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師，又號金風亭長。浙江秀水（今嘉興）人。他是清初極負時譽的文學家，浙西詞派的創始人。其詩與王士禛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他學識淹博，出經入史，精於考覈，勤於著述。輯有《經義考》三百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詞綜》三十卷，《明詩綜》一百卷，均流傳於世。又撰有《瀛洲道古録》、《吉金貞石記》、《粉墨春秋》、《禾録》、《鹺志》諸書。晚年手自删定《曝書亭集》八十卷，收入一生主要作品，性質略近於全集，流行甚廣。中年時，曾自編《南車草》、《竹垞文類》及《騰笑集》行世。

    一

    朱彝尊出生於浙西嘉興梅里（今王店）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曾祖朱國祚，字兆隆，明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歷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攝本部尚書事，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入東閣，後以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致仕，卒贈太傅，謚文恪。這是朱氏最顯赫的一代，也是竹垞經常提及而引以爲榮的。祖父朱大競，國祚長子，由蔭生除授都察院照磨，擢工部主事，坐事獲譴，思宗即位後，出任雲南楚雄知府。不久，奔母喪回籍，卒於家。竹垞之父朱茂曙，未仕，學者稱“安度先生”。撰有《兩京求舊録》。竹垞係其長子。

    竹垞早慧，有神童之目。《國朝先正事略》及朱桂孫、稻孫所撰《祖考竹垞府君行述》都曾提及竹垞生有異禀，“書過眼不遺”。後者還説到乃祖從小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於詩藝尤工”。幼時，塾師舉“王瓜”命作對，竹垞應聲曰：“后稷”。所叙或不無誇飾，亦可見竹垞聰穎和幼學根柢之一斑。

    竹垞少時摒棄科舉仕進之路，其原因除了家道中落，貧寒無以自給，生活極不安定外，其叔父朱芾園的影響，也是因素之一。《國朝先正事略》説他“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而據《行述》，則應爲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即竹垞十二歲時事。是歲，浙東西大饑，人相食，竹垞家亦至絶食。當時，芾園語竹垞：“河北盗賊，中朝朋黨，亂將成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授《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這，從此決定了他從事學術著述和文學創作的生活道路。表面上看來，朱芾園讓竹垞放棄舉業，改學古文，是由于時局混亂。究其實，恐另有原因在。若按《國朝先正事略》的説法，竹垞當時是十七歲，亦即公元一六四五年，恰好是順治二年，清朝定鼎之第二年。這未必是偶然的巧合。又據《行述》，芾園極其推崇黄淳耀文，曾以其稿授竹垞，囑研習之。一六四五年，也正是黄淳耀抗清失敗、不屈殉難的一年。這很值得玩索。何況，芾園之兄，即竹垞的大伯父朱茂暉（死於康熙十四年即公元一六七五年，竹垞爲其繼子），晚明時曾爲復社領袖。這中間的蛛絲馬跡，自更不容忽視。

    竹垞的曾祖父國祚爲明朝重臣，祖大競亦曾仕宦多年。生長於這樣官宦人家，少年朱竹垞自然會受到薰陶和濡染，父祖輩對他灌輸過民族意識和綱常大義，亦所必然。這就成爲他日後參預抗清活動的一個思想根源。據《行述》：竹垞“乙未始游山陰，過梅市，訪祁氏昆弟，留數月。”乙未是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竹垞二十七歲。祁氏昆仲，指曾任南明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在清軍破杭州時以身殉明的祁彪佳之子祁班孫、理孫兄弟。梅市是個小地方，竹垞留連竟至數月之久，其過從之密，概可想見。儘管由於竹垞晚年自編的《曝書亭集》，删去了記述與祁氏兄弟交游的一部分有關礙的作品，對這一段經歷諱莫如深，似已變得撲朔迷離了。但我們仍然能從他自己的或别人的作品中側面地窺見一些内情。例如竹垞《題祁六班孫東書草堂》一詩中，有句：“東海賦垂釣，西山懷采薇，一爲歌白雪，高調和應稀。”就不是一般的酬應之作，而是充分肯定了祁氏兄弟的明遺民的身份地位及其抗清意志，并寄托了竹垞深沉的故國之思。又如竹垞另一首《梅市逢魏璧》，指出爲國事連年奔走西東的魏生，雖窮困潦倒，鬢髮盡白，仍不改初衷。詩中還盛贊“山陰祁生賢地主，好奇往往相傾許”。最後竹垞勸慰魏生：雖則所謀未成，“百年强半成蹉跎”，但不可灰心喪氣，“天生汝才豈牖下，何爲抱膝獨悲歌”？透過此詩，竹垞與祁氏兄弟、魏璧之間的親密關係，自不難概見。此外，竹垞確曾參加過抗清活動，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得到印證：

    一、竹垞與明末抗清志士、遺民詩人，都保持着密切聯繫。據《行述》所載，竹垞於一六五六年曾去嶺南，在那裏待了兩年，與屈翁山（大均）、陳元孝（恭尹）交游甚密。屈、陳與梁佩蘭并稱嶺南三家。屈大均曾參加抗清隊伍，進行武裝鬥争，兵敗後，削髮爲僧，後又還俗，與顧炎武、李因篤等交往，以布衣終。陳恭尹父因抗清犧牲，他自己曾被明桂王授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桂王敗亡後，隱居不出。竹垞留粤達二年，顯然是有活動的。《曝書亭集》有關這方面的吟咏，多係流連光景、詩酒酬贈之作。這是竹垞在有意迴避。不過，就集中所收一部份涉及屈大均的作品，如《喜羅浮屈五過訪》、《寄屈五金陵》、《過筏公西谿精舍懷羅浮屈五留白下》聯句、《同杜濬、俞汝言、屈大均三處士放鶴洲探梅分韻》、《屈五來自白下期作山陰之游》、《同王二猷定登種山懷古招屈五大均》、《寓山訪屈五》等這些早期作品，以及屈大均贈竹垞的詩來看，則兩人過從之密、交誼之篤、志趣之相投，灼然可見。竹垞比翁山於屈原，以爲其所爲“皆合乎三閭之老”（見《九歌草堂詩集序》）。又如竹垞《將歸留别粤中知己》一首，寫到“于役既有年，歸哉方自今”。可見留粤二年，并未悠游自在。至于“于役”的内容，何以自今方歸的原因，都未細説。全詩哀婉淒苦，所謂“行邁日靡靡，憂心亦欽欽”云云，就不是一般的離愁别恨了。

    二、康熙七年（一六六八）二月，顧炎武曾因山東姜元衡的告發被捕入獄，竹垞與李因篤等曾盡力營救，始獲釋放（據《顧亭林詩文集·出版説明》）。按《曝書亭集》未見有竹垞贈顧炎武或任何有關顧的詩，僅有一篇《與顧寧人書》，純係論文，不及其他。而《亭林詩集》則還保存着一首五言長律《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全詩二十四句，十二韻。是否即係竹垞《與顧寧人書》所説的“贈以長律二百言”，待考。不過，從亭林詩中“吞聲同太息，吮筆一酸辛”、“自來賢達士，往往在風塵”等句看來，除了對竹垞備極推崇之外，兩人存在着不同尋常的情誼，也是毋庸置疑的。至於李因篤，亭林曾作書與李湘北，促其准許李因篤歸養老母，并爲李父撰寫墓志銘（見《亭林文集》）。凡此，也可以印證他們三人的關係。另，竹垞與魏禧交誼甚厚，魏乃明末諸生，明亡後不食周粟，隱居翠微峰，也是有名的遺民文人。

    三、竹垞爲朱士稚撰《貞毅先生墓表》一文中，也透露了此中消息。朱士稚是明顯宦之後，父官雷州知府，祖曾爲明大學士，與竹垞家世極相似。竹垞早期詩作中，有《梅市對雨遲朱士稚不至同吕師濂祁理孫、班孫分韻得泥字》，以及《山陰雨霽同楊大春華游郊外飲朱廿二士稚墓下》、《梅市訪祁七明府熊佳留贈公子誠孫因憶亡友朱廿二士稚》。後者寫得頗爲沉痛，但不具體。而《墓表》則談到士稚“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又説到士稚出獄後，“放蕩江湖間。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里中，交祁班孫於梅市，後先凡六人”。還説到士稚死後，“二人渡江，經濟其喪，視斂含”。“予與祁子臨穴，視其封，慟哭而去”。最後，説到死者之親屬“曾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人者，皆不果”。又明年，“二人坐慘法死，祁子亦株繫戍極邊以去”。這段話包含着許多隱情，儘管叙述時閃爍其詞，若細加尋繹，仍可知其大概。

    此文係作於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或稍後。其事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等言之甚詳。這裏所謂的朱士稚“散千金結客”，分明是一種抗清活動。後來至歸安（今浙江吴興），得好友二，其一即魏耕，又名魏璧。另一當是錢纘曾。加上竹垞、陳三島、祁班孫，“後先凡六人”。他們往來吴越，爲國事奔走。所謂“以詩古文相砥礪”，不過是個幌子，遮人耳目罷了。這六人志同道合，密謀共圖大事，在共同鬥争中結成深厚情誼。竹垞也坦率地承認，“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這，除了文字之交，顯然還有更牢固的精神紐帶在。如今，“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徙者遠處寒苦不毛之地”，只剩下竹垞一人，爲了避禍，不得不奔走於道路，跑到浙江南部的永嘉去。一般墓表之類，屬於應酬文字，語多泛泛，而竹垞此文却大異於一般，寫得既沉痛，又真摯，可説是捶胸頓足，字字血淚。若非並肩戰鬥的患難至交，斷難至此。我們讀了這篇文章，再參照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和其他有關資料，則於竹垞早年曾參預抗清活動一事，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遺憾的是，竹垞中年以後，竟一改初衷，應清王朝“博學鴻詞”之徵，與李因篤等同時以布衣除檢討，未幾罷歸。竹垞以明顯宦之後，磨劍十年，結客五陵，聲華藉甚，終不免於輕出，論者惜之。

    二

    竹垞的文學作品，詩占了較大比重。清詩與明代之偏於宗唐有異，受宋詩影響較深，清人宗唐而取得成就者很少。而學宋，作爲一種風尚，幾乎與有清一代相終始。尤其是清初幾位有影響的詩人，如錢謙益、黄宗羲、吴偉業、查慎行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得益於宋詩。稍後的首倡“神韻”説的王士禛，其中年爲“避熟求新”，也“越三唐而事兩宋”。朱彝尊早年宗杜，認爲杜詩：“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捨子美其誰師也？”可謂推崇備至。他步武七子，追蹤唐音，强調：“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均見《與高念祖論詩書》）并引西泠十子爲同調。到了晚年，他一方面仍取法於唐，堅持明七子、西泠十子的宗風，一方面又在學唐人而具體之後言宋，博采宋人之長，標舉黄庭堅。

    竹垞對明詩的評價與清初詩人不同。當時，錢謙益等人曾對明七子獨尊盛唐的擬古之風深表不滿，他指責李夢陽曰：“必曰漢後無文，唐後無詩，此數百年之宇宙日月盡皆缺陷晦蒙，直待獻吉而洪荒開闢乎？”黄宗羲對七子之獨尊盛唐、貶抑宋元，也認爲是絶對化了。他爲張心友詩作序時曾説：“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搆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竹垞也察覺到一味宗唐者之失，從而指出：“自陳先生子龍倡爲華縟之體，海内稱焉。二十年來，鄉曲效之者，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爲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錢舍人詩序》）他與黄宗羲都主張學唐應致力於得其神理，反對模其形似，亦步亦趨。同時，竹垞也批評過學宋者之失，謂：“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黄，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於樂，其變而不成方者歟？”（《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他既非盲目地宗唐，亦非無條件地學宋。他不贊成錢謙益等一筆抹倒明七子的偏頗態度，也對七子持有一定的保留。他在《王先生言遠詩序》中曾指出七子機械地界劃唐詩，“斤斤於格調聲律之高下，使出於一”，“以唐人之志爲志”，結果，“辭非己出”，而流爲“剽賊”。他自稱“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製數變”（《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這種變，是“知正而言變”（《丁武選詩集序》），是像某些宋人作者那樣，“學唐人而變之”，并不是要“軼出唐人之上”，更不是“捨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均見《王學士西征草序》）。稱宋的前提仍然是學唐，如果不曾目睹全唐人之詩而言宋，那是“不足師”的。變，也要在這個基礎上變，這樣，才能“變而成方”，“臻古人之域”。歸根到底，宗唐是正，言宋是變，本末不可倒置。這正是竹垞經過多年探索，順應着年齡的增長，環境的變化，最後確定的詩歌主張。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爲竹垞詩“至其中歲以還，則學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趙執信論清詩，則以竹垞、漁洋爲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秋谷於清人，持論甚苛，少所首肯，故這一評價，亦足以概見竹垞詩自有其面目。朱、王有共同處，他們都有鑒於“宋詩質直，流爲有韻之語録；元詩縟豔，流爲對句之小詞”的弊病，有志於力矯清初“談詩競尚宋元”的風氣。故早年都標榜盛唐，又都是古體崇王、孟，律以杜甫爲法，二人亦各有所得。朱功力不亞於王，惟爲詞名所掩，加上其他因素，以致未能如王之理論上自成一家，創作上富有成果，領袖詩壇垂數十年之久，成爲一代正宗。

    當明亡時，竹垞還是十幾歲的少年，清兵入浙，他親歷過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痛苦生活。二十一歲客山陰，與祁彪佳之子理孫、班孫相過從，與抗清志士共同參預了鄭成功、張煌言進軍長江的密謀。事敗後，他避禍温州。直至五十歲那年，出應清廷博學鴻詞試中式，以布衣被授予翰林院檢討，當了一名小小的七品官。這是他一生的轉折。經過長時期的深自韜晦和奔走逐食，青年時期的鋭氣早已消磨殆盡，如今走上了仕途，地位變了，就更加謹飭穩練了。詩的風格自然也與早、中期有所不同。他晚年手定的《曝書亭詩集》，其中大量保存的是應酬贈答、模山範水、花草蟲魚、咏懷古跡以及嘲風弄月、豔情、閑適之作，已很難找見早年鬥争生活的印跡。而與祁氏兄弟、魏璧等的一段往事，尤極力隱諱，其有關詩篇，多被删削，所存者僅詩酒流連、飲宴唱酬之什。能反映那個時代面貌的，有他十八歲時所作的《曉入郡城》和十九歲時所作的《舟經震澤》二首。前者透過“壞籬”、“古道”、“孤城”、“兵氣”、“昏烟”等富有特徵的景物描寫，着重渲染了郡城嘉興兵燹之後的殘破景象和作者的悲苦惆悵（其《悲歌》所云：“我欲悲歌，誰當和者，四顧無人，煢煢曠野。”所表達的是同樣心情）。後者則憑弔了太湖抗清義軍首領吴昜，通過象徵和比喻手法，寄托了作者對這位“節士”的景仰和懷念，頗有現實意義。集中《捉人行》、《馬草行》正面揭露清兵和官府擾害平民的罪惡行徑，滿紙辛酸，深得杜詩、白居易樂府的遺意。《玉帶生歌》取材于文天祥故物，寫來慷慨悲歌，音節蒼涼。通過咏硯，作者以滿腔熱情謳歌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氣節和謝翱的情操。沈德潛曾評此詩云：“小小一硯，傳出信國之忠，皋羽之義。”又曰：“硯與信國雙收，是何神勇！”可見評價之高。《鴛鴦湖櫂歌一百首》，規模宏大，格調清新，不失爲《竹枝》遺響，其描繪浙西水鄉風土人情，頗具特色，一時和者甚衆。竹垞早年游甌，所作甚夥，不乏可觀。其中，如《永嘉除日述懷》、《東甌王廟》，皆五言長律，既饒性情，又極見功力。北游雁門諸作，風格沉雄蒼勁，寄托遥深，均屬上乘之作。如《土木堡》：

    平蕪一簣狼山下，九月驅車白霧昏。到眼關河成故迹，傷心土木但空屯。元戎苦戰翻迴蹕，諸將論功首奪門。早遣金繒和社稷，祠官誰奉裕陵園？

    全詩痛于謙之死，譏英宗庸劣，斥諸將奪門之誤，結句尤饒餘味，愛憎十分鮮明。

    又如《宣府鎮》、《雁門關》等亦屬此類，借咏懷古跡，寓故國之思，宛轉低回，一唱三嘆。至如其他弔古之篇，如長律《謁大禹陵》、《岳忠武王墓》、《于忠肅公祠》、《謁劉文成公祠》以及五律《文丞相祠》、《濰水弔韓淮陰》等，議論正大，感慨深沉，格律精嚴，堪稱力作。餘如酬應諸篇，亦時有佳什。如《逢姜給事埰》、《送林佳璣還莆田》、《太原客舍同方三孝廉育盛話舊二首》等，亦明心見性，絶少矯飾。除此而外，在他後期作品中，感情真摯，手法新穎，較有個性的作品就一般不多了。但既遭貶謫，政治上受到打擊，中心鬱結，遂不無怨憤之詞，間於時政有所譏刺，亦自難免，不過是手法更加含蓄隱蔽罷了。

    總而言之，竹垞詩，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前期有不少傷時感事之作，其中若干篇章且能直接觸及社會政治，反映民生疾苦；中期浪游，所作多弔古傷今，其胸中磈，隱約於字裏行間；後期則以寫生活瑣事及閑情逸致爲主，較爲可觀者無多。尤其是侍宴、侍食、歌功頌德以及某些《閨情》、《閑情》之類的作品，格調卑下，表現了封建文人熱衷利禄及其輕浮儇薄的通病，乃是集中的糟粕，不可不加以區别。

    竹垞晚年兼取宋詩，但其重點仍在宗唐。已如上述。他本是學者，精於經學，與黄宗羲交游，論詩受其影響，曾表示：“天下豈有捨學言詩之理？”（《楝亭詩序》）這裏的學，指的就是經學，他是認爲不通經便無以爲詩的。這種論調，儘管不無可取之處，却也體現了他的封建的正統觀點，極易産生流弊。竹垞讀書既多，作詩免不了掉書袋，那首著名的《風懷二百韻》，便是用大量典故堆垛起來的。又如《齋中讀書》十二首，很有點“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的味道，雖未必是有意蹈襲宋詩，總不無影響。趙執信曾譏刺朱詩“貪多”，沈德潛在《説詩晬語》中也提到：“放翁七言律，隊伍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餘聯。……然亦足爲貪多者鏡矣。”意思是説，詩之“貪多”，非自竹垞始，竹垞的“貪多”，原是有師承的。但此事歷來看法不一。錢仲聯説：“趙秋谷《談龍録》論詩，頗議竹垞‘貪多’，夷考其實，殊不盡然。……如《閑情》三十首，僅存八首，具見剪裁。秋谷所存，未爲公允。”（《清詩三百首·朱彝尊傳》）又尚鎔説：“竹垞與漁洋齊名，《談龍録》譏其貪多，其實竹垞之詩文高在典雅，而皆欠深入。”（《三家詩話》）復如近人姚大榮、黄賓虹等，對趙説也頗持異議。誠然，“朱竹垞詩通集中格調未能一律”，全集中精品所占比重也不大，這都是事實。但這是有原因的，當與竹垞晚年的地位、思想變化有關。竹垞删去了早年乃至出仕前的若干作品，自有其苦衷。何況，删餘的一千多首詩中，仍不乏佳作。因此，竹垞曾與漁洋并稱，在當時文網嚴密的年代，不少詩人崇尚復古，紛紛以竹垞爲文宗，匯集在他的周圍，這絶非偶然。由於竹垞懲於明詩之病，舉起復古這面旗幟，加上他的同鄉李繩遠、李良年及其子朱昆田等的努力，方共同奠定了浙派中秀水詩派一支的始基，以至稍後的錢載、王又曾出而臻於全盛。顯然，他對於清詩的發展，終究還是起過積極作用的。

    清人之於竹垞詩，除趙秋谷外，各家評價並不一致。王士禛極稱道竹垞詩，譽爲“捨筏登岸”，“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林昌彝則認爲：“朱竹垞《風懷二百韻》，特游戲三昧耳，豈可以此貶賢？其不删《風懷》詩也，曰‘吾不願爲兩廡特豚’，乃有慨於元明祀典之濫，故有激而言也。……吾謂國初諸老能兼經學詞章之長者，竹垞一人而已。”（《海天琴思録》）胡薇元認爲《齋中讀書》十二首“爲竹垞全集之冠，亦爲清朝三百年之冠”，可“直紹昌黎”（《歲寒居詩話》）。又如梁章鉅轉引趙翼的話，稱竹垞詩：“初學盛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摇。中年以後，恃其奥博，盡棄格律，欲自成一家。如《玉帶生歌》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則多頽唐自恣，不加修飾之處。”梁又云：“錢籜石謂：‘竹垞早年尚沿西泠、雲間之調，暮年則涉入《江湖小集》，惟中年《騰笑》諸篇，同漁洋正調，抑若在漁洋籠罩中者。’蘇齋師則謂：‘詩至竹垞，性情與學問合。’此論尤精。”（《退庵隨筆》）以上諸家評論，或不免揄揚過當，但亦足見竹垞詩自有其價值。至如指出其作品“多頽唐自恣，不加修飾”，則亦合乎實際，不失爲平允之論。

    三

    詞，起於唐，盛於宋，經過元明兩代的衰颯，到清初又趨活躍。清代被稱爲詞的中興時期。朱彝尊，一向被目爲浙西詞派的領袖和代表，是清代詞人中有影響、有地位的重要人物。

    竹垞自己説過：“予少日不善作詞，中年始爲之，爲之不已且好之。”（《書東田詞卷後》）又説：“予既歸田，考經義存亡，著爲一書，不復倚聲按譜。”（《水村琴趣序》）可見，他的詞多作於中年，早年、晚年都很少填詞。其收入《江湖載酒集》、《静志居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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