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个月

了还安东·瓦斯利耶夫吧？给，拿去吧。”我当时坐在通铺上；苏希洛夫站在我面前。他似乎很吃惊，我会主动给他钱，主动想起他的难处，特别是在他看来，最近已经拿了我太多的钱，所以想也不敢想，我还会拿钱给他。他看看钱，然后又看看我，突然转身走了出去。这一切使我非常诧异。我也跟着出去了，在牢房外面找到了他。他站在监狱的立柱围墙旁边，面对围墙，头顶着墙，一只手支在墙上。“苏希洛夫，您这是怎么了？”他不看我，我非常惊讶地发觉，他简直要哭了。“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以为，”他声音断断续续地说，竭力看着一旁，“我为您效劳……是为了钱……可我……我……唉！”这时他又转身向墙，前额甚至在墙上撞了一下，————随即痛哭失声！……我头一回在监狱里看到有人在哭。我竭力安慰他，虽然他从此只要可能就更热心地为我效劳并“观察我”，可是根据某些难以觉察的迹象，我注意到，他心里永远不会原谅我责备他的那些话了。可别人在嘲笑他呀，一有机会就使他难堪，有时骂他骂得很凶，而他与他们却能和谐友好地相处，从来不会生他们的气。是呀，要真正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即使在相识多年之后！

    这就是为什么乍一看，苦役生活不可能像后来那样，向我呈现它的真实面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即使全神贯注地观察一切，毕竟不可能看清就发生在我鼻子底下的很多事情。自然，起初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一些重大的突出现象，不过我对这些现象的领会可能也是错误的，它们在我的心里所留下的只是沉重、绝望而忧伤的印象。我和A的相逢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也是一名囚犯，入狱比我略早，在我服苦役的初期，他给我留下的特别痛苦的印象使我大为震惊。不过，我在入狱前就已经知道，我会在这里遇到A。他使我在这最初的艰难时期惴惴不安，加剧了我内心的痛苦。关于他我不能避而不谈。

    这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例子，说明一个人能腐化堕落到什么地步，能在何等程度上毫不勉强、毫无悔意地扼杀自己内心的一切道德观念。A是出身贵族的年轻人。关于他我曾多少提到过，说他把监狱里的情况全都捅给我们的少校，还和他的勤务兵费季卡做朋友。他的简历如下：他没有完成任何学业，在莫斯科与因其堕落而吃惊的亲人们闹翻以后，来到了彼得堡，为了搞到钱，他决定干一桩告密的勾当，即出卖十个人的鲜血，以便立即满足他那欲壑难填的极其粗鄙下流的享乐欲望，在彼得堡和它的那些市民大街和糖果糕点店的诱惑下，竟如此贪图享乐，以致一个并不愚蠢的人竟会干出这种不明智的疯狂勾当。他很快就被人揭发了；他的告密牵连了无辜的人们，使另一些人受到蒙骗，因而被流放西伯利亚，在我们监狱里服刑十年。他还很年轻，他的人生刚刚开始。按理说，他的命运发生这样可怕的变故，应当使他警醒，激发他的天性起而反抗，以求转机。但是他恬不知耻地接受了自己的新的遭遇，甚至毫无悔改之意，面对这种遭遇没有道德上的愤慨，除了被强制劳动、不得不告别那些糖果糕点店和三条市民街，竟无所畏惧。他甚至觉得，苦役犯的身份只是使他更能放开手脚，去干一些更加卑鄙龌龊的勾当。“苦役犯就是苦役犯嘛；既然是苦役犯，那么为非作歹就是可以的了，并不可耻。”一字不差，这就是他的看法。我是把这个可恶的家伙作为一种现象来回忆的。我有好几年生活在杀人犯、淫棍和臭名远扬的恶徒之间，但是我敢肯定，我生平还从未遇见过像A这样道德沦丧、贪淫好色、卑鄙下流的无耻之徒。我们这里有一个弑父凶手，是贵族出身；我曾提到过他；但我根据许多细节和事实断定，甚至这个人也比A远为高尚，远富于人性。在我看来，在我劳役生涯的整个时期，A就是有牙、有胃的行尸走肉，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想得到最粗鄙、最兽性的肉体享受，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肉体享受，他能极其冷血地屠杀、宰割，总之无所不为，只要能销赃灭迹。我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我是很了解A的。这是一个例子，在精神上不受任何规范、任何法制制约的人的肉体会堕落到什么地步。看着他那永远挂在脸上的讥讽的微笑，我是多么反感哪。这是一个怪物，精神上的卡西摩多。而且他又狡猾又聪明，相貌英俊，甚至受过一些教育，有能力。不，社会上有这种人比火灾更糟糕，比瘟疫和饥荒更糟糕！我曾说过，在监狱里全都堕落了，窥探和告密盛行，囚犯们决不会因此而愤慨。相反，他们与A都很和睦，而且对他比对我们更为友好，简直无法比拟。而我们的醉醺醺的少校对他青眼有加，更增加了他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和分量。顺便说一下，他使少校相信，他会描摹肖像（而对囚犯们却说，他是近卫军中尉），于是少校要求派他到自己家里工作，当然是为了给少校画一幅肖像。他就是在这时与勤务兵费季卡结交的，而费季卡对自己的老爷，因而也对监狱里的所有人以及所有事务都有非常大的影响。A是根据少校的要求秘密监视我们的，少校在喝醉酒扇他耳光时，就骂他是特务和密探。往往就在他挨打后，少校立刻坐到椅子上，命令A继续作画。我们的少校似乎真的相信A是杰出的画家，几乎把他视为布留洛夫，这位画家是他也听说过的，但还是认为有权打他的耳光，他的说法是，即使你就是那位画家，现在却是一名苦役犯，即使你就是大画家布留洛夫本人，而我毕竟是你的上司，因而我就可以对你为所欲为。顺便说一下，他强迫A为他脱靴，强迫他把各式花瓶从卧室里搬出来，但还是很久也没有放弃这个想法，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肖像画无限期地拖了下去，几乎拖了一年之久，少校终于看出来了，此人在哄骗他，于是认定画像是画不成了，相反，一天天过去，画得越来越不像他了，他勃然大怒，把画家痛打了一顿，罚他到监狱里去干粗活。A看来对此很是惋惜，他心情沉重地告别了悠闲的日子，告别了少校餐桌上的残杯冷炙，告别了好友费季卡以及他俩在少校的厨房里发明的各种美味。至少在斥退A以后，少校停止了对囚犯M的迫害，A曾在少校面前对M大肆诽谤，原因是：A入狱时M很孤单。他非常苦闷；与其余的犯人没有任何交往，对他们抱着恐惧和极端厌恶的态度，不注意也看不到与他们和解的任何可能，也不愿接近他们。人家也同样地敌视他。总之，像M这样的人在监狱里的处境是可怕的。M不了解A入狱的原因。相反，A却看出了他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便立即使他相信，他被流放与告密完全无关，和M被流放几乎是由于同样的原因。M大喜过望，以为遇到了知音。他在服苦役的初期照料他，安慰他，料想他一定有困难，便把自己仅有的钱都交给他，供他饮食，拿出必需品与他合用。可是A却立刻就敌视他了，恰恰是因为他品格高尚，因为他那么愤慨地看待一切卑鄙行径，恰恰是因为他和他是完全不同的人，于是一有机会便急忙把M在闲谈时对他谈到监狱和少校时所说的话，通通向少校告发。因此少校极其憎恨M并迫害他。要不是警卫长进行干预，他就会大祸临头。后来M知道了他的卑劣行径，A不仅毫无窘态，甚至还喜欢与他相见，嘲弄地看着他。这似乎使他感到很得意。M本人曾屡次对我谈起这一点。这个卑鄙的畜生后来与一个囚犯和一名押送兵一起逃跑，不过关于这次逃跑我以后再说。他起初对我也是百般巴结，以为我还没有听说他的过去。我再说一遍，他使我在苦役生活的初期更加苦闷。我被投入其中、深陷其中的卑鄙恶劣的环境使我胆战心惊。我以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那么卑鄙无耻。但是我错了：我是根据A评判所有的人。

    在这三天里，我怀着苦闷的心情在监狱里走来走去，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把公家发给我的麻布交给阿基姆·阿基梅奇为我指定的一个可靠的囚犯，为我缝制衬衣，当然是要付工钱的（几枚铜币一件），按照阿基姆·阿基梅奇的一再劝告，我为自己添置了一个折叠式的小床垫（用麻布包起来缝上的毡子），像一片薄薄的煎饼，还添置了一个塞满羊毛的枕头，由于不习惯觉得硬邦邦的。阿基姆·阿基梅奇尽心竭力地为我操办这些事情，还亲自参与，亲手用公家旧呢子的碎片为我缝制了一床被子，旧呢子来自我从其他囚犯那里买来的破旧的长裤和上衣。公家的东西超过使用期，便属于囚犯私人所有；这些东西立即就在监狱里出售；不论怎样破旧，都可以作价出让。当初我对这一切感到很惊讶。总之，这是我最初与人们接触的时期。我自己突然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平民百姓，一样的苦役犯。他们的习惯、观念、见解、习俗仿佛也成了我的了，至少在形式上、法律上是这样，虽然实质上我并不认同。我又惊讶又惶恐。仿佛此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情况，也没有听说过，其实我是知道的，而且也听说过。然而现实给我留下了完全不同于仅仅知道和耳闻的印象。例如，在从前的任何时候，我能料到这些东西，这样的破烂也能叫作东西？可我不是用这些破烂给自己缝制了一床被子吗！简直难以想象，规定用来做囚服的呢子是哪一种呢子。看上去好像真像呢子，像厚厚的士兵呢；可是稍微穿一穿，它就变得像一种渔网了，令人气恼地一撕就破。不过，发下来的呢衣服规定以一年为期，可是连这个期限也很难应付过去。囚犯要干活，要负重，衣服很快就磨破了，撕破了。皮袄是以三年为期的，在此期间，既当衣服穿，也用来当被子和床垫。但皮袄很结实，哪怕到了第三年末，使用期限即将完结的时候，往往还能看到有人把皮袄穿在身上，不过已用麻布打满了补丁。尽管如此，甚至已破烂不堪的皮袄，只要过了使用期限，还可以卖四十戈比银币。一些保存得较好的可以卖到六十甚至七十戈比银币，在监狱里这就是一大笔钱了。

    钱嘛，我已经说过了，在监狱里是有惊人的意义和能量的。可以肯定地说，在监狱里一个一文不名的囚犯，比多少有点钱的要痛苦十倍，尽管前者从公家那里也能得到一切应有的保障，按说他要钱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的管理人员就是这么说的。此外，我要再说一遍，如果囚犯完全不可能拥有自己的钱，他们就会发疯，或者像苍蝇一样成批地死去（尽管他们在各方面都是有保障的），或者最后会铤而走险，干出闻所未闻的暴行，有些人是由于苦闷，有些人是但愿尽快被处死、被毁灭，反正是要“换个结局”（行话）。要是一个囚犯几乎用血汗赚了一点钱，或决心为了搞到这点钱而使用非凡的巧计，往往还伴之以盗窃和欺骗，同时却又轻率地、孩子般毫无意义地乱花钱，那么这并不能证明，他不爱惜钱，虽然乍一看会有这样的错觉。囚犯的贪财到了浑身痉挛、神志不清的程度，假如在饮酒作乐时，真的挥金如土的话，那么他是为了一种比钱更高一等的东西而挥金如土。对囚犯们来说，比钱更高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自由，哪怕是关于自由的某种幻想。而囚犯们都是大幻想家。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有话要讲，不过话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不知别人信不信，我见到过一些被流放二十五年的犯人，他们竟非常平静地亲口对我说过这样的一些话：“等一等吧，上帝保佑，服刑期满，那时就能……”在这里“囚犯”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仅仅表示一个人失去了自由；而挥金如土已经是一种自由的行动了。无论什么样的烙印、镣铐、可恨的立柱围墙把他和世界隔开，使他像野兽被关在笼子里一样与世隔绝，他照样能搞到酒，也就是严加禁止的享乐，照样能享用麝香草莓，甚至有时还（并非总能做到）收买那些最接近的管理人员、残疾军人甚至中士，让他们对他违法乱纪的行径视而不见；除了做交易之外，甚至还敢戏弄他们，而囚犯是最爱戏弄人的，换句话说，最爱在难友面前显摆自己，哪怕暂时地让自己相信，他拥有的自由和权力远大于人们所想象的，————总之，他可以纵酒、闹事，可以肆意欺凌一个人，以此向他证明，这一切他都敢作敢当，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要使自己相信，他这个可怜虫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顺便说一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囚犯们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也会表现出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喜欢胡闹、浮夸、可笑而又极端幼稚地，哪怕是捕风捉影地自吹自擂。最后，在这纵酒胡闹中自有一种侥幸心理————这一切毕竟有点儿生活的幻象、遥远的自由的幻象啊。而你为了自由有什么是不愿献出的呢？一位百万富翁在绞索勒紧他的脖子的时候，难道他不愿献出百万家私，换取猛吸一口气的机会？

    有时管理人员感到诧异，一名囚犯几年来温顺安静，堪称表率，甚至因为品行端正当上了十人组工头，突然却仿佛有鬼附体似的胡闹起来，纵酒作乐，无事生非，有时甚至干脆以身试法：或公然冒犯长官，或杀人，或强奸，如此等等。看着他就令人诧异。但这个似乎最不可能出事的犯人的这种突然爆发，————其全部原因也许就是个人的一种苦闷的、狂躁的发泄，一种想表现自己以及自己的被凌辱的个性的欲望，这欲望是蓦然出现的，达到了愤怒、癫狂、茫然、爆发和痉挛的程度。也许可以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被活活埋在棺材里，醒来后便拼命撞击自己的棺材盖，使尽力气要推开它，当然，理智会让他明白，他的一切努力都将归于徒劳。但问题恰恰在于，这时已谈不上理智了：这时只有痛苦的痉挛。还要考虑到一点，囚犯个性的几乎任何自发的表现都被视为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觉得，表现得强烈与否是无所谓的。要饮酒作乐，那就饮酒作乐，要冒险，那就不顾一切地去冒险，哪怕去杀人呢。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况且这个人喝醉了，要拦也拦不住！所以要想方设法，千万不要弄到这种地步。大家都能安心一些。

    不错；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