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约两点钟的事。打台球的先生有:大客人(我们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公爵(他总是同大客人一起来),留小胡子的老爷,小个子的骠骑兵,当过演员的奥利弗,还有波兰老爷。人可真不少。
大客人同公爵打台球。只有我手拿记分板,在台盘周围走来走去,数我的数:九比四十八,十二比四十八。干我们记分员这一行,谁都知道,你还没有一点东西进嘴,一连两宿没有睡觉,可还得一个劲儿喊叫,从网袋里掏球。我一边数数,一边东张西望,只见一个陌生的老爷走进门来,看了看,就坐在小长沙发上。好啊。
“我说这个人是谁呀?是什么身份?”我暗自揣摩着。
他衣着干干净净,笔挺笔挺,好像全身衣服是刚做好才穿上身似的:格子花呢的裤子,时髦的短短的上衣,毛绒的背心,还有一根金链条,链条上挂着各种小玩意儿。
他穿得干净,人长得更清秀:修长的身材,头发按时髦式样向前卷,脸上白里透红,嘿,一句话,是个英俊的青年。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遇到的人形形色色的都有:有达官贵人,也有不少败类,所以尽管当个记分员,也得会敷衍各种人,换句话说,要有点儿手腕。
我望了望那位老爷,见他静静地坐着,跟谁也不认得,全身衣服崭新;我揣摩,他要么是外国人,英国人,要么是外地来的伯爵。他尽管年轻,派头倒挺大。坐在他旁边的奥利弗竟让开了一点儿。
一盘打完了。大客人输了,冲我喊道:
“你老是瞎报,你数得不对头,尽东张西望的。”
他骂了一通,把枪棒一扔就走了。这个人也真怪!平常晚上跟公爵打一盘要来五十卢布的输赢,这会儿才输了一瓶马孔葡萄酒,心里就不舒服了。瞧这种脾气!有时候,他跟公爵打到两点钟,都不往网袋里放钱,我就知道,两人都身无分文了,可还要摆阔气。
“先来二十五卢布打角,行吗?”
“行!”
我只要稍一走神,或者没有把球放对——我又不是石头人!——他还想打我的耳光哩!
“又不是赌木头片儿,”他说,“赌的是钱。”
这个人最叫我为难了。
嘿,好啊。大客人走后,公爵才对那个新来的老爷说:
“跟我打一盘好不好?”
“好啊。”他说。
他坐在那儿,模样儿简直像个傻瓜!他倒想装得大模大样,可一站起来,走到台盘跟前,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胆怯了。不论胆怯不胆怯,可分明是不自在。不知道是穿了崭新的衣服不好意思,还是怕人家都瞧他,反正原来那副架子不见了。他走路时不知怎么的侧着身子,衣袋叫网袋挂住,用白粉擦枪棒时,又把白粉弄掉了。他不论站在哪儿打球,总要回头看看,涨红了脸。公爵就不同了,打台球在他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拿白粉擦擦枪棒,擦擦手,卷起袖子就打,打得网袋里满是球,都快把网袋撑破了,虽说他身材矮小。
打了两盘还是三盘,我已经不记得,反正公爵放下枪棒,说道:
“请问贵姓?”
“涅赫柳多夫。”他说。
“令尊当过军长吧?”公爵问道。
“是的。”他说。
这时他们用法语你一言我一语急促地说起什么来,我就听不懂了。大概都在列举亲戚吧。
“再见,”公爵用法语说,“认识您,我很高兴。”
他洗完手,吃东西去了;那一位拿着枪棒站在台盘旁边,偶尔推一下球。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对新来的人态度越粗鲁越好,所以我就把一只只球收拾到一起。他红了脸,说:
“还可以打吗?”
“当然,”我说,“摆着台盘就是为打球用的。”我并不看他,把枪棒摆好。
“愿意跟我打吗?”
“请吧,先生。”我说。
我摆好球。
“赌钻台盘好不好?”
“赌钻台盘?”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我说,“您要是输了,给我半个卢布,我要是输了,就在台盘底下钻过去。”
显然,他没有见过世面,觉得很好玩,笑起来了。
“来吧。”他说。
好啊。我说:
“您先让我几分?”
“难道您打得不如我?”他说。
“那还用说,”我说,“我们这儿能打得过您的人很少。”
我们打起来了。他真以为自己是个行家,劈里啪啦打得很来劲;那波兰老爷坐在那儿,不停地说:
“瞧这个球!瞧这一枪!”
真是!……他只管打,可一点也不会算计。好吧,我照例输了第一盘,钻了台盘,呼哧呼哧直喘气。这时奥利弗和波兰老爷霍地站起来,敲着枪棒。
“好极了!再钻一回,”他们说,“再钻一回!”
干吗“再钻一回”!尤其是那波兰老爷,为了半个卢布,不用说钻台盘,无论往哪儿钻都是乐意的。可他还装蒜,喊道:
“好极了,”他说,“还没有把尘土全擦干净呢。”
记分员彼得鲁什卡[1],我想是人人都知道的。原先有个记分员叫秋林,现在是彼得鲁什卡了。
只是打台球的本事,我当然还没有露,我又输了第二盘。
“先生,我实在不是您的对手啊。”我说。
他笑着。后来我赢了三盘——他原来有四十九分,我一分也没有——我就把枪棒往台盘上一放,说:
“老爷,打加倍行不行?”
“怎么打加倍?”他说。
“要么您欠我三卢布,要么什么也不算。”我说。
“怎么?”他说,“难道我跟你是赌钱的?傻瓜!”
他的脸都红起来了。
好啊。他输了一盘。
“行啦。”他说。
他拿出皮夹子,崭新崭新的,从英国商店里买的,打了开来,我就看出,他是想摆阔。皮夹子里装满了钞票,全是一百卢布一张的。
“不行,”他说,“这里没有零钱。”
他从小钱包里拿出三个卢布。
“给你两个卢布,是打球输的,其余的拿去喝酒吧。”
我说,太谢谢啦。我看,他真是个好老爷!为这样的人,钻台盘也心甘。只可惜他不愿意赌钱,要不然,我想我就可以施展手段,转眼就捞它二十来个卢布,甚至四十个卢布。
波兰老爷一看见年轻老爷的钱,就说:“跟我来一盘好不好?您打得棒极了。”他来拍马屁了。“不行,对不起,我没有工夫。”年轻老爷说完就走了。
这个波兰老爷,鬼知道他是什么人。有人叫他波兰老爷,就这样叫开来了。他常常成天坐在台球房里,只管瞧着。人家揍过他,也骂过他,都不拉他打球,他总是自己坐在那儿,带烟斗来抽烟。可台球打得很精……这老油子!
好啊。涅赫柳多夫来了第二回,第三回,经常来了。往往早晚都来。打三只球,打落袋,打三角,全懂了。胆子大了些,跟大家都熟了,打得也好了。当然,一个年轻人,出身名门,有钱,谁都尊敬他。只是跟大客人抬过一回杠。
那是因为一件小事。
公爵,大客人,涅赫柳多夫,奥利弗以及另一个人在打落袋。涅赫柳多夫站在炉子旁边,跟谁在说话,大客人正要打——当时他酒可喝多了。他的球正好在炉子那边;那地方有点局促,他却喜欢甩开膀子打。
瞧他,也不知是没有瞧见涅赫柳多夫,还是存心的,一甩开膀子,那枪棒把儿就啪的一声打在涅赫柳多夫的胸口上!可怜的人惨叫了一声。结果怎么样?那粗野东西就是不道个歉!自管走开,连看也不看涅赫柳多夫一眼,嘴里还叽叽咕咕,说什么:“都挤在这儿干什么?弄得球也不好打。难道没有空地方?”
那一位走到他跟前,满脸煞白,可还若无其事,彬彬有礼地说:
“先生,您该先道歉,您撞了我了。”
“我这会儿顾不上道歉,”他说,“我本该赢的,可现在人家要打掉我的球了。”
那一位又对他说:
“您应该道歉。”
“您滚开,”他说,“唠叨个没完!”眼睛却只管看着自己的球。
涅赫柳多夫靠他更近些,抓住他的一只手说:
“您太不懂礼貌了,阁下!”
尽管他文弱娇嫩像个美丽的少女,性子却偏激:眼珠子光芒逼人,真像要把大客人一口吃掉似的。然而大客人是个彪形大汉,涅赫柳多夫哪里是他的对手!
“什—么,”他说,“我不懂礼貌!”
他一边嚷,一边就要对涅赫柳多夫动手。在场的人连忙跑过来,拉住两个人的手,把他们拖开。
大家哄哄嚷嚷,涅赫柳多夫说:
“他要满足我的要求,他侮辱了我。”也就是说,他要同大客人决斗。当然啦,他们是先生,他们有这么个规矩……没办法!……嘿,一句话,他们是先生啊!
“我决不满足他的要求!他不过是个娃娃。我要揪住他的耳朵揍他。”
“要是您不愿意决斗,”涅赫柳多夫说,“您就不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说着差点儿哭了。
“你是个娃娃,我对你一点也不见怪。”大客人说。
他们两人照例被拉到两个房间里去。涅赫柳多夫跟公爵已有交情。他对公爵说:
“看上帝面上,你去说服他,让他同意决斗吧!他醉了,也许会醒的。这件事总不能就这样了结。”
公爵去了。大客人说:
“我决斗过,也打过仗。我不能跟一个娃娃决斗。我不干,就这话。”
有什么办法,他们说了又说,都没话了;从此大客人也不再到我们这儿来了。
在这件叫人不愉快的事情中,他就像一只小公鸡,自尊心很强……我是说涅赫柳多夫……至于其他的事,他就根本不懂。我还记得有一件事。
“你这儿家里有谁啊?”公爵问涅赫柳多夫。
“谁也没有。”他说。
“怎么谁也没有呢?”公爵又问。
“为什么要有?”他说。
“怎么为什么?”
“我一直这样过日子,为什么就不行呢?”
“怎么,就这样过日子?不可能!”
公爵放声大笑,留小胡子的老爷也哈哈笑起来。大伙都笑话他。
“那么从来没有过吗?”他们说。
“从来没有。”
他们笑得死去活来。我当然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是在嘲笑他。我倒想看看他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去吧。”公爵说。
“不,决不去!”涅赫柳多夫说。
“得啦!这太可笑了,”公爵说,“你喝点酒壮壮胆,我们就去。”
我给他们拿来一瓶香槟酒。他们喝完,就把那后生带走了。
他们约摸一点来钟的时候才回来。大家坐下吃晚饭,人不少,都是最好的先生:阿塔诺夫,拉津公爵,舒斯塔赫伯爵,米尔措夫。大家都嘻嘻哈哈,给涅赫柳多夫道喜。我被叫了去,只见他们一个个乐不可支。
“你给老爷道喜吧。”他们说。
“道什么喜?”我说。
他是怎么说的?是说点化还是启蒙,我记不清了。
“恭喜老爷!”我说。
他红着脸坐在那儿,只是眉开眼笑。大家笑得更开心了。
好啊。后来大家来到台球房,全都喜气洋洋,唯独涅赫柳多夫变了样:两眼浑浊无光,嘴唇微动着,老是打嗝儿,连话也说不利落了。当然,他没有见过世面,这会子可让他狼狈了。他走到台盘旁边,支上胳膊肘,就说:
“你们都觉得好笑,我心里可难过。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公爵,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你,也不能原谅自己。”
说着眼圈一红,放声哭起来。当然,他喝醉了,自己也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公爵走到他跟前,脸上笑吟吟的。
“得啦,”他说,“小事一桩!……我们回家吧,阿纳托利。”
“我哪儿也不去,”他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他一个劲儿地哭。又不肯离开台盘。真是个初出茅庐的后生。
他就这样常到我们这儿来。有一回他跟公爵和留小胡子的先生一起来。留小胡子的先生总是跟定公爵的,他是文官还是退伍的军官,上帝才知道,只是先生们全都管他叫费多特卡。他颧骨很高,长相难看,但穿得干干净净,来去都坐马车。先生们为什么喜欢他,只有天知道。费多特卡,费多特卡,一瞧,他们又是给他吃,又是给他喝,又是替他付钱。可真是个骗子!输了,不付钱;赢了,一把抓!他们倒也骂他,大客人当着我的面揍过他,还要同他决斗……他老是挽着公爵来来去去。
“你没有我就得完。我是费多特卡,可不是没种的。”
还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唉,得啦。他们来了,说:
“我们三个人打落袋吧。”
“来吧。”他说。
他们以三卢布做赌注。涅赫柳多夫跟公爵闲扯起来。
“你瞧她的小腿多美。”他说。
“不,腿算不了什么!她那辫子才美哩。”公爵说。
当然,他们没有看打球,只是彼此说话。费多特卡可不忘他的事,只管使劲地打,那两个人却不是打空,就是让自己更不利。费多特卡就赢了他们每人六个卢布。他跟公爵天知道有什么旧账,彼此从来不付钱,涅赫柳多夫却掏出两张绿票[2]给了他。
“不,我不想拿你的钱。我们来打普通的吧,就是说:要么加倍,要么一个子儿也不算。”
我摆好球。费多特卡先动手,他们打了起来。涅赫柳多夫想露一手,中途有一次停下来说:我不想打,这太容易了。费多特卡却不忘他的事,只管慢慢打。当然,他暗中使手段,仿佛无意中又赢了一盘。
“再打一盘吧。”他说。
“来吧。”
他又赢了。
“开头只是小输小赢,”他说,“我不想赢你好多钱。打加倍吧?”
“行。”
不管怎么样,输掉五十卢布总是心痛的。涅赫柳多夫就要求说:“打加倍吧。”一盘接一盘,越打输得越多,已有两百八十卢布输掉了。费多特卡很懂策略:打普通的,他就输;打角,他就赢。公爵坐在那儿,看出情况不太妙了,说:
“阿塞[3],不打了。”
哪里收得住!赌注越下越大。
最后,涅赫柳多夫欠下五百多卢布。费多特卡把枪棒一放,说:
“打够了吧?我累了。”
打到天亮他心里都情愿,只要能捞钱……当然,这是手腕。那一位劲头却越来越大:来吧,再来吧。
“不,”费多特卡说,“我真的累了。我们上楼去,你可以在那儿捞本。”
在我们楼上,先生们在打牌。先是打普列费兰斯,一会儿就打“爱不爱我”了。
就从费多特卡欺哄了他的那一天开始,他天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打一两盘台球,就上楼去,上楼去。
他们在楼上怎么样,只有天知道;只不过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了,老是跟费多特卡一致行动。原先他总是衣着时髦,干干净净,卷着头发的,如今只有早上还是那副派头,上过楼以后,就头发蓬乱,衣服沾满绒毛和白粉,两手也肮脏了。
有一回,就这副模样跟公爵一起下楼来,脸色苍白,嘴唇颤抖,争论着什么事。只听见他说:
“我不许他对我说(他倒是说什么来着?)……说我好像不客气,说他不愿意用大牌吃掉我的小牌。我付给他一万卢布了,他当着别人的面说话该留点神才是。”
“唉,得了吧,”公爵说,“犯得着生费多特卡的气吗?”
“不,”他说,“这件事我可撂不下。”
“算了,”公爵说,“您怎么可以不顾身份,去跟费多特卡计较呢!”
“可当时有旁人在场啊!”
“有旁人在场算什么?”公爵说,“我马上让他向你道歉好不好?”
“不。”他说。
接着他们用法语叽叽咕咕说起来,我就听不懂了。结果怎么样呢?当天晚上,他们又跟费多特卡一起吃饭,言归于好了。
好啊。另一次,他独自来了。
“怎么样?”他说,“我打得好吗?”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得讨好每一个客人,我就说:你打得真好。其实他好什么呀,打得很笨,又一点不会算计。自从跟费多特卡结交上以后,他总是下赌注打台球。原先他是什么也不爱赌的,既不赌吃的东西,也不赌香槟酒。有时候公爵说:
“赌一瓶香槟酒吧。”
“不,”他说,“我干脆叫人拿来好了……喂!来一瓶香槟酒。”
现在他总是真赌了。常常整天泡在我们这儿,不是跟谁打台球,就是上楼去。我寻思:怎么好处老让别人得,没我的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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