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个月

    我入狱的三天之后被派出去干活了。这干活的第一天是我难以忘怀的，不过这一天我并没有发生什么很不平常的事情，至少要考虑到我所遭遇的一切本来就是不平常的。然而这也是最初的印象之一，而我还在继续贪婪地审视一切。这最初的三天我是在极其苦恼的心绪中度过的。“我的漂泊终于结束了：我在监狱里啦！”我不时地自言自语，“这就是我将度过漫长岁月的栖身之地了，我是带着那样不信任的痛苦的心情踏进了这个角落……谁知道呢？也许多年后要离开的时候，我还会依依惜别呢！……”我加了一句，不无幸灾乐祸之感，这种感觉有时会变成一种欲望，要故意地触动自己的创伤，仿佛想欣赏一下自己的痛苦似的，仿佛对不幸处境的充分领悟真的有一种快感。对这个角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惜别之情的想法使我自己不禁骇然：我当时就预感到，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会达到何等匪夷所思的程度。但这是后话，眼前我周围的一切是充满敌意的，因而是可怕的……不过并不是一切，不言而喻，这只是我的错觉而已。我的服苦役的新难友们打量我的那种强烈的好奇，他们对突然出现在他们阶层里的贵族出身的新囚犯的分外严厉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有时几乎会变成敌视，————这一切使我太苦恼了，以致我但愿快点儿去干活，以便尽快把我的全部苦难都了解并体验一遍，开始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地生活，尽快和所有的人一样走上生活的常轨。不言而喻，我当时对那些就在自己鼻子底下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注意到和料想到：我还不善于在敌意中辨别可喜的方面。不过，甚至在这三天里我也遇到了几位和蔼可亲的难友，当时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对我最和蔼可亲的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在其余那些脸色阴沉、怀有敌意的几个苦役犯之中，我也不可能不注意到几个和善而愉快的人。“到处有坏人，坏人中间也有好人，”我急忙聊以自慰地想，“谁知道呢？也许这些人并不比留在监狱外面的其余的人坏到哪里去呢。”我这样想，又对自己的想法摇了摇头。然而，天哪！但愿我当时就知道，这个想法也是何等正确的真理啊！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人，只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后我才完全了解了他，而他几乎在我服苦役的全部期间都和我在一起，而且经常在我身边。他就是囚犯苏希洛夫。我现在只要一谈起不比别人坏的犯人，立刻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来。他是服侍我的。我还有另一个仆人。阿基姆·阿基梅奇从最初几天起就向我推荐了一个名叫奥西普的囚犯，说我要是讨厌公共伙食，有钱自理的话，每月付给他三十戈比，他就每天给我烹调菜肴。奥西普是囚犯们选举到两个伙房里去的四名伙夫之一，不过是否接受大家的推举完全由他们自主决定；接受后，哪怕第二天就推辞也行。当伙夫就不用去服劳役了，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烤面包和煮菜汤。我们不是叫他们伙夫，而是叫他们厨娘，不过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蔑视，何况选进伙房的都是一些精明能干而且尽可能要办事公道的人，叫他们厨娘只是亲切地开个玩笑，我们的那几个伙夫一点也不会见怪。奥西普几乎总能被选上，他一连几年几乎老是当厨娘，偶尔在极其苦闷而又极想贩私酒的时候才暂时不当。他是少有的正派而谦和的人，尽管是因为走私而入狱的。这就是我曾提到过的走私犯，一个高大、健壮的小伙子；他是什么都怕的胆小鬼，特别怕鞭刑，安静、温顺，对谁都温和亲切，从未和人吵过架，可是，尽管他那么胆小怕事，却不能不贩私酒，因为走私是他的嗜好。他也和其他伙夫一起贩卖私酒，不过，规模当然不大，例如比不上卡津，因为他没有甘冒巨大风险的勇气。我和这个奥西普一直和睦相处。至于花钱自理饮食，需要的钱是很少的。我敢说，我一个月花在自己饮食方面的钱只要一个银卢布就够了，当然，吃面包是不花钱的，因为面包是公家的，有时也喝不花钱的菜汤，如果太饿了，也就顾不得那菜汤难以下咽了，不过，后来这难以下咽的感觉几乎完全消失。我通常是买一块牛肉，一天一磅。冬天我们这里的牛肉很便宜。牛肉是由一名残疾军人到市场上去买的。我们每间牢房都有一个维持秩序的残疾军人，他们自愿地尽义务，天天上市场为囚犯们购物，而且几乎不收任何报酬，除非是一些不值一提的东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安宁，否则他们在监狱里是待不下去的。他们就这样偷偷地带来烟草、砖茶、牛肉、面包圈等等，等等，只有酒例外。没有人托他们带酒，虽然偶尔还拿酒款待他们。奥西普有好几年为我做的都是同样的一块煎牛肉。它是怎样煎出来的————这是另一个问题，而问题却不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和奥西普在这几年里几乎没有说上两句话。我曾多次与他攀谈，可是他好像不善于交谈：往往只是微微一笑，或者回答一声是的或不，就没有下文了。看着这个仿佛长不大的只有七岁的赫拉克勒斯不免令人诧异。

    但除了奥西普，经常帮助我的人还有苏希洛夫。我没有叫他来，也没有找过他。他不知怎么自己跑来找我，要听我的差遣；我甚至不记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也不记得前后的经过。他开始为我洗衣服。牢房外面专门为洗衣服挖了一个很大的污水坑，囚犯们的衣服就是在污水坑边上用公家的木盆洗的。此外，为了巴结我，苏希洛夫还主动想出千百种不同的办法来尽义务：替我把茶炊坐在炉子上，东跑西颠地为我办事，给我找寻什么东西，把我的短上衣送去修补，每月给我的靴子上四次油；他做这些事又热心又匆忙，仿佛肩负着天知道多么重大的责任，————总之，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完全结合在一起了，而且把我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他自己身上。例如，他从来不说“您有几件衬衣，您的短上衣破了”等等，总是说：“咱们现在有几件衬衣，咱们的短上衣破了。”他一个劲儿地看我的眼色行事，似乎这就是他一生的主要职责所系。手艺，或者如囚犯们所说的行当，他一样也不会，看来他只能从我这里赚点儿小钱了。我力所能及地给他一些酬劳，也就是几枚铜币而已，他总是满意地默默收下。他不能不为别人效劳，他之所以挑中我，看来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和蔼一些，付钱更公道一些。像他这种人永远发不了财，其处境也永远得不到改善，而在我们这里往往受雇于人，替赌徒望风，整夜守在寒冷的穿堂里，倾听院子里的每一种响动，以防少校教官突然出现，为此收取五个银戈比作为几乎干了一个通宵的报酬。万一有了失误，就会丧失一切，还要付出脊背挨鞭子的代价。我在前面曾说到过他们。这些人的典型特点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而且几乎在任何人面前都泯灭自己的个性，而在共同活动中所扮演的甚至不是二流角色，而只是三流角色。苏希洛夫是很可怜的人，他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甚至被打得蔫了，不过在我们这里谁也没有打过他，其实他天生就是个蔫头耷脑的人。我不知怎么总是可怜他。哪怕看他一眼，怜悯之情便会油然而生，为什么可怜他呢————我自己恐怕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想和他谈谈也不行；他也不善于交谈，看来谈话让他很费劲，你要是为了结束谈话，叫他做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跑跑腿，只有这时他才会活跃起来。最后，我甚至确信，我这样做使他得到了快乐。他不高也不矮，不漂亮也不丑，不聪明也不蠢，不年轻也不老，脸上略微有些麻子，头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浅色的。关于他你永远不可能说什么太肯定的话。能肯定的只有一点：在我看来以及据我推测，他属于西罗特金那一伙，他之所以属于那一伙，也仅仅由于他的任劳任怨和逆来顺受。囚犯们有时会嘲笑他，主要是因为他在与一帮犯人到西伯利亚来的半路上改名换姓，就为了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而改名换姓。就因为他把自己卖得这么贱，囚犯们才嘲笑他的。改名换姓的意思是与某个人互换姓名，因而也互换了一生的命运。这个事例不管多么荒唐，然而它是公平的，而且在我们那时这种事还盛行于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囚犯之间，因传说而广为人知，并且被一定的形式所固定下来。起初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不过最后不得不相信无可置疑的事实。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例如，一批囚犯被送往西伯利亚。各种人都有：有的去服苦役，有的去养马场，有的是移民；都在一起走。在途中某地，就比如在彼尔姆省吧，一个流放犯想和别人互换姓名。例如，一个名叫米哈伊洛夫的是杀人犯，或犯有其他严重罪行，认为去长年累月地服苦役对自己没好处。假定他是个狡猾的老江湖，熟悉情况。于是他在这批犯人当中寻找一个比较迟钝、怯懦、逆来顺受而判刑较轻的人：或是要去养马场待上几年，或是移民，即使是去服苦役，刑期较短也行。最后他找到了苏希洛夫。苏希洛夫出身家仆，只是要流放到移民点去定居。他已经走了一千五百俄里，当然身无分文，因为苏希洛夫永远是一文不名的：他虚弱至极，疲惫不堪，只靠公家的伙食活着，想偶尔吃一块甜点也办不到，穿的是囚服，为了可怜的几枚铜币替别人跑腿。米哈伊洛夫开始和苏希洛夫闲聊，接近他，甚至成了朋友，最后到了某个阶段又请他喝酒。终于问他：想不想改名换姓？他说，我，米哈伊洛夫，如此这般倒也不一定是去服苦役，而是要去“特别部”。虽然也是服苦役，不过是特别的，所以轻松些。单人囚室在其存在期间，甚至领导机关，比如彼得堡的领导机关也不是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独立的、特殊的角落，位于西伯利亚的一个偏远地区，人也不多（在我们那时候，里面大约有近七十人），要发现它的踪迹都很难。我后来遇到一些有公职和了解西伯利亚的人，他们听我说起才头一次听说有“特别部”。在法律汇编中说到它的总共只有六行字：“在某监狱设立单人囚室，为最重要的罪犯而设，直至在西伯利亚开始最繁重的劳役为止”。甚至这个“部”的囚犯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部”是什么？是无期还是有期？期限没有规定，只是说：直至在西伯利亚开始最繁重的劳役为止，仅此而已；这就是说，“苦役活要一直干下去”。难怪苏希洛夫不知道这个情况，况且这批犯人谁也不知道，连被流放的米哈伊洛夫本人也不例外，他根据自己的罪行判断，也许会对“特别部”有个概念，他的罪行太重了，由于这个重罪他已经走了三四千俄里。因此他是不可能被流放到什么好地方去的。苏希洛夫是到移民点去的；还有比这更好的吗？“你愿意改名换姓吗？”苏希洛夫已经有了醉意，头脑迟钝，对善待他的米哈伊洛夫充满了感激之情，因而不好意思拒绝。何况他在伙伴们当中已经听说，改名换姓是可以的，别人也在改名换姓嘛，因此这里并没有什么闻所未闻的离奇之处。他们谈妥了。昧良心的米哈伊洛夫利用苏希洛夫的缺心眼，用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买下了他的姓名，他立即当着证人们的面把这些东西交给他。第二天苏希洛夫酒醒了，可是人家又给他灌酒，嘿，这就不好拒绝了：收到的一个银卢布已经喝掉了，过了一会儿那件红衬衣也喝掉了。你不愿意，那就还钱。苏希洛夫从哪里能搞到整整一个银卢布呢？要是不还钱，大伙儿就会强迫他还：大伙儿对这一点是很严格的。何况既然答应了，就该照办，————这也是大伙儿所坚持的。否则决不会放过他。也许会暴打一顿，甚至干脆打死，至少也会恐吓他。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大伙儿哪怕只姑息一次，那么交换姓名的惯例就会从此结束。如果可以拒不履行诺言，在收钱后破坏已经谈妥的交易，那么以后谁还会做这种交易呢？总之，这是涉及大伙儿的公共事务，因此这批犯人对这种事情是非常认真的。最后苏希洛夫看到，求饶也是枉然，便决定无保留地同意。他向全体犯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必要的话，还得向某些人表示感谢，以酒款待呢。当然，他们是无所谓的：米哈伊洛夫或苏希洛夫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好吧，酒也喝了，宴请过了，————从此他们就应该守口如瓶。到达第一个羁押站，例如，要点名了；喊到米哈伊洛夫：“米哈伊洛夫！”苏希洛夫答道：有！“苏希洛夫！”米哈伊洛夫大叫：有！————以后也是这样。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在托博尔斯克要对犯人分别处理了。“米哈伊洛夫”到移民点去，而对“苏希洛夫”要加强警卫，押送到单人囚室。以后再要提出异议就不可能了；实际上还能找到什么证据呢？这样的案子会拖上多少年？此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最后，证人在哪里？即使有，他们也会翻供。结果就是这样，苏希洛夫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衣而走进了“特别部”。

    囚犯们嘲笑苏希洛夫，不是因为他改名换姓（不过改名换姓，以轻劳役交换更重的劳役的人，正如所有上当受骗的傻瓜一样，总是会受到蔑视的），而是因为他只要了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这个价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通常会要一笔巨款，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有时甚至要好几十卢布。但苏希洛夫那样逆来顺受、毫无个性，被人人所藐视，似乎连嘲笑他都觉得犯不着。

    我和苏希洛夫在一起生活了很久，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渐渐地对我非常依恋；我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我对他也很随便。可是有一天————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有一件事情他没按我的要求去做，而他又刚刚拿过我的钱，我居然冷酷地对他说：“瞧，苏希洛夫，钱您倒是拿了，却没有好好做事。”苏希洛夫没吭声，立即为我办事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却突然悲伤起来。过了两天。我想，他这样伤心不可能是因为我说的话啊。我知道，一个囚犯安东·瓦斯利耶夫曾向他索讨一笔小债。他大概没有钱还债，又怕找我要。第三天我对他说：“苏希洛夫，您好像要找我要钱，为了还安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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