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选》序

    一

    乐府诗是由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我们谈乐府诗不得不走一条老路，从这个机关开头。根据东汉历史家班固的话，我们知道汉武帝刘彻是“始立乐府”的人。“乐府”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员。这个机关是相当庞大的，人员多到八百，官吏有“令”、“音监”、“游徼”等名目。

    经过汉初六十年休养生息，中国人口增加了不少，财富也积累了不少，好大喜功的刘彻凭这些本钱一面开疆辟土，向外伸展势力，一面采用儒术，建立种种制度，来巩固他的统治。由于前者，西北邻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到中国来，引起皇帝和贵人们对“新声”的兴趣；由于后者，“制礼作乐”便成为应有的设施。这两点都是和立乐府有关的。班固《两都赋序》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这里说明了刘彻这时才有立乐府的需要，也才有立乐府的条件。《汉书·礼乐志》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这里说明了乐府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采诗”，就是搜集民歌，包括歌辞和乐调。《汉书·艺文志》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这里说明了采集歌谣的意义，同时说明了那些歌谣的特色。刘彻立乐府采歌谣的目的是为了兴“乐教”、“观风俗”，还是为了宫庭娱乐或点缀升平，且不去管它，单就这个制度说是值得称许的。一则当时的民歌因此才有写定的机会，才有广泛流传和长远保存的可能。二则因此构成汉朝重视歌谣的传统，使此后三百年间的歌谣存录了不少。这在文学史上是大有关系的事。

    有人以为在刘彻之前已经有了乐府机关，说班固弄错了事实，因为《史记·乐书》说：

    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以增更，于乐府习常隶（肄）旧而已。

    但这也许是以后制追述前事。《汉书·礼乐志》也曾有“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之文，正是同类。其实立乐府是小事，采诗才是大事。乐府担负了采诗的任务，才值得大书特书。从“习常肄旧”这句话正可以看出武帝以前纵然有乐府，也不过是另一种规模的乐府，那时绝没有采诗制度。既然如此就不必相提并论了。

    乐府采诗的地域不限于“赵、代、秦、楚”，《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各地民歌有：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

    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

    邯郸、河间歌诗四篇；

    齐、郑歌诗四篇；

    淮南歌诗四篇；

    左冯翊、秦歌诗三篇；

    京兆尹、秦歌诗五篇；

    河东、蒲反歌诗一篇；

    雒阳歌诗四篇；

    河南、周歌诗七篇；

    周谣歌诗七十五篇；

    周歌诗二篇；

    南郡歌诗五篇。

    从这里看出采集地域之广，规模之大。但总数一百三十八篇却并不算多，大约此外还有些不曾入乐的歌谣。也许汉哀帝刘欣“罢乐府”这件事不免使乐府里的民歌有所散失。《汉书·礼乐志》说刘欣不好音乐，尤其不好那些民歌俗乐，称之为“郑卫之声”。偏偏当时朝廷上下爱好这种“郑卫之声”成了风气，贵戚外家“至与人主争女乐”，使刘欣看着不顺眼，便决心由政府来做榜样，把乐府里的俗乐一概罢去，只留下那些有关廊庙的雅乐。裁革了四百四十一个演奏各地俗乐的“讴员”。此后乐府不再传习民歌，想来散失是难免的了。

    东汉乐府是否恢复刘彻时代的规模制度，史无明文，但现存古民间乐府诗许多是东汉的，可能东汉的乐府是采诗的，至少东汉政府曾为了政治目的访听歌谣。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光武帝刘秀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1)。和帝刘肇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2)。灵帝刘宏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注云：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3)。由此也可推想当时歌谣必有存录，而乐工采来合乐也就很方便了。

    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不废，采诗的制度却没有了(4)。旧的乐府歌辞，有些还被继续用着，因而两汉的民歌流传了一部分下来。六朝有些总集专收录这些歌辞(5)，到沈约著《宋书》，又载入《乐志》。

    南朝是新声杂曲大量产生的时代，民歌俗曲又一次被上层阶级所采取传习，不过范围只限于城市，内容又不外乎恋情，不能和汉朝的采诗相比。

    后魏从开国之初就有乐府。那时北方争战频繁，似乎不会有采诗的事。但“横吹曲辞”确乎多是民谣，传入梁朝，被转译保存，流传到现在。

    从上述事实看来，汉、魏、六朝民歌的写定和保存，主要靠政府的乐府机关。但由于私家肄习，民间传唱而流传的大约也不少。汉哀帝罢除乐府里的俗乐之后，一般“豪富吏民”还是“湛沔自若”(6)，那时期该有不少民歌靠私家倡优的传习才得保存。现存古乐府歌辞有些是不出于《乐志》而出于“诸集”的(7)，大约都和官家乐府无关。像《孔雀东南飞》这篇名歌，产生时期是汉末，见于记录却晚到陈朝(8)，在民间歌人口头传唱的时间是很长的。

    二

    顾亭林《日知录》说：“乐府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名之曰乐府。”《乐府》从机关名称变为诗体名称之后，又有广狭不同的意义，狭义的乐府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制作的和采自民间的。广义的连词曲也包括在内。更广义的又包括那些并未入乐而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的作品。甚至记录乐府诗的总集，如《乐府诗集》之类，也简称乐府。

    这一本选集所收的只是从汉到南北朝的乐府诗，主要的是入乐的民间作品，而以少数歌谣和在这些作品影响之下产生的文人乐府作为附录。

    这些诗在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里分别隶属于《鼓吹曲》、《相和歌》、《杂曲》、《清商曲》、《横吹曲》和《杂歌谣辞》六类。《乐府诗集》是收罗乐府诗最完备的书，其分类方法也被后人所沿用。前五类正是乐府诗的精华所在。

    鼓吹曲是汉初传入的“北狄乐”，用于朝会、田猎、道路、游行等场合。歌辞今存《铙歌》十八篇。大约铙歌本来有声无辞，后来陆续补进歌辞，所以时代不一，内容庞杂。其中有叙战阵，有纪祥瑞，有表武功，也有关涉男女私情的。有武帝时的诗，也有宣帝时的诗，有文人制作，也有民间歌谣。

    铙歌文字有许多是不容易看懂，甚至不能句读的，主要原因是沈约所说的“声辞相杂”(9)。“声”写时用小字，“辞”用大字。流传久了，大小字混杂起来，也就是声辞混杂起来，后世便无法分辨了。其次是智匠所说的“字多讹误”(10)。这些歌辞《汉书》不载，到《宋书》才著录，传写之间，错字自然难免，再其次是朱谦之所说的“胡汉相混”(11)。这是假定汉《铙歌》里夹有外族的歌谣，那也并非不可能。本编选录三分之一，都是民歌。

    相和歌是汉人所采各地的俗乐，大约以楚声为主。歌辞多出民间。《宋书·乐志》说：“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便是指相和歌说的。内容有抒情，有说理，有叙事，叙事一类占主要地位（叙事诗是汉乐府的特色所在）。所叙的以社会故事和风俗最多，历史及游仙的故事也占一部分。此外便是男女相思和离别之作，格言式的教训，人生的慨叹等等。其中的大部分被选入本编。

    《乐府诗集》的《杂曲》相当于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乐府杂题》，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为无可归类，就自成了一类。这一类也是收存汉民歌较多的，和《相和歌辞》同为汉乐府的菁华之菁华。本编也选录其中大部。

    南朝入乐的民歌全在《清商曲》之部。郭茂倩将这些民歌分为《吴声歌》、《神弦歌》、《西曲歌》三部分。“吴声”、“西曲”与相和曲及舞曲同属于隋唐清商部。《乐府诗集》将相和歌与舞曲另别门类，所余吴声西曲等，因为本是清商的一部分，就姑从其类，名为清商(12)。上述三部共四百八十五首，本编选入七十首。

    横吹曲是军中马上所奏，本是西域乐，汉武帝时传到中国来。汉曲多已亡佚。《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是从北朝传来。其歌辞除二三曲可能是沿用汉魏旧歌（也是因流行于北方，辗转传到江南的）外，都是北朝民间所产。其中一部分从“虏言”翻译，一部分是北人用“华言”创作的(13)。本编选入三十八首。

    《乐府诗集》的《杂歌谣辞》一类收录上古到唐朝的徒歌与谣、谶、谚语。其中最可注意的是那些民谣。民间歌谣本是乐府诗之源，附录在乐府诗的总集里是有意义的。不过《乐府诗集》所收，有些是伪托的古歌，有些是和“诗”相距很远的谶辞和谚语。另一方面，有些有意思的歌谣又缺而不载。其采录标准是有问题的。本编附录的歌谣不以《乐府诗集》所收者为限。

    本编也选入几首《古诗》，这里应该说明。所谓古诗本来大都是乐府歌辞，因为脱离了音乐，失掉标题，才被人泛称做古诗。朱乾《乐府正义》曾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虽不曾举出理由，还是可信的。从现存的古诗（不限于“十九首”）观察，其中颇有些痕迹表明它们曾经入乐，一是诗句属歌人口吻，如“四座且莫喧，且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14)。梁启超认为“正与赵德麐《商调蝶恋花序》中所说‘奉劳歌伴，先调格调，后听芜词’，北观别墅主人《夸阳历大鼓书引白》所说‘把丝弦儿弹起来就唱这回’相同，都是歌者对于听客的开头语”。梁氏并据此判定“流传下来的无名氏古诗亦皆乐府之辞”(15)。二是有拼凑成章的痕迹，如十九首之一的《东城高且长》篇就是两首（各十句）的拼合(16)。《凛凛岁云暮》篇中的“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晞”二句也是拼凑进去的句子(17)，其余如《孟冬寒气至》一首也有拼凑嫌疑。乐工将歌辞割裂拼搭来凑合乐谱，是乐府诗里常见的情形(18)，如非入乐的诗便不会如此。三是有曾被割裂的痕迹，如《行行重行行》篇。据《沧浪诗话》，宋人所见《玉台新咏》有将“越鸟”句以下另作一首的，可能这首诗曾被分割过，或因分章重奏，或因一曲分为两曲。这也是乐府诗才有的现象(19)。四是用乐府陈套，如用“客从远方来”五个字引起下文，就是一个套子(20)。惯用陈套又是乐府特色。五是古诗《生年不满百》一篇和相和歌《西门行》大同小异，正如《相逢行》和《长安有狭斜行》的关系，可能是“曲之异辞”。六是有几篇古诗在唐宋人引用时明明称为《古乐府》，如《迢迢牵牛星》、《兰若生春阳》等(21)。这些情形似乎够证明朱乾和梁启超的假定了。《古诗》里有些反映农村，如《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有些反映城市，如《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都是“一字千金”。本编所选以具有上述第六项条件者为限。

    三

    汉魏六朝乐府诗所以是珍贵的文学遗产，一则因为它本身是反映广大人民生活，从民间产生的或直接受民间文学影响而产生的艺术果实；二则这些诗对于中国诗歌里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两点，得先提《诗经》。

    《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诗经》以《变风》、《变雅》为菁华。《乐府》以《相和》、《杂曲》为菁华。主要的部分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都是有现实性的文学珠玉。诗经时代和乐府时代隔着四百年，这四百年间的歌声却显得很寂寞。并非是人民都哑了，里巷之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22)还是照常的，可不曾被人采集记录。屈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出《九歌》、《离骚》等伟大诗篇，荀卿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了《成相辞》，而屈荀时代的民歌却湮灭不见，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我们更觉得汉代乐府民歌能够保存下来是大可庆幸的。

    汉乐府民歌被搜集的时候正当诗歌中衰的时代，那时文人的歌咏是没有力量的。将乐府民歌和李斯《刻石铭》、韦孟《讽谏诗》或司马相如等人的《郊祀歌》来比较，就发现一面是无生命的纸花，一面是活鲜鲜的蓓蕾。《江南可采莲》、《枯鱼过河泣》的手法固然不是步趋《骚》《雅》的文人所能梦见；孤儿的哭声，军士的诅咒也不是“倡优所畜”的赋家所肯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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