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第三部 第三章

    一

    三天后，清晨，我下得床后，顿时感到我已站稳脚跟，再不会躺下了。我整个人感到康复在即。所有这些小小的细节，也许根本就不值得记下来，但是，当时，有这么几天，虽然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留在我记忆里的这些天，却是快乐而又平静的，而这在我的这本记事录里是难得一见的。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暂时还不想明说；即便读者知道个中底细，恐怕也不会相信。还是以后让事实来说话，让它不言自明的好。而现在我暂时只说一点：请读者记住蜘蛛的心这一说法。而这居然还是一个想离开他们，离开整个上流社会，一心追求“好品相”的人说的！渴望追求“好品相”，而且十分强烈，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它怎样才能和其他天知道怎样的渴望结合在一起呢——这对于我是个秘密。而且永远是个秘密，我曾经上千次地对人的这种本领（似乎主要是俄国人）感到惊奇：竟能在自己的心中既抱有最崇高的理想，又能抱有最大的卑鄙，而且二者都是完全真诚的。这是俄国人心中特别的无所不包以致无所不用其极呢，还是不过是卑鄙而已——这倒是个问题！

    但是，先撇下这些不谈。不管这样还是那样，反正到来了一个平静的时刻。我无非是明白了，无论如何应当先恢复身体，而且愈快愈好，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开始行动，因此我决定先强身健体，听医生的话（不管他是谁），至于那些暴风雨般的打算，我非常明智地（无所不包的成果）且留待出走时再说，也就是说，且待我恢复健康之后，至于怎样才能把这一切平和的感受以及享受平静的愉悦，同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般的决定时，胸中既甜蜜又痛苦又惶惶不安的心跳结合起来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又把一切诉诸“无所不包”。但是不久前的烦躁不安在我心中已经没有了；我把一切都留之于来日，已经不像不久前那样惶惶然不敢面对未来了，而是像一个坚信自己财富和力量的富豪。我的傲慢和等待对我的命运的挑战，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我认为，这多少也是因为我实际上已经康复了，也因为我的生命力正在迅速回到我身上。正是这几天，即我彻底恢复健康，甚至真正恢复健康的这几天，我现在回忆起来仍感到分外愉快。

    噢，他们原谅了我的一切，也就是说，原谅了我的出格的举动，而这正是我把他们当面称之为岂有此理的那些人。我喜欢人们身上的这一品性，我把这称之为心灵的智慧；起码，他们的这一品性立刻赢得了我的好感，当然，这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比如说，我跟韦尔西洛夫又说话了，就像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一样，但也适可而止：一旦感情过分外露，稍有冲动（而冲动是常有的），我们俩就立刻加以克制，仿佛对什么事略显抱歉意似的。常有这样的情形：胜利者不能不对自己的战败者感到羞愧，因为占了他的上风。胜利者显然是我，因此我感到羞愧。

    那天早晨，也就是当我旧病复发之后刚能下床的那天，他进来看我，这时我才头一次从他那里听到他们当时有一个有关妈妈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健康的共同协议；然而，他又指出，老人的身体虽然好了点，但是医生仍不敢担保他从此无虞。我全心全意地向他承诺，我以后的一举一动一定倍加小心。当韦尔西洛夫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我才头一次忽然发现，他本人非但非常真诚地关心这位老人，也就是说，其关心程度不仅远远超出了我对像他这样的人所能有的期待，而且他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看重这个人，而他之所以看重他，并不仅仅是因为妈妈的缘故。这一点立刻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几乎使我感到吃惊，我得承认，如果没有韦尔西洛夫，我一定会对这位老人身上的许多品德视而不见，不予重视的，而这老人乃是留在我心中最不可磨灭和最奇特的印象之一。

    韦尔西洛夫好像很担心我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态度似的，也就是说，他既信不过我的头脑，也信不过我的分寸感，因此后来当他看到，我有时候还是能够懂得应该怎样来对待一个概念和观点完全不同的人的，总之，我还是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做到谦逊和包容的，——因此，看到这点后，他感到非常高兴。我还得承认（我以为我并没有贬低自己），我在这个来自民间的人物身上发现了他对某些感情和观点的看法，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新的，是我所不知道的，与我过去对这些东西的看法相比，要清楚得多，也令人欣慰得多。然而也有某些极大的偏见，他却对此深信不疑，毫不动摇，沉着得令人气愤，有时简直不能不让人气得火冒三丈。但是这一点，当然，也只应归咎于他的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的心灵素质还是相当好的，我甚至还没有在别人身上发现在这方面比他更好的品德。

    二

    他身上首先吸引我的，正如我在上文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是他那异常纯洁的心灵和一点也不爱面子；所有看到过他的人，都会很快感觉到这几乎是一颗纯洁无邪的心。有一种心灵的“愉悦”。因而达到一种“好的品相”。他很喜欢“愉悦”一词，也常常把这词挂在嘴上。诚然，有时候他也常常会出现某种类似病态的兴高采烈，某种似乎令人感动的病态，——我认为，这多少也是因为他一直在发烧，说真格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热病缠身；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的好品相。也有一些截然相反的现象：一方面，他非常忠厚，有时候竟完全看不出别人对他的讥讽（常常使我很恼火），可与此同时，他又有一种十分细心的明察秋毫，他最喜欢逮住别人在辩论中的错误。他喜欢辩论，但只是有时偶一为之，而且别具特色。看得出来，他走遍了俄罗斯的许多地方听到过许多故事，但是，我要再说一遍，他最爱动感情，因此他总是感慨万千，他自己也爱讲那些令人感动的故事。一般说，他很爱讲故事。我听他讲过许多有关他本人云游四方的故事，也听他讲过许多有关最远古的“苦修者”生平的种种传说。我对此并不熟悉，我想，这些传说他大部分是从平民百姓的口头故事中听来的，许多事情还说错了。有些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与许多明显的胡编乱造或者简直是胡吹一气的同时，还往往会闪现出某种惊人的完整光彩，充满了百姓的感情，而且永远十分感人……比如，在这些故事中我记住了一则长篇故事《玛丽亚（埃及的）传》。关于这篇“传记”。以及几乎所有这一类故事，在此以前，我一无所知。我要坦白地说，听到这故事，几乎不能不落泪，倒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某种奇怪的喜悦：感到某种非凡的、炽热的虔诚，就像这名女圣徒浪迹天涯，走过的这片狮群出没、炽热似火的沙漠一样。然而，关于这事我就不想说了，再说我也不擅长说故事。

    除了易受感动以外，他有时候还会对当代现实中某些非常有争议的事，发表某些非常独特的见解，这类观点我也很爱听。比如，有一次他讲了个故事，讲到不久前有个退伍回乡的士兵；而这种事他几乎是目击者。一个士兵退伍回到家乡，又回到老乡们身边，可是他不愿意重新同老乡们住在一起，而老乡们也不喜欢他这个人。这人走上了歧途，开始酗酒，还在某地抢劫了什么人。并没有站得住脚的确凿罪证，但是却把他抓了起来，开始了审讯。在法庭上，律师为他作了完全无罪的辩护——查无实据，这就完了，可是那士兵却听着听着，忽然站了起来，打断了律师的话，“不，你别往下说了”，他痛哭流涕，追悔莫及，招供了一切，承认有罪。陪审员们走出去，关上房门，闭门磋商，忽然又都走了出来：“不，他无罪。”大家发出一片欢呼，兴高采烈，可是那士兵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仿佛变成一根石柱似的，感到莫名其妙；他莫名其妙的还有一点，庭长对他作了一番训诫后，竟把他无罪释放了。这士兵获得自由后，始终不相信自己。他开始苦恼，开始沉思，不吃，也不喝，也不同别人说话，而到第五天却忽然上吊死了。“心头有罪，又怎能活下去呢！”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最后说，这个故事当然无足轻重，这样的事现在在所有报刊上也都数不胜数，但是我喜欢听他说话的口气，而最有意思的是他说的有些话，绝对具有新意。比如说，他讲到那士兵回到乡下，老乡们都不喜欢他时，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形容道：“大家知道士兵是什么人吗，士兵是‘被教坏了的庄稼人’。”后来讲到差点打赢官司的那名律师，他又形容道：“大家知道，律师是什么人吗，律师是‘被雇用的良心’。”这两种说法，他说时毫不费力，并没有字斟句酌，他自己也毫不察觉，然而这两种说法却包含了对这两个对象的整个独特的看法，虽然，当然喽，这并不代表全体老百姓的看法，但这毕竟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看法，是他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他从别人那儿学来的！民间对某些问题的成见，就其独特新奇而言，有时确实令人拍案叫绝。

    “那么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您怎么看自杀这种罪孽呢？”我趁机问他。

    “自杀是人类的最大罪孽，”他叹了口气，回答道，“但是唯有主才是这事的审判者，因为只有他才知道一切，知道一切的限度和一切的分寸。咱们应当不断地替这样的罪人祷告。每当你听到这类事情的时候，就应当在临睡前替这样的罪人不胜感慨地祷告，哪怕仅仅为他向上帝叹息一声也好；甚至于哪怕你根本不认识他，——你关于他所作的祷告，将会更易上达天听。”

    “假如他已经被判罪，我的祷告能对他有用吗？”

    “你怎么知道呢？许多人，噢，有许多人不信上帝，还用自己的谬论来迷惑那些不明事理的人；你不要听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踉踉跄跄地在往哪去。一个还活着的人替一个已被判罪的人祷告，是的确能够上达天听的。一个无人替他祷告的人将会怎样呢？因此，当你临睡前跪下祷告的时候，在祷告完毕之后应当加上一句：‘吾主耶稣啊，请饶恕所有那些无人替他们祷告的人吧。’这样的祷告非常管用，主也非常爱听。也应当替所有还活着的罪人祷告：‘主啊，你掌管所有人的命运，请你拯救一切没有忏悔的人吧。’——这也是一种好的祷告。”

    我答应他一定祷告，因为我感觉到我的这一承诺将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快乐。果然，他脸上闪出了快乐之光；但是我要赶紧补充一句，在这种情况下，他从来没有居高临下地对待过我，就是说，像个长老对待某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似的；相反，他常常非常爱听我对各种问题发表的见解，甚至还听出了神，他认为，他虽然是跟一个（按照他那高雅的说法）“公子哥”打交道（他知道得很清楚，应当说“年轻人”，而不是“公子哥”），但同时他也明白，这个“公子哥”在受教育程度上要远远高过他。比如说，他很喜欢讲，也很经常讲到在荒野隐修的事，而且把“隐修”看得比朝圣更高，高得没法比。我激烈地反驳他，强调这些人自私，这些人弃绝尘寰，他们本来可以替人类造福，可是他们却弃之不顾，只是为了自己修行得道的自私目的。他先是不明白我说的意思，我甚至疑心他根本就没有听懂；但是他却竭力为隐修辩护：“当然，先是可怜自己（指刚住进隐修院的时候），——可是后来却一天天地感到快乐了，再后来你就会看到上帝。”这时候，我就给他展示了一幅全景画，描绘了科学家、医生以及世界上一般的人类之友所从事的有益活动，从而使他闻后大喜，因为我自己也讲得很热烈；他则对我不住地连声称是：“没错，亲爱的，没错，愿上帝祝福你，你想得有道理。”但是，当我把话说完，他终究还是没法同意：“话虽这么说，”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又有多少人能经受住诱惑而不动心呢？金钱虽然不是上帝，但毕竟是半个上帝——这是个巨大的诱惑，而这里还有女色，而这里还有自命不凡和嫉妒心重。于是便把大事忘了，专做小事。哪能与隐修院相比呢？在隐修院，人就会变得矢志不移，甚至可以建立大功德。朋友！可是在尘世间又怎么样呢？”他非常动情地感叹道。“不过是些梦想而已，不是吗？拿起一粒沙子，种在石头上；当你那沙子在那块石头上变黄了，长出了芽，那你在尘世间的梦想也就实现了——正如我们俗话所说。可是基督的说法却是这样的：‘可去把你所有的财富分给穷人，做所有人的奴仆。’你就会变得比从前更富有，富有得不知多少倍；因为你将来的幸福，将不仅是吃得好，将不仅是穿金戴银，将不仅是自己得意和别人羡慕，而是因为你将拥有数不清的爱。这已经不是一笔小小的财富，不是十万、一百万，而是拥有整个世界！现在我们是不知餍足地聚敛财富和疯狂地挥霍，而那时却既不会有孤儿，也不会有乞丐，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拥有了大家，我把所有的人都买了下来，一个也没落下！眼下已经不稀罕了，连最富有和最有名望的人，对自己到底还能活多久都满不在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想出什么娱乐来排遣时光；到那时你的寿命和时光将增加似乎一千倍，因为你一分钟也不想浪费，而且你每分钟都感到心灵的愉悦。到那时您就不仅是从书本里得到聪明绝顶的大智大慧，你将直接和上帝面对面；届时大地将焕发异彩，比太阳还亮，那时将不会再有悲伤，也不会再有叹息，而有的将是无比珍贵的天堂……”

    正是这种兴高采烈的出乎常规的话，似乎，韦尔西洛夫也最爱听。而这一回他恰好就在这房间里。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我突然打断他的话，自己也毫无分寸地激动起来（我记得那个夜晚），“要知道，你这样说，是在宣传共产主义呀，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

    因为他对共产主义学说一无所知，甚至连这个字眼他也是头一回听说，因此我只好立即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问题的一切开始讲给他听。不瞒诸位，我知之甚少，而且东鳞西爪，颠三倒四，即便现在，我也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却不顾一切，知道什么就非常热烈地统统说了出来。至今每当我想起这一切，我还非常得意，我的话居然给老人家留下了异乎寻常的印象。这甚至不是印象，而几乎是震撼。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许多历史细节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那儿？怎么形成的？谁创立的？谁说的？”顺便说说，我发现，一般说来，这是平民百姓的一大特点：如果他对某一问题很感兴趣，他就决不会满足于一般的思想，而是一定会要求提供最过硬和最确切的细节。我正是在说明这些细节上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又因为韦尔西洛夫就坐在我身旁，我感到有点惭愧，羞于面对他，因而也就更加急躁。弄到最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在感动之余只能对我所说的每句话反复说“对，对！”但是很明显，他并没有听懂，而且失去了头绪。我感到十分遗憾，但是韦尔西洛夫忽然打断了我们的话，站起来，扬言，现在该是去睡觉的时候了。当时我们都在一起，而且时间也很晚了。他过了几分钟，又跑到屋里来看看，我趁机立刻问他：总的说，你是怎么看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你对他有何想法？韦尔西洛夫愉快地微微一笑（但他根本不是笑我谈到共产主义时的错误百出——相反，他对此只字未提）。我再说一遍：他简直好像迷上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当他听老人说话的时候，我常常在他脸上捕捉到非常动人的微笑。然而，这微笑完全不妨碍批评。

    “首先，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不是农夫，而是一名家奴，”他很乐意地说道，“是一名过去的家奴和过去的奴仆，生来就是奴仆，是奴仆的家生子。家奴和奴仆，在过去那个年代，总是在非常多的方面沾染上对自己主人私生活（精神生活和智力生活）方面的兴趣。请注意，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至今最感兴趣的是主人和上等人生活中的种种事件。你还不知道他对近来俄罗斯发生的有些事兴趣有多大。你可知道他是一个大政治家？你不用给他吃蜜，只要给他讲讲什么地方谁和谁在打仗，以及我国会不会参战就成。过去，我就曾经用这样的谈话使他兴奋不已。他非常尊重科学，而在所有的科学中他最爱天文学。此外，他还在自己身上培养了一种独立精神，这是你在他身上无论如何都动摇不了的。他有信念，非但很坚定，而且相当清楚……十分真诚。尽管他非常无知，却对某些概念出人意外地熟悉，足以让人大吃一惊，因为你根本不曾想到他还能懂这些。他十分赞赏隐修，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到荒野去，也不会进修道院，因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浪者’，正如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十分正确地称呼他的那样。顺便说说，你为此生医生的气也大可不必。唔，最后，他还有什么呢：他有点像艺术家，有许多自己的看法，也有不是自己的看法。在叙述的逻辑性上略有欠缺，有时候说话还很抽象；还带有一些多愁善感的冲动，不过这也纯粹是老百姓的多愁善感，或者，不如说，带有一种我们老百姓广泛带入宗教感情中的一种平民百姓十分普遍的恻隐之心，关于他纯洁的心和为人和善，我就不多说了：这题目无须咱俩来谈……”

    三

    为了结束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评论，我想随便讲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他讲的，说实在的，已经是讲别人的私生活。这些故事的性质很奇怪，说得更确切些，这些故事没有任何共性；其中挑选不出任何道德训诫或者任何总的导向，除了有一点，所有这些故事或多或少都很感人。但是也有一些并不感人，甚至完全是些说笑逗乐的玩意儿，甚至还有一些是嘲笑某些放荡的修士的故事，因此他在讲这些故事时直接损害了他所信奉的思想，——我曾向他指出过这点，但是他没有听懂我讲话的意思。有时候很难想象有什么动机来促使他讲这些故事，因此有时候我对他的这种喋喋不休甚至感到惊奇，我想这部分是因为他老了和他表现出的一种病态。

    “他跟过去不一样了，”有一回韦尔西洛夫向我悄声道，“他从前不完全是这样的。他很快就要死了，比我们设想的要快得多，必须做好准备。”

    我忘了说，我们家形成了某种类似“晚会”的聚会。除了不离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左右的妈妈外，每逢晚会必来他小房间的还有韦尔西洛夫，我也每次必来，因为我无处可去；而最近几天，丽莎也几乎每回必到，虽然比别人来得稍晚一点，而且每次几乎都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也常来，虽然来的次数不多。医生也常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忽然跟这医生要好了起来，当然，不是很要好，但是至少没有了过去那种出格的奇谈怪论。我喜欢的似乎是他那种傻头傻脑的脾气（这是我终于在他身上发现的），以及他对我们家的某种依恋，因而我终于决定原谅他那种医术上的傲慢，此外，我还教会了他经常洗手，剪指甲，如果他做不到经常穿清洁内衣的话。我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这根本不是讲究打扮，也不是为了附庸风雅，但是，爱好清洁，自然应当列入医生这一行业的规范之内，而且，我还向他证明了这点。最后，连卢克里娅也常常从自己的厨房里跑出来，跑到门口，站在门外，听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讲故事。有一回，韦尔西洛夫把她从门外叫了进来，请她同我们坐在一起。韦尔西洛夫这样做，我很喜欢，但是从这回起她就再也不到门口来了。各人有各人的脾气！

    下面我穿插一个故事，未加选择，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对它记得比较全。这是一则关于某个商人的故事，我想，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大城市和小市镇何止千千万，只要你善于观察就成。不愿意看的人可以绕过去不看，更何况这故事我是用他的口气说的。

    四

    “现在我要说的事发生在我国的阿菲米耶夫城，真是怪极了。那里有名商人，姓斯科托博伊尼科夫，名叫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整个七里八乡没有比他更富有的了。他开了一家印花布工厂，手下拥有几百名工人；自以为很了不起。应当这么说吧，一切都听命于他，连当官的也不敢为难他，什么事都由他作主，连修士大司祭也因他热心公益事业而对他给予表彰；他给修道院捐了许多钱，每当他悲从中来时，他也曾很为自己的灵魂叹息过，为自己死后的岁月也不曾少操心。他是位鳏夫，没有子女；关于他的夫人，有谣言说，似乎，还在他结婚的头一年就被他毒打致死了，打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爱动手打人；不过这已经是在此以前很久的事了，他不想再受婚姻的束缚。他还有个毛病，爱喝酒，喝酒的时刻一到，他就喝得醉醺醺地满城乱跑，赤身露体，还大喊大叫；这城名气不大，可是丢人现眼的事却不少。等酒劲一过，他又变得脾气很大，凡是他决定的一切就都是好的，凡是他吩咐做的一切，就都是对的，都好极了。给老百姓算工钱，也胡作非为，他说了算；他拿起算盘，戴上眼镜，问：‘福马，该给你多少钱？’‘从圣诞节起我就没拿过钱，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该给我三十九卢布。’‘嚯，这么多钱哪！给你太多了；你整个人也不值这么多钱，你根本不配：得从算盘珠上拨掉十个卢布，你就拿二十九卢布吧。’那人不敢作声；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大家都不作声。

    “他说：‘我知道该给他多少钱。跟这里的人打交道就不能用别的办法。这里的人都是下三烂；没有我，他们在这里统统得饿死，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再说，这里的人全是贼，瞧上什么东西，就会顺手牵羊地拿走，没一点男子汉气概。再比如说，这里的人都是醉鬼；给他一开支，他就拿去进了小酒馆，坐在小酒馆里喝个精光——喝得一丝不挂，出来时都成了光腚。再说，这些人还都是混蛋：坐到小酒馆对面的石头上，就扯开嗓子哭诉：“我的亲娘哎，你干吗把我这样一个苦命的醉鬼生到这世上来哎？你还不如把我这苦命的醉鬼一生下来就掐死得啦！”这样的混蛋难道是人吗？是野兽，而不是人。这样的人，首先要把他们变成人，然后再给他们钱。我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给他们钱。’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就是这样说阿菲米耶夫人的，他虽然说话难听，但说的全是实情：老百姓都累垮啦，受不了啦。

    “住在这城里的还有一名商人，不过已经死了；这是个年轻人，做事浮躁，结果倾家荡产，连老本儿也赔光了。最后一年，他就像沙滩上的一条鱼似的死命挣扎，可是他的阳寿已到。他跟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素来不和，还欠了他一屁股债。他临终前那一刻还在咒骂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他身后留下了一名年轻寡妇，跟她一起，还留下了五个孩子。丈夫死后，小寡妇留下来孤苦伶仃，就像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燕子——经受了小小的考验，更何况还有五个小不点儿，没钱养活；她最后一点财产，一座木屋，也被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收去抵了债。于是她就把他们五个一溜儿排开，站在教堂前的台阶旁；老大是男孩，才八岁，其余的都是女孩，各差一岁，一个比一个小；大闺女才四岁，最小的那个还抱在怀里，吃奶哩。日祷结束后，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走了出来，于是所有的孩子，齐刷刷地一齐跪倒在他面前，——这是她在这以前教会他们的，他们就像一个人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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