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第三部 第四章

    一

    现在我要来讲最后的灾难，以此结束我的这部记事录。但是为了继续写下去，我必须先作个交待，提前说明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我做的时候，我并不完全蒙在鼓里，但是等我知道了，完全弄清楚之后，又已经太晚了，因为那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要不然我就说不清楚，因为所记所写就会变得像谜一样，令人捉摸不透。因此我只好牺牲所谓艺术性；作一些直截了当的普通说明，我将这样来做，仿佛这不是我写的，并不搀杂我的个人观感，就像报纸上常见的一则entrefilet一样。

    问题在于，我儿时的发小兰伯特，很可以算是，甚至简直可以算是那些坏透了的小流氓团伙里的一员，他们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目的就是为了做现在大家称之为敲诈勒索的那种勾当，对此，现在，在法典上都可以找到定罪和量刑的依据。兰伯特参加的那个团伙，早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并在那里作过许多案（后来这一团伙已被部分破获）。我后来听说，他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有经验，也非常不笨的头目，而且这人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干他们的那套勾当，有时是全体出动，有时则分散出击。他们所干的事，除了极其肮脏、极其卑鄙下流的事情以外（不过这类消息已经在报上披露过了），还在他们的头头领导下干一些相当复杂，甚至十分奸诈的勾当。关于其中的某些勾当，我是后来才听说的，但是现在我并不想详细讲。我只想提到一点，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先去打听别人的某些隐私（有时候这些人还是非常好的正人君子和地位相当高的人）；紧接着他们就去找这些人，以公布证据相威胁（有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证据），如果要他们保持沉默，就必须付钱。有些事并无大错，也根本算不上犯罪，但是，甚至一个十分硬气的正派人也怕公布这些事情。他们瞄准的大部分是家族隐私。为了说明有时候他们的头头干得多么机智和高明，我想撇开任何细节，仅用三言两语讲一件他们所干的把戏。在一个非常好的好人家，发生了一件的确很罪过，而且犯法的事；具体说，就是有一位有名的、受人尊敬的人的妻子，跟一位年轻而又富有的军官私通。他们刺探到这一消息后是这样行动的：他们直接让那个年轻人知道，他们将告知那女人的丈夫。他们没有任何证据，甚至连最微小的证据也没有，那个年轻人对此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再说他们也不想瞒他；但是，他们手段之所以高明，他们打算之所以狡诈，全在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这位被告知的丈夫，即便没有任何证据，也会像他已经获得确凿无疑的证据一样，采取同样的行动。他们在这里瞄准的就是知晓此人的性格，知晓此人的家族状况。主要是参加这一团伙的有个年轻人，他本人就出身在这个有身份的圈子里，他已经预先搞到了必要的情报。他们已从这个情夫身上敲到了很大一笔钱，而且对他们毫无危险，因为受害人本身就渴望保密。

    兰伯特虽然参加了，但并不完全属于这个莫斯科团伙；他尝到甜头以后，便开始一点一滴地慢慢干，并且作为试验，开始独立行动。我要预先说明的是：他并不完全适合干这一行。他这人非常聪明，也有计谋，但是性子急。此外，还太老实，或者不如说，还太天真，就是说既不了解人，也不了解社会。比如说，他似乎根本就不了解那个莫斯科头目的作用，以为指挥和组织这样的勾当是十分容易的。最后，他几乎把所有的人都认为跟他自己一样是坏蛋。或者，不如说，他一旦认定某某人害怕，或者因为什么缘故可能害怕，他就会毫无疑问地认定此人真的害怕了，就像他毫不怀疑公理似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清楚这个道理；以后我会用事实来说得更清楚些。但是，依我看，他虽然思想发达，但相当粗俗，而对有些善良的、高尚的感情，他不仅不相信，甚至，也许，都不明白这样的感情为何物。

    他来到彼得堡，因为他早就想到彼得堡来一试身手了，他认为彼得堡是比莫斯科更为广阔的天地，还因为他在莫斯科的某处，因为什么事碰了壁，现在正有人在到处找他，准备向他下毒手。他一到彼得堡就立刻同他过去的一名同伙联络上了，但是活动范围很小，小打小闹而已。后来他认识的人扩大了，但也没有形成任何气候。“这儿的人全是草包，这儿的人净是些不中用的娃娃。”后来他对我说。就在这时，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他忽然发现我躺在围墙下，都快冻僵了，竟瞎碰瞎撞地撞上了一件能够“发大财”（按照他的说法）的“事儿”。

    这全怪我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当时我正躺在他的住地，人也渐渐暖和了过来。噢，我当时就像说胡话似的！但是在我说的话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在那倒霉的一天，我碰到的种种窝火的事情中，最窝火的事无过于我牢记在心和念念不忘的由比奥林格和她惹出来的那件糟心的事：要不然的话，我在兰伯特那儿也不会胡言乱语地净胡说这件事，而会旁及其他，比如，谈到泽希科夫赌场什么的；然而事实上我却只说了前面的事，这是后来兰伯特亲口告诉我的，我也才知道这事的前因后果。再说，在那个可怕的早晨，我也似乎处在一种异常亢奋的状态中，把兰伯特和阿尔丰西娜当成是我的某种解放者和救星。后来，我的身体逐渐康复，但是还卧床不起，不能下地的时候，我曾反复思量过，兰伯特从我的胡言乱语中究竟听到了什么，我又向他胡言乱语到了什么程度？——我头脑里竟一次也没有怀疑到，当时他竟知道了那么多！噢，当然，凭良心说，我当时已自觉扪心有愧，我当时也曾怀疑，说不定我说过了头，说了一些不应当说的话，但是，我再说一遍，我万万没有料到竟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与此同时，我还抱有希望，我估计，当时我在他那里连话都说不清楚（这事我记得很牢），然而事实上却是，我说话的口齿远比我后来设想和希望的要清楚得多。但主要是我发现这一切已经是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以后的事了，我倒霉也就倒霉在这里。

    从我的胡话、信口开河、喃喃自语，以及我兴之所至，胡说一气等等之中，他知道了：第一，几乎所有人的确切姓名，甚至还有某些人的住址；第二，他对这些人（老公爵、她、比奥林格、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甚至韦尔西洛夫）的作用，有了一个相当清楚的大致了解；第三，他知道我受到了侮辱，并威胁说要报复；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他知道，有这么一份凭证，是份秘密文件，已被藏了起来，有这么一封信，如果把这封信拿给半疯半癫的老公爵看，他看过这封信后就会知道，他的亲生女儿认为他是疯子，她已经“同律师商量过”，怎样才能把他监护起来，——他知道这事后肯定会彻底发疯，或者把她逐出家门，剥夺她的遗产继承权，或者与一位mademoiselle韦尔西洛娃结婚（他已经要跟她结婚了，但是大家不让）。总之，兰伯特已经明白了许多事；无疑，还有许许多多事模糊不清，但是这个精于敲诈勒索的老手终究还是碰到了一条可靠的线索。后来，当我从阿尔丰西娜的监护下逃出来之后，他立刻就找到了我的住处（方法很简单：问一下住址查询处就行了）；后来他又立即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他从中得知，我向他胡乱吹嘘的所有那些人，是真实存在的。于是他就直接采取了第一步行动。

    最关键的问题是存在一份凭证，而且这凭证的所有者就是我，而且这凭证具有很高的价值；对此，兰伯特并不怀疑。这里我删略了一个情况，这情况还是以后在适当的地方再说为好，但是我必须提到，正是这情况十分关键地使兰伯特确信，这凭证确实存在，主要是，还具有很高的价值。（这情况很要命，我要预先说明，这情况不仅当时我无法想象，甚至到整个故事全部结束，一切都忽然破灭，真相大白的时候，也这样。）就这样，当他对主要的问题深信不疑之后，他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去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然而对于我至今还捉摸不透：他兰伯特怎么能混到和钻到像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这样一个高不可攀的女士身边去的呢？不错，他进行了调查，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不错，他穿得很漂亮，能说一口带巴黎口音的法国话，而且还有一个法国式的姓名，但是，要知道，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不会不一眼就看穿他是个骗子呀？或者我们不妨假定，她当时就需要一个骗子也说不定。但是难道此话当真？

    我始终打听不出他俩见面时的详细情形，但是，后来我曾多次想象过他们见面时的情况。最可能的是，兰伯特一开口说话和一举手一投足，就在她们面前扮演了一个他是我发小的角色，他正为他的这个可亲可爱的老同学心惊胆战。但是，那是一定的，在这头一次见面时，他就会很清楚地向她暗示，我有一份“凭证”，并且让她明白这是一个秘密，只有他兰伯特一人掌握这秘密，又说我打算用这份凭证来向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报复，等等，等等。主要是他会尽可能确切地向她说明这凭证的作用和价值。至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她正处在这样的情势下，不能不抓住这一类有关的情报不放，不能不非常关注地倾听，而且……出于“生存竞争”也不能不上钩。也正巧在这时有人把她的未婚夫看管了起来，把他送到皇村以利监护，而她本人也受到了监护。可现在忽然出现了这样的事：这可不是娘儿们东家长西家短的悄悄话，也不是眼泪汪汪的抱怨，不是谗言，也不是诽谤，而是说到一封信，一份凭证，也就是说，这是一份确凿无疑的证据，足以证明他的女儿，以及所有想把他从她手里夺走的人居心叵测，在耍阴谋，因此必须赶快脱身，哪怕逃跑，仍旧跑到她这儿来，跑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身边来，哪怕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与他正式结婚；要不然的话，有人会把他一举没收，关进疯人院的。

    也可能，兰伯特根本就没跟这姑娘耍滑头，甚至一分钟也没有耍过，而是从头一句话起就十分干脆地说：“Mademoiselle，要不您就死心塌地地做个老处女，要不您就成为一位公爵夫人和百万富婆：一份凭证，我可以把它从一名少年那儿偷出来交给您……代价是一张三万卢布的期票。”我甚至以为，正是这样。噢，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跟他一样的坏蛋；再说一遍，他身上有一种坏蛋的直来直去，坏蛋的天真幼稚……不管是不是这样，最大的可能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即使听到了这样的开场白，也会一点不动声色，一分钟也不慌乱，她会镇静自若地听完这个敲诈勒索者那一套恬不知耻的行话——这都是因为她“能屈能伸”。唔，不用说，一开始她会稍许有点脸红，紧接着她就会定下心来把话听完。我想象得出这位高不可攀的、骄傲的、确实值得人尊敬的姑娘（而且人又这么聪明），跟兰伯特手拉手前进的情景，这……这才是个聪明人！俄罗斯人的智慧，聪明得过了头，真是能屈能伸；而且这还是一个女人的智慧，而且是在这样的态势下！

    现在我来做个归纳：“在我病愈后开始出门的那一天和那一刻之前，兰伯特心里就有两种想法（这点我直到现在才清楚地知道）：第一个想法是，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索要一张不少于三万卢布的期票，用以交换那份所谓凭证，然后帮她去吓唬公爵，把公爵偷偷带出来，然后再忽然让她跟公爵结婚——总之，诸如此类吧。关于这点甚至拟好了一份完整的计划；只等我伸出援手，即只等我把那份凭证拿出来。”

    第二个方案是背弃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把她一脚踢开，把这凭证卖给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只要更有利可图就行。这方面，他还指望比奥林格能有所作为。但是兰伯特还没有去拜会过将军夫人，只是盯住她的行踪。他也在等我伸出援手。

    噢，他需要我，也就是说，他需要的不是我，而是我手里的这份凭证！关于我，他也拟好了两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如果离开我不行，就同我一起干，跟我对半分，但是必须在精神和肉体上先控制我。第二个计划对他更有吸引力，而且吸引力要大得多，这计划是先像哄小孩似的哄我，然后从我手里把那份凭证偷走，或者干脆把它从我手里抢走。这个计划他特别偏爱，而且也已经在他的幻想中酝酿很久。我再说一遍：出了这么一个情况，通过这一情况他几乎十拿九稳地相信，第二个计划有十分把握，但是我有言在先，这事留待以后再说。不管怎么说吧，他焦躁不安、迫不及待地在等我：一切都取决于我，然后再决定采取什么步骤和怎么干。

    不过也得对他说句公道话：尽管他办事浮躁，但是他暂时还算能沉得住气。在我生病期间，他并没有登门来看我——他只来过一次，与韦尔西洛夫见了面；他没有惊动我，也没来吓唬我，直到我病愈后出门的那一天和那一刻，他都保持着一种完全无所求于人的姿态。至于说我可能把那凭证交给他人，或者告诉别人，或者销毁，——他对此倒是放心的。因为，从我所说的话里，他可以认定我自己也很看重这一秘密，生怕别人知道有关这凭证的事。至于说我痊愈后头一天出门准会头一个去找他，而不会去找任何其他人，他对此也毫不怀疑。至于娜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来看我，多少也是受了他的撺掇；他也知道，我的好奇与害怕已被激起，我肯定熬不住……再说，他已采取了一切措施，甚至我哪天出门，他也能够知道，因为我无论如何绕不开他，甚至我想这么做也办不到。

    但是，如果说兰伯特在等我，那更加焦躁地在等我的恐怕就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了。干脆说吧：兰伯特准备背弃她，也多少是有道理的，而且错在她那方面。尽管他俩之间无疑存在协议（至于采取什么形式，我不知道，但是存在协议，那是没有疑问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没有跟他完全推心置腹。她没有向他完全敞开胸怀，她只是向他暗示她对一切都同意。也暗示她答应所有的条件——但不过是暗示罢了；也许，她还详尽无遗地听了他的整个计划，但也只是默许而已。我说这话是有充分把握的，而原因只有一点，她在等我。她宁可跟我打交道，而不是跟这坏蛋兰伯特，——对我来说，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我懂。但是她的错误在于，最后兰伯特也终于懂了，如果她越过他，从我手里骗得了这份凭证，从而与我达成协议，那对他就太不利了。更何况，那时候他自以为这桩“买卖”很牢靠，已经胜券在握。如果换了别人，就会心里不停地打鼓，就会仍旧心存疑虑。但是兰伯特年轻、毛糙、迫不及待、一心想发财，对人知之不深，还以为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卑鄙；这样的人是不会怀疑的，更何况他已经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口中探听到了有关这事的所有最主要的证据。

    我最后还有一句话，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在这天之前，韦尔西洛夫是否已经知道了点什么，他当时是否已经参加了与兰伯特的某种哪怕是模糊的密谋？不不不，当时还没有，虽然，也许，那句要命的话已经说出……但是够了，我跑得太前，说得太多了。

    唔，我，我怎么样呢？我是不是已有所察觉，在我出门之前我又知道了点什么呢？在我动手写这篇entrefile的时候，我已经告诉过大家，在我出门那天之前，我一无所知，当我知道一切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甚至当时已经一切都结束了。这话没错，但是，完全是这样吗？不，不是这样的；我无疑已经知道了某些事实，甚至知道得太多了，但是，我是怎么知道的呢？请读者回忆一下我做的梦！既然我能做这样的梦，既然这梦能从我心里冒出来，并且以这样的形式出现，这表明我许许多多事情还不知道，只是从中预感到我刚才才弄清楚，事实上，我也仅仅在“一切都已结束”之后才知道的事。但是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的心却预感到了，因此才感到忐忑不安，所以恶魔才会出现，让我做那些噩梦。因此我匆匆忙忙地去找的这个人，我完全知道他是何许人，甚至还预感到将会发生的种种细节！那我干吗要急匆匆地去找他呢？您想：我现在，就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此时此刻，我自以为我当时就已经知道所有的详情和细节了，因此我才急匆匆地去找他，其实那时候我还一无所知。也许，读者能够明白这道理。而现在——且听我言归正传，一件事一件事地慢慢道来。

    二

    事情得从我出门的两天前说起。丽莎晚上回来，似乎满肚子心事，惊惶不安。她受到了可怕的侮辱；她也的确出了件令她忍无可忍的事。我曾经提到过她和瓦辛的关系。她去看他，不仅为了向我们表明她不需要我们，还因为她的确很看重瓦辛。他俩还在卢加的时候就认识了，我始终觉得瓦辛对她并不是无意的。在她遭遇的不幸中，她自然希望能有一个坚定、沉着的聪明人，一个永远高尚的聪明人（她认为瓦辛就是这样的聪明人），能够帮她出出主意。再加女人在评价男人的智慧上并不十分高明，如果她们喜欢一个人，那这个人的奇谈怪论，她们也十分乐意把它们当作严肃的结论，只要这些奇谈怪论符合她们自己的愿望就成。丽莎之所以喜欢瓦辛，因为她感到他对她处境的同情，而且在头几回交谈之后，她又感到他也同情公爵。此外，她本来就疑心他对她有意，这时就不能不欣赏他对他的情敌的同情。至于公爵，她曾经亲自告诉过他，她有时候常去找瓦辛商量事儿，可是公爵听到这消息后，一开始就异常不安：他开始对她吃醋了。丽莎因此感到受了侮辱，因而故意与瓦辛保持来往。公爵不再吭声，但心里很不痛快。丽莎后来自己也向我承认（过了很长时间以后），当时，甚至她也很快不喜欢瓦辛了；他很沉着，正是这种永远四平八稳的沉着，起初，她十分喜欢，后来她却觉得有点堵心，很不是滋味。看上去，他似乎很干练，也的确给她出过几个看来很不坏的主意，但是所有这些主意却偏偏行不通，办不到。他看问题有时候太高傲，在她面前毫不客气，——她把这归咎于他那身不由己的、对她的处境的越来越大的蔑视。有一回，她向他表示了感谢，谢谢他对我一向宽宏大量，尽管他人比我聪明，而且高出我许多，可是他却能够平等待人，对我并不嫌弃（其实她只是把我的话转告他而已）。他回答道：

    “话不能这么说，也不是因为这个。这是因为我看不出他同别人有任何不同。我认为他既不比聪明人笨，也不比好人坏。我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因为，在我看来，所有人都一样。”

    “怎么，难道您就看不出不同？”

    “噢，当然，所有的人，在某些方面，彼此不尽相同，但是在我看来，差别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们相互间的差别与我无关；对我来说，所有人全一样，所有的东西也全一样，因此我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那您不觉得这样无聊吗？”

    “不，我一向怡然自得。”

    “那您也没有任何愿望？”

    “怎么没有愿望？不过，并不急近。我几乎什么也不需要，多一个卢布也不要。我穿金戴银，还是像我现在这样——都无所谓；穿金戴银给我瓦辛什么也增添不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也引诱不了我：难道名利地位就一定比得上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吗？”

    丽莎用人格向我担保，他有一回就是一字不差地这么说的。然而，不应当这么就事论事，而应当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在什么情况下说这番话的。

    慢慢地，丽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之所以体恤公爵，只是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一样，“并不存在差别”，而完全不是出于对她的同情。但是，到最后他竟开始明显地失去自己的平静，他对公爵的态度也开始有了转变，不仅是谴责，甚至还带有一丝蔑视和嘲讽。这就惹恼了丽莎，但是瓦辛并不善罢干休。主要是他说话总是那么温和，甚至谴责别人时也不含怒气，而只是从逻辑上得出结论，说明她的英雄一钱不值；但也正是在这种逻辑推理中蕴含着嘲弄。最后，他几乎直截了当地在她面前得出一个结论：她的爱情太“不通情达理”了，这种爱情也太固执，太勉为其难了。“您在自己的感情问题上迷了路，而迷了路，既然意识到了，就要立刻改正。”

    这事恰好就发生在那一天；丽莎愤怒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要走开，但是这个“通情达理”的人到底做了什么和怎么结束这事的呢？——他摆出一副十分高尚的样子，甚至十分动情地向她提出了求婚。丽莎立刻直截了当地当面骂他是浑蛋，走了出去。

    提出求婚，让她背离一个不幸的人，因为这个不幸的人“配不上”她，主要他还是向一个怀有这个不幸的人的孩子的女人求婚，——你看，这些人有多聪明！我把这称之为可怕的理论脱离实际和对生活的完全无知，而这盖由于此人太自以为是了。此外，丽莎还非常清楚地看透了，他甚至还以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比如说，哪怕是因为他明知她已经怀孕而不嫌弃。她带着愤怒的眼泪急忙去找公爵，可是公爵却甚至较瓦辛尤甚：听了她的叙述后，似乎照例可以确信，现在已经没什么可吃醋的了，但是他却变本加厉，发起了狂，其实爱吃醋的人都这样！他跟她大闹了一场，使她深受侮辱，她恨不能立刻跟他一刀两断，断绝一切关系。

    然而，她回得家来，虽然还克制着自己，但是对妈妈却不能不承认。噢，那天晚上，她们俩又和好如初了：坚冰已经打破；不用说，她们俩，照老习惯，互相拥抱着，哭了个够，于是丽莎明显地平静了下来，虽然仍旧愁眉不展。晚上，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那儿的聚会，她还是去了，但是一句话也不说，不过也没有离开房间。她很用心地听他说话。自从那次小板凳事件以后，她变得对他异常恭敬，在恭敬中，又带有几分胆怯，虽然仍旧沉默不语，不爱说话。

    但是这一回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却有点出人意料和奇怪地改变了话题；我要指出，清晨，韦尔西洛夫和医生曾经愁眉深锁地谈到过他的健康。我还要指出，再过整整五天就是妈妈的生日了，我们全家已经准备了好几天，准备给妈妈过生日，也常常谈起这件事。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由于妈妈的生日，不知为什么突然陷入了回忆之中，想起了妈妈的童年，以及她还“站不稳”的时候。“她老让我抱她，”老人回忆，“常常，我教她走路，我把她放在墙角，离我两三步远，然后叫她过来，而她就摇摇晃晃地穿过房间，向我跑来，她也不怕，还笑，一直跑到我跟前，扑到我脖子上，搂着我。后来我还常常给你讲故事，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你最爱听我讲故事了，常常在我膝盖上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听我讲故事。屋里的人都奇怪：‘瞧，她就爱跟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在一起。’有时候，我就抱你到林子里去，寻找挂马林果的小树丛，让你坐在马林果树旁，我自己则用木头给你削小笛子。玩够了，我就抱你回家——小丫头睡着了。有一回你怕狼，扑到我身上，浑身发抖，其实什么狼也没有。”

    “这我记得。”妈妈说。

    “难道你还记得？”

    “许多事情我都记得。自从我开始记事起，我就看到您对我的爱和好感。”她用满怀深情的声音说道，突然整个脸都羞红了。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稍候片刻：

    “对不起，孩子们，我要走了。现在我的寿限到了。我受苦受难了一辈子，晚年得到了安慰；谢谢你们，亲爱的。”

    “得啦，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亲爱的，”韦尔西洛夫有点惊慌不安地叫道，“方才大夫还对我说您好多了……”

    妈妈恐惧地留神谛听。

    “你那位亚历山大·谢苗内奇，他知道什么呀，”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微微一笑，“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但也仅此而已。得啦，朋友们，或者，你们以为我怕死吗？今天，在早祷之后，我心里就有这么一种感觉，我从这里再也走不出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唔，那有什么呢，但愿主的名能受到称颂；只是我舍不得你们，舍不得大家伙。多灾多难的约伯，看着自己新生的孩子，得到了安慰，但是他忘得了过去的孩子吗，他能忘了他们吗——这是不可能的！只是一年年过去，悲伤仿佛与欢乐掺和在一起，逐渐变成一种快乐的叹息罢了。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每个灵魂既受到考验，也得到安慰。孩子们，我想对你们说句话，不多，就三言两语。”他继续道，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非常愉悦的笑容，这笑容我永远忘不了，他突然对我说道：“亲爱的，你要关心神圣的教堂，到时候，它会召唤你的——你要为它去死；但是你且慢，不要害怕，不是现在。”他笑道。“现在你也许还没有想到这事，但是以后你也许会想到的。不过有一点：如果你想做好事，那就应该为上帝去做，而不是为了逞强好胜。自己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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