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别林斯基 1

文学沙龙里的处境十分难堪，他们通常畏畏缩缩，在女士们的长柄眼镜和士绅们的单眼镜的睽视下，屏息静气地穿过沙龙，走进亲切热情的主人的书房，找个角落坐下来，这才轻松地舒一口气。

    是否需要使文学界和上流社会亲近起来————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加以探讨……

    但在提到这些聚会时我应当说，最有人情味、心肠最好的还是宅邸的主人，他一视同仁地接待每一位客人————不论是燕尾服上佩有饰物的地位显要的贵族老爷，还是贫穷、谨慎、无人知晓的文学家，他都采取同样亲切、温暖和真诚的态度。这种特点尤其在当时来说是引人注目的。

    别林斯基很久都没有决心去这个沙龙，尽管他对沙龙的主人很有好感，其证明是他能在他面前畅抒己见，有时甚至毫无顾忌，使主人感到十分尴尬……

    “您干吗不想上我那儿去？我生您的气了。”他对别林斯基说道。

    “实话对您说吧————为什么不去？”别林斯基笑着答道，“我是个平民百姓，又笨拙又胆怯，有生以来从没有去过什么沙龙……您家里总有一些贵妇人，可我连跟普通妇女打交道都不会……得了，别让我受那个罪吧！要是我笨手笨脚，闹得不成体统，您也会觉得难堪。”

    尽管如此，沙龙的主人还是非要别林斯基去做客不成。

    他们家的除夕总是过得格外隆重。他特地邀请别林斯基在这一天晚上（184？年除夕）上他家里去，还要我担保一定说服他，并把他带去。

    这个委托我完成得并不容易。我劝了别林斯基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开始动摇了。

    “好吧，见您的鬼，或许……我去吧！”他心神不定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说道，“我穿什么好呢？”他朝着我生气地加了一句。

    “就穿常礼服吧，那里没有女客。”

    他衣服穿了很久，一边哼哼一边咳嗽，一再说他呼吸比平时更加困难，说他会受不了的————因为去了总得吃点东西，可是吃了东西会更加感到不舒服。

    我们上雪橇时，他一边抬腿一边说：

    “看来我是在做一件糟糕透顶、不可原谅的蠢事……我在那里一个熟人也没有……我有什么好干的呢？”

    我们上楼时，他登了几级阶梯便停下来，说道：

    “我是不是回去算了？这样做最明智……”

    “不行，我决不能让您走。”我坚决答道。

    “真没办法……走吧……可您别上得这么快呀。您身体那么棒，叫人看着就恶心。您随便上多高都不在乎，可是叫我上彼得堡这些该死的阶梯，慢慢儿走还喘不过气来。”

    别林斯基经常嘲笑我身体结实。

    “您那是什么胃呀！石头都能消化！”他叹道，“这人从来都不生病！”他指着我对我们的一个朋友说，“您对此有何感想？世上偏偏有这么些幸运儿！您等着吧，总有一天会轮到您，一下子咳嗽起来……”

    我们来到沙龙时已是十一点多了。别林斯基一跨进沙龙的门就脸色苍白，咬紧嘴唇，但里面没有女客，主人又亲切殷勤，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他抱定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但还是感到孤单，跟着我几乎寸步不离。

    这天晚上到场的有全部文学名流和权威，有老有少，他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他们离得那么近：克雷洛夫、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公爵、莱蒙托夫，等等。

    晚餐之后，克雷洛夫和茹科夫斯基躺在沙发上，有几个人围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小圈子。

    我们坐在这一圈人后面。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注意别林斯基，有些人甚至还不知道有他这么个人，尽管如我说过的那样，当时俄国整个读书界的青年都如饥似渴地抢着读他写的文章，而他的名字（在杂志上只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署在一篇不很成功的文章下面 45 ）已经在俄国最遥远的角落被人们欣喜地传诵。

    这里我要顺便讲一件事来证明这一点，一八四五年我乘邮车从尼日尼去喀山。邻座是个大胡子中年人，穿一件长长的、罩住高统皮靴的常礼服。这是个西伯利亚商人，聪明好学，热心阅读一切俄国杂志。他根本没有料到我跟文学有点关系，同我谈起了各种刊物……

    “你们那儿哪一种杂志比较流行？”我问他道。

    他讲出了别林斯基参与办刊的那份杂志的名称。

    “为什么呢？”我反问道。

    “这还用问吗？非常清楚，因为参加办刊的有别林斯基。他的文章我们所有人都爱极了。”

    “那么你们怎么认出他的文章呢？他可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呀。”

    “先生，俗话说观其飞而识其鸟嘛。他虽然不署自己的名字，可他的名字我们那儿有文化的人都知道。”

    回到彼得堡后，我自然把我同这个西伯利亚商人的谈话告诉了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听了之后十分得意。

    “瞧我多了不起！”他笑着说，“这下子您可别小瞧我啦！”

    不过，我们还是讲沙龙的事。

    我在上面说过，别林斯基同我并排坐在一群文学名流后面，谁也没有注意他；他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他身旁有一张独脚的小桌子，上面放着几瓶酒。他漫不经心地把臂肘撑在桌上，小桌子一翻，酒瓶都打破了，酒流到名流们的脚下，别林斯基则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板上。

    摔倒时的响声和流淌的酒弄得大家手忙脚乱，所有人都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转身往后看。

    别林斯基好不容易才爬起来，血全都涌到头上，一时间仿佛昏了过去。宅邸的主人吓慌了，关切地奔过来，把他领到书房里，给他喝水，递给他各种嗅盐……

    别林斯基渐渐恢复过来，笑了一笑，说道：

    “您瞧，我早就跟您说过，我会在您这儿闹得不成体统的————果然是这样。您可别怪我，得怪您自己。”

    别林斯基摔倒这件事使他的名字渐渐传开了。

    许多上流社会的士绅们头一次听见这个名字，不无好奇地问道：

    “这位先生有什么特出之处？他写些什么玩意？”

    尽管别林斯基在上流社会和文学界初次露面就这么倒霉，但后来他又不止一次到这个沙龙去，不过这只是为了满足殷勤的主人的一番心愿，他相信这样做的确能使主人感到愉快。

    一般说来，别林斯基很不喜欢人员混杂而又陌生的大型社交场合。甚至当我们习以为常的小圈子里出现了陌生人时，他也会脸色一变，心里一沉，不再开口。

    他一无例外地真诚眷恋这个亲密的小组的每一个成员，但有时不知为什么在一段时间内格外喜欢某一个人，对这个人显得异常温存。不过他后来总是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懵懵懂懂，憨厚地同我们一起嘲笑自己爱走极端和容易入迷。

    不过当他听到人家提起他一八三九年底和一八四〇年初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几篇文章时，他从来都无法保持冷静。 46 有一天早晨他上我这儿来，问我在不在家里吃午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这些文章发表三年以后的事）。我书房里的桌子上无意中摆着一本载有他写的《闵采尔》一文的那期杂志，正巧又是打开到那一篇。

    别林斯基上我这儿来时心情很好，但当他走到桌子跟前，瞥了一眼杂志时，他的脸色陡然一变，抓起杂志就扔到地上。

    “您怎么啦，把这篇文章塞到我眼前，故意要拿我开玩笑吧？您知道我一想起这个时期的文章就不能不生气。我请您行行好，再别跟我来这一套了。”

    他气喘吁吁，几乎是倒在沙发上了。

    我一再保证，说我绝不是故意把这篇文章塞给他看，说我脑子里根本不可能有这类想法；然而尽管我这样担保，他并没有很快平静下来，这一天也没有上我家吃午饭。

    总之，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时也能使他大发雷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那种致命的痼疾的结果，这种病在他身上发展得日益严重了。

    有时晚上休息，他喜欢同朋友们一起打赌注最小的胜牌，总是打得入了迷，而且只输不赢。

    有一次（那是复活节前夜在我家里）他一连三个小时牌不离手，输的分数多得吓人。他打得疲倦了，分牌时就到另一个房间去散散心。这时屠格涅夫（别林斯基很爱他）故意给他挑了一副红桃八分的牌，但打到后来一定会少四分……别林斯基回来了，抓起牌看了一眼，顿时容光焕发……他宣布打红桃八分，结果当然少了四分。他发疯似的把牌一扔，气喘吁吁地喊道：

    “只有我才会这么倒霉！”

    屠格涅夫很可怜他，便老老实实向他承认是跟他开玩笑。

    别林斯基开始不信，可是当大家都证实是这样时，他以无法形容的责备的神情看了屠格涅夫一眼，脸色白得像纸一样，说道：

    “这种事干脆别告诉我反倒好些。请您以后再别开这种玩笑！”

    当病情发作后趋于缓和或不使他过分焦急时，他似乎变得格外开朗和愉快，他那温和、直爽、委婉的性格都在他的眼神里反映出来。这种时刻他喜欢取笑他某些朋友的弱点————比如巴结贵族呀，吹几句牛呀，爱慕虚荣呀，等等。

    然而（这一点我已经讲过，而且不得不再强调一次）要想对别林斯基有一个完整的概念，要想窥见他的全部丰采，就必须把话题引向那些能够切实触动他的社会课题和问题，并用反驳来刺激他；一受到触动，他会陡然变得高大起来，话语泉涌而出，整个身形显得刚毅有力，声音有时激动得喘不上气来，面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他以一种大权在握的姿态抨击自己的论敌，把对方当一根稻草似的戏弄一番，讽嘲一顿，把他置于可笑的境地，同时以一种惊人的力量不断发挥自己的思想。在这种时刻，这个平时腼腆、胆怯和笨拙的人变得难以辨认了。

    还应该在他针对使他热切关注的问题进行写作时注视他的神态：此时他脸上容光焕发，两眼炯炯有神，鹅羽笔在纸上飞快划过，他呼吸沉重，不断把写满的稿纸抛到一边。他通常只写稿纸的一面，以免停笔等候墨迹干掉……

    我多次在这种时刻见到他并悄悄观察他；假如在我走开之前他回头看见了我，他就会不客气地对我说：

    “对不起，巴纳耶夫……您瞧，我正忙着呐……”

    有时他会暂时把笔放下，把手搁在头上。他的这种姿势至今仍然如在目前。

    有一次，我碰见他焦躁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使劲地挥动右手。

    “您这是怎么啦？”我问他道。

    “手都写肿啦……我接连写了八个小时没起身。有人说这怪我自己，因为我拖到月底才写。也许这话多少有点道理，可是请您瞧瞧，给我送来了多少书……而且是些什么书呀————您看：识字课本、语法教科书、圆梦的书，还有卦书！而且我每一本都得给它写上几句！”

    他停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接着又说：“您要是知道我一向受的什么痛苦就好了：总是老调重弹，千篇一律————说来说去都是莱蒙托夫、果戈理和普希金；不敢越出雷池一步————除了艺术还是艺术！可我又算个什么文学批评家！————我天生是写抨击文章的————满腹热情，一腔积郁，却不敢往外吐一个字！”

    他是个无法遏止、勇敢无情、铁石心肠的文坛战士，无情而刻毒地刺痛那些极爱面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上流社会作家和时髦作家的浅薄的自尊心；他总是避免同这些人接触，由于生性腼腆和不善交际，见到他们时往往手足无措。可是有一次，有个上流社会作家当面提出一个极为放肆的问题，他却回答得非常巧妙。

    别林斯基的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后过了两天，他在我家吃午饭，这篇文章评及的那部作品堂而皇之地问世以后，在公众中引起了热烈的议论。别林斯基的书评写得异常委婉巧妙，因此让人觉得更加刻毒。我们坐下来吃饭比平时早一些。刚开始吃饭，突然响起了急促的门铃声，接着传来这部作品的作者那洪亮的声音：“在家吗？”别林斯基脸色一变，在椅子上欠起身子。

    “我走吧。”他小声说道。

    但我的妻子却劝他别走。

    作者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

    “你们好哇。”他说着，把手伸给了我的妻子，随后又伸给我，对别林斯基点了点头；别林斯基也略略点头作答，同时紧咬下唇，这种表情总是表示他的不满。

    “我不打扰你们，”作者漫不经心地继续说道，“请把最近一期的《祖国纪事》给我。听说那里面把我痛骂了一顿，我想瞧瞧这篇文章……”

    我们把《祖国纪事》递给他，他就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我们吃完饭后，作者突然径直来到别林斯基跟前。

    “这是谁搞的，是您打了我一耳光吗？”他似笑非笑地问道。

    别林斯基的脸唰地变白了。

    “如果您把这称作耳光的话，”他盯着对方的眼睛，毫不退缩地答道，“那么至少您得承认，我打耳光时是戴着天鹅绒手套的。”

    作者哈哈大笑起来，当他继续跟别林斯基谈话时，已是十分殷勤，彬彬有礼了。 47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有一个人的家里我们是经常去的，每逢星期天别林斯基通常在他家里吃午饭，这人就是军事学校的俄国文学教师亚·亚·科马罗夫。亚·亚·科马罗夫十分敬重别林斯基，对别林斯基一片热忱。他还是个食不厌精的人，特别喜欢做凉拌菜，做得非常拿手。别林斯基对他的午餐一向十分满意，在主人面前赞不绝口，同时借机插上一句，说他的堂兄弟也很喜欢请人去吃饭，但饭菜却做得糟透了。

    “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家里不会吃坏肚子，”别林斯基常说，“这可跟他的堂兄弟不同。那一位专会下毒！他们的胃该有多好（他指着我和同他也很亲近的雅泽科夫），石头都能消化，可是在您的兄弟家里吃了饭以后，有时他们也要把水蛭贴在肚皮上。”

    亚·亚·科马罗夫同已故的普罗科波维奇情投意合，并通过他同果戈理十分亲近。果戈理成名之初来彼得堡时，总是住在普罗科波维奇的寓所，也常去科马罗夫家。别林斯基就是在这里见到他的。

    别林斯基对作为作家的果戈理充满热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就其为人而言，别林斯基从来都无法同他亲近。果戈理过分孤芳自赏，随着名声的增长，他逐渐开始养成那种高不可攀的权威派头，越来越多地接近文学界和上流社会的其他权威人士。别林斯基生性坦率真诚，对任何人的傲慢和装腔作势都无法忍受，他坦白地说，有果戈理在场，他总觉得心里不舒服。

    果戈理的小俄罗斯口头故事和朗读（大家知道，他的朗读令人倾倒，讲起故事来也极为出色）给别林斯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当时果戈理还肯经常同非上流社会的老朋友们欢聚一堂，在他们家里下厨煮他极爱吃的意大利通心粉，用自己的故事逗得他们十分开心。

    提起果戈理高傲的态度及他对待老朋友的古怪举止，我想顺便在这里插叙一笔，讲一讲亚·亚·科马罗夫家里的一次晚会（这已是别林斯基去世两三年以后的事）。果戈理向亚·亚·科马罗夫表示愿意上他家里去做客，并请他邀请几位他不认识的文坛新秀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请了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涅克拉索夫和德鲁日宁等人。我也在被邀请之列，尽管我早已认识果戈理。我是一八三九年夏天在莫斯科，在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阿克萨科夫家里同他结识的。我认识他的那一天，他在阿克萨科夫家里吃午饭，并首次朗读了他的《死魂灵》的第一章。我们在晚上八点多钟聚集在亚·亚·科马罗夫家里，殷勤的主人为那位大名鼎鼎的贵宾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急不可待地恭候他光临。他十分崇敬他的天才。我们也同他一样不胜翘企。为了等候果戈理，我们直到十点钟连茶都没喝一口，但果戈理仍未露面，我们只好不等他就坐下喝茶了。

    果戈理到十点半才来，他谢绝喝茶，说他从来不喝茶。他迅速看了看所有的人，同熟人握了握手，就到另一个房间去，在沙发上躺了下来。他很少说话，而且无精打采，懒得开口，在他周围造成一种难堪的、令人感到压抑的气氛。主人向他介绍了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涅克拉索夫和德鲁日宁，果戈理这才有点活跃，同他们每个人谈起他们的作品，不过一眼就看出他并未读过这些作品。然后他谈起自己，让大家感到他的《通信》 48 是在病态中写的，本来不该出版却出版了，他感到很后悔。他仿佛是在我们面前为自己辩解。

    晚餐他也谢绝了，这使主人感到极为伤心。他什么酒都不想喝，尽管那里各种酒几乎应有尽有。

    “那么用什么来款待您呢，尼古拉·瓦西里伊奇？”主人终于绝望了，说道。

    “什么都不用，”果戈理摸着胡子答道，“不过，给我一杯马拉加 49 酒也好。”

    正巧他家里没有这种马拉加酒。这时已经将近一点钟了，所有的酒店都关了门，可是主人还是分别差了人去找马拉加酒。

    果戈理说了想喝这种酒，可是过了一刻钟又说他不大舒服，要回家了。

    “马拉加酒马上送来，”主人说，“请您稍等一下。”

    “不，我不想喝，再说已经很晚了……”

    然而经主人一再恳求，他总算答应等一等马拉加酒。半小时以后，一瓶酒送了上来。他给自己斟了半杯，尝了尝，不管别人怎样央求，拿起帽子就走了。

    不知别人感觉怎么样————他走后，我似乎觉得松了一口气……

    然而我们还是来谈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有时到少数几个挚友家里走一走，为的是放下工作休息和畅谈一番，讨论和争论他耿耿于怀的一些问题；可是他更喜欢家里的一隅之地，总是按自己的财力把它布置得舒舒服服。他的书房一向很清洁整齐：地板光洁如镜，写字台上的东西都摆得井井有条，窗子上挂着窗帘，窗台上摆着鲜花，墙上挂着各种名人和朋友们的画像，其中包括斯坦克维奇的画像和几幅古代版画。他非常喜爱这些版画，亲自到旧货市场上物色回来，并向我夸耀他的宝物（这些东西现在全部保存在我们的朋友米·亚·雅泽科夫手上）。他的藏书大部分是俄文书籍，每天都要增加一些；最后几年他已能自由阅读法文，又开始添购法文书……要是有人在他的镶木地板上留下脚印、扔了烟头或吐了痰，把地板弄脏了，别林斯基一定会皱起眉头，开始唠叨，他的书房真是一尘不染……

    我同别林斯基在莫斯科结识之初，他的房间里空空荡荡，四壁光秃，那时我就觉得他的这种洁癖十分醒目，令人感到惊讶。

    我认识别林斯基之前曾一再向尼·伊·纳杰日金询问别林斯基的情况，当时（一八三八年）纳杰日金从乌斯季-瑟索尔斯克归来，身体有病，住在杰穆特旅馆。

    纳杰日金通常是很健谈的，不知为什么对别林斯基的事似乎避而不谈。有一次我问起他的生活方式和习性，纳杰日金张口笑了起来，像通常一样露出了牙床，说道：

    “这个人有才华，有信念，但在生活方面却极为窝囊。他在我的《望远镜》杂志社工作时，我给他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寓所，房间虽然不大，却是又精雅又干净，窗台上还摆着花！……他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住不下去了，搬到烟囱街一个满地泥泞、无法通行的地方……”

    我同别林斯基熟识以后，有一次问他：

    “怎么，您一直像现在一样爱清洁吗？”

    “这是什么话？”别林斯基反问道。

    我把纳杰日金说的话对他讲了，别林斯基哈哈大笑起来。

    “难道他是这么说的吗？”他满脸通红，大声说道，“我向您发誓，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样的寓所————还有什么花哩！说得倒好听！您现在见到我，了解我了：怎么样，我像个窝囊的人吗？”

    后来别林斯基手头宽裕一点了，便一点一点添置东西装饰他的寓所，每次买了东西回来总要让我看看，并跟我商量哪件东西往哪儿搁，怎么摆法……这个窝囊人 每次坐下来工作之前，都要把书房里的东西掸得一尘不染。

    他的朋友们晚上常到他家里聚会，只要他心情愉快，又不像通常发病时那样痛苦，他总是说着笑话，亲切地接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往往在书房里点上好几支蜡烛。光亮和温暖总是使他更加愉快……

    他在阿尼奇卡桥附近洛帕京公寓里的一间小小寓所里似乎是从一八四二年住到一八四五年 50 ，比起他住过的其他寓所，这间寓所具有愉快而舒适的特点。它比先前的寓所更合他的心意。文坛上的许多往事跟它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冈察洛夫接连几个晚上给别林斯基朗读了自己的《平凡的故事》。别林斯基十分赞赏这个一出现就光芒四射的新天才，而且为此老是取笑我们善良的朋友米·亚·雅泽科夫。原来冈察洛夫知道雅泽科夫同别林斯基过从密切，便把《平凡的故事》的手稿交给雅泽科夫，请他转交给别林斯基，不过他请雅泽科夫先读一遍，看看是否值得转交。雅泽科夫把手稿放了一年左右，有一次把它翻开（据他自己说），读了几页，不知怎么觉得不中意，就把手稿撂下了。后来他对涅克拉索夫谈起此事，补充一句说：“看样子不怎么样，不值得发表。”可是涅克拉索夫从雅泽科夫手上把稿子要过来，才读了几页就发现这是一部出类拔萃的作品，便把它交给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这才请作者亲自朗读。

    别林斯基听着冈察洛夫朗读，兴致越来越浓，听到特别满意的地方不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两眼闪闪发亮。每次中间休息时他都笑着对雅泽科夫说：

    “怎么样，雅泽科夫，这是一部坏作品————不值得发表吗？”

    《穷人》的作者前来见他也是在这间寓所，那是在这部作品发表之前。

    应当说明的是，最先得知《穷人》这部作品的是格里戈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跟他是工程学校的同学。

    他把手稿交给了格里戈罗维奇，格里戈罗维奇则转给涅克拉索夫。他们一起把稿子读完，然后交给别林斯基，说这是一部异常出色的作品。

    别林斯基将信将疑地接过稿子。他似乎好几天没去动它。

    有一天睡觉时他想读点东西，这才第一次拿起稿子，但手稿的第一页就吸引了他……他越看越入迷，通宵未眠，一口气把稿子看完了。

    第二天早晨涅克拉索夫见到别林斯基时，他已经处于狂热的兴奋状态。

    处在这种状态中，他通常显得急不可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露出满腔激动的神色。这种时刻一定要有一个亲近的人，听他把充塞在心头的感想倾吐出来……

    不用说，别林斯基见到涅克拉索夫时该是多么高兴。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请来！”他劈头就是这句话。

    然后他气喘吁吁地向涅克拉索夫谈了自己的种种印象，他说，《穷人》显示了巨大的天才，它的作者将超过果戈理，等等。《穷人》自然是一部杰作，它受到那样的欢迎完全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别林斯基对它也是过于迷恋，走到极端了。

    当别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见他时，他以一种温存的态度，几乎像父爱般的感情会见了他，并马上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看法，充分表达了对他的热忱。

    比别林斯基更坦率、更真诚、更直爽的人我再也没有见过。

    他自己不止一次承认：

    “有什么办法呢？我说话不会吞吞吐吐，不会卖关子————这不符合我的本性……”

    发现任何新的天才对他来说总是一件大喜事。

    别林斯基的热情十分专一，全都倾注在文学上。每一期新杂志出来，他都贪婪地抓到手中，用颤抖的手裁开自己的文章，赶紧浏览一遍，看看付印后文章的意思还保留了多少。这时他的脸忽而变红，忽而发白；一会儿绝望地扔下杂志，一会儿————如果没有碰到重大的删改或歪曲的话————又感到欣慰，变得心情愉快。

    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朋友们早就劝他放弃杂志工作，因为这种工作对他的身体状况极为有害。但他一直举棋不定，反问道：“那我靠什么来养家活口呢？”最后出现了一种情况，真正激怒了别林斯基，促使他下了决心。一八四六年春天，他放弃了《祖国纪事》的例行工作，动身去了莫斯科，六月初又同米·谢·谢普金一起出发去俄国南方。

    给别林斯基送行的场面异常愉快热闹。开始时是早上在谢普金家里吃了一顿便餐，我当时也在莫斯科，别林斯基在莫斯科的朋友们全都到齐了，其中有格拉诺夫斯基、叶·费·科尔什、凯切尔和赫尔岑，他同别林斯基是一八四〇年在我家里和好的。 51 别林斯基同赫尔岑这时已是情投意合、亲密无间了。他们的信仰已经完全一致，别林斯基矢志不渝地眷恋着他。他们都成为对方不可缺少的人。

    赫尔岑尽管屡遭变故、历经忧患，依旧异常乐观和生气勃勃。这一次他在早餐时一直讲个不停，讲得绘声绘色，妙趣横生（这是他讲话时的特点）————他那洪亮悦耳的声音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

    谢普金的四轮马车已做好准备，送行者的轻便马车也都已套好。出发的时间到了。

    赫尔岑还在滔滔不绝，妙语无穷，讲得引人入胜。

    “走吧，米哈伊洛·谢苗内奇，到时间啦！”别林斯基说道，他在这种场合总是急不可待的。

    “对不起，各位，”科尔什插进来说，“我们怎么能带着赫尔岑在城里通行呢？带着他在城里不能走。”

    “为什么呢？”大家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带小铃铛的车在城里禁止通行呀。” 52

    大家哈哈大笑，向马车走去。

    我们带上了食品和酒。

    那一天天气晴朗而温暖。我们的旅途异常愉快，一向妙语无穷的赫尔岑在这一天比平时更加口若悬河，谈笑风生。

    我们没有进驿站，就在开阔的小丘上一间农舍旁边歇息。那块地方并不漂亮，但我们对这一点并不在意。我们解开食品，拿出了酒，把这些东西都摆在地上。因为没有桌子，赫尔岑弄来一块木板，毫不在乎地在上面切起火腿来，这使一向有洁癖的科尔什心里很不舒服。后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吃这火腿。

    大家随意找了一块地面，或一段圆木，坐下和躺下……有的人拿一块火腿，有的人切一块馅饼，还有的人解开纸包的烤肉。凯切尔嚷得比谁都响，毫无情由地哈哈大笑，还按自己的习惯，老是忙着开香槟……

    “祝出发的人健康！”凯切尔给所有的人斟满香槟，然后举起自己的酒杯叫道。

    说着他不知为什么又大笑起来。

    一声令下，酒宴开始了。凯切尔嚷个不停，同时往酒杯里斟酒。赫尔岑已经肚皮朝上躺了下来，有人还从他身上跳过去。

    别林斯基滴酒不沾，也不喜欢别人醉酒，对这种场面开始感到厌倦。他渐渐变得闷闷不乐，显得十分焦躁……

    “该走啦，该走啦，米哈伊洛·谢苗内奇。”他一再说道。

    四轮马车终于赶过来了。大家挨个儿同出发的人拥抱、接吻……

    “上帝保佑你健康归来！”大家从四面八方对别林斯基喊道。

    他笑了一笑……“再见了！再见！”他挥了挥手，急匆匆地说。

    四轮马车开动了，铃铛响了起来。我们目送着他，别林斯基最后一次从马车里向外观望，对我们点了点头……几分钟以后，路上只剩下一片尘雾。

    “诸位，我们还剩下好几瓶哩！”凯切尔得意地晃着酒瓶喊道……

    不过，别林斯基走后我们也没有待多久。在归途上，凯切尔跟住在谢普金家里、前来为他送行的一个年轻人狠狠吵了一架。

    俄国的南方之行对别林斯基的身体并未产生什么好的效果。

    他于一八四六年秋天回到彼得堡，其时我们已开始准备出版《现代人》，这意想不到的消息使他喜出望外。

    他看到我们做了种种准备工作，听到关于新刊物的议论，想到他已摆脱令他不快的那种依附地位，现在要同他怀有充分好感、对他也深深敬重的人们一起自由行动，再加上当时我们同《祖国纪事》之间产生的一场相当有趣的论战————所有这一切都支持了他的神经，使他感到兴奋，感到有事可做了！

    他满腔热情地提笔为《现代人》撰写论俄国文学的文章（见《现代人》一八四七年第一期） 53 ，又写了另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见《现代人》一八四七年第二期） 54 ，评论果戈理著名的书信，这些书信的出版使他深感耻辱。

    然而体力开始不支了————他痛苦地感觉到这一点；医生劝他到国外去，他自己也有这个心愿，所有的朋友都极力劝他实现这个心愿，希望这一次旅行对他有所裨益，至少让他再支持一些时日。钱筹措好了，于是他在一八四七年春天乘船起程。

    这一时期住在国外的有别林斯基十分眷念的巴·瓦·安年科夫，还有屠格涅夫；他们大概可以讲述他在国外时的许多趣事，以及欧洲给他留下的印象。

    别林斯基于八月底从国外归来，在旗帜街一套小寓所里住了一阵儿……开始时他显得精神爽快，比先前健旺得多，使所有的朋友充满希望，认为他一定会康复。他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怀着这种希望，不过信心似乎不大。一个月以后，他在里戈夫卡街加尔琴科夫公寓给自己找了一套寓所。

    这套寓所相当宽敞舒适，坐落在这家公寓宽阔的院子里，在木头修建的厢房的二层楼上，厢房前面有几棵树，给人一种阴郁的印象。紧靠窗口的几棵树遮住了光线，因此房间里显得阴暗……

    萧瑟的秋天来了，带来了永远幽暗的彼得堡的白天，一片片落在污泥里的潮湿的雪花，还有透肌刺骨的湿气。

    与此同时，别林斯基的气喘病又复发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厉害；咳嗽又开始折磨他，日夜不停，使他异常痛苦；血也因此不断涌向头部。晚上日益频繁地发冷发热，经常高烧……他的精力一天天明显地衰竭了。

    一八四七年的秋天和冬天似乎无休无止，使他感到异常痛苦。体力耗尽的同时，他的精神力量也衰颓了。他很少出门；朋友们聚集在他家里时，他也很少提起精神，经常说他活不久了，死期已近了。据说患肺病的人几乎从不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意识到自己境况危险，还经常指望能活下去。别林斯基很清楚他患的是肺病，他从未指望活下去，从不用对未来的种种幻想来聊以自慰。

    到了晚期，由于彼得堡的气候，由于各种忧愁和烦恼，由于沉重而模糊的不祥的预感，他遭受的疾病的痛苦变得无以复加。开始传出一些对他不利的流言，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日益窒闷和阴暗，对他文章的审查也越来越严。他收到两封令人很不愉快的信，不过语言十分委婉，是过去一位他十分爱戴和敬重的老师写来的。 55 按这两封信的要求，他必须出面说明一些情况，然而此时他已无法出门了……

    有些先生，别林斯基过去很重视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也开始说他的文思枯竭了，说他老调重弹，文章写得有气无力，冗长乏味…… 56

    这些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为此他深感痛心。

    开春时他的病情迅速恶化，摧毁了他的身体。他双颊深陷，两眼失神，只是寒热发作时偶尔闪现一点光芒；胸脯塌陷下去，两腿几乎无法挪步，喘气十分可怕。就连朋友们来看他，也成了他的一种累赘。

    有一天早晨我上他家里去，这是四月底或五月初的事。一张沙发搬到院子里的树下————别林斯基被人搀扶出来吸一吸新鲜空气。

    我是在院子里见到他的。

    他坐在沙发上，低垂着头，呼吸十分艰难。

    他看见了我，忧郁地摇摇头，把手伸给我，手上渗满了冷汗。

    过了一会儿他微微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道：

    “我不行了，不行了，巴纳耶夫！”

    我开口说了几句话安慰他，但他打断了我的话：

    “别说废话了。”

    他再不说话了，低垂着头沉重地喘气。

    我无法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有多沉重……

    我跟他天南地北地扯起来，可是心里不知怎么总不自在，而别林斯基则似乎对一切都毫无兴趣……“一切都完了！”我想，“再过几天，也许再过几个小时，这个人就不在人世了！”

    可是阳光却是那样灿烂；那是一个明媚艳丽的春日，树上的嫩叶开始抽芽，一群麻雀吱吱叫着，在这个生命垂危的人身边自由飞翔……

    几天以后别林斯基死了。（米·亚·）雅泽科夫家里保存着一幅铅笔画像，描绘了他临死前几天的形象：面孔瘦削，眼睛里闪着发寒热的病态，头发蓬乱，满脸胡子拉碴。

    这幅画像是雅泽科夫的妻子画的……这个垂死的人的面孔使她感到骇然，并深深刻印在她的脑海，她一回到家就把这副面容勾画在纸上……

    他死的那一刻我不在他身边，可是据在场的人告诉我，别林斯基本来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已经毫无气力，失去知觉，然而使大家大吃一惊的是，他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两眼闪光，走了几步，口齿含糊，但语气坚定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倒了下去。大家扶住他，让他躺到床上，过了一刻钟他就与世长辞了……

    彼得堡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伴送他的遗体到沃尔科沃墓地。参加他们行列的还有三四个不明身份的人 ，天知道他们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 57 他们在墓地上一直待到这场凄凉的仪式结束，极为好奇地注视着一切，尽管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注意。大家为别林斯基做了祈祷，把他的遗体放进墓穴，就像对待其他任何人一样，随后满心悲伤的朋友们按照基督教的习俗默默地将一把泥土抛入他的坟墓，这时墓穴里已开始浸出水来……

    我丝毫不奢望把别林斯基的整个为人描绘出来。这样的工作要花费巨大的力量，况且这样做的时间也尚未到来。我只想用这篇小小的文章抛砖引玉，让那些同我一样跟他接近的人写出更有意思的回忆。假如我这片段的回忆能够让他的朋友们多少记起一点他的形象，而那些虽不认识他、但真诚怀念他的人读起来也不无兴趣的话，那我就不胜欣慰之至了。

    1860年1月15日

    1 本文首次发表于《现代人》一八六〇年第一期《文学、科学和艺术》专栏。

    2 意为拼命榨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参见第三百六十七页注2。

    3 德·巴·戈洛赫瓦斯托夫（1796——1849），莫斯科教育区督学，莫斯科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极端反动。

    4 伊·米·斯涅吉廖夫（1793——1868），莫斯科大学教授，民族学家兼考古学家，书刊审查官。

    5 瓦·彼·安德罗索夫（1803——1841），文学家、统计学及经济学家，一八三五至一八三七年为《莫斯科观察家》编辑。

    6 谢·格·斯特罗加诺夫（1794——1882），俄国伯爵，国务活动家，一八三五至一八四七年间任莫斯科教育区督学。

    7 指斯·彼·舍维廖夫。

    8 引自克雷洛夫的寓言诗《音乐家们》。

    9 瓦格纳是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人物，别林斯基认为他是个专门咬文嚼字的浅薄之徒。

    10 指尼·亚·梅尔古诺夫。一八三八年，德国人柯尼格主要根据同梅尔古诺夫谈话的内容出版了《俄国文学的创建者》一书，对梅尔古诺夫的朋友舍维廖夫大肆吹捧。

    11 “戏剧天才”指库科尔尼克。别林斯基一八三四年在《文学的幻想》一文中讽刺了这位“戏剧天才”。

    12 瓦·伊·克拉索夫（1810——1853），俄国诗人，别林斯基的朋友，《群言》《莫斯科观察家》和《祖国纪事》的撰稿人。

    13 原文是拉丁语。

    14 巴纳耶夫在给别林斯基的信中说，他和其他一些彼得堡青年文学家入秋以前将寄给他“一大堆自制的各种货物”。

    15 伊·维·克罗涅贝格（1786——1838），哈尔科夫大学教授兼校长。

    16 安·波·谢列布良斯基（1800——1838），俄国诗人，柯尔卓夫的朋友。

    17 瓦·伊·布雷金（1808——1871），俄国书刊审查官。

    18 指《祖国之子》，该刊的挂名编辑是格列奇，实际编辑则是波列沃伊。《乌戈林诺》是波列沃伊写的剧本。

    19 原因在于当时书刊审查十分苛刻，此外也由于别林斯基同他的某些莫斯科友人不和，这一点读者看下去就会知道。————作者原注（译者按：原因不止于此，参见本书第二部第三章开头几节。）

    20 指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出版的《一八三九年朝霞丛刊》，斯特鲁戈夫希科夫翻译的歌德《普罗米修斯》即发表在该丛刊上。

    21 米·马·波波夫（？——1872），别林斯基在奔萨古典中学时的老师，后任第三厅官员。

    22 即尼·瓦·萨维里耶夫-罗斯季斯拉维奇，见本书第一百〇二页注1。

    23 房产主的名字。

    24 指克拉耶夫斯基。

    25 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人物。

    26 同注1。

    27 巴纳耶夫的妻子。

    28 指尼·菲·巴甫洛夫。

    29 指米·谢·谢普金。

    30 原文为法语。

    31 意为诋毁，诽谤。

    32 原文是德语。全名是《科学评论年鉴》，系黑格尔于一八二七年创办的杂志。

    33 原文是德语。

    34 弗·特·费雪（1807——1888），德国美学家，黑格尔的追随者。

    35 奥·戈·马尔巴赫（1810——1890），德国评论家、哲学家和诗人，黑格尔的追随者。

    36 原文是德语。

    37 原文是意大利语。

    38 即克拉耶夫斯基。

    39 原文是法语。

    40 见本书第二百九十二页注2。

    41 “这位先生”指一个工程兵军官。“那篇文章”指别林斯基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的文章。赫尔岑对这篇文章很不满意，而别林斯基此时的观点亦已转变。

    42 此语不确，别林斯基是后来才习惯彼得堡生活的。

    43 法国作家乔治·桑的中篇小说，发表在《祖国纪事》一八四二年第十二期。

    44 指弗·费·奥陀耶夫斯基。

    45 此语不确：别林斯基发表在《莫斯科电讯》和《莫斯科观察家》上的一系列文章（包括《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等名篇）都署了他的全名。

    46 指反映了别林斯基“同现实调和”思想的几篇文章，如论《波罗金诺战役随笔》的文章、《闵采尔，歌德的批评家》等。

    47 这里指的是弗·亚·索洛古勃及别林斯基评论他的小说《四轮马车》的文章（《祖国纪事》一八四五年第六期）。评论发表时没有署名，所以索洛古勃才提出那样的问题。

    48 指《与友人通信选集》。

    49 西班牙地名。

    50 应是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六年四月；朗读《平凡的故事》是一八四六年初的事。

    51 见本书第二百九十二页注2。

    52 参见本书第二百九十三页：“用科尔什的话来说，伊斯康捷尔说起话来声音总是像铃铛一样响亮。”

    53 指《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

    54 指评论《与友人通信选集》的文章。由于书刊审查方面的原因，别林斯基在这篇文章中未能充分表达他对果戈理的观点；其后他又写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

    55 指别林斯基在奔萨中学的老师米·马·波波夫，他后来在第三厅任职，写信给别林斯基，要他去见第三厅的长官。

    56 这里首先是指别林斯基的朋友和熟人中一些依附于自由派的人，例如博特金，他在一八四七年四月写信给克拉耶夫斯基说：“我悄悄告诉您，我认为别林斯基的文学生涯已经完了。”

    57 指第三厅派来监视的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