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选》序

肯关心。乐府之丰富了汉代诗歌，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说明倒是多余的了。南北朝民间乐府在颜延之、谢灵运、任昉、沈约的时代，又是文学的新血液，新生命，情形也正相似。

    那么，这些诗和《诗经》相比怎样呢？就诗的精神说，《诗经》和乐府是相同的。就具体的诗说，乐府绝不是《诗经》所能范围，虽然传统的看法是《诗经》的地位高得多。里巷歌谣也是发展进步的，四百年后的里巷歌谣必然有其“新变”。最显著的当然是诗形的进步，从语言观点看，五言的，七言的，杂言的乐府诗体当然胜过以四言为主的“诗经”体。再就题材说，像《雉子斑》、《蜨蝶行》、《步出夏门行》、《孤儿行》、《妇病行》、《东门行》等等无一不是新鲜的。就是拿题材相同的诗来比，乐府还照样给人新鲜之感。将写爱情的《上邪》比《柏舟》，写战阵的《战城南》比《击鼓》，写弃妇的《上山采蘼芜》比《谷风》和《氓》，写怀人的《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比《卷耳》和《伯兮》，或各擅胜场，或后来居上，绝不是陈陈相因。假如把最能见汉乐府特色的叙事诗单提出来说，像《陌上桑》、《陇西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那样，相应着社会人事和一般传记文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曲折淋漓的诗篇，当然更不是诗经时代所能有。

    总之，从乐府回顾汉武帝以前的文学，可以见出乐府的推陈出新。如再看看建安以下的文学，又可以发现乐府的巨大影响。

    中国诗史上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23)，二是天宝到元和(24)。也就是曹植、王粲的时代和杜甫、白居易的时代。董卓之乱和安史之乱使这两个时代的人饱经忧患。在文学上这两个时代有各自的特色，也有共同的特色。一个主要的共同特色就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时为事”是白居易提出的口号。他把自己为时为事而作的诗题做“新乐府”，而将作诗的标准推源于《诗经》(25)。现在我们应该指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发展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这要从建安黄初所受汉乐府的影响来看。

    建安黄初最有价值的文学就是那些记述时事，同情疾苦，描写乱离的诗。例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以乐府述时事，写出汉末政治的紊乱和战祸的惨酷。王粲的《七哀诗》也描写出当时的乱离景象。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郭北门行》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又各自写出社会苦难的一面。这些都是本书已经选录的乐府诗。此外如曹丕六言诗“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也是写乱后情形，和曹操王粲所注目者相同。至于蔡琰的《悲愤诗》，记亲身经历，更是惨痛。诗中写“胡羌”的残暴说：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掠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且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也有不用乱离疾苦做题材，而从另一面反映社会的诗，如曹植的《名都篇》，暴露都市贵游子弟的生活。这也是有现实性的。这些例子表明这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这精神是直接从汉乐府承受来的。这些诗百分之九十用乐府题，用五言句，用叙事体，用浅俗的语言，在形式上已经看出汉乐府的影响。如再把《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篇和曹、王、陈、阮的社会诗比较，更可看出他们的渊源。这些诗人一面受西汉以来乐府诗影响，或许一面也受当时民歌的影响。当时的民间既产生《孔雀东南飞》，料想还有其他同类的民歌。

    由于曹操父子的提倡，邺中文士大都勇于接受从乐府发展出来的通俗形式，也承受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精神。他们身经乱离，遭受或目击许多苦难，所以肯正视当前血淋淋的现实，不但把社会真象摄入笔底，而且贯注丰富的感情。这样的文学自有其进步性。晋宋诗人没有不受建安影响的，傅玄、鲍照独能继承上述的文学精神。到南齐、梁、陈，“众作等蝉噪”(26)，文学被贵阀和宫庭包办。许多作者生活腐烂，许多作品流于病态。建安以来的优良传统几乎斩断。幸而为时不长，唐代诗人从各阶层涌出，文学标准又有转变，“汉魏风骨”再被推崇(27)。陈子昂的《感遇诗》，大半讽刺武后朝政(28)，格调和精神都“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29)，而且为“杜陵之先导”(30)。到杜甫时代，社会苦难加深。杜甫有痛苦的流离经验，有深厚的社会感情，了解人生实在情况。他继承建安以来的文学精神，并且大大地发扬了它。元稹、白居易佩服他的“三吏三别”一类诗，尤其称赞他“即事名篇，无复依傍”(31)，就是说他做乐府诗而能摆脱乐府古题，写当前的社会。他们也学杜甫的榜样，做“因事立题”的社会诗，称为“新题乐府”或“新乐府”。不过这种叙事写实的诗体还是从汉乐府来的，这种诗的精神也是从汉乐府来的，不是创自元、白，也不是创自杜甫。仇兆鳌说杜甫的《新婚别》“全祖乐府遗意”(32)，为了指明传统，这样说法是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里许多作者如元结、韦应物、顾况、张籍等都有反映社会，描写现实的诗（大都用乐府题目和形式）。元、白两人且大张旗鼓来宣传提倡。他们事实上继承了汉乐府和建安诗人的传统，但同时抬出《诗经》来做旗帜。这时的诗人对《诗经》的看法已经和汉朝人不同，他们已经认识“风雅比兴”的真精神了。不过说到影响，比较起来汉乐府对于他们还是较切近较直接的。在中国文学史上里巷歌谣影响文人制作并不止这一回，但是在内容上发生这么大作用的例子还不多，汉乐府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可以从这里去估量。

    四

    以下是关于本书体例的话：

    一、关于选诗。选的范围和标准从上文已经可以见出。大致汉代乐府古辞选得最宽，因为流传的篇数本来少。其形形色色方方面面大都影响后来文学，也大都有值得注意之点。从本编所选，大体上可以认识汉乐府的精神和面貌。其次是北朝民间乐府，反映社会的面也算是广大的，其直率伉爽的风格，在中国诗里很突出，对唐诗颇有影响。本编也尽量多选。又其次是南朝（指东晋至陈末）民间乐府。这一类多写男女私情，题材既少变化，形式也差不多，选的时候着眼在感情的真挚健康与否，和表现手法的新鲜与否。去其重复和太“艳”的。附录的第一部分是歌谣，取其反映人民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或歌颂民族英雄，描写人民生活，歌咏大自然，而艺术可观的。最后是文人乐府，只取其和民歌较接近，现实性较丰富的。入选篇数虽少，已经可以从中看出乐府民歌怎样影响了文人。

    二、关于校勘。各篇以影印汲古阁本《乐府诗集》做底子，和其他总集、乐志、专集、类书等互校。凡遇可供参考的异文便用小字夹注在正文之下。其中如有正误优劣很显明，校者认为应从“一本”的，便在夹注的字旁加着重点来表示。十分显明的误字就随手改正。必要的校语附在注释里。如有衍文或只表声音并无意义的字，用〔　〕号表明。

    三、关于注释。各篇先释字句，后述诗意（明白易晓的诗从略）。间有关于本事或背景的说明和作者介绍之类都附在后面。为了让读者省力，竭力少引书名人名，引用古书的时候，较难的都译为白话。注释者的创说也并不特别说明，因为普通读者不需要知道哪是旧说哪是新解，而专家学者不需说明自能辨别。至于篇题的解释往往从缺，因为乐府题只可从声调去解释，而声调久已失传，不可得闻。过去也有人“望文生义”地去求乐府题之“义”，那显然是行不通的。

    笔者想像本书读者是国文修养相当于初中以上的程度，而且对于古典文学有兴趣的。注释虽用白话，有时为了依从习惯，省略字句，并不曾全汰去文言。例如“以，用也”或“亲交犹亲友”，都不是白话，但相信不会增加读者困难。

    朱自清先生曾提倡用白话注解古典文学，他自己曾做过《古诗十九首释》(33)。闻一多先生也曾发愿要做这样的工作，他的《风诗类钞》(34)里一部分注解是用白话做的。本书注释曾参考他们的方法。

    四、关于排列。各篇大致以时代为序。《铙歌》是西汉辞，排在最前。其次是《相和歌》，小部分是西汉辞，大部分是东汉辞。其次是《杂曲》，小部分时代不明，大部分是东汉辞（南朝《杂曲》二首，移列《清商曲》后）。再其次是《清商曲》，是晋、宋、齐辞。又其次是北朝歌，是苻秦到后魏的产品。附录部分，歌谣大都反映历史，文人乐府作者大半可考，便全依时代排列。除附录的第二部分外，并未打乱《乐府诗集》的分类，这样对于读者也有方便。

    有几篇汉乐府“本辞”以外又有“晋乐所奏”的辞，因为字句有出入，可以参看，往往两辞同时选录。本编先列本辞，后列晋辞，和《乐府诗集》相反。

    以上就是本书的凡例。笔者不敢妄想这本书成为完善的本子，但总希望它是一个可读的本子。在注释方面，不敢妄想解决乐府诗字句上所有的疑难问题，但希望比以往的注释多解决几个问题。这类工作本该是积累经验，逐渐进步的，假如做得有一点成绩，并不值得满足，不过表示不曾敷衍塞责罢了。临了儿，谢谢给我许多帮助的吴组缃先生、俞平伯先生和马汉麟先生。他们都曾对我的工作提过可宝贵的意见，使我随时发现应修改的地方。吴先生和我讨论的次数最多，他并曾将本书原稿细细校阅过一遍，指出每一个他认为可商量的地方，连标点符号也不曾放过。

    现在这本书疏漏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读者随时指出来，帮助我改正。

    余冠英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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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后汉书·循吏传叙》。

    (2) 《后汉书·季郃传》。

    (3) 《后汉书·刘陶传》。

    (4) 参看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5) 《隋书·经籍志》有《古乐府》、《古歌录钞》等书。

    (6) 《汉书·礼乐志》。

    (7) 如《陇西行》古辞，《乐府解题》云：“此篇出诸集，不入《乐志》。”

    (8) 徐陵《玉台新咏》开始记录这篇诗。

    (9) 《宋书·乐志》云：“汉《铙歌》十八篇……皆声辞艳相杂，不可复分。”

    (10) 《古今乐录》云：“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字多讹误。”

    (11) 见朱谦之《音乐文学史》。

    (12) 据王易《乐府通论》。

    (13) 详见孙楷第《梁鼓角横吹曲用北歌解》，《辅仁学志》第十三卷第一第二合期。

    (14) 《玉台新咏》，《古诗八首》之一。

    (15) 《中国美文及其历史》。

    (16) 张凤翼《文选纂注》、王渔洋《古诗选》、刘大櫆《历朝诗约选》都将此篇分做两首。此篇后十句和前十句不但意思不连接，情调也不同，显然是两首的拼合。

    (17) 胡克家《文选考异》曰：“六臣本校云：善无此二句。此或尤本校添，但依文义，恐不当有。”

    (18) 详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

    (19) 同上。

    (20) 详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

    (21) 前者见《玉烛宝典》，后者见李善《文选注》，另有几篇详见本书注释。

    (22) 见何休《公羊传注》。

    (23) 公元一九六至二二六。

    (24) 公元七四二至八二〇。

    (25) 见白居易《与元九书》。

    (26) 韩愈诗。

    (27)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28) 参看陈沆《诗比兴笺》。

    (29) 《修竹篇序》。

    (30) 《诗比兴笺》。

    (31) 元稹《古题乐府序》。

    (32) 《杜少陵集详注》。

    (33) 见《朱自清文集》第二册。

    (34) 见《闻一多全集》辛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