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勤王

    专制之弊，至宋季而极矣。神奸巨蠹，相望于朝。人君日日求治，而为此辈所蔽。虽欲求治，其可得乎？贾似道为断送南宋最后之一人。彼一日在位，正人君子，即一日不能相容，文山之所以高蹈而不顾也。夫抱热心救国之志，不得居乎朝市，而匿居于空山无人之中。其感喟不平之心为何如哉！

    临安之都，恃长江为屏蔽，而湖北之襄阳、樊城，扼水陆之冲。此而不守，则长江皆失其险矣。此地理上一定之形势也。元将围襄阳五年，守将吕文焕，百计御之，久困援绝。文焕每一巡城，南望恸哭，告急于朝，贾似道匿不以闻。先是元将阿尔哈雅（旧作阿里海牙，今依辽、金、元国语考改正）攻樊城，得西域人所献大炮，破樊城。至是移之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震雷，城中汹汹，势不能守。吕文焕遂以城降。元主拜文焕为襄汉大都督，长江诸郡大震。时则度宗十年也（咸淳十年）。

    文山以度宗九年，起为湖南提刑，平邵永（邵阳、永州，皆今湖南地）巨寇，道路肃清。见故相江万里（字子远，都昌人，后殉国难）于长沙。万里素奇文山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寥寥数言，而忧国之念，相赏之情，千载下如见其心，如闻其语。然此时贾似道犹当国，文山郁郁不得志，乞本省一郡，以便养母，遂知赣州。

    元兵得襄阳，犹不能渡江，其将巴延急攻郢州（今湖北安陆县）。时张世杰（字君实范阳人）为郢州守，预在汉水南岸，横铁絙，锁战舰，密植桩木，水中夹以炮弩，其要津皆施杙（杙，音弋，小木桩也），设攻具。元军袭城，世杰力战，元军不能前。巴颜（巴颜，蒙古人，元平宋时唯一之功臣也。旧译作伯颜）潜兵入汉，屠沙洋（镇名，在荆门州柬南，临汉水上），袭青山（青山矶，在武昌东，北滨长江），乃渡江围汉阳，趋鄂州（今武昌府），权守张晏然遂以州军降。巴颜命阿尔哈赤以四万人守鄂，规取荆湖，而自率大军，与阿珠东下，直犯临安。至此而宋之国运，如大梦之乍醒。宋之弱点，如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刺秦王，藏匕首于地图之中。秦王览图翻至末叶，遂见匕首），虽欲更偷须臾之安，而不可得矣。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景（金主临安之语），黯然而无色。芙蓉阁、香兰亭（理宗宠内侍，董宋臣巢筑芙蓉阁、香兰亭，玩倡优、傀儡，不以国事为意）、葛岭之楼台，多宝之玩好（贾似道造第于西湖之葛岭。宋人所谓春风杨柳太师桥者也。秋来兴群妾，踞地斗蟋蟀于其中，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皆有不能长保之势。

    德祐元年（帝元年），诏天下勤王。文山本文臣耳，未尝身列行间，有兵事上之阅历也。既奉勤王之诏，忠义奋发，涕泣不能仰。乃发郡中豪杰，及吉州兵，士民皆响应，数日之间，已集万人。此皆非训练有素之师，徒以忠义号召也。其能与蒙古一战与否，尚未可知。不意朝中更有沮之，而使之不得一战者。

    朝廷闻文山慷慨勤王，甚喜。命为江西安抚使，权兵部侍郎。盖左相王爚（字仲潜，新昌人）之力也。文山将率兵入卫，而右相陈宜中（字与权，永嘉人。宋亡，遁至暹罗，死于其地）殊不欲，王爚罢职。京中太学生上书讼宜中奸邪误国，亦无效。及留梦炎代宜中为相，有党于江西制置黄万石。梦炎奏召万石入卫，以文山移屯隆兴（今江西南昌府），经略九江（今江西九江府）。

    未几，京师之情势益危。将亡之国，君昏于上，臣蔽于下。一旦事急，则如人之将死。苟可以免死者，无不欣然为之，而不复有所顾忌矣。于是急召文山，率兵至京。其友止之曰：“今元军逼京师，君以新募之兵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与猛虎斗哉。”文山曰：“吾岂不知。第以祖国亡在旦夕，而天下之兵，无一人一骑赴救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如此则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国可保也。”

    军将行，粮饷无所出，文山尽以家资为军费。每与宾佐语及时事，辄流涕抚几言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闻者为之感动。时贾似道已遭斥罢，王爚、陈宜中为左右丞相，并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拜文山权兵部尚书。恭宗元年（德祐元年）七月七日，大兵发吉州。八月，至阙下，驻兵西湖上。九月，命知平江府事（平江今江苏吴县）。十月十五日，入府视事，遣军解常州（江苏今武进县）之围。政府以独松关急（独松关，在今杭县西北独松岭上，为江浙二省之要隘），趣师入卫，第吴门空虚，文山愿分兵戍守。乃朝旨一再敦促，卒弃平江，趋临安。去三日而平江为元所得。都人大骇，议文山不应弃平江。文山乃出两府决弃平江之札，榜示朝天门，谤议始息。

    【批评】

    火药大炮，不独元军有之，宋军亦有之。是火药之发明，固出于中国也，惟新式之炮创于西域耳。当时之所谓西域，即今之欧洲各国也。发明火药，约在民国前六百五十年。后来欧洲诸国，得其制造之法，发辉而光大之。至于今日，中国反仰其供给矣，是可叹也。

    襄阳将破之前，李庭芝使统制张顺、张贵，将兵救之。其兵虽败，而二张冒险之精神，亦卓卓可传。记之如下：

    李庭芝（字祥甫，随县人，为扬州制置使。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城亡死之）欲救襄阳（度宗六年，以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探知襄阳西北，有河曰清泥河，发源于城之西北，东流入汉。于其上流，暗中造小船百艘，以三舟为一联，中一舟装载，左右两舟，则虚其底而覆掩之。既成，乃出重赏募死士，得两湖民兵之勇敢善战者三千人；求将，得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举之为都统。顺身材短小，而贵家有竹园，军中皆呼曰矮张贵，竹园张顺。二张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急去，毋坏吾事。”三千人皆愿从。于是诸舟顺流而下。夜半，已入汉河。薄元军，以红灯为号，矮张先登，竹园张次之。乘风破浪，直犯重围，大败元兵。天明，抵襄阳城下。城中久不见救兵，闻顺等至，其欢喜之状，一时无可拟者。及收军，未亡一人，而独不见顺。过数日，乃见其尸，浮出水上，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贵入襄阳，守将吕文焕留之。贵恃其勇，仍欲冒险还郢（今湖北钟祥县）。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持蜡书（以信封于蜡中，则水不能伤也），至郢乞范文虎来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连锁数十里，密插木桩，虽鱼虾亦不得过。二人携锯而行，遇桩即锯断之，竟达郢。范文虎许发兵五千，驻襄阳县东南之龙尾洲，以助夹击。刻日即定，张贵即别文焕东下。乃其事为元之侦候所知，先据龙尾洲，以逸待劳。贵与战而困，且出于不意，所部杀伤殆尽。贵身被数十创，力不能支，遂被执。元将欲降之，贵誓不屈，乃见杀。吕文焕为二张立庙于襄阳，号曰“双忠”。

    樊城之战守，亦宋元间之大事也。樊城被围四年，守将范天顺（文虎之姪）、牛富（霍邱人）力战不为屈。富又数射书襄阳城中，约吕文焕相与固守，为唇齿。襄樊两城，相隔以汉水。文焕于汉水中造浮桥，以通援兵，樊城亦恃此为固。后元兵冒死烧浮桥，断襄樊之援，力攻樊城，城遂破。天顺仰天叹曰：“生为宋人，死为宋鬼。”自缢而死。牛富率兵巷战，元兵死伤者不可计。渴饮血水，然无退志。富身被重伤，遂死。裨将王福见富死，叹曰：“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亦奋斗而死。

    襄樊险要之地，以吕文焕、范天顺、牛富守之，诚得人矣。于时贾似道当国，两城死伤山积，日夜告急，而彼酣歌恒舞，不以为意。“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能不为之太息哉？

    吕文焕守襄阳，困守五年，非忠勇过人者不能。乃以恨贾似道奸邪之故，竟降于元，其后大为宋患。与文山相比，则一贤一不贤，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

    文山以新募之兵，入都勤王，其对客云云，即诸葛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覩”之意也，读之令人流涕。

    专制之国，社会望治之心，皆注于皇帝一人，故皇帝为社会之中心。如皇帝亦以国民为中心，则天下治矣。无如皇帝之中心，则注于宫室服御之好，而不注于民。故一有危急，则外县可失，而京城不可失。如宋季之弃襄阳、樊城、平江，而独保临安是也。唇亡齿寒之道，固非彼所知矣。

    专制的弊害，到宋朝时候，可谓达于极点。奸臣当道，相望于朝，蒙蔽皇上。皇上天天想着如何治国，却被这些人蒙蔽。虽想要求得天下大治，他能够实现吗？贾似道便是断送南宋的最后一个人。他在位一日，正人君子便一日不能被容纳。所以像文天祥那样有才干的人，也只好高蹈远避了。他抱着热心救国的志愿，不能施展于朝廷，而只能隐藏在空山无人的地方。他感慨不平的心，想想该是何等的强烈啊！

    临安的形势，是专靠长江做屏蔽的；而湖北的襄阳、樊城，是扼守水陆交通的要道。假如这个地方不能保守，长江的险要便都失去了。这是当时地理位置上的形势。那时元将围攻襄阳经过五年之久，襄阳守将吕文焕，百计抵御，才能勉强挣扎着而没有被攻破，但是久困在城中，外面没有救援，危险已极。吕文焕每次巡城，都是望着南方失声痛哭。他告急的文书，送到朝中，都被贾似道隐瞒着，没有奏知皇上。起初，元将阿尔哈雅（旧作阿里海牙，今依辽、金、元国语考改正）攻打樊城，凭借着西域人所造的大炮，攻破了樊城。至此，元将又把攻打樊城的大炮移来攻打襄阳，一炮击中城门上的鼓楼，声如震雷，吓得军民人等，心胆俱碎，全城汹汹，其势不能再守。吕文焕不得已，便献城投降了。元主便拜他为襄汉大都督，长江各郡都大震恐。其时正是度宗十年（咸淳十年）。

    文天祥于度宗九年，出任为湖南提刑（官名），剿平了邵阳、永州（今湖南地方）地区的巨寇，肃清了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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