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讲 外国文化的输入

    明朝远道而来的天主教传教士

    今天我们来讲清朝时期外国文化的输入。

    在日本等国看来，中国原本就有自己的文明，所以应该很少受外国文明的影响。实际上，中国这种大国由于国民性不太坚固，所以对待外邦文明也出奇地包容。由于不像日本一样大肆宣扬国家主义，所以中国吸收外国文明相对自由许多。我们暂且不提远古时代。仅元朝时期，外邦君主统治中国之时，这种事情就格外多。元朝时期，蒙古在统一中原以前首先征服了西域地区。西域有多种多样的中亚文明。蒙古人是接触这些中亚文明以后才来到中原的，所以即使看到极具特色的中原文明，也不会认为它有多闪耀。这样一来，中亚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元朝时期几乎受到相同待遇，甚至汉人的待遇反而不及中亚人。与元朝不同的是，清朝虽也是异族统一中国，但满人还居于满洲时期就已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且满人征服中原以前，也只征服了蒙古。所以满人对中华文明的感服程度，远髙于元朝时期的蒙古人。可满人毕竟是外族，有段时期十分热衷寻求中华文明以外的文明。明末时期，欧洲文明开始传入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有名的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这并非耶稣教徒第一次来到中国。元朝还在蒙古时期，就有旧教的传教士去过蒙古。此外，明朝正德年间，已有传教士不为传教，而为贸易来到广东。继利玛窦之后，传教士纷纷来华，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从这一点来说，利玛窦来华很有纪念意义。

    来华的传教士努力学习中国语言，刻苦钻研中国学问，费尽心思想要找到中国学问与天主教的契合点。最终，利玛窦等人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争取为信徒。纲目中列出的徐光启就是重要信徒之一。徐光启，今上海人，是中国著名学者。他曾为利玛窦做翻译，钻研各种学问，后加入天主教，并获教名“保罗”。当时，天主教士传教的一大优势就是，他们曾在欧洲旧教学校学习各种学问，掌握了中国人最匮乏的天文、算术等知识。明末历法极其混乱。明朝沿用的是元朝历法。元朝有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叫郭守敬。郭守敬发明的天文观测仪器现今还保存在北京。本来有两件保存下来，前些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一件落到法国人手里，一件落到德国人手里。法国拿走的那件后来还回来了，德国拿走的那件却一直没有归还。总之，中国现今保存着这件十分精巧的天文仪器。郭守敬是个旷世之才，参考西域通行的历法，修订了元朝历法。1684年至1687年，这套历法对日本产生了积极意义。日本的历法十分落后，1684年以前一直使用唐朝历法。虽然日食、月食极不准确，但仍沿用这套历法。晚了四百年之后，元朝历法才于德川时代贞享年间为日本所采用。中国历法在此之后也屡经变化。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天文历算之学，曾召集中亚精通蒙语的人从事天文研究，从而奠定了明朝的历法基础。明朝直到万历年间，沿用的都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历法。然而，这个时期的历法已经存在很大误差。最直观的就是日食观测。历书上虽写有“今天日食”，当天却没有日食出现，这种事情时有发生。由于季节不同，常有两至三天的误差，所以日食从未在预测好的时间出现。即使是外行，也能看出这套历法是有问题的。于是，明朝开始考虑改革历法。而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正好通晓历法计算。虽然这些可能只是欧洲教会学校教授的一般知识，但由于西方传教士知晓历算方法，传授这些知识便成了他们获取中国人信任的一个手段。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是传播西方历法的主要人物。

    利玛窦（左）与徐光启（右）

    另外，地理学从这时起也取得很大进步。元朝时期，中国对西方地理一无所知。利玛窦来华刚好是在欧洲地理大发现以后，因此传教士都带着最新的知识而来，掌握着十分精确的地理学。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中国才有了《坤舆万国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对东方学术贡献不菲，其中有几张传至日本，不过大多辗转流失，所幸京都大学还有一件保存完好。说几句题外话，这幅世界地图对日本德川时代三百年间的学术发展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家都知道，新井白石是德川中期复兴学术的著名学者，博学多识，也很关注时事。新井白石很早就知道利玛窦的这幅世界地图。朝鲜使者来日本时，新井白石负责接待的事情十分有名。某次，在与朝鲜人笔谈时，新井白石提到利玛窦有幅《坤舆万国全图》，朝鲜人闻所未闻，只好含糊作答。前些年我在朝鲜看过一本记有这段笔谈的书。这本书后来落入日本人手中，如今可能在朝鲜总督府上。当时与新井白石进行笔谈的可能是朝鲜使者赵泰亿。赵泰亿的藏品后来被悉数出售，其中也有一些新井白石以及其他日本学者赠予他的诗文。虽然他与新井白石的笔谈全不在了，但谈及《坤舆万国全图》的那页却保存完好。或许朝鲜人也对新井白石的见识感到佩服，才特意取这一页收藏保存的吧。新井白石等人之所以能先于日本，甚至东方各国学者关注世界形势，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坤舆万国全图》。如今，朝鲜并入日本，回头再看这份笔谈，也别有一番趣味。

    接着我们来看《天学初函》。这本书也与天主教有关。当时的天主教传教士都很有想法，譬如有人想在中国开办欧式大学。有本《西学凡》就介绍了欧洲大学的结构体系，包括理科大学教授什么课程，宗教大学教授什么课程，医科大学又教授什么课程，并表达了作者希望开办这样一所大学的愿望。后来明朝灭亡，这些想法未能实现。起初，中国人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很公正。他们认为，天主教拜天与中国祭天是一个意思，天主教就相当于是西方的儒教。很多人也把利玛窦等人当作西儒，即西方的儒士来对待。利玛窦一生著述丰富，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去世以后，又有大量传教士纷纷来华。中国当时出现了很多关于天文学的著述。西方天文学渐渐开始批评中国皇家天文台的错误，最终引起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冲突。虽然这于儒教并无大碍，但与掌管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却有直接利益关系。对他们而言，受到西方历算学家的攻击，意味着自己有失职之嫌。因此，中国皇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击，与西方历算学家展开了一场论战。

    《坤舆万国全图》

    明清时期的历算学家汤若望以及其他传教士

    明朝末年来到中国的汤若望十分擅长推算天文历法，曾与中国天文学家发生多次争论。中国当时已有一些官员相信西洋历算。汤若望在中国官员的举荐下，掌管朝廷天文，不过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当时，外行一般很难对专家之间的争论判别高下。但到后来，外行竟然也能看懂天文领域的专家争论了。这是通过测算日影实现的。譬如，某月某日正午，立一根几尺长的杆，计算太阳的影子会有几尺，算得准不准便一目了然。如此一来，复杂高深的学问就简单多了。这不失为让外行看懂其中门道的一个好办法。汤若望等人为此做了充分准备。由汤若望亲自制造的日晷仪今天也陈列在展室，是现居于京都的罗振玉带来的。只要立起日晷仪，就能根据日影的投射方向来判断时间，测算十分精确。不过，还有一种外行也能明白的方法，就是刚才提到的立竿测影。西方传教士在这方面深得人们信任，势力日渐强盛。但如上所述，直到明朝灭亡，相关争论也不曾休止。汤若望还一度失势，锒铛入狱。

    汤若望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大多热衷历算之学，几乎快要忘记自己的传教本分。由于传教环境非常宽松，所以各地都有大量传教士前来传教。但因为遭到中国学者的攻击，传教士一度被驱逐出境。有本名为《破邪集》的书汇编了各种相关资料，收集天主教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论争史实。当时，南京一带的传教士虽遭驱逐，却寻找各种借口不愿回国，留了下来。我手上的这本《破邪集》在水户刊刻成版，即使拿去问中国人也鲜有人知，或许在中国已经失传了。

    一方面，传教士因传教之事惨遭迫害。另一方面，西方历算被用于明末的明清战争当中。传教士虽为传播教义而来，却个个知晓天文，精通器械。明朝政府于是想到，何不让他们帮政府造些火炮呢？如此一来，传教士担起了为明朝铸造火炮的职责。这些火炮在与清朝的战争当中发挥了巨大效力。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起兵满洲与明朝交战时，所用兵器皆为弓箭。明朝这边当然也是弓箭。但由于清朝兵力强盛，明军不敌，因此清朝先是攻取辽东，后又挺进辽西，入侵辽西大部，直到紧逼宁远附近。这时，明朝政府才萌生了利用传教士的想法。奏效最明显的当数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攻打宁远一役。当时的守城将领是大名鼎鼎的袁崇焕。近日《大阪每日新闻》上写道，袁崇焕是袁世凯的祖先，十恶不赦，深受京城百姓憎恶。他去世时，京城百姓争相分食其肉。袁崇焕死后，其躯体被分食虽确有其事，但此人并非那么十恶不赦。而且，袁崇焕战绩显赫，无人能出其右。袁崇焕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向明末皇帝进言，主战需做好作战准备，主和也要做好议和准备的人。袁崇焕籍贯广东，十分年轻，驻守宁远时不过二十七八岁。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以为只是寻常明军，一路攻来。起初，袁崇焕偃旗息鼓，清兵如入无人之境。等到清兵抵达城下，袁崇焕点燃西洋人铸造的大炮，大破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之兵。宁远战役的失败对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打击很大，甚至有人说他就是因此负伤。一个朝鲜人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并记下此事。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想不通明军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大，郁郁成疾，含愤离世。总之，袁崇焕这一战对清朝打击不小。明朝此番大获全胜虽离不开袁崇焕的战略，但头功还得归于西洋炮火。后来满洲打败明军，靠的也是西洋炮火。昨天我们讲到，山东一带有人向清朝投降。现今朝鲜西海有一座远离海岸的岛屿[58]，明朝时期由大将毛文龙驻守。当时降清的就是毛文龙的部下。毛文龙虽为一员大将，却有点像地痞流氓，手下率领一众爪牙喽啰。由于隶属明军，所以他们也都装备火器，经常从背后牵制威胁清朝。毛文龙是个很难缠的主儿。虽然岛上驻守兵士不过两三万人，但他却向明朝政府索要十万人的饷银。当然，即使按照流氓头子的作派，他也应该不会把钱都装进自己腰包。总之，毛文龙当时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不时从背后威胁清军。袁崇焕考虑到作战需要大量军饷，有必要对此加以整顿，便将毛文龙叫到现今旅顺西部的双岛湾，将他斩杀。毛文龙被斩以后，他麾下的众多大将都带着火器投降了清朝。当时，清朝极度重视火器制造，凡可制造火器之人，皆予重赏。如此，清朝也用上了西洋火器，还为它取过一些很奇怪的名字。譬如，人们曾给大炮取名为“红衣大将军”。这里的“衣”字其实本是“夷”字，只是清朝讨厌被称为外夷，才改用“衣”字，意指来自西洋的火器。有了这些火器，清朝得以对抗明军，直至最终打败明朝。因此，明末时期的传教士在中国内部可谓发挥了重大作用。“纲目”所列的马尔蒂诺·马尔蒂尼[59]《论鞑靼之战》才得以留传至今。我们大学收藏的就是当年出版的珍本。这本书对了解当时的情形很有帮助。

    袁崇焕

    清代的大炮

    除以上这些实际事务以外，传教士在学问等其他方面也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西洋人来到中国后要学习中文，而中国人也开始学习西洋事务，所以便渐渐有人研究起了音韵学。其实，早在明末时期就有人关注音韵学，还写了一本《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罗马字研究汉语发音的著述，由金阁尼所写，已陈列在展室。随着翻译事业的发展，这种学问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也得以不断进步。

    如此，西学在中国得到了大发展。进入清朝以后，明朝时期惨遭迫害的天文学家汤若望也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汤若望的历算之法深得清政府信赖。自清以来的历法都是基于西洋历算制定的。利玛窦、徐光启、汤若望等人的肖像在基歇尔[60]记述中国情形的著作当中都有，也已陈列在展室。

    来华传教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

    来华传教士基歇尔

    历算的成功者南怀仁

    天文历算方面，人们越来越信任西法。到康熙帝时，南怀仁取得了巨大成功。前面说过，康熙帝十分热衷西洋学问，胸怀统一各族的雄图大志，并不独尊中国学问。他很尊重中国学问，同时也尊重西洋学问，积极任用洋人。南怀仁深得康熙帝宠信。清朝此前一直使用元朝制造的观测仪来观测天象。南怀仁奉康熙帝之命，开始制造新的观测仪。这些观测仪现今保存在北京天文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前，观测仪一直保存完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仪器被法国人和德国人掠走。由于德国始终拒不归还，中国只好做了一个小型观测仪充数。总之，南怀仁所造的大部分观测仪一直保存至今。从那时起，中国国家天文台钦天监规定：钦天监监正除中国人担任以外，必须有一名洋人担任。这项制度延续至道光年间。也就是说，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朝的天文制度都规定要选用一名洋人担任要职。这项规定对中国的一般学问影响极大。最直接受到影响的自然是天文、数学。当时的中国学者不仅研究本国数学，而且开始研究西洋算术。梅文鼎的《历算全书》就是一部中国人研究西洋数学的伟大著作。

    来华传教士南怀仁

    南怀仁制造的天文观测仪

    康熙乾隆年间的地理探险以及外交（传教士的任用）

    从重用南怀仁起，康熙帝已经意识到，西洋人比中国人掌握的知识更精确实用，于是打算将其应用于其他学问和政治实务上来。其中，地理探险以及地图测绘方面的应用最成功。这些都是天文学的应用成果。中国地图在此之前十分奇怪，粗糙简略得不成体统。绘图师基本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画一个四四方方类似棋盘的东西，上面填入地名，大体拼凑而成。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天文学不够发达，学界也从未测量过土地的经纬度。康熙帝时，清政府首次测量土地经纬度，确定主要城市位置；确定土地位置以后，再制定方针，绘制地图。当然，这些都是西洋人提出的想法。如此，中国终于绘制出了全新的地图。绘制这幅地图的过程可谓艰苦卓绝。西洋人中地理测绘方面的专家大量被遣往中国内地、蒙古及满洲，后来还被遣往中亚。西洋人去不了的地方，譬如西藏，则由西洋人挑选蒙古人中的有识之士，教授简单的测绘知识，然后将蒙古人遣往西藏，让西藏人为他们做向导，绘制西藏地图。从那时起，中国地图才变得精确起来。不仅如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更好的地图。也就是说，这时的地图虽己十分精确，可越往后来，地图测绘却越是退步。康熙年间由于任用洋人，中国的地图得以绘制得十分精确。道光年间的地图却一代代地退回到以前那种粗劣的中国式地图画法。即便现在，我们要看中国的大致地形时，参考的还是康熙时期的地图。西洋人也一样，尽管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书籍，但看中国地形时，参考的也都是旧时的地图。譬如，法国出版的唐维尔的《中国新图集》是根据当年分赴各地探险的人们绘制的各地地图整合而成。京都大学收藏了唐维尔的《中国新图集》，已经陈列在展室。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也一同展出。这些地图都是根据满文记注的中国地图绘制的。而这些满文记注的地图现今也都保存完好。我和小川琢治教授分别在奉天、北京给部分地图拍了照，今天都陈列在展室。西洋人应该就是以这些满文记注的地图为底本，标注罗马字以后，将其送回了国内。中国也制了汉字版本。康熙年间所制地图有总图和分省图，我们手上只有分省图。这些分省图虽然没有加入经纬度，却也十分精确。一眼看去，最醒目的就是将山峰绘成了山脉。以前的中国地图上，山峰只是散乱分布，不会绘成山脉，而康熙时期的地图却绘有山脉。不过，这也仅限于康熙时期的地图。乾隆帝以后的地图上，山峰又变成了独峰，没有连成山脉。所以，康熙时期绘制的地图相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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