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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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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文襄立正谊堂，招举贡校书，旋即设立正谊书院。嗣是王文勤中丞（凯泰）抚闽，创立致用堂，旋改为致用书院，专课经学，却不限课举贡。其掌教名为山长，皆以乡先达退宦者为之，虽论辈分科分，亦必以品学为重，此亦古者祠禄之意也。其束：鳌峰八百金；凤池六百；越山二百四十；正谊八百；致用亦然，间或一千，则记忆不清矣。其膏伙：鳌峰生员内课二千三百，外课一千八百；童生内课一千三百，外课八百。凤池略逊，越山则只数百而已。正谊内课四两，外课三两；致用亦同。每月官课一次，另师课两次，应官课不应师课，则分扣其膏伙。官课另有奖赏，其额数奖银，皆随官之丰啬。师课三名前亦有奖赏，但出于额定，为数甚微；膏奖细数记不甚清，但不失之远耳。正谊专考举贡，人本无多，而大多数之寒士，除教读外，皆以各书院为生计；然得之不得曰有命。别无所营谋，亦绝不<毛冒><毛>也。世人以颜子为不学而致，吾则以为当日之书院生，未尝不知箪瓢之乐也。今日追思，分明是三十年前事也，琐琐记之，俾后来人知其来历焉。
光绪廿七年七月奉旨：著自明年为始，乡会试改八股，试策论。八月奉旨：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行之未久，又于三十一年八月，准直督袁世凯、鄂督张之洞、江督周馥、粤督岑春煊之请，谓科举不停，民情观望，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科举废而学堂大兴矣。乃奉行者人不一心。规制不能整齐画一，而所云教育普及一语，又徒托空言，不得谓非始谋不臧也。
余二十七年守抚州，于奉诏之先七日，即改兴鲁书院为抚郡学堂，置普通精舍，以居高才生。“普通”二字，余以意为之，初无所沿袭。后数年，乃有普通学、专门学之区别。盖当时草创，学制固未备也。回任建昌，新创郡学一所，甫落成，即奉讳去任。及到苏州，以他项学堂已多，乃创立农学堂。三年，有自外洋学农学专门归者，聘为教习，乃告之曰：“农学以选种杀虫制肥为要素，宜按程序分浅深教之，以资实效”。教习曰：“吾所学乃农理化学，不能一一实验也。”余心非之，而无可改聘。开学几及五年，而现象如此。政变后，余不复管学务，二十年来如何更变，则不复与闻矣。虽然，余岂得谓为无罪哉？
当民国元二年，机关林立，学生得事较易，而俸薪皆百数十元不等。今则事少人浮，而谋事者仍不肯贬格小就。余告之曰：“我初到建昌时，于江书院生员膏伙月六百文，童生三百文。余嫌其太薄也，乃捐廉加倍给之；汝们月得千二百文，或六百文，皆喜形于色，优游过日。今有十余元馆地，个个以为不满意，是何以故？且汝们江西省城，从前有友教书院，山长束年只二百四十金，虽加以官场津贴，为数亦有限。而为山长者，多系退老督抚。试问：当日太平时代，读书人之享用，不过如此；今者国债累累，度支几竭。必欲每人之得馆者，非百数十元不可。试问钱从何来？后何由继哉！”然此犹为余在江西时言也。近则累年匪扰，流离颠沛，情形直不堪问矣。
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私人之力又不足，失学者仍多，于是有力者自费出洋，以辅官派出洋之不足。费巨额隘，其失学之多，仍如故也。中国人民之众，失学之数，至少亦在百与五之比例。此九五之数，国家欲扩充学堂，徐补此阙，力必不足；若用强迫手段，使此九五之数各自谋学，势更不行。且今日学堂之弊，不止在失学人多也，即不失学之人，亦无以用其所学也。论者谓宜广开工厂，每厂必开一学堂；某厂用何项人才，即招何项学生；从前所有毕业生，即按其所长，各归各学堂掌教，或补习。如此，则已学者无弃材，后学者有出路，而国家亦可省一无限量之学费，一转移间，全神俱振。策无有善于此者。至于法政一门，专为作官吏之用，近时既不重官吏，如有愿学者，即可照从前科举之例，各自延师，听候官为考校。如此，则从前法政人才，亦不至无所安置也。所言亦自成理，但所行能否实践所言，所言能否有效，则在办事者之善为措置耳。
今日学堂之弊，与学生无与也。而当时兴学者，急于观成，仓猝定制，人不一心，适蹈不知轻重之弊也。一在毕业太易。科举时代，三年一会试，取进士三百余人焉。三年一乡试，各省统计，取举人约二千人。五贡并不及此数。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举贡分途，消纳十不得一，日积月累，后来已拥挤不堪矣。今改科举为学堂，大学毕业视进士，中学毕业视举贡，而且无人不可毕业焉。今默揣其数，试问何以位置？一酬报太丰。前清大学士，年俸三百六十两。而从前出洋毕业回国，当轴极意优待，年俸视大学士十倍且有不止，其次亦必五倍，后难为继，向隅者多。此二者皆视之太重，而势处必穷也。一备索学费。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伙，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其出洋之由于官费者，寥寥无几，其自费之费，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焉，是出洋生不得有寒士矣。一不恤生计。学生之弃家产，负重债，以期毕业者，不过求出路以取偿耳。今对待学生者，则曰：“学生之头角峥嵘者，不难自谋其生，历次考试，亦有任用。即不然，亦得有学位，则亦已矣。不观当日之秀才乎？秀才中举中进士，固有出路；若终于秀才，则亦有秀才顶戴荣身也。有何不可？”不知当日秀才无资，本无产可破；今之秀才，则大半自破产来也。此二者视之太轻，势穷而变，不易通也。噫！始谋不臧，其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今之办学之人亦不任咎也，无已，其仍证诸外国乎？外国学生失业，亦必恐慌，当有补救之法，取其所长可也。近来有大政策，必合中外谋之，此亦时势所趋，无可解免也。
光绪廿七年七月奉旨：著自明年为始，乡会试改八股，试策论。八月奉旨：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行之未久，又于三十一年八月，准直督袁世凯、鄂督张之洞、江督周馥、粤督岑春煊之请，谓科举不停，民情观望，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科举废而学堂大兴矣。乃奉行者人不一心。规制不能整齐画一，而所云教育普及一语，又徒托空言，不得谓非始谋不臧也。
余二十七年守抚州，于奉诏之先七日，即改兴鲁书院为抚郡学堂，置普通精舍，以居高才生。“普通”二字，余以意为之，初无所沿袭。后数年，乃有普通学、专门学之区别。盖当时草创，学制固未备也。回任建昌，新创郡学一所，甫落成，即奉讳去任。及到苏州，以他项学堂已多，乃创立农学堂。三年，有自外洋学农学专门归者，聘为教习，乃告之曰：“农学以选种杀虫制肥为要素，宜按程序分浅深教之，以资实效”。教习曰：“吾所学乃农理化学，不能一一实验也。”余心非之，而无可改聘。开学几及五年，而现象如此。政变后，余不复管学务，二十年来如何更变，则不复与闻矣。虽然，余岂得谓为无罪哉？
当民国元二年，机关林立，学生得事较易，而俸薪皆百数十元不等。今则事少人浮，而谋事者仍不肯贬格小就。余告之曰：“我初到建昌时，于江书院生员膏伙月六百文，童生三百文。余嫌其太薄也，乃捐廉加倍给之；汝们月得千二百文，或六百文，皆喜形于色，优游过日。今有十余元馆地，个个以为不满意，是何以故？且汝们江西省城，从前有友教书院，山长束年只二百四十金，虽加以官场津贴，为数亦有限。而为山长者，多系退老督抚。试问：当日太平时代，读书人之享用，不过如此；今者国债累累，度支几竭。必欲每人之得馆者，非百数十元不可。试问钱从何来？后何由继哉！”然此犹为余在江西时言也。近则累年匪扰，流离颠沛，情形直不堪问矣。
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私人之力又不足，失学者仍多，于是有力者自费出洋，以辅官派出洋之不足。费巨额隘，其失学之多，仍如故也。中国人民之众，失学之数，至少亦在百与五之比例。此九五之数，国家欲扩充学堂，徐补此阙，力必不足；若用强迫手段，使此九五之数各自谋学，势更不行。且今日学堂之弊，不止在失学人多也，即不失学之人，亦无以用其所学也。论者谓宜广开工厂，每厂必开一学堂；某厂用何项人才，即招何项学生；从前所有毕业生，即按其所长，各归各学堂掌教，或补习。如此，则已学者无弃材，后学者有出路，而国家亦可省一无限量之学费，一转移间，全神俱振。策无有善于此者。至于法政一门，专为作官吏之用，近时既不重官吏，如有愿学者，即可照从前科举之例，各自延师，听候官为考校。如此，则从前法政人才，亦不至无所安置也。所言亦自成理，但所行能否实践所言，所言能否有效，则在办事者之善为措置耳。
今日学堂之弊，与学生无与也。而当时兴学者，急于观成，仓猝定制，人不一心，适蹈不知轻重之弊也。一在毕业太易。科举时代，三年一会试，取进士三百余人焉。三年一乡试，各省统计，取举人约二千人。五贡并不及此数。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举贡分途，消纳十不得一，日积月累，后来已拥挤不堪矣。今改科举为学堂，大学毕业视进士，中学毕业视举贡，而且无人不可毕业焉。今默揣其数，试问何以位置？一酬报太丰。前清大学士，年俸三百六十两。而从前出洋毕业回国，当轴极意优待，年俸视大学士十倍且有不止，其次亦必五倍，后难为继，向隅者多。此二者皆视之太重，而势处必穷也。一备索学费。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伙，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其出洋之由于官费者，寥寥无几，其自费之费，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焉，是出洋生不得有寒士矣。一不恤生计。学生之弃家产，负重债，以期毕业者，不过求出路以取偿耳。今对待学生者，则曰：“学生之头角峥嵘者，不难自谋其生，历次考试，亦有任用。即不然，亦得有学位，则亦已矣。不观当日之秀才乎？秀才中举中进士，固有出路；若终于秀才，则亦有秀才顶戴荣身也。有何不可？”不知当日秀才无资，本无产可破；今之秀才，则大半自破产来也。此二者视之太轻，势穷而变，不易通也。噫！始谋不臧，其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今之办学之人亦不任咎也，无已，其仍证诸外国乎？外国学生失业，亦必恐慌，当有补救之法，取其所长可也。近来有大政策，必合中外谋之，此亦时势所趋，无可解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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