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立功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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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平定宸濠之乱，解散军队不再打仗的时候，王阳明还在招录武士。有人问宸濠之乱已过去，为何还招录武士。王阳明笑着说：“广西交趾地区有内乱，能出其不意而捣毁，也是一个机会。”从这里可以知道，王阳明一向有安抚边疆的志向。现在奉朝廷之命，第二天就辞别家人，经过江西到达两广。先前王阳明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设立了学会，而今在青龙铺去世。临终时，他睁开眼睛看着周积说：“我走了，心里很光明，没有什么可说的。”顷刻，闭上眼睛去世了。

    凭王阳明的学问贡献，应当可以长寿，但他只活到了五十七岁。所以，寿命的长短，虽然是圣贤豪杰，也只能顺其自然，而无可奈何。然而，只要元气不死，便是其人不死。学者能领会其中的意思，面对着卧病不起、突然逝世的圣贤豪杰，即使是破涕为笑也是可以的。

    王阳明死后，桂萼等人仍觉得怀恨不已，他的爵位、谥号等，都没有颁布，他的学问被指称是伪学，下诏书予以禁止。黄绾上奏，说王阳明有重要的功绩四项、高明的学问三项。大意如下：

    王阳明的功绩有四项。其一，朱宸濠图谋不轨，并非一日。内臣如魏彬等，宠幸之臣如钱宁、江彬等，文臣如陆完等，作为他的内应；毕真、刘朗等镇守大臣作为他的外应。所以当时中外诸臣，多怀观望态度。如果不是王阳明怀抱忠义之心，不顾全族被杀的危险，亲自承担讨伐叛贼的任务，那么天下的安危存亡还不可知呢。现在都以为这是伍文定的功劳，是轻视了指挥调动而重视了跟随者。其二，大帽、茶寮、利头、桶冈等乱贼驻扎的村寨，势力相连达到四省之广，多年来囤积了很多叛兵。王守仁担任镇守后，逐步平定了这些地方势力。其三，田州的思恩，互相挑衅已经很长时间了，事情不能平息，人民不能安稳。朝廷派王阳明治理以后，使卢、王之类的，叩头投降，感激涕零地接受处罚。一方大难得以平定。其四，王阳明来到八寨后，被两广的人视为心腹之患（八寨是结寨于思恩田州境内抵抗明军的，王阳明上奏善后五策后两广就安宁了）。如果期间守戍官军与贼勾结，就没有办法禁止。可喜的是，王阳明利用永顺的狼兵，卢、王的降兵，突袭歼灭了八寨乱贼，铲除了两广地区危害百姓的大害。

    王阳明学问的高明有三项。一是致良知。致知出于孔子，而良知出于孟子，对此又有什么异议呢？二是亲民（《大学》在亲民，朱子将亲字解释为新，解读为做新民）。大概《大学》书本上所谓亲民，即对百姓不亲之亲。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用心体悉百姓的冷暖好恶，一举一动都能做到内心公平中正，做事中庸合德，也并不是王阳明独创的学说。三是知行合一。大概是《易经》所说“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是同一件事。王阳明阐发了这个道理，想要让人们做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要说空话。王阳明的学问不似神圣那么诡秘，也不是旁门左道，是孔门的正道传承。如今王阳明客死他乡，妻子和孩子体弱，只有童仆运送他的尸骨，把他埋在空旷的山野。臣实在不忍心看到在这圣明的时代发生这样的事。假如王阳明生于别的时代，皇上都应当推崇，何况在今天呢？

    奏疏到了朝廷，官员没有上报，一直到明穆宗（年号隆庆）即位，才追赠其为新建侯，谥号文成。万历十二年，将王阳明列入孔庙祭祀。

    【评论】

    王阳明遭遇丧父之痛，痛哭欲绝，告诫家人食素百日。时间未到，又下令弟弟、侄子等可以吃干肉，说：“这些孩子长期以来习惯了好的生活，勉强让他们做他们不能做到的事，是放纵他们弄虚作假。不如稍微放宽要求，使每人自己尽力就行。”等到时间长了，哭声暂时停止，有吊唁的客人来了，侍者说应该哭。王阳明说：“哭是发于心的，如果因为客人来了而开始哭泣，则等客人走了就不哭了。世上的人矫饰欺诈，对待父母也这样。”这都可以称为居丧的法则。

    自从有了王阳明，才开始有良知的学说，学习的人都乐意跟随。王氏门中的弟子满天下都是，每次集会，参加的人达到几百人。王阳明到南昌讲习学问阐明人伦，一时之间闻风赶来的人很多，会场满座。唐尧臣不惜自己冒充茶役，一心把能够听讲作为快事。啊，盛况空前啊！这就是人们得到老师教养的感受，即使是工匠、商人，也有尊师重道的心。编者在少年之时家乡还有这样的风气，现在已经消失了。

    《大学》本来是《礼记》之中的一篇，到宋代时儒家学者才开始将它单独编排，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古本的《大学》，从“大学之道，到此谓知本”，这是未经朱熹分别编撰之前的原本。《大学》从《朱子章句》补述作传以来，流传到明代，天下都没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到王阳明，唯独提倡古本，而不依从朱子，这是与朱子不同的地方。

    自宋代以来，学者尊崇朱熹，仅次于孔子、孟子。信服他的言论，歌颂他的德行，即使有新的知见，因为有别于朱熹的观点，也不敢说出口。朱熹的确是个大贤人，但一定要居垄断地位，以至于千百年之内，不许有人与之相异，这绝不是朱熹的本意。当时嫉妒王阳明的人，本就喜欢借此作为攻击他的资料（桂萼说王阳明做事不效法古人，言语不称颂老师，为了显示自己高明而标新立异，这不是朱熹格物致知的观点。知道大家的议论而不接受，这就是王阳明后来编撰《朱熹晚年定论》一书的原因），写作《明史》的人，也附和这一观点（比如批评王阳明，说他骄傲，在儒家学者中标新立异，最终为学者讥讽，等等），不知道是何用意。学问做到王阳明这样的水平，功绩达到王阳明这样的水平，而经百世之后，还没能做出定论，这能不让人感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