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制度论(1)

祀，而中原除宋以外，更无一子姓之国。以商人兄弟相及之制推之，其效固应如是也。周人既立嫡长，则天位素定，其余嫡子、庶子，皆视其贵贱贤否，畴以国邑。开国之初，建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大抵在邦畿之外。后王之子弟，亦皆使食畿内之邑。故殷之诸侯皆异姓，而周则同姓、异姓各半。此与政治、文物之施行甚有关系，而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亦由是而确定者也。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嫡庶者，尊尊之统也。由是而有宗法，有服术。其效及于政治者，则为天位之前定，同姓诸侯之封建，天子之尊严。然周之制度，亦有用亲亲之统者，则祭法是已。商人祭法，见于卜辞所纪者，至为繁复。自帝喾以下，至于先公、先王、先妣，皆有专祭。祭各以其名之日，无亲疏、远迩之殊也。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与不在位者，祀典略同，无尊卑之差也。其合祭也，则或自上甲至于大甲九世，或自上甲至于武乙二十世，或自大丁至于祖丁八世，或自大庚至于中丁三世，或自帝甲至于祖丁二世，或自小乙至于武乙五世，或自武丁至于武乙四世。又数言“自上甲至于多后衣”，此于卜辞屡见，必非周人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大祭，是无毁庙之制也。虽吕览引商书言“五世之庙，可以观怪”，而卜辞所纪事实乃全不与之合，是殷人祭其先无定制也。周人祭法，诗、书、礼经皆无明文，据礼家言，乃有七庙、四庙之说。此虽不可视为宗周旧制，然礼家所言庙制，必已萌芽于周初，固无可疑也。古人言周制尚文者，盖兼综数义而不专主一义之谓。商人继统之法，不合尊尊之义，其祭法又无远迩、尊卑之分，则于亲亲、尊尊二义，皆无当也。周人以尊尊之义经亲亲之义，而立嫡庶之制；又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庙制。此其所以为文也。说庙制者，有七庙、四庙之殊，然其实不异。王制、礼器、祭法、春秋谷梁传皆言天子七庙，诸侯五。曾子问言“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荀子礼论篇亦言“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惟丧服小记独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郑注：“高祖以下也。与始祖而五也。”如郑说，是四庙实五庙也。汉书 韦玄成传：玄成等奏：“祭义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为立庙，亲尽也。立亲庙四，亲亲也。亲尽而迭毁，亲疏之杀，示有终。周之所以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公羊 宣六年传何注云：“礼，天子、诸侯立五庙。周家祖有功，宗有德，立后稷、文、武庙，至于子孙，自高祖以下而七庙。”王制郑注亦云：“七者，太祖及文、武之祧，与亲庙四。”则周之七庙，仍不外四庙之制。刘歆独引王制说之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七者，其正法，不可常数者也[四]。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是谓七庙之中，不数文、武，则有亲庙六。以礼意言之，刘说非也。盖礼有尊之统，有亲之统。以尊之统言之，祖愈远则愈尊，则如殷人之制遍祀先公、先王可也。庙之有制也，出于亲之统。由亲之统言之，则“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亲，上不过高祖，下不过玄孙。故宗法、服术皆以五为节。丧服有曾祖父母服而无高祖父母服，曾祖父母之服不过齐衰三月。若夫玄孙之生，殆未有及见高祖父母之死者；就令有之，其服亦不过袒免而止。此亲亲之界也，过是则亲属竭矣，故遂无服。服之所不及，祭亦不敢及，此礼服家所以有天子四庙之说也。刘歆又云：“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此丧事尊卑之序也，与庙数相应。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虽然，言岂一端而已。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有无贵贱一者。车服之节，殡葬之期，此有等衰者也。至于亲亲之事，则贵贱无以异。以三为五，大夫以下用之；以五为九，虽天子不能过也。既有不毁之庙以存尊统，复有四亲庙以存亲统，此周礼之至文者也。宗周之初，虽无四庙明文，然祭之一种限于四世，则有据矣。逸周书 世俘解：“王克殷，格于庙。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此太伯、虞公、邑考与三王并升，犹用殷礼。然所祀者四世也。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于先公之中追王二代，与文、武而四，则成王、周公时庙数虽不必限于四王，然追王者与不追王者之祭，固当有别矣。书 顾命所设几筵，乃成王崩，召公摄成王册命康王时依神之席，见拙撰周书顾命考及顾命后考。而其席则牖间、西序、东序与西夹凡四，此亦为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设。是周初所立，即令不止四庙，其于高祖以下，固与他先公不同。其后遂为四亲庙之制，又加以后稷、文、武，遂为七庙。是故遍祀先公、先王者，殷制也；七庙、四庙者，七十子后学之说也。周初制度，自当在此二者间。虽不敢以七十子后学之说上拟宗周制度，然其不如殷人之遍祀其先，固可由其他制度知之矣。

    以上诸制，皆由尊尊、亲亲二义出。然尊尊、亲亲、贤贤，此三者治天下之通义也。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故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盖天子、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弭天下之争。卿、大夫、士者，图事之臣也，不任贤，无以治天下之事。以事实证之，周初三公，惟周公为武王母弟，召公则疏远之族兄弟，而太公又异姓也。成、康之际，其六卿为召公、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而召、毕、毛三公又以卿兼三公，周公、太公之子不与焉。王朝如是，侯国亦然，故春秋“讥世卿”。世卿者，后世之乱制也。礼有大夫为宗子之服；若如春秋以后世卿之制，则宗子世为大夫，而支子不得与，又何大夫为宗子服之有矣。此卿、大夫、士不世之制，当自殷已然，非属周制。虑后人疑传子、立嫡之制通乎大夫以下，故附著之。

    男女之别，周亦较前代为严。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也。上古女子无称姓者，有之，惟一姜嫄。姜嫄者，周之妣，而其名出于周人之口者也。传言黄帝之子为十二姓，祝融之后为八姓，又言虞为姚姓，夏为姒姓，商为子姓。凡此纪录，皆出周世。据殷人文字，则帝王之妣与母皆以日名，与先王同；诸侯以下之妣亦然。传世商人彝器多有“妣甲”、“妣乙”诸文。虽不敢谓殷以前无女姓之制，然女子不以姓称，固事实也。晋语：“殷辛伐有苏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案：苏国，己姓，其女称“妲己”，似己为女子称姓之始，然恐亦周人追名之。而周则大姜、大任、大姒、邑姜，皆以姓著。自是讫于春秋之末，无不称姓之女子。大传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婚姻可以通乎？”又曰：“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则商人六世以后或可通婚，而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女子称姓，亦自周人始矣。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原周公所以能定此制者，以公于旧制本有可以为天子之道，其时又躬握天下之权，而顾不嗣位而居摄，又由居摄而致政，其无利天下之心，昭昭然为天下所共见。故其所设施，人人知为安国家、定民人之大计，一切制度遂推行而无所阻矣。

    由是制度，乃生典礼，则“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也。凡制度、典礼所及者，除宗法、丧服数大端外，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大夫、士止，民无与焉，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若然，则周之政治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设，而不为民设乎？曰：非也。凡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以为民也。有制度、典礼，以治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义以相分，而国家之基定，争夺之祸泯焉。民之所求者，莫先于此矣。且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此非无征之说也。以经证之，礼经言治之迹者，但言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而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书皆以民为言。召诰一篇，言之尤为反覆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贯之。其言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且其所谓“德”者，又非徒仁民之谓，必天子自纳于德而使民则之，故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又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充此言以治天下，可云至治之极轨。自来言政治者，未能有高焉者也。古之圣人，亦岂无一姓福祚之念存于其心，然深知夫一姓之福祚与万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其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洛诰云：“作册逸诰。”是史逸所作召诰与洛诰日月相承，乃一篇分为二者，故亦史佚作也。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

    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告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康诰曰：“勿用非谋、非彝。”召诰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非彝”者，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康诰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愍不畏死，罔不憝。”又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此周公诰康叔治殷民之道。殷人之刑，惟“寇攘奸宄”，而周人之刑则并及“不孝不友”，故曰“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其重民彝也如此。是周制刑之意，亦本于德治、礼治之大经。其所以致太平与刑措者，盖可睹矣。

    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隳，极矣。周人数商之罪，于牧誓曰：“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弗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以）〔俾〕[五]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于多士曰：“在今后嗣王，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只。”于多方曰：“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于酒诰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尽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民）〔灭〕[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由前三者之说，则失德在一人；由后之说，殷之臣民，其渐于亡国之俗久矣。此非敌国诬谤之言也，殷人亦屡言之。西伯戡黎曰：“惟王淫戏用自绝。”微子曰：“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又曰：“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夫商道尚鬼，乃至窃神祇之牺牲。卿士浊乱于上，而法令隳废于下。举国上下，惟奸宄敌仇之是务，固不待孟津之会、牧野之誓，而其亡已决矣。而周自大王以后，世载其德，自西土邦君、御事、小子，皆克用文王教，至于庶民，亦聪听祖考之彝训。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召诰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周之君臣，于其嗣服之初反覆教戒也如是，则知所以驱草窃奸宄、相为敌仇之民而跻之仁寿之域者，其经纶固大有在。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

    校勘记

    [一]“保定南乡”，底本、遗书本同，王国维自批校改作“易州”。

    [二]“笃公刘”，底本、遗书本同。“笃”字当因诗中有“笃公刘”语而衍，故删之。

    [三]“宗子维城”，郑笺原为“宗子谓王之适子也”。

    [四]“七者，其正法，不可常数也”，汉书 韦玄成传引刘歆说，作“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

    [五]“以”，底本、遗书本同，据尚书改作“俾”。

    [六]“国民”，底本、遗书本同，据尚书改作“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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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选自王国维《观堂集林》（卷第十·史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