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一个月

    入狱时我有些钱；不过带在身上的不多，担心钱会被抄没，为了以防万一，我把几个卢布藏了起来，粘贴在福音书的硬封面里边，福音书是可以带进监狱的。这本书和粘贴在里面的钱还是在托博尔斯克的时候别人送给我的，他们也是在流放中受苦的人，流放的时间都有几十年之久了，早就习惯于把每一个不幸的人都视为兄弟。在西伯利亚有一些人几乎要老死此乡，看来一生的宗旨就是要兄弟般地照顾“不幸的人们”，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给予完全无私的崇高的同情和关怀。在这里我不能不简略地追述一次偶遇。在我们的监狱所在的那座城市里住着一位寡居的妇女，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不言而喻，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谁也不能亲自与她结识。看来，她把帮助流放犯定为自己人生的宗旨，不过她最关心的是我们。也许她的家庭也曾遭遇相似的不幸，也许她的某个贴心的亲人也曾由于类似的罪行而遭受苦难，不过她似乎认为，能竭尽所能地为我们效劳是她的莫大幸福。当然，很多事她是无能为力的，她很穷啊。但我们蹲在牢房里感到，在监狱外面有我们的一位最忠诚的朋友。顺便说说，她时常将我们急需知道的信息通知我们。在出狱后准备前往别的城市时，我赶到她家去看看，于是亲自与她结识了。她住在城郊某处一位近亲的家里。她不算老也不年轻，不俊也不丑；甚至无从知道，她是否聪明，是否受过教育？处处都能发觉，她心里有一种无限的仁慈、不可遏止的愿望，一定要使您感到满意、安适、愉悦。这一切都在她那温和、慈祥的目光里明显地流露出来。我和监狱里的一位难友几乎整晚都待在她那里。她就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笑，她也笑，我们无论说什么，她都连忙表示赞同；她匆忙地要尽其所有来款待我们。给我们端来了茶、小吃和甜点，倘若她有一大笔钱，看来她会非常高兴，只因为她就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愿望了，能更加减轻还留在监狱里的那些难友的处境。临别的时候，她拿出两个雪茄烟盒给我们留作纪念。这些烟盒是她亲手用硬纸板为我们粘成的（天知道是怎样粘成的啊），烟盒外面糊了一层彩色纸，和儿童简易算术课本的彩色封面完全一样（说不定就是用算术课本糊的呢）。为了美观，又用金纸在两个烟盒的四周镶上一条细细的边，也许金纸还是她特意到铺子里去买来的。“你们是抽烟的啊，说不定能用得上。”她羞怯地说道，仿佛在为自己的薄礼向我们表示歉意……有些人说（我听到也读到过这种说法），对别人的最崇高的爱同时也是最大的利己主义。可这里哪有什么利己主义呀————我实在无法理解。

    虽然我在入狱时没有多少钱，可我当时不知怎么，就是不能认真地抱怨那些苦役犯，他们几乎在我狱中生活的最初几个小时就骗了我一次，又若无其事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五次来向我借钱。不过我要坦白地承认：有一点使我非常恼火，我觉得，所有这些人以其天真的狡黠，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笨蛋、傻瓜而嘲笑我，恰恰是因为我还第五次拿钱给他们。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是受了他们的欺骗和愚弄，要是相反，我一次次地推托并赶走他们，那么我深信，他们对我反而会远为尊重。可是我无论多么恼火，却不能拒绝他们。我之所以恼火，是因为在这最初的几天里，我正在认真而仔细地考虑，在监狱里我该怎样立身处世，以什么态度行事，或者不如说，该以什么态度与他们相处。我清楚地感觉到，这整个环境对我而言是全新的，我对情况一无所知，仿佛置身于黑暗之中，而在一无所知中度过如此漫长的岁月是难以想象的。应当有所准备。当然，我决定，首先要行为端正，遵循内心和良知的要求。但是我也知道，这不过是一句格言而已，而在我面前毕竟会出现一些最出乎意料的实际问题。

    因此，尽管为了在牢房里安顿下来有很多琐碎的事务要张罗，这方面的情况我已经提到过了，而把我卷入其中的主要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尽管这些琐事多少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可是我仍然愁肠百结，越来越备受煎熬。“死屋！”我有时自言自语，在薄暮中从牢房的台阶上注视着那些囚犯，他们已经下工，聚集在一起，在监狱院子里的空地上懒散地走来走去，往返于牢房和伙房之间。我注视着他们的面容和举止，竭力想了解这都是一些什么人，有什么性格特征？他们在我面前溜达，或愁眉蹙额，或快活得太过分（这两种人是最常见的，几乎就是苦役生活中的典型现象），他们在漫骂或随便交谈，最后，也有人若有所思地独自徘徊，安详而从容，有的人神情疲惫、冷漠，还有一些人（甚至在这里！）竟是一副傲慢自负的样子，歪戴皮帽，斜披皮袄，目光放肆而狡黠，带着肆无忌惮的嘲弄的微笑。“这一切就是我的环境、我现在的世界了，”我想，“不管我愿不愿意，反正得在这里生活……”我打算向阿基姆·阿基梅奇详细询问和了解他们的情况，我很喜欢和他在一起喝茶，以免独自呆坐着。顺便说说，在这最初的一段时间，茶几乎是我唯一的饮食。阿基姆·阿基梅奇从不拒绝喝茶，他会亲自把我们的一个手工制造的可笑的白铁小茶炊坐上，这个小茶炊是M托我保管的。阿基姆·阿基梅奇通常只喝一杯（他还有几只茶杯呢），他稳重地默默喝完一杯，便把杯子递给我，随即动手为我缝被子。可是我要了解的情况，他却未能告诉我，甚至不明白，我怎么会对我们周围那些最接近的苦役犯特别感兴趣，在听我说话时还露出一丝奸笑，那奸笑是我非常熟悉的。“不，看来要亲自体验，而不是到处打听。”我想。

    第四天，就像我去重新戴上镣铐的那天一样，囚犯们一清早就在警卫室前的场地上靠近监狱大门的地方排成两列。队列前后都有荷枪实弹、上好刺刀的士兵面向他们一字排开。士兵有权朝囚犯开枪，要是他试图逃跑的话；但同时也要对开枪负责，如果他不是在最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的话；在苦役犯们公开反抗时也是这样。不过谁会公然逃跑呢？工程军官、军官助理以及几名监督施工的工程士官和士兵都来了。点了名；最先出发的是前往被服厂的部分囚犯；工程管理人员与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只为监狱工作，为整个监狱缝制被服。然后去车间干活的人出发了。再后来就是去干普通的粗活。我也跟着二十来个其他囚犯出发了。在城堡外面的一条结冰的河上有两条平底木驳船，因为不能用了而要拆掉，至少旧木料不会白白地浪费。不过，这些旧木料似乎很便宜，几乎是白给。柴火在城里不值什么钱，而且周围有很多树林。派到这里来，想必只是不让囚犯们无所事事，囚犯们对此也心知肚明。他们干这样的活儿总是萎靡不振、漠不关心，要是工作本身有价值、有意义，特别是能给自己要求到工作量的话，那么情况就几乎完全不同了。这时他们仿佛受到了某种鼓舞，即使得不到任何好处，据我亲眼所见，他们也全力以赴，尽可能把工作干得又快又好；甚至他们的自尊心也起了作用。而在眼前的工作中，干活只是做做样子，而不是实际需要，要求定工作量是很难的，却要一直干到上午十一点击鼓收工为止。这一天是温暖的、雾蒙蒙的天气；雪几乎还没有融化。我们一伙向城堡外的河边走去，镣铐轻微地叮当作响，虽然镣铐是隐藏在衣服下面，但每走一步还是会发出金属碰撞的清脆刺耳的声音。两三个人离开队伍到军需库去领取必要的工具。我和大家走在一起，甚至真的感到很兴奋；我想快些看到并体验一下是什么活儿？苦役犯的劳动是什么滋味？而我自己生平第一次是怎样参加劳动的？

    我还记得所有的细枝末节。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位蓄须的市民，他停下脚步，把手伸进了口袋。我们一伙中的一个囚犯立刻跑过去，摘下皮帽接过他施舍的五个戈比，便急忙转身回来。那位市民画了十字，继续走自己的路。这五个戈比当天上午就拿去买白面包吃了，面包是在我们全组平分的。

    在这批囚犯中像往常一样，有些人愁眉不展、沉默寡言，有些人冷漠而没精打采，还有一些人在懒洋洋地聊天。有一个人不知为什么极其高兴而活跃，他在唱歌，而且几乎一路上都在跳舞，每跳一步就会响起镣铐的叮当声。这就是那个矮胖的囚犯，他在我入狱的头一天早晨，在取水洗脸时与另一个犯人发生争吵，因为那个人竟敢狂妄地自称是鸟中之王。这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名叫斯库拉托夫。最后，他唱起了一首豪迈的歌谣，我还记得它的副歌是：

    背着我为我娶了老婆————

    那时候，我正在磨坊推磨。

    只是没有巴拉莱卡琴伴奏。

    当然，他那异常快活的心情立刻激起了我们某些人的愤怒，甚至被视为一种冒犯。

    “鬼哭狼嚎！”一个囚犯责怪地说道，其实这与他毫不相干。

    “只有狼才这样唱歌，是跟狼学来的，这个图拉人！”另一个人用一撮毛的口音说道，他是脸色阴沉的人之一。

    “我呀，就算是图拉人吧，”斯库拉托夫立刻反唇相讥，“而在你们的波尔塔瓦，你们被面疙瘩噎得透不过气来。”

    “胡说！你自己吃的是什么！用草鞋盛菜汤喝。”

    “而现在好像是鬼在喂他吃桃仁呢。”第三个人在帮腔。

    “弟兄们，我倒真是娇生惯养的人哪，”斯库拉托夫微微叹息着回答道，仿佛在为自己受到娇惯而懊恼，仿佛在对大家而不是对某一个人说话，“从小就是用特制李子干和泛普鲁士白面包饲养的（应为喂养的，斯库拉托夫故意说错），我的几个同胞兄弟如今还在莫斯科开着一家铺子，在流动货摊上卖风，都是大富商。”

    “你卖什么呢？”

    “各种商品都有啊，我们都发了。就在那时，弟兄们，我得到了第一次的二百……”

    “难道是二百卢布！”一个人好奇地接话道，听说这么一大笔钱，甚至惊得浑身一震。

    “不，亲爱的，不是二百卢布，而是二百棒。卢卡啊，卢卡！”

    “有的人可以叫我卢卡，你却要用敬称卢卡·库兹米奇。”一个矮小清瘦的尖鼻子囚犯不乐意地应声答道。

    “好吧，卢卡·库兹米奇，随你的便吧，就这么办。”

    “有的人可以叫我卢卡·库兹米奇，你却要叫我大叔。”

    “好吧，就依你叫大叔，不值一提！我本想说句知心话来着。嗨，弟兄们，就是想说说，为什么我在莫斯科攒钱的时间不长；在那里，最后又抽了我十五鞭子，便打发我走人。我就……”

    “可为什么要把你打发走呢？……”一个留心听故事的人打断了他的话。

    “说我不可以去检疫所呀，不可以喝瓶塞呀，不可以瞎扯呀；所以我，弟兄们，没能在莫斯科真正成为富翁。可我非常、非常、非常想发财。我是太想发财了，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呢。”

    许多人都开怀大笑。显然，斯库拉托夫是个喜欢找乐子的人，或者不如说喜欢充当供人取乐的角色，仿佛觉得自己有义务使愁眉苦脸的难友们快活起来，当然，除了挨骂他是一无所获的。他属于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类型，关于这个类型的人，也许我还会谈到。

    “现在就可以把你像黑貂一样宰了，”卢卡·库兹米奇说，“瞧，一件衣裳就值上百卢布呢。”

    斯库拉托夫穿的是一件破旧不堪的小皮袄，四面都打了补丁。他相当冷漠而又细心地把它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下。

    “不过脑袋很值钱呢，弟兄们，脑袋啊！”他接茬道，“告别莫斯科的时候，我感到很欣慰，就因为脑袋是跟我一起走的。再见了，莫斯科，谢谢你的澡堂，谢谢你的自由精神，你在我身上留下了一道道光荣的鞭痕！而皮袄，亲爱的，你就不必看了……”

    “那就看你的脑袋？”

    “这脑袋也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施舍的，”卢卡又掺和进来了，“是在秋明有人看在基督分上施舍给他的，当时他与一大批囚犯正好路过。”

    “斯库拉托夫，莫非你有手艺？”

    “什么手艺啊！他是给人带路的，带着一伙乞丐，拖着他们的赤条条的孩子，”一个脸色阴沉的人说，“这就是他的手艺了。”

    “我倒是尝试过缝制靴子，”斯库拉托夫不理会对他的挖苦，若无其事地回答道，“总共只缝制了一双靴子。”

    “有人买吗？”

    “碰巧有一个，看来是个不畏上帝、不敬父母的人；他买了我的靴子，————这是上帝要惩罚他啊。”

    斯库拉托夫周围的人全都笑得前仰后合。

    “后来我又开始工作，已经是在这里了，”斯库拉托夫漠然地接着说道，“给斯捷潘·费多雷奇·波莫尔采夫中尉上靴头。”

    “怎么样，他满意不？”

    “不，弟兄们，不满意。他咒我倒霉一千年，还在我背后用膝盖狠狠地顶我。他可真是气坏了。唉，我的生活在糟践我，服苦役的生活在糟践我啊！”

    过了一会儿工夫，阿库琳娜的丈夫出来了……

    蓦地，他又响亮而悠扬地唱了起来，一边纵跳自如地用脚踏着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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