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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窗雨话·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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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名双庆，年二十四岁，乃原任大学士三宝家使女，系三宝之寡媳因病常往彼处治病，拜张李氏为师，随将使女留于庙中居住，用银一万五千余两修西峰寺一座。又一名玉喜，年二十二岁，系原任巡抚图思德之子、现任户部银库员外郎恒庆家使女，因恒庆之妻患病，亦认张李氏为师，随将使女施舍庙中，并用银二万余两修灵应寺一座。又在该氏屋内搜查，有符咒、丸药、经卷、画像等项，其画像五轴，系张李氏出身源流，均系修庙商人任五觅人绘画。看其情形，似任五有通同授意，传播其名，借以获利情节。又查出金六十四锭，重二百八十两，银二千六百两，金镯四只，重七两零，其余衣服、器皿、什物，间有非该氏应有之物，随交宛平县查封。该员等当将张李氏及伊长子张明德、三子僧人广月、商人任五等于二十一日拿解到署。臣亲加逐一研讯，将张李氏供词另行呈览外，臣查邪教感人，有干严禁。今张李氏本系乡野愚妇，并非僧尼，乃来京占踞大庙，戴发修行。从前不过化缘修庙，无甚劣迹，近日以来自称老祖活佛，妄自尊大，以看香治病为名，施舍符药，煸惑人心，从中获利。又令其子张明德置房开铺，以肥囊橐。甚至官员命妇在庙往来，施舍盖庙银至二三万两之多，而现起之金已有二百八十两，银有二千六百两。并该犯擅用黄缎坐褥、靠垫种种情节，实出情理之外。若不即加惩治，积之日久，恐生不法之事。而各犯所供，多有不实不尽之处，必须澈底审明，尽法究治。至大学士三宝之媳，自宜谨守闺门，乃远赴山庙，往来住宿看病，堕其术中，甚至拜师修庙，银库员外郎恒庆系图思德之子，纵令伊妻拜师看病，施舍金银，并各将使女舍入庙中，均属恣意妄为。且该两家现有应赔官项银两未交，何以不行节俭，先完官项，反舍庙中？其居心实不可解。臣见闻既确，不敢隐讳，理合具奏，请旨定夺。至此案一干人犯，及查出经卷，有无违碍字样，均应详加查看，应请旨派大臣会同臣衙门详审定拟之处，伏候谕旨遵行。再张李氏煽惑他人多金，盖造大庙，坐享厚资，虽将伊治罪，所存银两亦未便留于伊子承受，自应入官，已交于地方官宛平县知县逐一查封检点，应由顺天府照例办理外，至张李氏之子张明德、僧人广月所有家产，系伊母诈骗之财，亦应照例办理。至现在查出银两，应先交广储司入官。为此谨奏。”
八月，永（琅）等覆奏：“臣等遵提犯证，逐一研讯。据张李氏供：籍隶顺义县兴周营，嫁与本县民人张国辅为妻，生有三子：长子张明德，次子张新德已故，三子即广月，自幼出家为僧。乾隆三十七年，该氏因伊夫患痰迷病症，闻有瓦子街居住民妇李氏常拉铁练募化，代人治病，即请为伊夫医治。见李氏用手按摩，针扎病处，病即痊愈。该氏从此与李氏往来学习，粗知针扎治病之法。李氏故后，该氏即取其铁练拴系头项，出外化缘治病。走至通州旷野地方，时值隆冬，风雪交作，迷失路径，难以行走。该氏随在雪地，带锁打坐。适有居民路过，见而诧异，随向盘问。该氏即以在此结缘治病为答。随有人延请到家看病，该氏即学李氏按摩针扎，并假念经咒，病即痊愈。自此附近居民共相传播，多请该氏治病，往往有验。该氏借此思欲修庙赚钱，见所住兴周营地方七圣小庙坍塌，随将所得治病钱文修理，给伊子广月居住。其所供延请治病之家，皆彼处附近村民，因年久不能逐一供指。嗣于四十五年，送广月到戒台寺受戒。该氏亦来京，在总布胡同泰山庵拜已故尼僧福山为师，取法名了义。因闻伊夫患病，仍回顺义。伊夫旋于四十七年身故。复于四十八年来京，找见福山，带至潭柘寺受戒。该氏因见女僧受戒，俱系男人代为剃发，心中不愿，未经落发。走至西山西峰寺，依尼僧济广同住。起意将该寺立女常经为女僧传戒，又恐无道法，不足耸动众人，遂用油捻在左右臂膊烧点数处，含痛忍受，借此募化。以致附近居民闻知往视，见其坚忍，致相传播，偕往进香者渐多。有因病求治者，该氏即令跪香，假念经咒，为之求神。又有求药者，该氏无可给与，遂买药铺内五汁丸等药，改成小丸，并假画神符给与。竟有病即痊愈者，因而祈求布施者益众。适值原任大学士三宝寡媳乌佳氏患血气凝结病症，闻该氏素能治病，延至家中。该氏为之按摩，假念咒语，并代为祈祷。病愈后乌佳氏感激，欲向伊重谢，拜伊为师。该氏令其施舍金银，修整西峰寺。乌佳氏允从，当令管事家人许禄招工匠任五即任极盛修盖庙宇，先后给修庙工价银一万七千两，又置办供器银三千两，共计银二万两。其余陆续施给衣服器物，并施金镯及零星银钱不计确数，约亦不下万余金。又送使女双庆至寺，跟随跪香念佛。乌佳氏亦曾赴寺烧香。又现任银库员外郎恒庆之妻宜特莫氏素患痰喘病症，亦请该氏祈祷痊愈。宜特莫氏每月给该氏养赡银三五十两不等，又听从该氏修理石厂地方三教寺，舍银一万七千余两，又添凑金子二百八十两，合计共银二万余两。张李氏即将银两交给伊子广月修庙，金子自行收存，现经起获。宜特莫氏又令使女玉喜跟随服侍。庙修成后，改名灵应寺。该氏随在两寺来往，焚香治病。宜特莫氏亦曾至寺拈香。此张李氏先后跪香治病、惑众修庙之原委也。嗣因西峰寺后塔院工程未完，乌佳氏亦未再给银两。承揽修工之任五无从借工图利，随起意与该氏商允，因该氏曾向说称少时梦见观音菩萨，及在通州坐雪治病等事，即借此画出图像，装点神奇，表白灵异，希图哄骗。众人自必争施银钱，修造塔院，伊可于中取利。遂凭空点缀画成张李氏出身、坐雪、出家，及众人拜求治病各图像五轴，并捏称身能入定出神，且称该氏系菩萨转世。该寺旧有远年住持僧人塑像，原称西峰老祖，村人因该氏治病烧香，亦遂称为西峰老祖活佛。自是远近人民到寺烧香治病者，不一而足，俱有布施，每人自二三两至十余两不等。该氏自此益有蓄积，分给伊三子广月银一千两，修盖圆广寺，长子张明德银一千两，买房一所，开设木铺一座，其次子寡媳崔氏在籍典地一百余亩，俱系该氏前在通州、顺义治病时所得资财。而任五亦得修庙盈余银八百余两。此任五起意为张李氏装点图像惑众，因有老祖活佛之名号也。今步军统领衙门访获搜拿，奏请审办。臣等钦遵谕旨，会同研鞫，并将解任员外郎恒庆及应讯人等传案质审，俱各供认前情不讳。臣等以张李氏系乡愚妇女，胆敢在京畿重地号称老祖活佛，致男女纷纷到寺，甚至大臣官员家属争舍财物至数万之多，平日必有邪术及传徒授教不法等事。虽现在起出经卷详加核阅，均系旧有不全僧人斋诵之《金刚》、《观音》等经，其咒语一纸，俚俗不堪，亦无违悖妄诞字样，但究系传自何人，并治病如何灵验之处，复将该氏严切追究，加以刑吓，令其逐一吐供。据供：‘我素不识字，亦无药方医书，初时不过学李氏针扎按摩的诀，后见请我治病人多，就将买来丸药改做，随意画符。我本无法术，怕人看出破绽，所以混念几句俗语，编几个佛号，作为咒语，叫儿子广月写就。施药时默念咒语，一心专求观音菩萨。并叫人服药时心心念佛，不料竟有灵验，致大家布施。后因修理塔院未成，工头任五向我商量，欲将我坐雪、出身、治病的原委画出图像，并因我从前梦见观音菩萨教我出家的话，并捏说我是观音转世。我听从他画成图像五轴，传播开去，以致人都称老祖活佛。这原是希图多得布施的意思，是我该死，并无别的邪术，亦无传授与人及别项不法的事。如有别情，现在双庆们俱在案下，这样严审，岂能替我隐瞒。’等语。臣等覆查任五系市侩小民，揽修庙工，希图获利，自属常情，乃辄为该氏装点图像，且妄称身能入定出神，并妄称该氏为菩萨转世，以致该氏有老祖活佛之号，共相煽惑，或该犯传布邪术及另有不法别情，亦未可定。复将任五严加究诘，并用刑吓。据任五供：‘我恿怂张李氏绘画图像，替他装点灵异，又谎称自己能入定出神，妄称该氏系菩萨转世，原想教众人敬信，多舍银钱，我借此修庙完工，可以从中得利。那图画俱系我凭空装点作成，总是我该死。并无邪法，亦没另有煽惑的事。’臣等又以张李氏修寺布施银两，除三宝、恒庆两家外，自必另有官员家属至庙施舍，不一而足。即两家所舍银两，亦尚不止此数。且该氏系乡愚下贱，竟敢擅用黄缎坐褥靠背，尤为狂妄不法。覆加严诘，又据张李氏供：‘我兴修庙宇，实止三中堂、恒员外两家系大施主。其余人数众多，实在不能记忆，并没另有官员眷属大家施舍的，就是这两家给我银两。有任五、许禄及双庆、玉喜可以质问，并不敢以多报少。至黄靠背坐褥，我因见各庙供佛皆用，所以就做一副，以便做道场时供佛陈设，平时包好藏在屋内。昨有官员拿我时，这黄坐褥等物俱系包著，可见我不敢坐用，现有拿我官员可问求详情。’质之双庆、玉喜并老尼济广等，供俱相符。原拿司员亦称靠垫实系包藏在庙起出，验无坐用痕迹。并诘讯恒庆，以该员系原任总督图思德之子，现有赔项，不思及早完缴，转任听妻子修庙布施至二万余两之多，是何居心？该员惟有伏地叩头，自认糊涂，无可置辩。复将各犯反覆究诘，矢口不移，案无遁饰。查律载‘凡师巫自号端公、师婆名色，及妄称弥勒佛，一应左道隐藏图像，烧香集众，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官吏军民人等僭用黄紫二色，比照僭用龙凤缀律，拟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语，此案张李氏本一民妇，出家为尼，辄假烧香治病为名，念咒画符，煽惑远近居民及官员眷属，舍银多至数万余两，并被人称为老祖活佛，居之不疑。任五本系工匠，乃因修庙图利，辄敢起意为张李氏装点画像，妄称该氏为菩萨转世，哄骗众人，致该氏有老祖活佛称号，又骗得修庙工银八百余两。是张李氏假神画符烧香治病，敛钱惑众，固属为首，而该氏哄动远近，号为老祖活佛，实系任五起意绘画图像播扬所致，厥罪维均，未便分别首从。张李氏除擅用黄缎坐褥等物罪止满徒不议外，张李氏、任五均合依师巫妄称弥勒佛隐藏图像煽惑人民为首律，俱拟绞。但该氏既已为尼，又不剃发，复敢假神治病敛钱，甚至哄动官员眷属，得银数万，任五以修工匠役，希图修工赚钱，胆敢假捏张李氏为菩萨转世，煽惑人心，情罪均重。京畿为首善之地，尤宜肃清此等惑众妄为之徒，未便稍为稽诛。应请旨即行正法，以昭惩戒。张李氏长子张明德、三子僧广月虽讯明无帮同煽惑情事，但分受伊母骗得银两数至盈千，未便轻纵。张明德、广月应于张李氏绞罪上减一等，俱杖一百，流三千里，交与顺天府定地发配，至配所折责四十板。至恒庆系现任职官，任听伊妻入寺烧香，布施数万，并将分赏为奴使女玉喜给与服役。三宝之媳乌佳氏以大家孀妇，因张李氏治病有验，即拜伊为师，施银数万，并给与使女双庆跟随烧香，且均有官项未完，乃恣意滥费，实属妄为。除两家应缴修庙银两，业经该旗遵旨办理外，仍将解任员外郎恒庆交部严加议处，并恒庆之妻宜特莫氏、三宝之媳乌佳氏应遵旨交该旗族长严加管束，不许出门。仍行文各该旗并提督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严饬官员人等，毋许纵令妇女入庙烧香，以维风化。张李氏、任五并张李氏之子张明德等所有在京财产，业经步军统领衙门查抄，应将金银房屋交内务府查收。其木头铺一座，交该旗招商认开。其衣服什物，交崇文门照例办理。所有张李氏庙内什物，及原籍房产，亦经顺天府查抄，应听顺天府分别办理。张李氏孀媳崔氏，向住原籍，讯无知情敛钱情事，应毋庸议，给与母家领回。任五所骗银八百两，应照追入官，查该犯家产，业经查抄，应毋庸议。许禄经管修庙，讯系听从主母之命，应与无干之玉喜、双庆、老尼济广等均免置议。但玉喜系同伊兄黄三分赏图思德为奴之人，应照例交该旗另行分赏为奴。双庆系三宝家契买民女，应交该县照例发卖，身价入官。张李氏所修西峰、灵应两寺交僧录司另选妥实僧人住持焚修。至圆广寺现有僧人住持，毋庸更换。再张李氏所供顺义县瓦子街居住之民妇李氏传授针扎治病之法，虽研讯，坚称李氏业已病故，是否属实，以及李氏有无另传他人及招摇煽惑情事，应交顺天府严查明确，照例办理，以净根株。”云云。
旋奉旨：“此案工匠任五即任极盛，因修庙图利起意，为张李氏装点画像，妄称该氏为菩萨佛祖转世，惑诱远近民人，是张李氏之种种不法，皆该犯怂恿所致，实为此案罪魁，且骗得修庙工银八百余两，亦应依窃赃满贯例办理。任五著照留京王、大臣等所拟即行处绞。至张李氏假神画符，以烧香治病为名，惑众敛钱，固属不法，但乡村愚妇，不过为图骗钱财起见，究无悖逆词语。张李氏著从宽，改为按例应绞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
◎梅心驿古刹
吾皖舒城县本汉龙舒治，宋时省，至唐开元分合肥、庐江二县置舒城，隶庐州，今困之。去舒城三十里曰梅心驿，近驿二里许有古刹一区，殿宇雄丽，供自来佛，盖大士像也。后楼三楹，尤宏敞，颜曰“仙好”，乌程钮西农明府福畴所修。对面松竹苯，峰峦﹀屴，望之颇豁胸目。道光丁未十月，予随先师黄琴士先生过此，登绝顶瞻拜。先生纪以诗云：“闻说灵岩佛自来，虔诚膜拜陟崔嵬。烟霞叠叠仙居好，金碧层层福地开。涌座莲花藏世界，满山枫叶护楼台。钟鱼动我皈依念，一片名心到此灰。”“历遍崎岖世路难，朔风吹遣客衣单。征途喜近梅心驿，法雨新沾贝叶坛。立脚初桄原是岸，置身高处不知寒。慈亲愿托慈云庇，紫竹萱花一例看。”予步韵有云“礼佛但将诗供献，对僧翻觉我酸寒”，为先生称赏。呜乎！兵燹以来，名山胜境变为瓦砾之场，而吾师亦骂贼捐躯久矣。展诵是诗，不禁涕泗之盈掬也。
◎晋中军风于泽
《左传》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林注：“风，牛马牝牡相诱而走失也。”浚师按：左氏言晋中军风于泽，不言晋中军牛马风于泽，林氏误会“马牛其风”及“风马牛不相及”二语，亦遂指风于泽为牛马相诱走失，殊不知牛马相诱，下文则当明言牛马走失，何反接亡大旆之左旃？盖祁瞒奸命，罪在左旃之亡耳。风于泽，风字应如“风乎舞雩”之风解。时当六月（观下“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可知是六月事。或云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此时河南地不甚热，似风字所解亦不确。按：“风乎舞雩”，非莫春时耶？此不必辩周正、夏正而可晓然者也），中军将士风于泽中，队伍参错，必无纪律，因而旆旃遗失。祁瞒有职掌之责，不能约束其众，故干犯军令，司马执而诛之。《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临战不用命，固有法，未战不用命，亦当有法也。此奸命即系不用命之证。李恢垣同年解为晋中军先军于泽，因遇大风，旃失军乱，祁瞒因而思变，是以司马斩之。其说亦新创，并录于后。
附录李恢垣同年光廷《风于泽解》
子严观察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句，谓风字不当作牛马牝牡相诱解，解如《论语》“风乎舞雩”之风，所见卓绝，然尚有可商者。杜预注云：“牛马因风而走，皆失之。”牛马自属增出，而风字似如字，未言牝牡相诱也。故刘炫《规过》以为放牛马于泽（此亦沿杜误）。遗失旆旃，不失牛马。孔氏正义则以为不失牛马，罪不至重，何须杀之以徇？引《费誓》所言“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则有常刑”为证，以驳刘申杜（按：“则有常刑”句亦是断章取义，经原云“复则赉，不复则刑”，分两层说也）。此皆误认下文“奸命”之解。杜注以为掌此二事而不修（二事指马牛及左旃之失）故致于杀，而不知其不可通也。按：《僖公四年》召陵之战“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服虔注：“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风字别解始见于此。杜注则云：“牛马风逸，盖末界之微事。”又《费誓》“马牛其风”，孔安国注亦云“马牛其有风逸”而已。孔先于服，亦只作逸解，不云相诱也。夫一二牝牡相诱走失，固理之常至，全军牛马因诱尽失，此岂复可信？且左氏于召陵一役明云“风马牛不相及”，此处既指牛马，当云“晋中军牛马风于泽”，乃脱去“牛马”，与之为隐，尚可以说经乎？鄙意以为晋中军先军于泽，因遇大风，亡其大旆之左旃。军中以旆旆旃为号志，旃失军乱，祁瞒因而思变，是为奸命，故司马用法斩之以徇于诸侯。是奸命自有可杀之罪，非为上两事。若因此风而增出牛马之失，其失也又离却风逸之解，而另云牝牡相诱，是治丝而愈棼，有是注无是传也。经中实字活用，指不胜屈。风字解如“风乎舞雩”之风，理自正大，而有别者：风字注云“乘凉”，以童冠既祓，就荫乘凉，固自不碍，若移军以乘凉，其说虽圆，不如遇风为言，似较直捷耳。
◎奋伐荆楚
《诗·商颂》：“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朱子集传曰：“《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按：《太平御览·四夷部》列荆于南蛮，鬼方于西戎。陈仁锡《潜确类书》云：南蛮即唐虞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暨于周代，党众弥盛。故《诗》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屈瑕。楚师复振，遂属于楚。”（本《后汉书》）又云：“西羌本出三苗，盖姜姓，其国近衡山。及舜徙之三危，汉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即《禹贡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及后相立，乃征畎夷（即畎戎）。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戎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克之。”（亦本《后汉书》）是荆楚在南，鬼方在西，两不相涉明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干宝曰：‘鬼方，北方之国。’”亦不确）。且《诗》明言：“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郑康成笺云：“维女楚国，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国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汤之时，乃氐羌远夷之国来献来见，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责楚之义，女乃远夷之不如。”故苏氏因之。朱子既采苏氏之说，而于前章又引“高宗伐鬼方”为即是荆楚，似未深考。王伯厚援《大戴礼帝系篇》“陆终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六日季连，芈姓”，谓楚即其后，以证集传。是将季连作为外家之苗裔矣，所说尤舛。《诗地理考》亦伯厚所著，其于荆舒下曾引郑氏“僖公与齐桓公举义兵，北当戎与狄，南艾荆及群舒，天下无敢御”，何独于荆楚之《诗》，又信朱子集传耶？
◎湛若水钤山堂集序
湛甘泉曰：“佛氏初心，躯壳起念即是苦根。尘绝伦理之罪，是同条共贯事。然问罪者，必须按其实迹赃证，乃可诛之也。今只诛其躯壳起念，则彼又有无诸相之说，必不肯服。”浚师按：今之论甘泉者众矣，大要不出阳明“求之于外”一言，所论犹躯壳也。若其《钤山堂集序》一篇，非赃证之实迹乎？吾即以甘泉按佛氏之赃证，转而按甘泉之赃证焉。《序》曰：
嘉靖三十年三月朔旦，元相大学士介溪严公以其《钤山堂文集》三十二卷，寓甘泉子于天关，授以首简叙之。于时水也以病废文字十余年矣，焚香对书，再拜再拜复再再拜，上以答公礼数之殊也，亦以贺公求言之笃也。曰：推公此念，人将轻千万里来进之以嘉言矣，况受知如水者乎？展而读之，凡为赋、诗古律绝句七百八十，颂、序、记、碑五十有九，内制、讲章二十有七，杂著二十有五，铭四十有三。曰：富矣哉集乎！娴矣哉文乎！有诗不戾乎《风》《雅》汉唐矣，有言不戾乎训诰诏令矣。于是心悦而神悸焉，悦然如入陶朱之室，开宝藏之库，万珍烁灼，文彩夺目，令人应接不暇，又爽然若自失也。乃作而言曰：盖尝大观天地间文而已矣，文即道之著也。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故或识其大，或识其小。大小一文也，一道也。道生天地，文在天地，天地生圣人，文在圣人。是故经乎天而文，纬乎地而文，观乎人而文，三才之道，文而已耳。天之覆帱也，地之持载也，日月之代明也，星辰之朗耀也，云汉之为章也，风雨之润贲也，雷霆之轰烈也，山峙之巍巍也，川流之粼粼也，昆虫之要要也，草木之夭乔也，尧之光被四表也，舜之重华焕乎其文章也，禹汤之文命、之圣谟、之嘉言、之洋洋孔彰也，文武之丕显、丕承也，皆文也。然天地万物所以覆载，所以代明，所以决烈，所以昭章，所以流峙，所以鼓耀夭乔，圣人所以光被，所以重华，所以文命洋洋孔彰，所以显承，其必有所以为之者矣。《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故天地圣人文焉尽之矣。知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所以为文，则知钤山之文所以为文矣。或曰：请问其所以。曰：神而已矣。夫神者，道之妙也，文之本也。子不闻钤山之降神乎？吾于留都，已形于咏歌矣。介翁生而神气以灵，疏朗开豁，童言宿生之事，矢口成章之能，应机万变之妙，辛甘调剂之宜，履历于艰难，允媚于天子，良工心苦，人莫与知。然则非公之神之精之为之乎？曰：请问根本之说。曰：子谓参天之木，果外假而为之者哉？所由本根也。得天之气，受地之质，气质合一，生生不测，莫知其然，之谓神。故能申根而干，而枝而叶，而华实以参天。夫华实也者，文之类也。根本也者，所以为华实之神之类也。知木之所以为华实，则知钤山之文所以为文矣。水也年将九十矣，亦伏生言语支离之时，岂复有文乎哉？据案随笔书之，重以报公之礼意之隆也，亦将以来天下之善言。从水也始，巩太平之基，于无穷，而太平一老亦得以安卧于无穷无虞之天也。是故力疾为《钤山堂集叙》。嘉靖三十年，岁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书、奉敕参赞机务、国子祭酒、翰林侍读、同修国史、经筵讲官，林下年末八十六甘泉生湛若水顿首谨书。
以钟鸣漏尽之岁，作此寡廉鲜耻之文，宜朱竹太史读之目张，以为讲学者不意贡谀若是也。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其《凡例》云：“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鸣乎！若若水者，前代理学家诚不多觏矣。
◎狩于河阳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曰：“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浚师按：《春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传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杜注：“隐其召君之阙，欲以明晋之功德。河阳之狩，赵盾之弑，泄冶之罪，皆违凡变例，以起大义危疑之理，故特称仲尼以明之。”苏氏曰：“明晋侯之德，没其召君，书天子之狩，显其失地，便是褒诸侯、贬天子。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欲明王狩所在，非实贬也。若隐其召君，则全没不书，于义为可。必书天王非地之狩者，若全没其文，无以明晋侯尊崇天子之德，故书天子出狩，诸侯往朝。”苏氏之意，与杜氏同。特两家所论，尚有不尽当者。周室既衰，天子微弱，晋文帅九国之师，力图霸业，不合诸侯，不足以取威，不尊天子，不足以正名。其不欲朝周者，非自嫌强大而不敢也，九国聚会于温，设声言朝周，一国不从，便损威重。莫若讽王出狩，以君就臣，遂使各国有不得不朝之势，显示以名义之正，而阴逞其威胁之私。左氏谓非其地，而又继之以明德一语者，盖讽王出狩，而自明其朝王之功德。若曰仲尼既讳为天王狩河阳矣，此而明正其非，不几失夫子修《春秋》之旨乎？故曰“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委婉其辞，褒贬自见。杜氏明晋之功德，与苏氏明晋侯尊崇天子之德，皆不能体会入微也。黄东发引木讷之言，以为河阳之狩非晋文召王，则举三传皆不足信矣。桓谭《新语》：“秦始皇见周室失统，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襄王之世，非东周以后可比。而齐、鲁、宋、蔡、陈、郑各国，又非晋文所可竿而驱之者，不得已而作挟天子令诸侯之举。河阳一出，有以知晋文之用心矣。善乎伊川先生之言，曰：“晋文公欲率诸侯以朝王，正也。惧其不能，故谲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独见其召王之非，而不见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谲而掩其正也。”
◎烈风雷雨弗迷
“纳于大麓”，孔安国传：“麓，录也，纳舜使大录万机之政，阴阳和，风雨时，各以其节，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东坡先生《书传》云：“‘烈风雷雨弗迷’，是天有烈风雷雨，而舜弗迷也。今乃以为阴阳和、风雨时，逆其文矣。”浚师按：孔传阴阳和，风雨时，正以各有其节，故无烈风雷雨之迷错愆伏耳。东坡信《史记》，又截去“各以其节”二语，便觉孔传所说不圆。安国盖本《孔丛子》孔子答宰我之间，杨升庵《笔记》采之。升庵曰：“今以大麓为山麓，是尧纳舜于荒险之地，而以狂风霹雳试其命，何异于茅山道士之斗法哉？”语谑而虐，其意在驳蔡沈集传，不知蔡沈实从司马公、东坡先生来也。
◎吴侍郎奏疏
同治甲子秋七月，克复江宁。捷至，霍山吴公有《请加敬惧持以恒永》一疏，得旨嘉奖，并发交弘德殿，俾资省览。一时传抄疏稿，几于纸贵。录其原疏云：
户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臣吴廷栋跪奏：窃臣恭读本月初三日奉上谕：自古君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等因，钦此！方今江宁克复，元凶授首，四方指日荡平。普天臣民，同深庆幸。乃圣心犹戒慎恐惧，不自满假。谆戒统兵大臣、督、抚等，及内外大小臣工，慎始图终，无荒无怠。此诚四海臣民万世无疆之福也。而臣窃有虑焉。万方之治乱在朝政，百工之敬肆视君心。事不贵文，贵其实。下不从令，从其所好。敬为皇太后、皇上陈之：夫治乱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从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宦寺即有乘此喜而贡其谄媚者矣，左右即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者矣，容悦之臣即有迎此喜而工其谀佞者矣，屏逐之奸即有窥此喜而巧其夤缘者矣。谄媚贡则柄暗窃，蒙蔽肆则权下移，谀佞工则主志惑，夤缘巧则宵小升。于是受蛊惑，塞聪明，恶忠说，远老成。从前戒惧之念，一喜败之；此后肆侈之行，一喜开之。方且矜予智、乐莫违、逞独断、快从容，一人肆之于上，群小煽之于下，流毒苍生，遗祸社稷，稽诸册史，后先一辙。推原其端，只因一念之由喜入骄而已。军兴以来，十余省亿万生灵惨遭锋镝，即倡乱之民，莫非朝廷赤子，大兵所加，尽被诛夷。皇太后、皇上体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使万几之余，或有一念之肆，虽纶音告戒，而群臣第奉为故事，多方且视为具文，积习相沿，徒为粉饰；将仍安于怠惰废纵矣。是非坚定刻苦，持之以恒，积数十年之恭俭敬养，有未易培国脉、复元气者矣。夫上行下必效，内治则外安。其道莫大于敬，其几必始于惧。惧天节无常，则不敢恃天；惧民情可畏，则不敢玩民；惧柄暗窃，则谄媚必斥；惧权下移；则蒙蔽必照；惧志易荡，则谀佞必远；惧邪易侵，则夤缘必绝。凡此，皆本于一心之敬。盖惧在敬之始，敬在惧之实。敬则大智愈明，神武益彰。天之明节常顾子目。民之怨咨如闻于耳。一人笃恭于上，盈廷交儆于下。群帅知惧，必协力以靖余氛，残寇无难尽扫；大吏知惧，必竭心以图善后，灾黎得庆再生。而宵旰勤劳仍复其难其慎，曰与二三大臣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无欲速，无见小，一切抚绥培养之要，无不次第筹其万全。庶几至诚无息，久道化成，绍祖宗富有之大业，开子孙无疆之丕基，是皆由皇心之敬成，而实由皇心之惧始也。要之，存亡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唐太宗身乎群寇，贞观之治轶于汉文，而以骄矜致侮。明皇亲定大辞，开元之治等于太宗，而以泰侈召祸。若夫帝舜之治，大禹戒以无傲无慢，而《虞书》首曰“钦”，此所以成中天之运也。武王之治，太保训以玩人玩物，而《周书》首曰“敬”，此所以永八百之祚也。喜而肆者如彼，惧而敬者如此。《易传》曰：“危者使平，满者始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可弗以为承鉴欤？臣不揣冒昧，窃献刍言，披沥渎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按：此疏内阁发抄后，浚师适在倭艮峰相国宅。相国持以谓浚师曰：“足下今日见竹翁所奏否？陆宣公以来有数文字也。”浚师对曰：“程明道王霸之辨，朱晦翁面奏之词，无以过矣。”相国曰：“子以竹翁笃守程、朱，故以洛、闽为比耳。”浚师复对曰：“晦翁面奏子内云：‘伏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吴公奏疏，实本此数语，脱化而出，特当日未闻有诏褒晦翁之忠直，而今则德音下逮，且谓其剀切敷陈，深得杜渐防微之意焉。则圣主之圣，与庸主之庸，又岂可同日语哉？”相国笑而颔之曰：“子言诚然。”</P>
八月，永（琅）等覆奏：“臣等遵提犯证，逐一研讯。据张李氏供：籍隶顺义县兴周营，嫁与本县民人张国辅为妻，生有三子：长子张明德，次子张新德已故，三子即广月，自幼出家为僧。乾隆三十七年，该氏因伊夫患痰迷病症，闻有瓦子街居住民妇李氏常拉铁练募化，代人治病，即请为伊夫医治。见李氏用手按摩，针扎病处，病即痊愈。该氏从此与李氏往来学习，粗知针扎治病之法。李氏故后，该氏即取其铁练拴系头项，出外化缘治病。走至通州旷野地方，时值隆冬，风雪交作，迷失路径，难以行走。该氏随在雪地，带锁打坐。适有居民路过，见而诧异，随向盘问。该氏即以在此结缘治病为答。随有人延请到家看病，该氏即学李氏按摩针扎，并假念经咒，病即痊愈。自此附近居民共相传播，多请该氏治病，往往有验。该氏借此思欲修庙赚钱，见所住兴周营地方七圣小庙坍塌，随将所得治病钱文修理，给伊子广月居住。其所供延请治病之家，皆彼处附近村民，因年久不能逐一供指。嗣于四十五年，送广月到戒台寺受戒。该氏亦来京，在总布胡同泰山庵拜已故尼僧福山为师，取法名了义。因闻伊夫患病，仍回顺义。伊夫旋于四十七年身故。复于四十八年来京，找见福山，带至潭柘寺受戒。该氏因见女僧受戒，俱系男人代为剃发，心中不愿，未经落发。走至西山西峰寺，依尼僧济广同住。起意将该寺立女常经为女僧传戒，又恐无道法，不足耸动众人，遂用油捻在左右臂膊烧点数处，含痛忍受，借此募化。以致附近居民闻知往视，见其坚忍，致相传播，偕往进香者渐多。有因病求治者，该氏即令跪香，假念经咒，为之求神。又有求药者，该氏无可给与，遂买药铺内五汁丸等药，改成小丸，并假画神符给与。竟有病即痊愈者，因而祈求布施者益众。适值原任大学士三宝寡媳乌佳氏患血气凝结病症，闻该氏素能治病，延至家中。该氏为之按摩，假念咒语，并代为祈祷。病愈后乌佳氏感激，欲向伊重谢，拜伊为师。该氏令其施舍金银，修整西峰寺。乌佳氏允从，当令管事家人许禄招工匠任五即任极盛修盖庙宇，先后给修庙工价银一万七千两，又置办供器银三千两，共计银二万两。其余陆续施给衣服器物，并施金镯及零星银钱不计确数，约亦不下万余金。又送使女双庆至寺，跟随跪香念佛。乌佳氏亦曾赴寺烧香。又现任银库员外郎恒庆之妻宜特莫氏素患痰喘病症，亦请该氏祈祷痊愈。宜特莫氏每月给该氏养赡银三五十两不等，又听从该氏修理石厂地方三教寺，舍银一万七千余两，又添凑金子二百八十两，合计共银二万余两。张李氏即将银两交给伊子广月修庙，金子自行收存，现经起获。宜特莫氏又令使女玉喜跟随服侍。庙修成后，改名灵应寺。该氏随在两寺来往，焚香治病。宜特莫氏亦曾至寺拈香。此张李氏先后跪香治病、惑众修庙之原委也。嗣因西峰寺后塔院工程未完，乌佳氏亦未再给银两。承揽修工之任五无从借工图利，随起意与该氏商允，因该氏曾向说称少时梦见观音菩萨，及在通州坐雪治病等事，即借此画出图像，装点神奇，表白灵异，希图哄骗。众人自必争施银钱，修造塔院，伊可于中取利。遂凭空点缀画成张李氏出身、坐雪、出家，及众人拜求治病各图像五轴，并捏称身能入定出神，且称该氏系菩萨转世。该寺旧有远年住持僧人塑像，原称西峰老祖，村人因该氏治病烧香，亦遂称为西峰老祖活佛。自是远近人民到寺烧香治病者，不一而足，俱有布施，每人自二三两至十余两不等。该氏自此益有蓄积，分给伊三子广月银一千两，修盖圆广寺，长子张明德银一千两，买房一所，开设木铺一座，其次子寡媳崔氏在籍典地一百余亩，俱系该氏前在通州、顺义治病时所得资财。而任五亦得修庙盈余银八百余两。此任五起意为张李氏装点图像惑众，因有老祖活佛之名号也。今步军统领衙门访获搜拿，奏请审办。臣等钦遵谕旨，会同研鞫，并将解任员外郎恒庆及应讯人等传案质审，俱各供认前情不讳。臣等以张李氏系乡愚妇女，胆敢在京畿重地号称老祖活佛，致男女纷纷到寺，甚至大臣官员家属争舍财物至数万之多，平日必有邪术及传徒授教不法等事。虽现在起出经卷详加核阅，均系旧有不全僧人斋诵之《金刚》、《观音》等经，其咒语一纸，俚俗不堪，亦无违悖妄诞字样，但究系传自何人，并治病如何灵验之处，复将该氏严切追究，加以刑吓，令其逐一吐供。据供：‘我素不识字，亦无药方医书，初时不过学李氏针扎按摩的诀，后见请我治病人多，就将买来丸药改做，随意画符。我本无法术，怕人看出破绽，所以混念几句俗语，编几个佛号，作为咒语，叫儿子广月写就。施药时默念咒语，一心专求观音菩萨。并叫人服药时心心念佛，不料竟有灵验，致大家布施。后因修理塔院未成，工头任五向我商量，欲将我坐雪、出身、治病的原委画出图像，并因我从前梦见观音菩萨教我出家的话，并捏说我是观音转世。我听从他画成图像五轴，传播开去，以致人都称老祖活佛。这原是希图多得布施的意思，是我该死，并无别的邪术，亦无传授与人及别项不法的事。如有别情，现在双庆们俱在案下，这样严审，岂能替我隐瞒。’等语。臣等覆查任五系市侩小民，揽修庙工，希图获利，自属常情，乃辄为该氏装点图像，且妄称身能入定出神，并妄称该氏为菩萨转世，以致该氏有老祖活佛之号，共相煽惑，或该犯传布邪术及另有不法别情，亦未可定。复将任五严加究诘，并用刑吓。据任五供：‘我恿怂张李氏绘画图像，替他装点灵异，又谎称自己能入定出神，妄称该氏系菩萨转世，原想教众人敬信，多舍银钱，我借此修庙完工，可以从中得利。那图画俱系我凭空装点作成，总是我该死。并无邪法，亦没另有煽惑的事。’臣等又以张李氏修寺布施银两，除三宝、恒庆两家外，自必另有官员家属至庙施舍，不一而足。即两家所舍银两，亦尚不止此数。且该氏系乡愚下贱，竟敢擅用黄缎坐褥靠背，尤为狂妄不法。覆加严诘，又据张李氏供：‘我兴修庙宇，实止三中堂、恒员外两家系大施主。其余人数众多，实在不能记忆，并没另有官员眷属大家施舍的，就是这两家给我银两。有任五、许禄及双庆、玉喜可以质问，并不敢以多报少。至黄靠背坐褥，我因见各庙供佛皆用，所以就做一副，以便做道场时供佛陈设，平时包好藏在屋内。昨有官员拿我时，这黄坐褥等物俱系包著，可见我不敢坐用，现有拿我官员可问求详情。’质之双庆、玉喜并老尼济广等，供俱相符。原拿司员亦称靠垫实系包藏在庙起出，验无坐用痕迹。并诘讯恒庆，以该员系原任总督图思德之子，现有赔项，不思及早完缴，转任听妻子修庙布施至二万余两之多，是何居心？该员惟有伏地叩头，自认糊涂，无可置辩。复将各犯反覆究诘，矢口不移，案无遁饰。查律载‘凡师巫自号端公、师婆名色，及妄称弥勒佛，一应左道隐藏图像，烧香集众，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官吏军民人等僭用黄紫二色，比照僭用龙凤缀律，拟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语，此案张李氏本一民妇，出家为尼，辄假烧香治病为名，念咒画符，煽惑远近居民及官员眷属，舍银多至数万余两，并被人称为老祖活佛，居之不疑。任五本系工匠，乃因修庙图利，辄敢起意为张李氏装点画像，妄称该氏为菩萨转世，哄骗众人，致该氏有老祖活佛称号，又骗得修庙工银八百余两。是张李氏假神画符烧香治病，敛钱惑众，固属为首，而该氏哄动远近，号为老祖活佛，实系任五起意绘画图像播扬所致，厥罪维均，未便分别首从。张李氏除擅用黄缎坐褥等物罪止满徒不议外，张李氏、任五均合依师巫妄称弥勒佛隐藏图像煽惑人民为首律，俱拟绞。但该氏既已为尼，又不剃发，复敢假神治病敛钱，甚至哄动官员眷属，得银数万，任五以修工匠役，希图修工赚钱，胆敢假捏张李氏为菩萨转世，煽惑人心，情罪均重。京畿为首善之地，尤宜肃清此等惑众妄为之徒，未便稍为稽诛。应请旨即行正法，以昭惩戒。张李氏长子张明德、三子僧广月虽讯明无帮同煽惑情事，但分受伊母骗得银两数至盈千，未便轻纵。张明德、广月应于张李氏绞罪上减一等，俱杖一百，流三千里，交与顺天府定地发配，至配所折责四十板。至恒庆系现任职官，任听伊妻入寺烧香，布施数万，并将分赏为奴使女玉喜给与服役。三宝之媳乌佳氏以大家孀妇，因张李氏治病有验，即拜伊为师，施银数万，并给与使女双庆跟随烧香，且均有官项未完，乃恣意滥费，实属妄为。除两家应缴修庙银两，业经该旗遵旨办理外，仍将解任员外郎恒庆交部严加议处，并恒庆之妻宜特莫氏、三宝之媳乌佳氏应遵旨交该旗族长严加管束，不许出门。仍行文各该旗并提督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严饬官员人等，毋许纵令妇女入庙烧香，以维风化。张李氏、任五并张李氏之子张明德等所有在京财产，业经步军统领衙门查抄，应将金银房屋交内务府查收。其木头铺一座，交该旗招商认开。其衣服什物，交崇文门照例办理。所有张李氏庙内什物，及原籍房产，亦经顺天府查抄，应听顺天府分别办理。张李氏孀媳崔氏，向住原籍，讯无知情敛钱情事，应毋庸议，给与母家领回。任五所骗银八百两，应照追入官，查该犯家产，业经查抄，应毋庸议。许禄经管修庙，讯系听从主母之命，应与无干之玉喜、双庆、老尼济广等均免置议。但玉喜系同伊兄黄三分赏图思德为奴之人，应照例交该旗另行分赏为奴。双庆系三宝家契买民女，应交该县照例发卖，身价入官。张李氏所修西峰、灵应两寺交僧录司另选妥实僧人住持焚修。至圆广寺现有僧人住持，毋庸更换。再张李氏所供顺义县瓦子街居住之民妇李氏传授针扎治病之法，虽研讯，坚称李氏业已病故，是否属实，以及李氏有无另传他人及招摇煽惑情事，应交顺天府严查明确，照例办理，以净根株。”云云。
旋奉旨：“此案工匠任五即任极盛，因修庙图利起意，为张李氏装点画像，妄称该氏为菩萨佛祖转世，惑诱远近民人，是张李氏之种种不法，皆该犯怂恿所致，实为此案罪魁，且骗得修庙工银八百余两，亦应依窃赃满贯例办理。任五著照留京王、大臣等所拟即行处绞。至张李氏假神画符，以烧香治病为名，惑众敛钱，固属不法，但乡村愚妇，不过为图骗钱财起见，究无悖逆词语。张李氏著从宽，改为按例应绞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
◎梅心驿古刹
吾皖舒城县本汉龙舒治，宋时省，至唐开元分合肥、庐江二县置舒城，隶庐州，今困之。去舒城三十里曰梅心驿，近驿二里许有古刹一区，殿宇雄丽，供自来佛，盖大士像也。后楼三楹，尤宏敞，颜曰“仙好”，乌程钮西农明府福畴所修。对面松竹苯，峰峦﹀屴，望之颇豁胸目。道光丁未十月，予随先师黄琴士先生过此，登绝顶瞻拜。先生纪以诗云：“闻说灵岩佛自来，虔诚膜拜陟崔嵬。烟霞叠叠仙居好，金碧层层福地开。涌座莲花藏世界，满山枫叶护楼台。钟鱼动我皈依念，一片名心到此灰。”“历遍崎岖世路难，朔风吹遣客衣单。征途喜近梅心驿，法雨新沾贝叶坛。立脚初桄原是岸，置身高处不知寒。慈亲愿托慈云庇，紫竹萱花一例看。”予步韵有云“礼佛但将诗供献，对僧翻觉我酸寒”，为先生称赏。呜乎！兵燹以来，名山胜境变为瓦砾之场，而吾师亦骂贼捐躯久矣。展诵是诗，不禁涕泗之盈掬也。
◎晋中军风于泽
《左传》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林注：“风，牛马牝牡相诱而走失也。”浚师按：左氏言晋中军风于泽，不言晋中军牛马风于泽，林氏误会“马牛其风”及“风马牛不相及”二语，亦遂指风于泽为牛马相诱走失，殊不知牛马相诱，下文则当明言牛马走失，何反接亡大旆之左旃？盖祁瞒奸命，罪在左旃之亡耳。风于泽，风字应如“风乎舞雩”之风解。时当六月（观下“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可知是六月事。或云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此时河南地不甚热，似风字所解亦不确。按：“风乎舞雩”，非莫春时耶？此不必辩周正、夏正而可晓然者也），中军将士风于泽中，队伍参错，必无纪律，因而旆旃遗失。祁瞒有职掌之责，不能约束其众，故干犯军令，司马执而诛之。《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临战不用命，固有法，未战不用命，亦当有法也。此奸命即系不用命之证。李恢垣同年解为晋中军先军于泽，因遇大风，旃失军乱，祁瞒因而思变，是以司马斩之。其说亦新创，并录于后。
附录李恢垣同年光廷《风于泽解》
子严观察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句，谓风字不当作牛马牝牡相诱解，解如《论语》“风乎舞雩”之风，所见卓绝，然尚有可商者。杜预注云：“牛马因风而走，皆失之。”牛马自属增出，而风字似如字，未言牝牡相诱也。故刘炫《规过》以为放牛马于泽（此亦沿杜误）。遗失旆旃，不失牛马。孔氏正义则以为不失牛马，罪不至重，何须杀之以徇？引《费誓》所言“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则有常刑”为证，以驳刘申杜（按：“则有常刑”句亦是断章取义，经原云“复则赉，不复则刑”，分两层说也）。此皆误认下文“奸命”之解。杜注以为掌此二事而不修（二事指马牛及左旃之失）故致于杀，而不知其不可通也。按：《僖公四年》召陵之战“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服虔注：“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风字别解始见于此。杜注则云：“牛马风逸，盖末界之微事。”又《费誓》“马牛其风”，孔安国注亦云“马牛其有风逸”而已。孔先于服，亦只作逸解，不云相诱也。夫一二牝牡相诱走失，固理之常至，全军牛马因诱尽失，此岂复可信？且左氏于召陵一役明云“风马牛不相及”，此处既指牛马，当云“晋中军牛马风于泽”，乃脱去“牛马”，与之为隐，尚可以说经乎？鄙意以为晋中军先军于泽，因遇大风，亡其大旆之左旃。军中以旆旆旃为号志，旃失军乱，祁瞒因而思变，是为奸命，故司马用法斩之以徇于诸侯。是奸命自有可杀之罪，非为上两事。若因此风而增出牛马之失，其失也又离却风逸之解，而另云牝牡相诱，是治丝而愈棼，有是注无是传也。经中实字活用，指不胜屈。风字解如“风乎舞雩”之风，理自正大，而有别者：风字注云“乘凉”，以童冠既祓，就荫乘凉，固自不碍，若移军以乘凉，其说虽圆，不如遇风为言，似较直捷耳。
◎奋伐荆楚
《诗·商颂》：“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朱子集传曰：“《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按：《太平御览·四夷部》列荆于南蛮，鬼方于西戎。陈仁锡《潜确类书》云：南蛮即唐虞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暨于周代，党众弥盛。故《诗》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屈瑕。楚师复振，遂属于楚。”（本《后汉书》）又云：“西羌本出三苗，盖姜姓，其国近衡山。及舜徙之三危，汉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即《禹贡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及后相立，乃征畎夷（即畎戎）。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戎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克之。”（亦本《后汉书》）是荆楚在南，鬼方在西，两不相涉明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干宝曰：‘鬼方，北方之国。’”亦不确）。且《诗》明言：“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郑康成笺云：“维女楚国，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国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汤之时，乃氐羌远夷之国来献来见，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责楚之义，女乃远夷之不如。”故苏氏因之。朱子既采苏氏之说，而于前章又引“高宗伐鬼方”为即是荆楚，似未深考。王伯厚援《大戴礼帝系篇》“陆终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六日季连，芈姓”，谓楚即其后，以证集传。是将季连作为外家之苗裔矣，所说尤舛。《诗地理考》亦伯厚所著，其于荆舒下曾引郑氏“僖公与齐桓公举义兵，北当戎与狄，南艾荆及群舒，天下无敢御”，何独于荆楚之《诗》，又信朱子集传耶？
◎湛若水钤山堂集序
湛甘泉曰：“佛氏初心，躯壳起念即是苦根。尘绝伦理之罪，是同条共贯事。然问罪者，必须按其实迹赃证，乃可诛之也。今只诛其躯壳起念，则彼又有无诸相之说，必不肯服。”浚师按：今之论甘泉者众矣，大要不出阳明“求之于外”一言，所论犹躯壳也。若其《钤山堂集序》一篇，非赃证之实迹乎？吾即以甘泉按佛氏之赃证，转而按甘泉之赃证焉。《序》曰：
嘉靖三十年三月朔旦，元相大学士介溪严公以其《钤山堂文集》三十二卷，寓甘泉子于天关，授以首简叙之。于时水也以病废文字十余年矣，焚香对书，再拜再拜复再再拜，上以答公礼数之殊也，亦以贺公求言之笃也。曰：推公此念，人将轻千万里来进之以嘉言矣，况受知如水者乎？展而读之，凡为赋、诗古律绝句七百八十，颂、序、记、碑五十有九，内制、讲章二十有七，杂著二十有五，铭四十有三。曰：富矣哉集乎！娴矣哉文乎！有诗不戾乎《风》《雅》汉唐矣，有言不戾乎训诰诏令矣。于是心悦而神悸焉，悦然如入陶朱之室，开宝藏之库，万珍烁灼，文彩夺目，令人应接不暇，又爽然若自失也。乃作而言曰：盖尝大观天地间文而已矣，文即道之著也。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故或识其大，或识其小。大小一文也，一道也。道生天地，文在天地，天地生圣人，文在圣人。是故经乎天而文，纬乎地而文，观乎人而文，三才之道，文而已耳。天之覆帱也，地之持载也，日月之代明也，星辰之朗耀也，云汉之为章也，风雨之润贲也，雷霆之轰烈也，山峙之巍巍也，川流之粼粼也，昆虫之要要也，草木之夭乔也，尧之光被四表也，舜之重华焕乎其文章也，禹汤之文命、之圣谟、之嘉言、之洋洋孔彰也，文武之丕显、丕承也，皆文也。然天地万物所以覆载，所以代明，所以决烈，所以昭章，所以流峙，所以鼓耀夭乔，圣人所以光被，所以重华，所以文命洋洋孔彰，所以显承，其必有所以为之者矣。《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故天地圣人文焉尽之矣。知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所以为文，则知钤山之文所以为文矣。或曰：请问其所以。曰：神而已矣。夫神者，道之妙也，文之本也。子不闻钤山之降神乎？吾于留都，已形于咏歌矣。介翁生而神气以灵，疏朗开豁，童言宿生之事，矢口成章之能，应机万变之妙，辛甘调剂之宜，履历于艰难，允媚于天子，良工心苦，人莫与知。然则非公之神之精之为之乎？曰：请问根本之说。曰：子谓参天之木，果外假而为之者哉？所由本根也。得天之气，受地之质，气质合一，生生不测，莫知其然，之谓神。故能申根而干，而枝而叶，而华实以参天。夫华实也者，文之类也。根本也者，所以为华实之神之类也。知木之所以为华实，则知钤山之文所以为文矣。水也年将九十矣，亦伏生言语支离之时，岂复有文乎哉？据案随笔书之，重以报公之礼意之隆也，亦将以来天下之善言。从水也始，巩太平之基，于无穷，而太平一老亦得以安卧于无穷无虞之天也。是故力疾为《钤山堂集叙》。嘉靖三十年，岁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书、奉敕参赞机务、国子祭酒、翰林侍读、同修国史、经筵讲官，林下年末八十六甘泉生湛若水顿首谨书。
以钟鸣漏尽之岁，作此寡廉鲜耻之文，宜朱竹太史读之目张，以为讲学者不意贡谀若是也。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其《凡例》云：“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鸣乎！若若水者，前代理学家诚不多觏矣。
◎狩于河阳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曰：“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浚师按：《春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传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杜注：“隐其召君之阙，欲以明晋之功德。河阳之狩，赵盾之弑，泄冶之罪，皆违凡变例，以起大义危疑之理，故特称仲尼以明之。”苏氏曰：“明晋侯之德，没其召君，书天子之狩，显其失地，便是褒诸侯、贬天子。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欲明王狩所在，非实贬也。若隐其召君，则全没不书，于义为可。必书天王非地之狩者，若全没其文，无以明晋侯尊崇天子之德，故书天子出狩，诸侯往朝。”苏氏之意，与杜氏同。特两家所论，尚有不尽当者。周室既衰，天子微弱，晋文帅九国之师，力图霸业，不合诸侯，不足以取威，不尊天子，不足以正名。其不欲朝周者，非自嫌强大而不敢也，九国聚会于温，设声言朝周，一国不从，便损威重。莫若讽王出狩，以君就臣，遂使各国有不得不朝之势，显示以名义之正，而阴逞其威胁之私。左氏谓非其地，而又继之以明德一语者，盖讽王出狩，而自明其朝王之功德。若曰仲尼既讳为天王狩河阳矣，此而明正其非，不几失夫子修《春秋》之旨乎？故曰“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委婉其辞，褒贬自见。杜氏明晋之功德，与苏氏明晋侯尊崇天子之德，皆不能体会入微也。黄东发引木讷之言，以为河阳之狩非晋文召王，则举三传皆不足信矣。桓谭《新语》：“秦始皇见周室失统，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襄王之世，非东周以后可比。而齐、鲁、宋、蔡、陈、郑各国，又非晋文所可竿而驱之者，不得已而作挟天子令诸侯之举。河阳一出，有以知晋文之用心矣。善乎伊川先生之言，曰：“晋文公欲率诸侯以朝王，正也。惧其不能，故谲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独见其召王之非，而不见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谲而掩其正也。”
◎烈风雷雨弗迷
“纳于大麓”，孔安国传：“麓，录也，纳舜使大录万机之政，阴阳和，风雨时，各以其节，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东坡先生《书传》云：“‘烈风雷雨弗迷’，是天有烈风雷雨，而舜弗迷也。今乃以为阴阳和、风雨时，逆其文矣。”浚师按：孔传阴阳和，风雨时，正以各有其节，故无烈风雷雨之迷错愆伏耳。东坡信《史记》，又截去“各以其节”二语，便觉孔传所说不圆。安国盖本《孔丛子》孔子答宰我之间，杨升庵《笔记》采之。升庵曰：“今以大麓为山麓，是尧纳舜于荒险之地，而以狂风霹雳试其命，何异于茅山道士之斗法哉？”语谑而虐，其意在驳蔡沈集传，不知蔡沈实从司马公、东坡先生来也。
◎吴侍郎奏疏
同治甲子秋七月，克复江宁。捷至，霍山吴公有《请加敬惧持以恒永》一疏，得旨嘉奖，并发交弘德殿，俾资省览。一时传抄疏稿，几于纸贵。录其原疏云：
户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臣吴廷栋跪奏：窃臣恭读本月初三日奉上谕：自古君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等因，钦此！方今江宁克复，元凶授首，四方指日荡平。普天臣民，同深庆幸。乃圣心犹戒慎恐惧，不自满假。谆戒统兵大臣、督、抚等，及内外大小臣工，慎始图终，无荒无怠。此诚四海臣民万世无疆之福也。而臣窃有虑焉。万方之治乱在朝政，百工之敬肆视君心。事不贵文，贵其实。下不从令，从其所好。敬为皇太后、皇上陈之：夫治乱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从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宦寺即有乘此喜而贡其谄媚者矣，左右即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者矣，容悦之臣即有迎此喜而工其谀佞者矣，屏逐之奸即有窥此喜而巧其夤缘者矣。谄媚贡则柄暗窃，蒙蔽肆则权下移，谀佞工则主志惑，夤缘巧则宵小升。于是受蛊惑，塞聪明，恶忠说，远老成。从前戒惧之念，一喜败之；此后肆侈之行，一喜开之。方且矜予智、乐莫违、逞独断、快从容，一人肆之于上，群小煽之于下，流毒苍生，遗祸社稷，稽诸册史，后先一辙。推原其端，只因一念之由喜入骄而已。军兴以来，十余省亿万生灵惨遭锋镝，即倡乱之民，莫非朝廷赤子，大兵所加，尽被诛夷。皇太后、皇上体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使万几之余，或有一念之肆，虽纶音告戒，而群臣第奉为故事，多方且视为具文，积习相沿，徒为粉饰；将仍安于怠惰废纵矣。是非坚定刻苦，持之以恒，积数十年之恭俭敬养，有未易培国脉、复元气者矣。夫上行下必效，内治则外安。其道莫大于敬，其几必始于惧。惧天节无常，则不敢恃天；惧民情可畏，则不敢玩民；惧柄暗窃，则谄媚必斥；惧权下移；则蒙蔽必照；惧志易荡，则谀佞必远；惧邪易侵，则夤缘必绝。凡此，皆本于一心之敬。盖惧在敬之始，敬在惧之实。敬则大智愈明，神武益彰。天之明节常顾子目。民之怨咨如闻于耳。一人笃恭于上，盈廷交儆于下。群帅知惧，必协力以靖余氛，残寇无难尽扫；大吏知惧，必竭心以图善后，灾黎得庆再生。而宵旰勤劳仍复其难其慎，曰与二三大臣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无欲速，无见小，一切抚绥培养之要，无不次第筹其万全。庶几至诚无息，久道化成，绍祖宗富有之大业，开子孙无疆之丕基，是皆由皇心之敬成，而实由皇心之惧始也。要之，存亡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唐太宗身乎群寇，贞观之治轶于汉文，而以骄矜致侮。明皇亲定大辞，开元之治等于太宗，而以泰侈召祸。若夫帝舜之治，大禹戒以无傲无慢，而《虞书》首曰“钦”，此所以成中天之运也。武王之治，太保训以玩人玩物，而《周书》首曰“敬”，此所以永八百之祚也。喜而肆者如彼，惧而敬者如此。《易传》曰：“危者使平，满者始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可弗以为承鉴欤？臣不揣冒昧，窃献刍言，披沥渎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按：此疏内阁发抄后，浚师适在倭艮峰相国宅。相国持以谓浚师曰：“足下今日见竹翁所奏否？陆宣公以来有数文字也。”浚师对曰：“程明道王霸之辨，朱晦翁面奏之词，无以过矣。”相国曰：“子以竹翁笃守程、朱，故以洛、闽为比耳。”浚师复对曰：“晦翁面奏子内云：‘伏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吴公奏疏，实本此数语，脱化而出，特当日未闻有诏褒晦翁之忠直，而今则德音下逮，且谓其剀切敷陈，深得杜渐防微之意焉。则圣主之圣，与庸主之庸，又岂可同日语哉？”相国笑而颔之曰：“子言诚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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