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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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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前清由户部专管。户部之库，余在京时，奉派随同查过四次，出入互有盈绌，盈时不过千一百万以外，缩时亦不过九百万以内。承平时，度支有常，而典守有制，每次查库，必报盈余少数。此部库也。至外省亦有省库。苏州有藩、粮二库，余任首府，凡遇巡抚司道交代，每年不止查过一次，为数不过数十万，间有过百万者甚少，缄藏严密，毫无假借。此省库也。江苏算是大省，而所藏不过如此，则小省可知。计部、省各库，计算不过三千万，视乾隆时部库尚存七千万者，殆已不及，中国可谓贫矣。今则改库藏为金库，而金库则由国家银行代理之，有亏无存，每况愈下矣。
中国自同治元二年之后，十年生聚，渐复承平。官俸俭薄，兵饷节缩，取于民者，只厘金不能即除为弊政，此外仍恪守“永不加赋”之祖训。国用不足，推广捐例以卖官。疆吏有议行屠宰税者，人犹唾骂之。医疮挖肉，不免拮据，然未敢轻易借洋债也。乃甲午一败，赔款二万万。当日京官，震而惊之曰：“此二百兆也！”赔款各省分摊；摊解不及，即须借债以补之。庚子又一败，赔款四万万。于是亟行新政，藉新政以取民，藉新政以借洋债。京官又推广登进之路，于是富商大贾，遂辇载以求仕进，官常弛而奢侈之俗兴矣。丙午夏，余服阕到京，葛振卿尚书（宝华）对余言曰：“君知我国新打一胜仗，有人赔我四万万乎？”余曰：“何说？”渠曰：“若非赔我四万万，京官之阔，何能如此？君在外九年，岂料世变如此之速耶！”其时亲贵尚未横行，而祸根已暗长矣。旋而亲贵日盛一日，京官亦日奢一日，不数年而国亡矣。亡国之后，项城初到，即定为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六十元。然即如此，已较前清宫俸倍蓰矣。后乃变更平余办公诸旧制，名为化私为公，实则骤增政费。又有所谓善后借款五千万，以为挹注，而京官又肥马轻裘、狂嫖大赌矣。是河山方以奢终，功名复以奢始也。项城在洪宪以前，虽以洋债为挹注，而尚有眉目，至洪宪后，大动天下之兵，军费无所底止，而政费随之而滥，遂更感拮据矣。
光绪末年，户部册报，岁入一万万零八百万。迨项城时，逐渐加增，岁入已逾四万万。或云，所增之数，外债及学生学费均算在内。实在岁入之数，亦总在四万万矣。此四万万仍由民间所担负也，是人家年用百金，今则年需用四百金矣。此余在江西时所言也。今阅财政部报告，二十年度，岁入已在六万万以外；且只就国家税言，而地方税田赋大宗等等，尚不在内。虽以元易两，而大数已甚可惊。政繁赋重，民不堪其忧，岂空言已哉。
从前内债，有所谓征信股票等名目，后以捐照抵还，遂失信用。而外债则不然，后因屡次展期，抵押品有名无实，信用亦失。外债途穷，仍返而求之内债；内债途穷，乃减折以招徕之，卖时减折，还时十足。此饮鸩止渴也。然此法外国实开其先也，外国量出为入，借国债为挹注，取便一时，今日经济恐慌，势已将穷矣。中国尤而效之，而尚未甚，岂可不审慎从事哉？
从前各国通商，我以丝茶出洋，获大利；而外洋以鸦片进口，亦获大利。后外人自制丝茶，我之丝茶减色；而我自种鸦片以抵制之，外洋之鸦片亦何尝不减色。且外洋之制造品进口日新月异，而我之天产出口亦日新月异，近来之仿造洋货又复不少，特外人进步速，而我之进步迟耳。今则外国工商恐慌，百计倾销，商情大变，成败不可以道里计矣。
通商以出入货之盈缩为利败，此显然者也。光绪末年，与一德人谈，则谓：通商系两利，比之于水，水未有不平；所谓盈绌者，必有所救济，不能执一而论也。我德国输出，即绌于输入，不足为虑。譬如中国无银矿，市上银洋流行，从何处得来？乃证以《海关贸易册》：中外通商，惟同治三年，出超为二万七千万，为最旺之数；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三年，此五年内，出超已降为一千万有零；自光绪四年以后，直至二十六年，逐年递降，均入超于出，其甚者将及一万万。当时德人坦然言之，自必确有所据。今则超入之数，竟有七与一之比例，则水之不平甚矣。其崩决之势，不大可惧哉！
田赋按则定税，本有标准，乃日久弊生。有清入关，即欲矫明之弊而行清丈，因循二百余年，而不能行。只以土地太广，粮户太繁，税则又参错不一致，以致一国之中，完欠互异，不平已甚。县中册报岂能捏饰？而综核殊难一目了然。余外任廿余年，每到一县，必与县宰闲谈，问其所辖田地，每亩若干弓，完粮多少。皆猝不能对；即对，亦言人人殊。迨饬吏开单，有数十亩一户，有一亩不止一户者，且亩不一则，则不一粮，一篇细账，不糊涂而亦糊涂矣。此吾亲历之事。苏、赣钱粮完欠，不能平均，而深痛整理之不易言也。近日财政会议，力求田赋平均，可谓知其要矣；但望无徒托空言也。
古者取民有制，田赋之外，常税而已；今则无税不增，而田赋转成为少数矣。古者理财，量入为出；今则量出为入矣。财政部计算表勉符预算，而田赋一项尚归诸省税，只国税收入已逾七万万矣。财政部专管收支，而代财政部而收支者，尚无帐可算。锱铢所入，何一不取之于民？语云：“暂累吾民”。民果何时而释此累乎？居今日而言，理财非裁兵不可，然兵何能遽裁也？抑欲裁官乎，官亦何能遽裁乎？兵与官俱不能遽裁，则政费之浮滥者，独不可减乎？然所减亦有限矣。且更有一说，官场所浪费者，仍有利于工商之民，正可以资挹注。此说乡人自乡来者，言之历历，尚非持之无故，然亦何能成理也。司财政者竞言无办法，诚哉其无办法，然环顾外国，亦何尝有办法也。支出无艺，国债日增，其病皆中于军备也。列强乃急急于经济会议，冀欲于商务补苴。既曰会议，则必各得其平，非专顾一国也。此议何时可成，大抵终归于各求省缩而已，各谋苟全而已，勿徒骋高论，而自欺欺人也。
米为民食所资，宜流通也。自禁米出口之说起，而百弊生焉。余初次到赣，在建昌时，米价贵过二千，绅士以米谷出境太多，须厉禁，以恤平民，余许之。旋有谢、梅两老绅士，来言此禁宜弛，否则恐米价更贵。余召请禁之绅士诘之，乃对曰：“谢、梅两富绅米多，利得厚价，所言全是私意。”余亦颇信之。越数日，米价果更贵，且河下因拦米闹事者亦多。查知禁米之令一出，刁生劣监即率人在河下拦米船，得钱仍放行，有健者不肯出钱，即互相斗讼；且索钱不止一处。米价遂因而加贵。后乃知请禁之绅士，即缘禁作奸之刁劣所指使也。此江西一郡之事也。旋守苏州，省会之地，密迩上海。上海有一秘密公司，实一大米蠹也，有一般人联洋人买办为之。闻其赀本数百万，春间放债与农民，秋成收米，故全省之米大半尽入此公司之手。米价涨落，归其操纵，有时创为禁米出洋之说，或又弛禁，皆为该公司所利用，官为傀儡而已。盛杏荪未为尚书时，告余曰：“中国尚食西贡洋米，那复有米出洋？”一语可以道破。彼纷纷者，殆别有作用欤，盖暗指此公司言也。有一日，苏州米价将涨过十元，扬言非涨至十二元不止。余以此弊全在上海，乃往上海与绅商筹平价之法，告之曰：“我在建昌时，米价过二千，即闹饥荒。相隔不过六七年，何至世变如此之速！苏州产米之区，且今年又非荒歉，米贵更无理由。我有一主意，今年苏州米价不许过十元，如不遵令，苟地方抢米店，我官场不负责任。哧诈之言，我总不听！”嗣后价亦渐平，殆该公司知我已烛其奸也。此苏州一郡之事，亦即上海一埠之事也。改革后到江西省城，虽无上海之大米蠹，而米商买卖之大，亦为人所注目。江西产米有余，只临川一县，年可余一百万石，势非出口不可。议会复开，乃当日刁劣拦河之故态复萌，怂恿由会建议禁米出口，官场无可辩论。后米商向议会暗中疏通，便复议弛禁。一年至少总有一次开禁，一次弛禁。其后军事迭兴，金加重，上海价低，出口无利可图，虽不禁而亦不出，与禁不禁毫无关涉也，此江西一省之事，又非徒一省之事也。总之，米谷如水之流，全国可通。价之贵贱，非有特别事故，不能过于轻重，禁令只助涨价之弊，绝无平价之效。此余外任多年，真知灼见，可以断言者。然后知剖斗折衡之说，庄子亦一大政治家也。
苏秦之客于秦，米贵如玉，薪贵如桂，谒者可恶如鬼，秦王难见如帝。后见秦王，乃曰：“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诉其作客之苦，苏秦去今已二千余年，犹今日米珠薪桂之窘状也。厥后治乱相乘，物价之低昂，人民之苦乐，不知经数百变，无可殚述。但以吾身亲见者言之。南人食米，北人食麦，此其大较也；北人兼食杂粮，南人亦有兼食薯芋者。余少时不预家务，但闻米一石二三千。光绪三年到京，米一包二两四钱，折合一石，则为三两余。光绪廿三年到建昌，米一石不过二千，边县则只千二百文。乃调南安，山多田少，地近粤边，米石八元，多者十元，与内地价几逾倍。光绪季年到苏州，产米之区，价亦七八元，间有至十元。甲寅到赣，米石以四五元时为多。壬戌到沪，则米十元以外，间有近二十元矣。大抵米价之高低，除僻地以丰歉为转移，其都市之处，皆操纵于米商之手。其因禁生奸，因税滋弊，皆由米商消纳之而入于米价。是米价定于商，不定于农也。是亦筹民食者所当知也。
矿产布天下，所谓地不爱宝也。然开之，或得或不得，即或得之，或衰或旺，或始旺而终衰，或始衰而忽大旺。此变化不测，殆有天为之主宰，而矿师之明昧，特为天所驱使耳。中国年前，山西煤矿中外喧传，谓可采至千年不竭也。随声附和，哄动一时，某巨公乃与外人合赀，开采煤油矿。不二年，各亏巨本而罢。当初如何合赀及亏本后如何分任？事属既往，不必深求，然山西矿名一败涂地矣。即汉冶萍煤矿，何尝不亏本，特以供给日本，取用未即废耳。他如漠河金矿、�南铜矿之类，其衰旺情形，互有不同。大概不过养活一时矿工而已。若外国矿主所称为大王者，百无一二，其失败者亦不少。无他，天生田以养农，生矿以养工；田之利薄，故使之长享其利，矿之利厚，故特为之限制。其实酌盈剂虚，工之利又未尝不薄也。天道恶盈，冥思之，适见造化之妙而已。
《易》曰：“明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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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同治元二年之后，十年生聚，渐复承平。官俸俭薄，兵饷节缩，取于民者，只厘金不能即除为弊政，此外仍恪守“永不加赋”之祖训。国用不足，推广捐例以卖官。疆吏有议行屠宰税者，人犹唾骂之。医疮挖肉，不免拮据，然未敢轻易借洋债也。乃甲午一败，赔款二万万。当日京官，震而惊之曰：“此二百兆也！”赔款各省分摊；摊解不及，即须借债以补之。庚子又一败，赔款四万万。于是亟行新政，藉新政以取民，藉新政以借洋债。京官又推广登进之路，于是富商大贾，遂辇载以求仕进，官常弛而奢侈之俗兴矣。丙午夏，余服阕到京，葛振卿尚书（宝华）对余言曰：“君知我国新打一胜仗，有人赔我四万万乎？”余曰：“何说？”渠曰：“若非赔我四万万，京官之阔，何能如此？君在外九年，岂料世变如此之速耶！”其时亲贵尚未横行，而祸根已暗长矣。旋而亲贵日盛一日，京官亦日奢一日，不数年而国亡矣。亡国之后，项城初到，即定为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六十元。然即如此，已较前清宫俸倍蓰矣。后乃变更平余办公诸旧制，名为化私为公，实则骤增政费。又有所谓善后借款五千万，以为挹注，而京官又肥马轻裘、狂嫖大赌矣。是河山方以奢终，功名复以奢始也。项城在洪宪以前，虽以洋债为挹注，而尚有眉目，至洪宪后，大动天下之兵，军费无所底止，而政费随之而滥，遂更感拮据矣。
光绪末年，户部册报，岁入一万万零八百万。迨项城时，逐渐加增，岁入已逾四万万。或云，所增之数，外债及学生学费均算在内。实在岁入之数，亦总在四万万矣。此四万万仍由民间所担负也，是人家年用百金，今则年需用四百金矣。此余在江西时所言也。今阅财政部报告，二十年度，岁入已在六万万以外；且只就国家税言，而地方税田赋大宗等等，尚不在内。虽以元易两，而大数已甚可惊。政繁赋重，民不堪其忧，岂空言已哉。
从前内债，有所谓征信股票等名目，后以捐照抵还，遂失信用。而外债则不然，后因屡次展期，抵押品有名无实，信用亦失。外债途穷，仍返而求之内债；内债途穷，乃减折以招徕之，卖时减折，还时十足。此饮鸩止渴也。然此法外国实开其先也，外国量出为入，借国债为挹注，取便一时，今日经济恐慌，势已将穷矣。中国尤而效之，而尚未甚，岂可不审慎从事哉？
从前各国通商，我以丝茶出洋，获大利；而外洋以鸦片进口，亦获大利。后外人自制丝茶，我之丝茶减色；而我自种鸦片以抵制之，外洋之鸦片亦何尝不减色。且外洋之制造品进口日新月异，而我之天产出口亦日新月异，近来之仿造洋货又复不少，特外人进步速，而我之进步迟耳。今则外国工商恐慌，百计倾销，商情大变，成败不可以道里计矣。
通商以出入货之盈缩为利败，此显然者也。光绪末年，与一德人谈，则谓：通商系两利，比之于水，水未有不平；所谓盈绌者，必有所救济，不能执一而论也。我德国输出，即绌于输入，不足为虑。譬如中国无银矿，市上银洋流行，从何处得来？乃证以《海关贸易册》：中外通商，惟同治三年，出超为二万七千万，为最旺之数；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三年，此五年内，出超已降为一千万有零；自光绪四年以后，直至二十六年，逐年递降，均入超于出，其甚者将及一万万。当时德人坦然言之，自必确有所据。今则超入之数，竟有七与一之比例，则水之不平甚矣。其崩决之势，不大可惧哉！
田赋按则定税，本有标准，乃日久弊生。有清入关，即欲矫明之弊而行清丈，因循二百余年，而不能行。只以土地太广，粮户太繁，税则又参错不一致，以致一国之中，完欠互异，不平已甚。县中册报岂能捏饰？而综核殊难一目了然。余外任廿余年，每到一县，必与县宰闲谈，问其所辖田地，每亩若干弓，完粮多少。皆猝不能对；即对，亦言人人殊。迨饬吏开单，有数十亩一户，有一亩不止一户者，且亩不一则，则不一粮，一篇细账，不糊涂而亦糊涂矣。此吾亲历之事。苏、赣钱粮完欠，不能平均，而深痛整理之不易言也。近日财政会议，力求田赋平均，可谓知其要矣；但望无徒托空言也。
古者取民有制，田赋之外，常税而已；今则无税不增，而田赋转成为少数矣。古者理财，量入为出；今则量出为入矣。财政部计算表勉符预算，而田赋一项尚归诸省税，只国税收入已逾七万万矣。财政部专管收支，而代财政部而收支者，尚无帐可算。锱铢所入，何一不取之于民？语云：“暂累吾民”。民果何时而释此累乎？居今日而言，理财非裁兵不可，然兵何能遽裁也？抑欲裁官乎，官亦何能遽裁乎？兵与官俱不能遽裁，则政费之浮滥者，独不可减乎？然所减亦有限矣。且更有一说，官场所浪费者，仍有利于工商之民，正可以资挹注。此说乡人自乡来者，言之历历，尚非持之无故，然亦何能成理也。司财政者竞言无办法，诚哉其无办法，然环顾外国，亦何尝有办法也。支出无艺，国债日增，其病皆中于军备也。列强乃急急于经济会议，冀欲于商务补苴。既曰会议，则必各得其平，非专顾一国也。此议何时可成，大抵终归于各求省缩而已，各谋苟全而已，勿徒骋高论，而自欺欺人也。
米为民食所资，宜流通也。自禁米出口之说起，而百弊生焉。余初次到赣，在建昌时，米价贵过二千，绅士以米谷出境太多，须厉禁，以恤平民，余许之。旋有谢、梅两老绅士，来言此禁宜弛，否则恐米价更贵。余召请禁之绅士诘之，乃对曰：“谢、梅两富绅米多，利得厚价，所言全是私意。”余亦颇信之。越数日，米价果更贵，且河下因拦米闹事者亦多。查知禁米之令一出，刁生劣监即率人在河下拦米船，得钱仍放行，有健者不肯出钱，即互相斗讼；且索钱不止一处。米价遂因而加贵。后乃知请禁之绅士，即缘禁作奸之刁劣所指使也。此江西一郡之事也。旋守苏州，省会之地，密迩上海。上海有一秘密公司，实一大米蠹也，有一般人联洋人买办为之。闻其赀本数百万，春间放债与农民，秋成收米，故全省之米大半尽入此公司之手。米价涨落，归其操纵，有时创为禁米出洋之说，或又弛禁，皆为该公司所利用，官为傀儡而已。盛杏荪未为尚书时，告余曰：“中国尚食西贡洋米，那复有米出洋？”一语可以道破。彼纷纷者，殆别有作用欤，盖暗指此公司言也。有一日，苏州米价将涨过十元，扬言非涨至十二元不止。余以此弊全在上海，乃往上海与绅商筹平价之法，告之曰：“我在建昌时，米价过二千，即闹饥荒。相隔不过六七年，何至世变如此之速！苏州产米之区，且今年又非荒歉，米贵更无理由。我有一主意，今年苏州米价不许过十元，如不遵令，苟地方抢米店，我官场不负责任。哧诈之言，我总不听！”嗣后价亦渐平，殆该公司知我已烛其奸也。此苏州一郡之事，亦即上海一埠之事也。改革后到江西省城，虽无上海之大米蠹，而米商买卖之大，亦为人所注目。江西产米有余，只临川一县，年可余一百万石，势非出口不可。议会复开，乃当日刁劣拦河之故态复萌，怂恿由会建议禁米出口，官场无可辩论。后米商向议会暗中疏通，便复议弛禁。一年至少总有一次开禁，一次弛禁。其后军事迭兴，金加重，上海价低，出口无利可图，虽不禁而亦不出，与禁不禁毫无关涉也，此江西一省之事，又非徒一省之事也。总之，米谷如水之流，全国可通。价之贵贱，非有特别事故，不能过于轻重，禁令只助涨价之弊，绝无平价之效。此余外任多年，真知灼见，可以断言者。然后知剖斗折衡之说，庄子亦一大政治家也。
苏秦之客于秦，米贵如玉，薪贵如桂，谒者可恶如鬼，秦王难见如帝。后见秦王，乃曰：“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诉其作客之苦，苏秦去今已二千余年，犹今日米珠薪桂之窘状也。厥后治乱相乘，物价之低昂，人民之苦乐，不知经数百变，无可殚述。但以吾身亲见者言之。南人食米，北人食麦，此其大较也；北人兼食杂粮，南人亦有兼食薯芋者。余少时不预家务，但闻米一石二三千。光绪三年到京，米一包二两四钱，折合一石，则为三两余。光绪廿三年到建昌，米一石不过二千，边县则只千二百文。乃调南安，山多田少，地近粤边，米石八元，多者十元，与内地价几逾倍。光绪季年到苏州，产米之区，价亦七八元，间有至十元。甲寅到赣，米石以四五元时为多。壬戌到沪，则米十元以外，间有近二十元矣。大抵米价之高低，除僻地以丰歉为转移，其都市之处，皆操纵于米商之手。其因禁生奸，因税滋弊，皆由米商消纳之而入于米价。是米价定于商，不定于农也。是亦筹民食者所当知也。
矿产布天下，所谓地不爱宝也。然开之，或得或不得，即或得之，或衰或旺，或始旺而终衰，或始衰而忽大旺。此变化不测，殆有天为之主宰，而矿师之明昧，特为天所驱使耳。中国年前，山西煤矿中外喧传，谓可采至千年不竭也。随声附和，哄动一时，某巨公乃与外人合赀，开采煤油矿。不二年，各亏巨本而罢。当初如何合赀及亏本后如何分任？事属既往，不必深求，然山西矿名一败涂地矣。即汉冶萍煤矿，何尝不亏本，特以供给日本，取用未即废耳。他如漠河金矿、�南铜矿之类，其衰旺情形，互有不同。大概不过养活一时矿工而已。若外国矿主所称为大王者，百无一二，其失败者亦不少。无他，天生田以养农，生矿以养工；田之利薄，故使之长享其利，矿之利厚，故特为之限制。其实酌盈剂虚，工之利又未尝不薄也。天道恶盈，冥思之，适见造化之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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