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内政治————内阁的内部纷争————内阁面对多数派和总统困难重重

    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真正的困难也即将出现，我对此已有准备。而且，我一直相信如下的箴言：在重大的胜利之后，一般会出现巨大的破灭性危机。在危难时期，我们所反对的是我们的敌对者，但在胜利之后，我们要开始反对自己，即反对自己的优柔寡断、自己的自高自大、自己在胜利后产生的苟且偷安。人们一般很难战胜这些东西。

    我并不认为我们已经处于这种最后的危难之中，因为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完全克服了主要障碍，而且知道它们就存在于与我们一起领导政府的人们当中。把山岳派迅速而完全击败，并没有保证我们摆脱他们的恶意，反而立即被这种恶意所影响。如果不是这样不够彻底地打败他们，我们可能会更强大。

    多数派当时主要由3个党派组成（总统派人数还不多，而且名声不太好，不足以在议会中形成气候）。和我一样真诚希望建立稳健的共和政体的人，有60人到80人，他们是我们在这个庞大的议会中唯一的强大支点。多数派的其余成员，是正统派和七月王朝的老朋友与支持者，前者约有160人，后者大部分是统治了特别是榨取了法国18年的中产阶级的代表。我立即感到，这两派中最容易支持我们事业的，是王朝正统派。王朝正统派在前届政府中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所以他们既无地位又无本钱去恢复昔日的权势，但也不遗憾。他们大部分是大土地所有者，并不像资产阶级那样需要去任公职，或者至少没有养成资产阶级那种爱过舒适生活的习惯。尽管他们在原则上比其他人更反对共和政体，但他们却比大部分人更能适应共和政府的长期存在，因为共和政体打倒了他们的七月王朝，向他们开放了走向政权的道路，一并满足了他们的野心和复仇心，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确实存在的是很严重的恐怖活动。构成多数派主体的昔日保守派，想尽快摆脱共和政体，但因为他们对共和政体的疯狂憎恨，被他们对恐怖的惧怕所强力抑制，而且他们长期以来养成了跟着政权当局走的习惯，所以我们容易使他们让他们的领袖支持我们或只保持中立。众所周知，他们当时的主要领袖是梯也尔先生和莫莱先生。

    在意识到这样的形势之后，我认为要使一切次要的目标服从主要目标。而主要的目标是：防止共和政体被颠覆，特别是防止出现路易·拿破仑的杂种王朝，这在当时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要犯我们的友人所犯的错误，因为我经常记着我们诺曼底人的那句古老格言的深刻意义。这句格言是：“主啊！保佑我不被朋友陷害，我就能保护自己不被敌人侵害。”

    在国民议会中，我们的支持者的首领是拉莫里西埃将军。我曾经十分担心他的性格急躁、轻率冒失，特别是无为而自若。我知道他是那种希望把事办好而不想把事办坏的人，但他又喜欢与其什么也不办不如办点什么为好，而办坏了就自认倒霉。我想派他去一个远方大国出任大使。这个大国就是已经主动地承认我们共和国的俄国。他适于去恢复我们在上届政府时几乎中断了的与俄国的外交关系。我把选任的目光投向拉莫里西埃，叫他担起这个特殊而又重大的任务。他也是最能胜任这项必须由一位将军，而且是出名的将军去完成的工作的人选。我费了很大力气让政府派他出使，但最大的困难是说服共和国总统。总统首先表示反对，当时他不是以直率的语言 【37】 ，而是转弯抹角地对我说（他从不以语言表达他的思想，而有时是故意隐瞒思想），他希望在大国的宫廷里有他合意的大使 。但这不是他的事情，因为大使要由我来领导，我只要求大使能合法国的意。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我又怕是不是会遭到法卢的抵制，因为在当时的内阁里，他是受到总统信任的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法卢同意了。于是，拉莫里西埃出发了。我在很久以前，就对他说过要派他出使俄国；

    他出发后，我的朋友们的行动使我安下心来，于是想到必须获得我们的必要同盟者，或者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 【38】 在这里，我的任务在所有方面都是困难的，因为我除了要做好本部的工作以外，没有内阁的同意 【39】 ，我什么也办不成。在内阁中，有一些人是难得的最诚实的人，但他们在政治上保守和无知，以致我有时不得不遗憾地同知识的懒汉打交道。

    至于王朝正统派，我认为应当让他们对国民教育的管理发生重大影响。我承认这样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40】 ，但只有如此才能使他们感到满意，而反过来，在我们要抑制总统和阻止他推翻宪法的时候，会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个确保王朝正统派支持我们的计划，后来实行了。我们让法卢在他的部自由活动，内阁承认了他向议会提出的关于国民教育的计划。这个计划后来成了（1850年3月15日的） 【41】 法案。我还竭尽全力劝告我的同僚，要同王朝正统派的主要人物在个人方面保持良好关系。我自己首先这样做了，同僚中原来就与王朝正统派有良好关系的人，也立即这样做了。最后我成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唯一中间人。

    的确，我的出身和成长环境，使我比其他人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法国的贵族虽然已经不是一个阶级，但他们仍像一种共济会组织。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尽管个人观点不同，甚至互相敌对，但通过我不知道的某种看不见的纽带而能够相互理解。 【42】

    因此，尽管我在入阁前比任何人都反对法卢，但我入阁后便主动与他成为朋友。而且，他是值得我们设法利用的人 【43】 。我不知道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是不是还会遇到这种极为罕见的人。他在党派活动中，同时具有两件最必要的东西。第一，是具有不断地向既定的目标前进，不因遇到挫折或危险而改变方向的狂热的信心；第二，是具有可以广泛适用的和巧妙地实现唯一的计划 【44】 的既有韧性又有力度的毫不迟疑的精神。在这种条件下，他的诚实 【45】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只是考虑事业，而且不忘个人利益；但总的说来，他非常虚伪，具有非同一般的欺骗性，不过很有效果，因为他在把真伪暂时混进自己的信念之后，就为自己的利益而把真伪塞进他人的信念之中了。这种诚实的唯一秘密，就是能使谎言具有真实的外貌，把他领导的人或与他交往的人引入歧途。

    我尽了一些努力，但始终未能使法卢和迪福尔之间建立起我所指望的良好关系，甚至未能建立起适当的关系。不错，两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是完全相反的：迪福尔的长处正是法卢的短处，或者相反。在心灵深处仍保持真正的西方资产阶级特点的迪福尔，敌视贵族和神职人员，对法卢的处事原则和圆滑的处事方式完全不能将就，而我对此则有点赞赏。但是，我通过多方努力，终于使迪福尔理解不要在法卢主管的部的工作方面找他的麻烦；至于内政部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要他允许法卢发生些微的影响（在可以允许的范围内和必要的范围内），但他却不愿接受我的意见。法卢在他控制的地盘安茹地区，有一个他认为本应当起诉制裁的省长，但他并没有要求撤他的职，甚至没有阻止他被提升，而只主张把他调到其他地方。他认为不把此人调走，这个人的地位就很危险，而且曼恩——卢瓦尔省选出的大多数议员，也要求把他调走。可惜这位省长是共和政体的铁杆支持者，这一点就足以使迪福尔感到不安，同时也让他相信，法卢的唯一目的是把他拉进纠纷之中，利用他来打击他至今一直想要打击而未敢打击的共和派省长。这位省长拒绝调转，法卢坚持己见，迪福尔态度强硬。看到法卢急得在迪福尔的周围乱转，到处求情和呼吁，但又找不到进入迪福尔心灵深处的大门，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迪福尔最初是听任法卢去折腾，后来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或者以晦暗的斜视目光看他一眼 【46】 ，只是简单地回答他说：“我很想知道您为什么不利用您的朋友富谢身为内政部长的机会使您的那位省长摆脱困境。”尽管我认为法卢性格暴躁，但他忍耐住了。他来见我，向我倾诉他的苦衷，从他抱怨的口气中我看出他非常痛苦的心情。后来，我在他们之间进行调解工作。我设法叫迪福尔理解，法卢的这种请求是对一位同僚提出的，不能予以拒绝，至少不要同他搞坏关系。于是，我在一个月期间每天都在二人之间进行调解，而为此所用的精力和策略，比在这个期间我为处理欧洲的一些大事所用的还多。这件无聊的小事，有几次竟要使内阁垮台。迪福尔终于让步，但只是一种谁也不会感谢的拙劣恩赐，即不管法卢满意不满意，把他的那位省长调到别处去 【47】 。

    但在我们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像我已经说过的，怎么对付构成多数派主体的旧保守派。

    旧保守派既有共同的观点来使人们承认他们的优势，又有众多个人的激情来满足自己的要求。他们希望政府建立起强而有力的秩序。在这一点上，我们同他们的立场一样，也同他们一样想建立起这样的秩序，而且要做到他们所能想到的那样，甚至超过他们所想到的。我们对里昂及其邻近的省份实行了戒严。根据戒严令查封了巴黎的6家革命报刊，解散了在6月13日态度暧昧的巴黎国民自卫军的3个军团，将7名国会议员作为现行犯逮捕，对其他30名国会议员进行谴责。在整个法国，都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政府向各级机关发出通告，明确指出现在的政府能够遵守法律，也愿意大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迪福尔在实施这些各式各样的措施时，屡屡遭到残存于议会中的山岳派的攻击；而他则以勇敢的、有力的、挖苦的雄辩语言回击，而且所用语言十分巧妙，摆出背水一战的架式。

    保守派不仅想进行严厉的统治，而且试图利用胜利的机会制定镇压法和预防法。我们虽然认为有必要走这条道路，但又不想随着他们走得太远。

    至于我，我的看法是：在这方面对国民的恐惧心理和合情合理的怨气给予重大的让步是贤明的和必要的；而在如此激烈的革命之后可以拯救自由的唯一办法，是暂时限制自由的范围。我的同僚们也认为应当如此。于是，我们先后提出制定3个法律的议案：第一，禁止俱乐部法；第二，王政时期都没有实施过的严格打击出格的报刊的新闻管理法；第三，使戒严状态正规化的戒严法。有人抗议说：“你们制定的是军事独裁法！”迪福尔回答说：“对！是独裁，但这是议会的独裁。它虽然没有顾及一个自救的社会而享有的不受时效限制的权利，但它丝毫没有可能占有优势的个人权利。无论是王朝的政府，还是共和制的政府，都绝对需要如此。这种必要性是谁制造出来的呢？是谁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忍受18个月的激烈动乱、接连不断的阴谋、可怕的叛乱的痛苦经历的呢？不错，你们说得对，确实是在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这种革命以后出现了使我们又把自由破坏，并把可怕的武器交给当局的可悲局面！但是，犯了错误的不是你们又是谁呢？谁最支持共和制政府？是支持叛乱的人，还是一心要镇压叛乱的人呢？”

    这些措施、法律和语言，曾使保守派感到高兴，但没有使他们满意。老实说，要想使他们满意，只有破坏共和政府而别无他途。尽管他们的谨慎和理性在抑制他们的行动，但他们的本能却一直把他们推向破坏共和政府的道路上去。

    但是，他们特别需要的是，把他们的敌人所占的职位夺过来，并尽快转给他们的支持者或亲近者。我们又在这里看到导致七月王朝崩溃的所有激情。二月革命没有消除这些激情，而只是使它们稍稍得到满足。这是我们的巨大的和长期存在的危险。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还可以作一些让步。但在公职人员之中，还有很多趁革命之机钻进政府的能力不强或腐化堕落的共和主义者。如何处理这批人，我的意见是立即清洗他们，而不要等到人们要求解除他们的职务。其方法是叫人们相信我们的决心，使忠实和有能力的所有共和主义者有权保卫自己。但我未能说服迪福尔去这样做 【48】 。我一再对他说：“我们打算怎样去做呢？同这些共和主义者在一起能拯救共和政体吗？不能，因为这些徒有其名的共和主义者大部分存心利用共和政体消灭我们，而值得称为共和主义者的人，在议会中也不超过100人。我们是在同一些并不爱共和政体的人一起拯救共和政体。因此，我们只能依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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