲前景，我并不局促不安。我的神情泰然，感到很自豪，而不是羞怯 【65】 。不久以后我就发现，在政治上，也像在其他大多数事情上一样，也许像在所有的事情上一样，印象的鲜明性并非来自产生印象的事实的重要性，而是来自事实的或大或小的重复频率。一个人在处理小事的时候，即使这件事只是他偶然负责处理的，他也要慌乱和激动；而他要遇见大事的时候，这件大事即使每天都发生，他也会泰然处之，因为这件事的出现频率太高，已使他对此事麻木了。我曾说过，因为我不同那些在任何方面都不值得我注意的人套近乎，使他们觉得我高傲而讨厌我，以致过去由此树立很多敌人。我十分担心，在我计划进行的重大工作中，还会遇到这样的暗礁。但我很快发现，傲慢在某些人身上是随着地位的上升而成正比地加重的，而我则完全不同，我在这样的条件下会更容易接近群众，甚至在我感到自己无比优秀时，也会在群众当中表现得更为殷勤近人。但在当了部长以后，我不再特意去找人支持，也不怕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他们，而支持过部长的那些人却需要接近占有部长地位的人，以使自己可以相当容易使一些不重要的话具有重要意义。还由于当了部长，我在办事时不再单纯考虑那些蠢人的想法，而是考虑他们关心的事情。这些事情经常容易成为我们谈话的话题。

    因此我发现，我应当担心的不是我不适于我拟完成的任务，而这个经验不仅使我敢于面对现在，而且对我今后的人生也起了鼓舞作用。如果有人问我你在如此混乱、障碍重重、短促得你刚开始一项工作就草草收场的外交部工作中有什么收获时，我会回答说我得到了巨大的收益，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收益，即我对自己有了信心。

    在国外事务方面也同国内事务一样，我们的最大障碍主要不是来自外交问题方面的困难，而是来自同我一起办理外交问题的人。我一开始就发觉了这个问题。在王朝时代培养起来的我手下的外交官，大部分对他们现在服务的政府，在内心深处怀有极大的嫌恶感，而且以民主的和共和的法国的名义叫嚷恢复昔日的贵族政体，偷偷地努力在全欧重建君主专制政体。此外，不得不在二月革命带来的黑暗中生活的这些外交官，为了反对政府而与同法国政府斗争的蛊惑群众的党派携起手来。但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弱点是胆小怕事。我们的大部分驻外使节，害怕同驻在国的任何政治团体接触，甚至不敢向本国政府反映不久以后可能受到谴责的观点。他们以在报告中写上一大堆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在外交当中，驻外人员喜欢在没有什么要写的时候，或在没有什么想说的时候，也要写报告）来掩盖自己的无所事事，把自己包装得好好的。他们既不在报告中反映他们对所报告的事件的观点，也不提出我们应当对此作出什么结论的意见。

    我们大部分外交官身上确实存在的这种沾沾自喜的无所作为的恶习，只是他们的本性的天衣无缝的表现。我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多半任用新人来代替他们。

    我本以为可以使多数派领袖放弃这种恶习，但没有成功，所以我只能同他们和睦相处，而且在不受他们的影响下力求使他们高兴。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但我战胜了困难，因为我在内阁中虽然在政治上最反对他们，但又是唯一能够使他们接受的人。在不理睬他们的意见的同时满足他们的自尊心：这至少应当说是我的秘诀。

    我在小事方面，也做到像在大事方面那样十分精心。我发现，满足人们的虚荣心，可以达成最有利的交易，因为你给对方一小点儿实惠，往往会使他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还给你最大的实惠。 【66】 不错，为了有利地利用对方的虚荣心，就要把自己的虚荣心完全置之度外，而且只能使自己的计划成功。这是一种非常难的交易。我在这种环境下做得还非常顺利，获得很大的收益。至今从事过外交工作，并自信有权制定法国的外交政策的，有3个人。他们是布罗伊先生、莫莱先生和梯也尔先生。对这3位先生我全尊重。我常请他们到我家做客，有时我也到他们那里去请教，不断地谦虚问这问那，请他们提出建议，但他们的建议几乎从来没有被我采纳。 【67】 这自然要使这几位大人物非常不满。我更多的是叫他们喜欢我请教他们，但未必执行他们的建议。如果认为无法执行，我就不再请教他们。特别是对梯也尔先生，我的这种做法非常有效。为人谦逊，由衷地希望内阁持久，在25年的政治生涯中十分了解梯也尔先生的一切缺点的雷米萨，有一天对我说：“大家不太了解梯也尔先生，他的虚荣心比他的野心大得多。他要求人们对他的尊重甚于对他的服从，注重权力的外表甚于权力本身。你可以多多向他请教，然后他就会喜欢你。他最在意的是你对他的敬意，而不是你的行动。”我照他的提示做了，取得很大成功。我在担任外长期间有两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一个是皮埃蒙特问题，另一个是土耳其问题。我采取的方针与梯也尔的想法完全不同，但我们一直把相当良好的友谊保持到最后。

    至于总统，特别是在处理对外问题时，总是暴露出他对偶然的命运使他担负起来的重大使命还没有足够的执行能力。不久我就发现，这位在一切行动上傲气十足的先生，还不善于采取什么措施来应付行将发生的事情。因此，我每天都要向他分析所有的外交文件，并当他的面作出处理的决定。至今，他只是依靠汇报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除了外交部长想叫他知道的事情以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因此，在他的精神活动中，总是缺乏事实的坚实基础，而容易被他满怀的一切幻想所支配。

    我有时发现他的想法空洞、虚幻、不够慎重和混乱，而大为吃惊。不错，当我向他说明事态的真实情况时 【68】 ，也容易使他理解事态将要造成的困难，因为他不善于争辩。他沉默不语，但这不表明他完全信服。他的一个梦想是：同德意志中的一个或两个国家结成同盟，以便在这个同盟的帮助下改写欧洲的地图，取消1815年条约给法国划定的国界。他看到我认为找不到这个或那个国家来缔结这样的同盟和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后，便决定亲自出马与这样的国家的驻法大使进行试探。其中一个国家的大使，有一天来访，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贵国总统问我，如果以某种平等的条件与代价，你们是否同意让萨沃依归属法国。另一件事情是，总统想把他早已选好的一个人，作为特使派往德意志诸国去直接探听对方的意见。他选的是佩尔西尼 【69】 ，令我给他签发委派书。我照办了，但我心里明白，这样的谈判不会有任何成就。我认为佩尔西尼负有双重任务：第一是在国内使权力的篡夺容易进行，第二是在国外扩张领土。他先去了柏林，后去了维也纳。正像我料想的，他受到隆重的接待，参加欢迎宴会，然后空手而归。

    我在谈论人物上用了过多的时间，现在回到外交问题上。

    在我出任外交部长的时候，战火已在几个国家熄灭，但欧洲仍处在战火之中。

    西西里战败被征服；那不勒斯人被人支配，如同奴隶；诺瓦拉战役开始不久，意大利人就失败了；获胜的奥地利人与夏尔——阿尔贝之子谈判，让其父退位由他担任皮埃蒙特的国王；奥军越过伦巴第边界，占领了教皇领地的一部分、帕尔马和普莱桑斯，还不请自来地进军托斯卡纳。当时的托斯卡纳大公在他的臣民的帮助下已经复辟，只是臣民的忠心和热情后来逐渐减弱。威尼斯没有被奥军骚扰。罗马在击退法军的第一次进攻之后，便向意大利的所有煽动家求援，在全欧掀起反法的怒潮。二月革命以后，德意志似乎没有更加分裂和混乱。统一德意志的梦想已经破灭，而德意志的旧体制的现实，也无法实现统一。 【70】 一直试图建立这种统一的国民议会，由于议员人数越来越少，而不得不离开法兰克福到处游说，表现出一副无能为力和乞怜的样子。但是，国民议会的衰败并没有重建秩序，反而给无政府状态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在德国，温和的革命家们，也可以称他们为天真的革命家们，自认为通过讨论和立法就可以和平地把德国的人民与诸侯置于统一的政府之下，而在他们遇到挫折和失望而退出政治舞台时，就让位给暴力的革命家们。主张暴力的革命家们总是确信，只有彻底推翻旧的各邦政府和完全废除旧的社会体制，才能实现德国的统一。结果，在议会的多次讨论之后，却出现了到处骚乱的局面。政治的对抗变成阶级之间的战争。穷人对富人的天然仇恨和嫉妒，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中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在莱茵河流域，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在符腾堡，发生了叛乱。在萨克森，发生了可怕的造反，在普鲁士的帮助下才得以镇压下去。另几处造反扰乱了威斯特伐利亚。普法尔茨全境造反。在巴登，驱逐了大公，成立临时政府。但我在1个月前经过德国时就已预言，最后的胜利无疑是属于大公或国王们的。暴力行动本身加速了大公或国王们的胜利。一些大的大公或国王回到自己的首都，掌握了军队。他们还有尚待克服的困难，但已经没有危险。其中的某些大国，从极盛时期马上沦为二流国家，也并非不无可能。在也以暴力改变公共秩序时，就为暴力提供了干涉的动机、机会和权利。

    普鲁士已经开始这种行动。普鲁士人以他们的武力镇压了萨克森的暴动，进入莱茵河的帕拉蒂纳，干预符腾堡，并且进犯巴登大公国。这样，他们就以其军队和影响控制了整个德意志。

    奥地利虽然摆脱了威胁它生存的可怕危机，但它在这方面还有艰巨的工作要做。它在意大利获胜的军队，在匈牙利吃了败仗。

    对自己的这个属国都无法控制的奥地利，遂向俄国去求援。沙皇在5月13日发表声明，告诉欧洲它要向匈牙利进军。

    尼古拉皇帝至今自恃强大无比而静观形势。他自觉安然地，但并非漠不关心地观察着远方各国的动乱。而现在，他感到只有他能在大国政府中代表欧洲旧社会和欧洲权威的传统的古老原则。他不仅认为自己是它们的代表，而且自诩为它们的保护者。他的政治理论和宗教信仰，他的野心和逞强意识，也在推动他去担起这个角色。于是，他以通信鼓励或以荣誉嘉奖所有在欧洲的某个地方战胜过无政府状态或甚至自由的人们，好像这些人是他的臣民和为加强他的权力做过贡献似的，以此来建立他在欧洲的霸权，似乎要建立一个比此前的第一帝国还要广袤的第二帝国。因此，他给欧洲最南端的镇压了西西里人民造反的菲兰杰里 【71】 颁发一枚勋章，并亲笔写信表示他对这位将军的行动满意。这位皇帝站在他所具有的优越地位和可以安心观看欧洲发生的互斗事件的处境，可以自由作出自己的判断，然后不仅以某种轻视的态度静观他所注视的革命派的蠢行，而且能以此种态度静观他所支持的党派和君主的缺点与失策。他只根据情况表示这方面的意见，既不明确表态，也不精心隐瞒自己的意见。

    1849年8月11日，拉莫里西埃在密电里给我写道：“沙皇在这天早晨对我说，将军，请你相信，贵国的王党派有可能联合激进派推翻不喜欢他们的王朝而使自己取而代之。我是相信有这种可能的。特别是贵国的正统王朝派没有不这样认为的。长期以来，我就认为，正是这些正统王朝派使得波旁王朝长期以来未能复兴。这是我承认贵国的共和政体的理由之一，而且也是我认为贵国的国民具有德国人所没有的良知的理由。”皇帝过了一会儿又向他说：“我的表兄弟，普鲁士国王，我与他虽有亲密的亲属关系，但他一点也不听我的忠告。我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十分冷漠，以致影响了我们的亲属关系。”

    “请看他的行动不是在领导那些梦想要统一德国的狂人吗！在他与法兰克福的议会发生争吵的现在，他不是开始感到自己必须同他所扶植的石勒苏益格公国和荷尔斯泰因公国的军队开战吗？他能不想干这种最无耻的事情吗？现在，谁知道，他要把他的宪法草案引向何处呢？”这位皇帝又补充说：“请不要认为因为我在匈牙利的问题上进行了干预，我就想承认奥地利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个问题是由奥地利的一些最严重的错误和一些最大的蠢行日益积累而形成的，最后在一些颠覆学说的推动下使国家遭到入侵，奥地利政府落到秩序破坏者的手里。我不能对此置之不理。”在谈到意大利的问题时，这位皇帝说：“我们，还有希腊人，丝毫也不想利用传教士在罗马执行教皇的世俗权，不过我们也允许这些传教士去工作，只要他们能做一些工作，而你们能够建立起可以维持下去的权力即可。”拉莫里西埃被这种好像有点强制，又似乎是教皇在下令的轻松口气所刺伤，于是认为必须捍卫天主教的制度，以致这位皇帝最后说：“好了，好了！法国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去当天主教国家，但是要小心革新派 【72】 的肆无忌惮的理论和激情。”

    在行使权力时严肃而坚定的沙皇，在日常生活方面简朴，差不多像个平民。他只保卫他的至上权力的实质，从不以此显示豪华和匮乏。7月17日，法国的驻圣彼得堡外交使者从华沙写信告诉我：“12日皇帝就来到这里。他是为了参加日前举行的皇后生日盛典，没有带一个随从，乘驿站马车（他自己的马车在离华沙大约240公里处坏了）突然来到的。他以非常快的速度，两天半就走完这段路程。他明天 【73】 就要离开这里。看到这位君主把12万大兵投入战场后，便像一个驿站信使风尘仆仆赶来及时参加妻子的生日庆典，使人不能不为他的朴素与权力的鲜明对照所感动。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符合斯拉夫民族精神的了，由此可以说文明的基本要素就是家族精神。”

    实际上，如果认为沙皇的无限权力只是建立在武力之上的，那是非常错误的。他的无限权力主要是建立在俄国人的意志和强烈的共同感情之上的，主权在民的原则应当是所有政府的基础，而不管它们叫什么名称；而在自由较少的制度下，这个原则只能暂时隐身。 【74】 俄国的贵族接受了欧洲的原则，特别是它的恶习；而俄国的人民并没有接触过我们西方的东西和使西方有了活力的新精神。他们不仅说皇帝为正统的君主，而且把皇帝视为神的使者，几乎就是神本身。

    在我方才所描述的这个欧洲的中部，法国的处境是不利的和软弱的。法国的任何一次革命，都未能建立起正规而巩固的自由。一切旧的权力，正在革命所造成的废墟之上恢复起来，但不是 【75】 以它们被打倒时的形式，而是以与其非常相似的形式恢复的。我们未能帮助它们巩固起来，保证它们胜利，因为它们建立的制度令人讨厌，我不仅说二月革命建立的制度，而且说我们的新习俗中的最持久的和最顽强的观念的实质也令人讨厌。此外，它们躲避我们也是有理由的。因此，在欧洲重建普遍适用的秩序的重任没有由我们法国承担 【76】 。这项任务已由另一个国家担负起来。这个国家当然是俄国了。只把次要的任务留给了法国。让法国的革新派来领导这项工作，这在当时还是不可想象的，其原因有二：第一，同他们磋商和善意地指导他们的活动，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过于乖张而且没有真正的工作能力；第二，如果国外支持他们，他们在国内就要为所欲为。一鼓励他们的激情和学说，马上就要在法国点起战火，使革命问题在当时的所有问题中占据统治地位。 【77】 于是，我们既不能与那些指责我们激励过他们但又背叛了他们国家的人们携手，又不能与那些非难我们曾经鼓励其人民造反的君主携手。我们由此陷入只能依靠英国人的那种空头的好意。这就像二月革命前的孤立状态一样，与最反对我们的欧洲大陆各国和最温和的英国都不互相来往。这也就不得不像当年那样每天拮据地生活，但这也难以办到。在某些方面于世界上保有过而且现在仍保持着那样伟大形象的法国国民，在看到这一现象后就起来反对时代给他们带来的困难。法国国民虽然不再高高在上，但仍然优秀；他们害怕行动，而愿意夸夸其谈；他们要求本国政府自强起来，但不允许政府冒险去完成这一任务。

    在这样的国家和这样的时代，外交部长的处境是最可怜的。 【78】

    这时，人们都以比内阁成立时还要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法国。我们6月13日在巴黎快速取得的完全胜利，对整个欧洲发生了非常强大的影响。人们一般都在等待法国将要发生新的动乱。处于半解体状态的革命派只希望这种状态再现，并重整自身的力量以便能够利用这种动乱。取得一半胜利的欧洲各国政府，害怕突然受到这种危机的袭击，正为给予革命派以最后打击做准备。6月13日事件，在欧洲大陆的各地掀起苦恼和欢喜的呼声。这个事件突然决定了欧洲的命运，并从莱茵河的一侧加速了这一命运的发展。

    已经控制普法尔茨和莱茵河流域的普鲁士军队，不久就开进巴登大公国，镇压了造反者，几个星期就占领了除拉施塔特以外的公国全境。 【79】

    大公国的革命派逃亡到瑞士。当时，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派，实际上欧洲所有地方的革命派，都向瑞士逃亡，因为整个欧洲，除了俄国，都经历了革命，或仍处于革命之中。逃亡者的人数很快就达到1万或1万2千人。这是一支随时准备再逃到瑞士邻国的大军。所有邻国的政府都慌张起来。

    早就对瑞士联邦表示不满的奥地利，特别是普鲁士，还有在这件事情上与瑞士联邦毫无关系的俄国，都声称要派兵入侵瑞士的国土，还以受到革命威胁的各国政府的名义要派警察去瑞士。这是我们无法容忍的。

    我首先试图向瑞士讲清道理，说服它不要对威胁视而不见，而要以当然的权利，把威胁邻国安全的主要煽动分子驱逐出自己的国境。我反复向瑞士联邦驻巴黎的代表陈述：“你可以事先准备应向他们提出的正当要求，而如果各国宫廷提出不正当的或过分的要求，你可以指望法国来保卫你们。我们宁愿冒战争的风险，也不叫你们受他们的压迫和侮辱。但是，如果你们首先还不理解自己的处境，只想依靠你们自己，你们就自己独自去抵抗欧洲吧！”我的这些话收效不大，因为瑞士人的自尊心和自负心是无比强大的。这个国家的农民没有一个不坚信自己的国家能够顶住世界上的一切君主和一切民族。我当时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它使我得到更好的效果。我采取的办法是，劝告收留了很多逃亡者的外国政府暂时不对逃往瑞士的所有逃亡者实施大赦，不准许犯了罪的所有逃亡者回到祖国。而在我们方面，则封锁了国境，不让逃亡者到瑞士后又想通过法国去英国和美国，其中包括没有作恶的逃亡者和所有的煽动分子。因为所有的通道都被严密封锁，所以这些最活跃的，至少对欧洲来说一般是最活跃的1万或1万2千名危险分子，都留在了瑞士。要养活他们，使他们有住处，甚至还得给他们钱花，因为他们得不到国内的接济。这使瑞士人立即感到庇护权给他们带来了麻烦。瑞士人想尽一切办法使逃亡者中的著名领袖人物无限期地居留下来，以免这些人给邻国造成危险，但革命者的军队实在不好处理。瑞士的一些最激进的州首先大声疾呼，要求尽快把这些造成麻烦而又费钱养活的客人驱逐出境。但是，由于不事先驱逐在瑞士待得好好的革命领袖，外国政府就不可能同意为可以和愿意离开瑞士的大批没有作恶的逃亡者开放国境，而最后只好把革命领袖驱逐出境。为使这些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往欧洲各地，瑞士人采取了让这些人自愿离开瑞士的办法，以减轻面临的困难和少花点钱。人们对瑞士人的民主的特点没有很好理解，它对外交问题往往持有非常模糊和非常错误的看法 【80】 ，只用国内的理由去解决国外的问题。

    在瑞士出现这些情况时，德国的整个局势也在发生变化。在各国人民反对政府的斗争之后，接着出现各国之间的君主的斗争。我以十分重视的态度和深表困惑的精神观察着革命的新局面。

    德国的革命不是像欧洲其余国家那样以一个简单的原因发生的。它既来因于时代的一般精神，又来因于德国自己的统一理想。在目前这个阶段，革命的鼓动宣传虽然失败了，但德国的统一理想并没有被放弃，鼓舞这一理想的需求、回忆和激情仍然存在。普鲁士国王把这一理想视为自己的专利，用它为自己服务。这位只有雄才而无大略的君主，一年来一直在对革命的恐畏和想利用革命的渴望之间游移不定。他竭尽全力和鼓足勇气同时代的自由的和民主的思想斗争；但他支持德国统一的思想，就像一个思想混乱的赌徒要孤注一掷，如果他敢于 【81】 实现他的愿望，他就要用他的王位和生命去冒险。为什么？因为他要粉碎现存的制度和君主（诸侯）的利益对建立中央政权必然进行的反抗，就得求援于人民的革命激情，而腓特烈·威廉如果得以利用人民，他本人不久就将被人民打倒。

    只要法兰克福议会保持其权威和权力，普鲁士国王就要慎重对待它，并尽力利用它使自己成为新的帝国的首领。而当法兰克福议会的信用扫地和无能为力的时候，普鲁士国王便改变态度，但他统一德国的企图未变。他试图成为这个议会的继承人，战胜革命而实现德国统一的梦想，并利用德国的民主主义者来动摇所有君主（诸侯）的地位。为此，他邀请德国各邦的君主，同他们探讨建立一个比1815年的联邦更紧密的新的联邦，以他为中心组成联邦政府。作为回报，他要帮助这些君主在本国重建或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些厌恶普鲁士但又害怕革命的君主，大部分接受了普鲁士向他们提出的这笔有利可图的交易。奥地利认为这笔交易如果成功自己将被普鲁士吞并，便只有提出抗议而没有更好的反对办法。德意志中部的两个主要的君主国：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学习奥地利的做法，但德意志的中央部分和北部则加入了这个短命的联邦。联邦成立于1849年5月26日，史称“三王同盟”。

    于是，普鲁士一举统治了由梅梅尔到巴塞尔的广大地区，转瞬之间将2600万或2700万德意志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出任外交部长以后不久。

    我承认，看到这奇异的现象，起初我思想上掠过一种奇怪的想法，并马上确信，总统在对外政策上并不像我最初以为的那么愚蠢。这个本想长期压抑我国的德国北部的宫廷同盟，后来破裂了。大陆上的两个最大王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总是争吵，几乎处于战争状态。难道我们要结成一个60年来没有实现的亲密而友好的同盟关系，从而或许能够部分补偿1815年的损失的时机还没有来到吗？但法国想在不被英国反对的条件下帮助腓特烈·威廉实现其野心，从而可以参与瓜分欧洲，这将引起一场可以导致重新划分领土的大危机。

    时代好像已为酝酿这种思想做好了准备，以致这种思想已经充满德意志的几位君主本人的头脑。几个强大的君主，只想以牺牲邻国的办法来改变国界和扩大权力。人民所患的革命病，也好像感染了政府。巴伐利亚的首相冯·普弗尔滕先生 【82】 对我国的大使说：“没有可以由38个国家组成的联邦。必须使许多国家降为附属国。例如，在像巴登大公国这样的国家里，不使其中几个力量相当强大的君主各自独立，并隶属于它，怎样有望重建秩序呢？”他接着说：“如果这样，内卡河流域就自然属于他们了。” 【83】

    至于我，历来把这种想法视为梦想，所以立即把它丢弃了。

    我很快就认识到：普鲁士绝不可能，也绝不愿意在外交上替我们斡旋；普鲁士对于德意志其他国家的控制能力是稳定的，但也将是为时不长的；普鲁士国王一遇到困难就会违反自己的诺言而抛弃我们，对他绝不能过于信任；特别是他的如此巨大、如此宏伟的计划既不符合他的还不够稳定的社会，又不符合他国内的比我国还混乱和危险的时期，更不符合他暂时拥有的、像我暂时当上部长的这种过渡的权力。

    我面临着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后要不断浮现在我的脑际，所以我现在先把它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法国的利益是强化还是削弱德意志联邦的纽带？换句话说，我们是要使德意志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单一国家呢，还是要使它继续作为由一些分散的人民和分散的君主合成的结合得不够密切的集合体而存在下去呢？力图使德意志一直分裂成大量的各自独立的国家，是我国外交的旧传统；显而易见，这只有在德意志背后仅有波兰和半文明的俄国的时代才能实现。但在今天还能实行这一政策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要回答另一个问题：俄国的存在对欧洲独立造成的危险，在今天是真实的吗？至于我，认为我们西方迟早不是被沙皇奴役就是受其直接的不可抗拒的影响。所以认定我们的首要利益是支持全体德意志民族结成同盟，以对抗沙皇。世界的局势变了，这使我们必须改变旧的方针，不要害怕帮助我们的邻国强大起来，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同我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

    俄国皇帝自己也清楚地看到，统一后的德国对他会造成什么障碍。拉莫里西埃在他给我的亲笔信中告诉我，沙皇有一天十分率直地和一贯高傲地对他说：“如果德意志一旦实现您比我还不愿意见到的统一，则为了维持这一统一就需要一个能够实行拿破仑本人都未能实现的事业的人物；但如果这个人物在德意志出现，而他们那些武装起来的民众又构成了威胁，则这种事态就与您和我都有关了。”

    在我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时的形势不能对它们作出决议，甚至无法进行审议，因为德意志本身正不可抗拒地退回旧的体制和旧的权力混乱状态。法兰克福议会试图统一失败了，国王试图统一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把德意志的几位君主推向腓特烈·威廉怀抱的，只是对革命的恐惧。随着依靠普鲁士人的努力把各地的革命镇压下去，人们不再恐惧革命，而联合在普鲁士之下的、可以称之为普鲁士的新臣民的各国君主，又想恢复自己的独立。可惜，普鲁士国王的雄心妨碍了他的初步成功达到最终的胜利。如果愿意以大喻小，我想说普鲁士的历史与我国的历史有点相似，而且同我国一样，当普鲁士国王在重建秩序并且因为重建了秩序时，他不得不遭到挫折。尝到了普鲁士霸权滋味的各国君主，不久就寻找机会摆脱这种霸权。使他们得到这种机会的是奥地利，奥地利在匈牙利取得胜利后，就以其巨大的力量和与自己有关的过去事件的缘由，而重新登上德意志问题的舞台。此事发生在1849年9月。在普鲁士国王面对这个强大的对手，又看到它后面有俄国的时候，马上就失去了勇气，并像我预计的，逐渐地回到他昔日所扮演的角色。1815年的德意志联邦机构重新取得了支配权，各邦的议会重开。不久，经过1848年的这整个强大运动，在全德意志只留下两条明显的痕迹：第一，小国越来越依附大君主国；第二，对封建制度的残余进行了致命的打击，由人民完成的对封建制度的破坏得到君主们的追认。在德意志各地，封建地租的永久存在权，向领主缴纳的什一税，徭役，财产转移税，大部分贵族享有的狩猎权和司法权，全部废除不得恢复 【84】 。王权恢复了，但贵族政治没有重建 【85】 。

    我早就确信我们对德意志的内部危机不会发生任何作用，所以尽量与互相斗争的各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我特别着意于与奥地利保持友谊关系。与奥地利的友谊，正如我在前面讲述罗马问题时所说的，对于我们是不可或缺的。我首先努力使奥地利与皮埃蒙特之间的长期谈判得到良好的结果；我对这个问题之所以十分关心，是因为我相信：这个事件得不到正确的解决，这里建立不起巩固的和平，欧洲就安定不下来，随时可能陷入巨大的危险。

    皮埃蒙特自诺瓦拉战役开始就与奥地利谈判，但没有成果。奥地利最初想让皮埃蒙特接受一些无法接受的条件，而皮埃蒙特方面则要保留其命运不允许它放弃的要求。经过多次中断的谈判，在我出任外长的时候又重新开始。我们有相当多的重大理由切望和平尽快实现。只要签不成和约，在欧洲什么事情都不会得到最终的解决。全面的战争，随时可能从大陆的这一小角引起。皮埃蒙特离我们很近，因而我们非常担心皮埃蒙特失去其刚脱离奥地利而获得的独立，失去其新建立的使它同我们接近的立宪政体。如果再兵戎相见，这两种实惠都将毁于一旦。

    因此，我十分热心地代表法国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以我认为最适合的语言劝说双方和解。

    对于奥地利，我一再向它解释，叫它相信达成这样的和约对于确保欧洲的全面和平是迫切需要的，并努力使它感到自己的要求有些过分。

    对于皮埃蒙特，我向它指出我认为名誉和利益可以允许它作出让步的几个问题。我想尽一切办法，事先叫它的政府清晰而准确地知道，它可以期待我们的支持，但不要抱有危险的幻想和作出有这种幻想的姿态 【86】 。我不准备详述双方争执的事项，因为这在今天，已经毫无意义。我只想说，最后似乎可以达到意见一致，除了赔款以外再没有什么争执。人们都这样认为，而奥地利又通过它驻巴黎的大使转告我们它一定采取妥协的态度。我已经确信和平就要实现，但就在这时，我获悉奥地利的全权代表突然改变态度和腔调，在7月19日提出措辞十分强硬的、过于苛刻的最后通牒，限期在4天内回答。这4天过后，就等于宣布停战失效，再起战火。拉德茨基 【87】 元帅已经调集他的部队，准备再赴战场。这个消息同我们得到的和平保证完全相反，使我感到震惊和愤慨。奥地利高傲地、强暴地提出的过高要求，好像宣布和平不完全是奥地利的目的，奥地利还在考虑皮埃蒙特的独立或许还有它的代议制度，因为只要意大利的这一地区有自由的空气，奥地利就会感到它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也不安全。

    我立即想到，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不使最靠近我们的这个邻国受到压迫，不要让奥地利军队开进保护我们的国界安全的邻国的国土，不能容忍这个自1848年以来稳健地建立起自由的唯一国家的政治自由遭到破坏。我又发现，奥地利对我们采取的这种态度，表明它试图欺骗我们，要想试探我们的忍耐心有多大，或按人们一般的说法，是想摸一摸我们的底。

    我发现，这是我面临的非常情况之一，它不仅危及我的外交部长职位（说真的，这不是大不了的冒险），而且危及法国的命运。于是，我在参加内阁会议的时候，就面临的事态作了报告。

    总统和所有的同僚，一致认为应当采取行动。马上就以电报命令里昂的部队向阿尔卑斯山麓集结。我回到家后，便亲笔（因为外交上的软弱无力的文件不适合当时的条件）写了如下的信 【88】 ：

    “如果奥地利政府坚持您昨日的电报中所说的要求，如果它脱离外交讨论的范围而宣布停战失效，并试图在都灵签订它所主张的那种和约，则皮埃蒙特可以指望得到我们不会抛弃它的保证。现在的局势已不再是皮埃蒙特自发地拿起武器，不听我们的劝告而发生诺瓦拉战役之前的局势。现在是奥地利没有受到挑战，而自己主动地采取行动。奥地利的要求的性质和它的行动的暴戾，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不仅没有把和平放在眼里，而且在威胁皮埃蒙特的领土完整，或者说至少在威胁撒丁政府的独立。

    “我们不能让这样的试图在我们的门前实现。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皮埃蒙特受到攻击，我们将要保卫它。”

    我还觉得应当把奥地利的代表————一位从外表和性格上看就非常狡猾的小外交官 【89】 找来，当面痛斥他一番。我认为，在我们这样见面的场合表示愤怒是明智的，所以我便利用还不善于接见外交官的藏拙办法，十分粗暴地 【90】 向他表示了我们的惊异和不满，以致他向我抱怨他一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非礼的接待。

    在我方才略述的电报没有到达都灵之前，双方进行了和解的谈判 【91】 。赔款问题也已经谈妥，差不多是按我们事先拟好的措辞写进和约。

    奥地利政府唯恐拖延而加速谈判，所以条件也放宽多了。

    施瓦岑贝格公爵 【92】 给我送来为其本国辩解的各种说明和申辩。终于在8月6日签订了和约，使犯了许多错误和遭到不幸的皮埃蒙特喜出望外，因为和约给它带来的好处将比它当初大胆提出的要求多得多。

    当时，这个问题特别明显地反映了英国的外交态度，尤其是反映了主持英国外交工作的帕默斯顿勋爵的态度。他的表现值得在这里陈述。谈判开始以来，英国政府就一直对奥地利极其憎恶，大力鼓舞皮埃蒙特绝不要接受奥地利强加给它的条件。在都灵，英国的这种态度更为明确。在做出方才所述的决定之后，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向英国通报这个决定，并劝说英国采取相同的步骤。于是，我向我国当时的驻伦敦大使德鲁安·德·吕 【93】 发去电报，令他向帕默斯顿勋爵宣读我的电报，并探听这位外交大臣有什么意向。德鲁安·德·吕回答我说 【94】 ：“在我向帕默斯顿勋爵转达您的决定和您给布瓦斯勒孔德的训令时，他认真地听了，表示非常同意。但在我对他说：‘阁下，您现在看到我们想走到什么地步了，您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自己打算走到什么地步？’时，帕默斯顿勋爵当即回答说：‘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利害与贵国政府不同，我们只准备给予皮埃蒙特政府以外交的支援和道义的支持。’”这不是象征性的援助吗！

    英国，由于其法律的开明和旧习惯的强大力量而成为各国的革命逃亡者的避难地，但由于其自身的强大和孤立于我们当中的地位而引起各国君主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就不由自主地在欧洲大陆的内部事务上起了维护自由和正义的作用。英国喜欢指责甚至攻击强者，维护和鼓励弱者，但它这样做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显示它的良好风度和证明它的良好理论 【95】 。一旦别的国家需要它保护时，它就给予道义上的支援。

    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做一个小结，即英国的这种做法总是得到很大的成功。皮埃蒙特人最后依然认为，只有英国帮助了他们，而我们法国几乎把他们放弃了。在都灵，英国得到极大的好评，而法国受到深重的怀疑。国家也和人一样，它爱自己获得的名声甚于爱它实际得到的好处 【96】 。

    在走出这一艰难的处境之后，我们马上又遇到一个危险的局面。我们遗憾地和担心地观察着匈牙利的局势。这个不幸的国家的厄运，引起了我们的同情。俄国的干涉使奥地利转瞬之间服从于沙皇，沙皇也由此逐渐插手处理欧洲的全部事务，这不能使我们愉快。但是，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外，我们对此毫无办法。我在致拉莫里西埃的训令（1849年7月24日）中写道：“我不必向您说我是以多么激动而痛苦的心情观察匈牙利事件的。遗憾的是，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只能是消极的，有关条约的条文和精神没有给予我以干涉的任何权利，而且我们远离战争舞台的地位，在法国事务和欧洲事务的目前情况下，也要求我们保持一定的克制。不能作有效的发言和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以致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有损我们的尊严，说了一些没有实质内容的空话和表示了无法实现的良好愿望。因此，在匈牙利事件上应做的事情，只限于仔细观察事件的经过和研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97】

    众所周知，力量不如敌人的匈牙利被打败投降。匈牙利的主要领导人和几位仗义帮助匈牙利的波兰将军，在8月末渡过多瑙河，来到维丁，要求土耳其保护。其中两位主要人物：德姆宾斯基和科苏特 【98】 ，从维丁给我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写信 【99】 。这两位领导人物的态度和精神面貌，从信上凸现出来：军人的信写得言简意赅，而律师和演说家的信则冗长华丽。我想起这位先生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话：“我是善良的基督徒，我宁愿选择流亡的不可名状的痛苦，而不选择死的安息。”这两位最后都要求法国的保护。

    在两位流亡者请求法国帮助期间，奥地利和俄国的大使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引渡他们的要求。奥地利是根据贝尔格莱德条约提出要求的，但这项条约并未规定它有这项权利；俄国根据《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774年7月10日）提出它的要求，但该条约关于引渡的条文十分含糊。总之，从根本上说，那不是人们所说的国际法，而是人们都知道得很清楚的而且最常应用的大国的强权。它经常以行动和语言来表现。两国的大使一开始就摆出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的架式。他们根本不想讨论，只要求土耳其回答：是或否，如果回答否，那就立即同土耳其断绝一切外交关系。

    土耳其的大臣们，对这种蛮横的要求软中有硬地回答说：土耳其是中立国家，国际法不允许它引渡逃亡在本国的流亡者，它要仿照奥地利和俄国曾拒绝引渡逃到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或比萨拉比亚亡命的叛乱的穆斯林的先例。土耳其的大臣们，抑制着自己的不满表示，在多瑙河左岸可以做的事，也似乎可以在多瑙河右岸做。他们最后声称两国的要求有违他们国家的荣誉和宗教，他们愿意负责把流亡者监禁起来，把他们放到不可能为害的地方，但绝不想把他们引渡给刽子手。

    我国的大使向我报告说：年轻的苏丹昨天对奥地利的使节说，我虽然反对匈牙利的叛乱分子的行为，但我又不能目睹这些不幸的人走进死的边缘。而且人道也不允许他把这些人引渡出境。大使的报告中附有土耳其首相雷希德巴夏 【100】 对我的传话：“我为此失去权力，也感到自豪。”这位首相还用感动的语调说：“在我们的宗教中，凡要求怜悯的人，都应当得到怜悯。”这些话才像文明人和基督徒说的。而奥地利大使和俄国大使，则只要求诚实的土耳其人回答：要么引渡流亡者，要么走上很可能引起战争的断交的道路。

    穆斯林居民全体愤怒起来。他们赞扬和支持政府的做法。穆斯林的穆夫提拜访我国的大使，对我们出于人道和正义而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这个问题一发生，土耳其政府就向法国和英国的大使求援。土耳其政府呼吁这两个大国的舆论给予支持，请两国政府帮助出主意，一旦那个北方大国采取威胁步骤，就宣布支持土耳其。两国的大使立即回答说，他们认为奥地利和俄国的要求超出它们的权利，并鼓励土耳其政府进行抵抗。

    就在这个时候，沙皇的一位副官来到君士坦丁堡。他手持沙皇不辞辛劳亲笔写给苏丹的信，要求引渡在匈牙利战争期间帮助匈牙利的波兰人，以及以前曾经反对过俄军的波兰人。这种不光彩的做法，最后没有达到它希望达到的目的，甚至没有达到它想发动战争的目的。它使人感到奇怪：沙皇在这种情况下连为发动战争找借口的独特理由都没有敢写出来。拉莫里西埃的信里，有一段对这种原因写得非常精辟，指出在欧洲边缘的这个国家，舆论是不敢发表意见的，似乎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既无能力，又无自己的机关报发表公众的意见。

    拉莫里西埃在这一段中对我说 【101】 ：“您知道，匈牙利战争是为支持奥地利而进行的，它既为民众所憎恶，又被政府所轻视，是一场很不得人心的战争。它什么好处也没有带来，白白花了8400万法郎。俄国想把贝姆 【102】 、德姆宾斯基和在波兰逮捕的其他波兰人带回去，以补偿为战争而付出的牺牲。特别是在军队中，对这些人抱有真正的怒气。这种满足民族自尊心的愿望，虽然有点野蛮，但在士兵和民众中却很高昂。皇帝虽然大权在握，但他也得重视他所依靠的和使他产生真正力量的群众意愿。在这里，这不只是满足他个人的自尊心的问题，而且也涉及这个国家的国民感情和军人感情。”

    毫无疑问，这一切构成了使沙皇采取我方才所说的野蛮行动的理由。拉齐维尔亲王 【103】 把沙皇的信呈了上去，但什么回答也没有得到。土耳其苏丹虽然要再接见他一次，但他以高傲的态度拒绝晋见，然后就离开回国。俄国和奥地利两国的大使，随后就正式声明两国皇帝同土耳其政府中断一切外交关系。

    土耳其政府在这样的危机的形势下采取了坚定不移的老练而谨慎的态度，可以与欧洲的一些经验丰富的政府比美。土耳其苏丹在拒绝...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