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讲 外国文化的输入

图相比之下是最好的。这都得益于清政府对洋人的任用。在此之前的中国地图都非常粗略，满洲、蒙古一带的地图更是如此。虽然可以想象这些地图有多么低级，但前些年在北京时，我有幸发现了一幅以前的地图。当时，为了把地图全部复制下来，我没日没夜地花了三四天，才把地名标好，带回了日本。大家看看它就能知道以前的地图有多幼稚，有多不成体统。后来，中国地图的绘制技术凭着西洋人带来的知识得以突飞猛进。直到今天，西洋人仍以那时的地图为准，在中国各地实地测绘，进行完善。可中国国内的地图测绘日渐退步，直至清朝末年才开始重新研究西洋的地图测绘方法。总之，当时的地图测绘取得极大发展，与此相关的东西都已陈列在展室。

    西洋人不仅在绘制地图方面深受重用，还在外交方面得到任用。昨天我们提过，考虑到与俄国打交道时需要用到西洋知识，康熙帝派遣内大臣索额图前往黑龙江与俄国谈判时，还派了西方传教士徐日升、张诚作为顾问一同前往。中俄边境所立碑石的碑文当中，除俄文、中文以外，还刻有拉丁文。由此可见，西方传教士也曾参与中俄外交。

    总之，康熙帝在一些重要事务上积极任用洋人。乾隆帝后来也继续任用洋人，让他们绘制地图。不过，乾隆时期国家富庶，比起实务领域，娱乐消遣方面的发展更大。

    西洋艺术的应用

    一、绘画

    清朝对西洋人的任用突然转向艺术方面，可谓一大奇观。康熙年间，西洋技法在艺术方面已有所应用。康熙帝曾命人绘制有名的《耕织图》。自古以来，中国皇帝都需了解民间疾苦。绘制《耕织图》也成为表达帝王体恤民情之意的惯例。我们去京都的寺庙时，经常能看到元信[61]的画。画作描绘百姓耕种情形，与《耕织图》比较相像。康熙帝时的《耕织图》由学习西洋画法之人————焦秉贞所作。这幅画的特别之处在于融入了西方透视画法，使远景和近景均清晰可见。以前的中国画透视画法很不成熟。而焦秉贞的《耕织图》则采用西洋画法，清晰表现了远近纵深。焦秉贞深受康熙帝宠信，画作无数。只是近年来已经很难看到他的真迹。幸运的是————虽然对中国是个不幸————革命战乱使这些画作又重现世间。我们再说《南巡图》。《南巡图》描绘的是康熙帝南巡时的情形，用笔细腻精致，采用远近法也是其一大亮点。这幅《南巡图》是罗振玉先生的藏品。此外，由于市面上出现许多西洋画作，所以研究西洋透视画法的书籍也开始被翻译出版。这些都与中国绘画趋向采用西法不无关系。不过，西画东渐发生在更早以前。

    顺序有些乱了，下面我们来看“纲目”中所列的“自然的影响”。之前说过，明末已有大量西洋人来华，并带来了许多画。而且，既然是天主教，必然要兴建教堂，绘制壁画。那些精美绝伦的典型的西方壁画一定也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受西洋画法影响最大的就是这里列出的画家吴历。吴历是清初画坛六大家之一，极负盛名，画作多采用西洋画法。虽然他也有不用西洋画法的作品，但大多都是西洋画法。大原先生[62]所藏吴历的《枯木图》用的就是西洋画法，今天也借来陈列在展室中。从吴历的传记和别的地方都可以看出，他与天主教颇有渊源。由于信仰西洋宗教，吴历还去过有“洋人集中地”之称的广东、澳门旅行，留下一本类似见闻记的东西。展室展出一封吴历写给王石谷的书信真迹。王石谷是清朝无人可及的大画家，在当时颇负盛名。从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吴历是信奉天主教的。书信内容如下：“忆在苏堂相会，计有二十余年。人生几何，违阔如是。仰惟先生之名与智，杰出于众，但百年一着，为之备否？若得今忘后，得地失天，非智也。为君计之，朝斯夕斯，省察从稚至老，纤慝无遗。盖告解时倾心吐露而愿改，解后补赎得尝，虔领耶酥圣体，兼领圣宠，以增神力，即有升天之质。”王石谷并非天主教徒，可吴历的口吻却完全把他当成了信徒，可见其信教之狂热程度。所以他的画作肯定也受到了天主教的影响。如今我们有幸一睹画作的真迹，也是一桩乐事。来到日本的也有一些有名画家，譬如喜画观音的黄檗宗高僧陈贤。看陈贤的画时，多少能看到一些西洋画的影响。因此，不仅仅是吴历，那个时代与西洋人直接接触的画家，恐怕多少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康熙帝南巡

    19世纪中期的澳门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康熙帝时期，在皇帝的倡导下，中国人渐渐开始关注西洋画。不可思议的是，后来西方画家竟也反过来作起了中国画。其中有个很有名的意大利人，叫郎世宁。郎世宁是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的人，在中国去世，是中国最有名的西洋画家。此人传世作品很多，部分被收藏在京都大学。虽然郎世宁是个西洋画家，但他在中国生活六十年之久，期间开始学习中国画，创作中国画。据中国史料记载，郎世宁多画中国山水画。西洋人画中国画常常缺少一种中国人叫做“士气”的东西，而郎世宁的作品则士气十足，为中国人称道。不过今天看来，郎世宁的画作重在写生，山水画并不是特别出众。总之，西洋人学作中国画也是件新鲜事。郎世宁的西洋画也很不错，此处列出的《竹叶亭杂记》中就详细记载过此事。书中写道，康熙乾隆时期，大天主教堂共有四个，分别是东堂、西堂、南堂、北堂。其中南堂的壁画就是郎世宁画的。壁画完全采用西洋画法，远近纵深表现清晰，人物几欲浮出画面。总之，郎世宁熟练掌握西洋画法，对中国画也颇有兴趣。他深受乾隆帝的宠信，是乾隆帝的御用画师，奉命画过许多作品。虽然也有其他西洋人学作中国画，但郎世宁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中国历朝都设有画院。康熙至乾隆年间也仿此例设置画院，命名“如意馆”。皇帝喜欢的画师都被召到这里供职，郎世宁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也有画山水画或写生画的画师供职于此。清朝画院在乾隆帝时达到鼎盛。宋徽宗设置画院之初，出现一种院体风格。明朝宣德年间设置画院，征召大量画师，也画出一种院体风格。帝王大多喜好消遣游乐之画，不求气韵高雅，富有奇趣，但求画面精美，生动有趣。因此，即使在绘画的鼎盛时期，院体画也多有这种倾向。清朝的院体画也不例外，形成一种院体风格。民间的山水画名家不管平常作品如何气韵高雅，一旦进宫奉命作画，作品便也成了院体风格。与其他画作对比来看，画院里画师作品的特点再突出不过了。关于这点，等到讲清朝书画时，我们再边看画边讲。总之，西洋人在画院当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我挑了一些画院画家的画放在展室，以供大家参考。其中陈枚、郎世宁、吴历等人的画作都是中国院体画的一些代表作品。总之，清朝时，中国的绘画风格受到了西洋艺术的极大影响。

    《乾隆帝雪景行乐图》，郎世宁绘

    郎世宁创作的山水画

    二、铜版画

    西方的美术工艺也渐渐影响了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铜版画。日本也有从西方传来的铜版画。司马江汉[63]将铜版画引入日本，开创一种日本画法，以其妙趣横生的特点广为流传。铜版画传入中国则更早一些。中国的铜版画并非都出自洋人之手。有证据表明，早先的铜版画虽出自洋人之手，但后来大多由中国人绘制。乾隆时期，铜版画达到鼎峰。乾隆帝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只要出征某个地方打了胜仗————中国所谓胜仗并不可靠，达成和议往往也叫胜利————就要作诗留念。若是大些的胜利，还要在太学立碑。不仅清朝如此，中国自古以来打了胜仗都要在太学立碑。日本若也如此，一定很有趣。中国有所名为辟雍的太学，打了胜仗一般都会在此立碑告功。清朝时期，乾隆帝打了胜仗，譬如平定伊犁以后，也在太学立了块很大的碑，记述战争经过。不过，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后来不再满足于在太学立碑告功，开始想用绘画传播他的功绩。由于传教士会作西洋铜版画，乾隆便想用它来宣扬自己的战功，铜版画就此兴起。今天展室展出的两幅铜版画是铜版画中最早的和新近的作品。最早时期的铜版画可能出自西洋人之手，因为中国人的衣服画得很像洋人的衣服，年号也是用洋文写的。后来，西洋人开始教中国人作铜版画，渐渐便有了中国人的画作。因此，道光年间的铜版画中，面孔成了中国人的面孔，山水也是中国风格。但铜版画最终还是日渐衰落。我们在展室陈列了一些样本。铜版画在中国只是皇帝的一种消遣娱乐，并没有像在日本一样普及流行。不过，到底是皇家御制，做出来的铜版画都十分精美。如此，西洋事物逐渐被中国吸收采用。

    乾隆时期的铜版画《解围黑河》

    《乾隆平定西域得胜图》

    三、玻璃器

    下面我们说说尚有诸多疑问的乾隆玻璃。我去问中国学者罗振玉时，他也说不清楚。这些玻璃器物近年在西方极受追捧，大量被出口西洋。我有个朋友中川忠顺[64]，去年到今年的这段期间，都在波士顿鉴赏审查美术品。他在那边看到乾隆玻璃后，也是一头雾水，搞不清楚。可西方人断定这些玻璃绝非西洋人所造，而是由中国人在中国造的，将其称为“乾隆玻璃”。其中也有一些不同年份的制品，但应该都制于康熙至乾隆年间。我也去中国的日本古玩店打听过，据古玩店的人说，这些玻璃产于山东博山。总之，很多情况直到现在依然搞不清楚，也没有发现相关记载。反正西洋人认为，那时的中国玻璃比现在的玻璃要精美得多。虽然如今尚有许多疑问，但大家可以先去看看实物。

    四、音乐

    魏源

    音乐方面，中国也深受西洋影响。今天我们去中国听音乐时，最能听出西方元素的就是洋琴。洋琴的音色并不怎么好听。根据史料记载，中国还对西洋音乐做过研究。康熙帝对音乐颇有兴趣，曾敕令编纂《御制律吕正义》，对历代音乐家关于中国乐理中的十二律吕，以及十二调之本黄钟之宫的争论下了定说。因为这时已有西洋人来华共同参与研究，所以《律吕正义·续编》当中还论及西方乐理知识。中俄外交时任用过的葡萄牙人徐日升就精通音律，将西方乐理传入了中国。他把弦音高低与声音高低的相和称为“和声”，以此为基准论述乐理。此后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德礼格也很精通音律。这两人的理论大体相同，并无二致。除阐述乐理之外，《律吕正义·续编》还详细记述了西洋音乐的记谱方法————从如何画横线到如何标记西洋音乐中的符号————可谓事无巨细。由此可见，康熙帝时已经有了研究西洋音乐以供中国参考的想法。除皇家研究以外，民间也有人对西洋音乐抱有兴趣。譬如著有《圣武记》的著名历史学家魏源。为研究西洋事务，魏源曾前往澳门。日本人学习洋务去长崎，中国人则去澳门。魏源去澳门以后，在一个西洋人家里做客时，有一个眼神清澈的外国女孩为他弹奏了一首钢琴曲，令他叹服不已。他为此还作了一首长诗。可见，魏源是个很新潮的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研究成果如何，但他确实深深为西洋音乐所折服。较之皇家的研究，这些研究可能更使西洋音乐真正走进了中国。不过，如今的中国音乐还是纯粹的中国音乐。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这种古老的国家，即使研究外国事物，也只会将其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虽谓之研究，却也只停留在兴趣层面。

    五、数学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说说数学。我对数学一窍不通，所以可能讲得不是很清楚。之前说过，在西洋数学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很多数学著作。道光年间，有位西洋数学造诣很深的大数学家，叫李善兰。近来研究西洋数学的著作，大多是由他翻译的。其实，除数学家以外，西洋数学对中国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也影响巨大。西洋数学盛行之际，需要研究天文历算的经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无不对它加以留意。因此，中国学者中不乏数学造诣颇深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譬如历史上的长春真人曾受成吉思汗邀请，在不远万里前往中亚觐见的途中看到了日食。中国的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尝试据此计算当地的经纬度，判断那次日食相当于历史上的哪次日食，进而考证其地理位置。诸如此种，其他领域也受西洋数学影响颇多。中国人向来注重面子。为了证明不只西洋有数学，中国古代也有数学，清朝还兴起了研究中国古代数学的风气。一时之间，不够发达的中国古代数学获得一片叫好声。

    数学领域大家辈出的同时，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林则徐等人开始关注西方。《瀛寰志略》随之问世。《瀛寰志略》在日本也广被翻刻。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对西洋的认识大多来自此书。《海国图志》也对日本人了解西方起了巨大作用。另外，经小川琢治教授提醒，今天展室还展出了一些地质学方面的书。这些书籍都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关注西方的成果，大都被翻刻成了日文，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对西方的研究。所以，日本西洋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的这些书籍。

    李善兰

    林则徐

    六、兵器

    下面我想稍微讲讲兵器。清朝末期，李鸿章为平长毛之乱，雇佣英国将军戈登率军作战，便使用了西洋兵器。自此，西洋兵器才传到了各地军中。不过，清朝也因这些兵器而亡。明朝时期，明军使用的西洋兵器后被敌军所用，导致明朝灭亡。而清朝也是由于使用西洋兵器，致使湖北一带暴动，最终走向了灭亡。

    戈登

    七、中日采用西法之异同

    其次所列为“中日采用西法之异同”。首先我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都积极吸收西洋文明，但始终难以将其融入本国学问，进而形成中国人的思想。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来思想的吸收。但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方式方法的问题。日本广泛吸收西洋文明始于幕府第八代将军时期。与中国一样，日本最先引进的西方文明也是天文历算。之后，西洋学问开始在民间盛行。在中国，数学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更盛行，而在日本则是医学、实验科学更发达。杉田玄白[65]等人的积极倡导为今日盛行的西学奠定了基础。这些先行者多为医生。后来许多医生还搞起了副业，旁及地理学、兵学等。所以，德川幕府末期，医生成为兵学家的事情常有。他们从事的方向甚为广泛，但根本还是医学。这就是中日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中国，西洋历算、艺术的吸收由君主的个人好恶决定，与百姓实际生活中的需求相去甚远。而在日本，虽然学习西法同样始于历算，但民间学者很快便参与其中，开始从事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医学研究。也就是说，西学是从实用领域传入日本的。可能正是这一点，才使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容易接受西方人的思想。当然，日本不像中国拥有根深蒂固的文明，所以可能更容易接受外来思想。但西法采用方式的差异也是造成其不同结果的一大原因。文明在中国只属于君主、贵族等上层社会。这些人并不看重实验科学这些人们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无论百姓过着如何贫困生活，贵族阶层都不大可能关注。他们只会习以为常地研究数学这些接近空想的学科。而在日本，学者大多都是穷人。只有兰学[66]算是依靠大名的保护发展起来，贵族才多一些。相比之下，中国民间不仅不向学问，反而认为做学问是极为烦琐、令人生厌的事情。正因如此，中国才会天文数学一枝独秀，人才辈出；经学史学略受影响；而根本的国民文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时至今日，西洋文明在中国依然偏属于上层社会，与下层人民关系不大。而日本对西洋文明的采用始于医学，对人民的根本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西洋之优秀文明使日本文明得以改头换面。这就是中日之间的不同之处。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开始讲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