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别林斯基在自己的小组以外————军事历史学家————巴舒茨基举行的午宴及他的朗读————亚·谢·科马罗夫的午餐和晚会————拉热奇尼科夫及他谋求莫斯科各剧院经理职位失败————沃耶伊科夫和波列沃伊之死————当时文学家们对《祖国纪事》的态度————关于古别尔的几句话

    别林斯基很少而且很不情愿离开自己的小组，有时外出也是由于邀请的人再三请求。他偶尔去奥陀耶夫斯基家，出席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 1 家的晩会，去巴舒茨基家，有时也上斯特鲁戈夫希科夫家里去，再就是一年通常拜访格列比奥恩卡一次，应他的亲自邀请去品尝小俄罗斯的腌肥膘肉和果子露酒。他在这里见到了一些文学界的名人————库科尔尼克等人，但他不愿意接近他们。库科尔尼克看别林斯基时斜着眼睛，流露出一副好奇的神色，尽管他的声望已经动摇，但仍然十分傲慢。他说：“他们 那儿（库科尔尼克这里是指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听说来了一个什么 别林斯基，他给他们胡诌什么客观性 ，再加上几条具体性 ，可他们却以为这就是最高深的哲学，竖起耳朵听他讲话。”别林斯基在彼得堡跟自己的老朋友纳杰日金和波列沃伊没有恢复关系……总的来说，他很少留意彼得堡的文学家们，他知道他们无法容忍他，而且怕他。不过这倒使他的自尊心感到满足。“这个举止粗鲁的教会中学学生（其实别林斯基根本没在教会中学念过书）可刺激不得，”一位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 2 在谈到别林斯基时说，“相反，跟他打交道要委婉一些，要尽量软化他。”

    他找机会结识了别林斯基，刚认识他，马上就邀请他上自己家里去参加晚会。

    别林斯基对此感到苦恼，但他没有勇气拒绝。他应邀去历史学家家里时忐忑不安，勉强笑着对我说：

    “您该跟我说点笑话呀！老兄，我现在居然到将军们的府上参加晚会了！”

    下面就是别林斯基对我讲的这次晚会的情况。

    “不用说，登上通往他们家的楼梯时，我心里感到一阵胆怯，尽管我清楚地意识到，在他面前胆怯是可笑的，我在他本人面前是不会胆怯的，而且我想起了他有一个女儿，好像还是宫中女官，还有形形色色的女眷————都是些上流社会的太太……随后我进了穿堂，里面有一群仆人，一个个使劲盯着我……当一个仆人给我打开通向大厅的门时，我觉得我脸色变得苍白。我还没来得及向前跨进一步，将军阁下已经径直出现在我的面前，热烈地拥抱我……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他说，‘因为您赏脸光临寒舍。请相信我非常珍视您对我的垂青……’他说了又说，没完没了……

    “我窘住了，嘟嘟囔囔答了一句。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拖到客厅里，那里坐着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原来都是些什么小品文作家和评论家……他们中间坐着他的女儿，她长得非常漂亮，大约十七岁左右。

    “‘娜佳！娜佳！’他对她喊道，‘你能猜到我带来谁了？’

    “娜佳从椅子上跳起来，走到我们跟前，望了我一眼。

    “我的心一个劲地怦怦直跳。我满脸通红，浑身觉得极不自在，向她鞠了一躬。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将军说道，‘她对您所有的文章都崇拜得五体投地（而我确信她是头一次听见我的名字，我的文章她连一行也没有读过，因此我更加发窘了）……’

    “‘这位就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呀，’他转身对着他的女儿，继续说道，‘你给他鞠个躬，而且要深深地鞠躬，感谢他光临我们家。要让他看到我们会敬重像他这样的人。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是我们当代首屈一指的评论家 。’

    “娜佳似乎对我笑了，而且有礼貌地点点头，不过我没有看清。我的眼睛里一片模糊，我完全喘不过气来，血一个劲地朝我头上直涌。

    “我好不容易在椅子上坐下来，正想轻松地吁一口气，宅邸的主人又对他的女儿喊了起来：

    “‘瞧你这是怎么啦……给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拿个烟管来，你亲自填满，点燃……’

    “‘不不。您这是干吗呀……行了……别麻烦了。’我嘟囔着从椅子上跳起身来，几乎站都站不稳了……

    “但娜佳像只小鸟一样轻快地飞了出来，转瞬间已经站在我的面前，手里拿着长烟袋和点燃的纸。

    “我用颤抖的手抓起烟袋，拼命抽了起来；尽管我从来也不抽烟，但她把点燃的纸搁在烟斗上，不抽，我又觉得不礼貌。

    “我从来不吃晚餐————您知道，晚餐对我的身体有害，可是当时我不得不吃，因为他和娜佳把我的盘子装满了。酒对我来说是毒药，可我又不得不喝，因为他和娜佳都伸出手来跟我碰杯……”

    “而且那酒也糟透了！……唉！”

    别林斯基大声喘着气。

    “我到现在还不能从这个晚会中恢复过来……”他最后说道。

    别林斯基吃过晩餐走后（这是出席那次晚会的一个人后来告诉我的），宅邸的主人当着女儿的面叹着气，对正在继续喝酒的其他客人们说：

    “你们瞧，诸位，这就是我的处境（应当说明的是，入夜时将军总是带着醉意）。这个厚脸皮的吹牛家，这个举止粗鲁的教会中学学生在上流社会人家连站一站、坐一坐都不会，可我还得接待他，跟他亲热，这只为了一点，要他别当众骂我……你们都知道，以我的官阶，我是中将，以这样的名声和各种人情关系挨他的骂，那可是无法忍受……要不是这个原因，我连我家的门槛都不会让他跨进来……”

    将军有个习惯，每个客人一走他都会立即这样评论一番。别林斯基后来得知这一点，自然再也不上他那儿去了，尽管丹尼列夫斯基一再请求，甚至亲切地威胁说要派娜佳来接他。

    别林斯基不仅在这些将军中间，就是在自己的朋友家里见到一般跟他不太熟悉的人也会局促、胆怯，感到不自在，心情烦闷；但假如谈话涉及使他十分激动的问题，而当场又有人不适当地触犯了他的信仰的话，别林斯基就会满脸通红，情绪激动，控制不住自己，他那尖锐激烈的举动会使不熟悉他的人吓一大跳……

    他不喜欢各种文学晚会和朗读会。

    别林斯基在我家里认识了亚·巴·巴舒茨基。有一天巴舒茨基找他，恳请他听一听他的长篇小说《小市民》的几个片段，一再表明他最珍视他的意见，无条件信任他的审美感。其实这话未必是真的。巴舒茨基属于老一派文学家之列，他同他们所有人关系都很友好，连布尔加林也不例外，因此他对别林斯基的见解不可能怀有好感；但在自己的小说问世之前他必需软化一下这位铁石心肠的评论家，这只文学界的凶猛的猎犬 。

    巴舒茨基请别林斯基、我和雅泽科夫上他那儿去吃午饭。别林斯基借口没有工夫和身体不好，长时间地一再推辞，但巴舒茨基的殷勤态度和我们的请求还是使他松了口。

    午餐之前我去邀他，他一边很不情愿地穿衣服，一边对我发牢骚……

    “要是他突然异想天开，把整个小说读上一遍，那可怎么办？”当我们在他门口停下脚步准备按铃时，别林斯基对我说，“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不寒而栗。”

    我安慰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午餐十分精美。饭后我们到主人的书房去，他请我们坐在舒适的安乐椅上。他把别林斯基的椅子摆在自己面前，取出一大卷手稿，讲了几句开场白，然后从第一章开始读起。别林斯基心惊胆战地看了我和雅泽科夫一眼。

    饭后，在消化时朗读最出色的作品，这对作者来说特别不适宜。巴舒茨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第一章才读了一半，我和雅泽科夫便睡着了……当我醒过来看表时，已经九点了。

    “请原谅，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我打断了作者的朗读，“我得走了，我已答应……真遗憾，我不得不放弃这种愉快的享受————”如此等等。

    别林斯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可我还是溜了。

    第二天我上别林斯基那儿去，见他心情极为郁闷。

    “您那样对待我真是太可耻了，”他对我说，“您知道，我在巴舒茨基那儿坐着一动不动，一直坐到四点。他把他长篇小说的第一章从头到尾读给我听。您可以想象到我的感觉怎么样！今天我病了，胸口疼得厉害，脑子里乱糟糟的……您真不够朋友。不过下一次您再也无法跟我开这种玩笑了。我已经发誓，不再接受这种邀请，说什么也不听你们那一套了……”

    但别林斯基并未履行自己的誓言。我有一个寄宿学校的同学，叫亚·谢·科马罗夫，他是几乎成了我们小组成员的亚·亚·科马罗夫的亲戚，他通过我们认识了别林斯基以后，不停地邀请他，有时是请吃午饭，有时是请参加晚会，这使别林斯基十分厌烦。

    亚·谢·科马罗夫认为自己的专业是自然科学，但他却收到五花八门的外国书刊，包括文学、政治和学术性的。他背熟一些自由派的诗，并在车站月台上、在娱乐饮宴时朗诵这些诗；到处向熟人传播各种政治新闻，夸耀他能头一个了解到欧洲发生的一切；在俄国的刊物上报道各种学术新闻，但又常常把新闻搞错；向所有人喋喋不休地鼓吹自己的自由派观点，不合时宜地参与各种政治、学术和文学性的谈话；用很差劲的饭菜和糟糕透顶的酒招待客人，还赌咒发誓说那是最名贵的酒。这位先生的头脑一塌糊涂，他的空虚和轻率超越了一切界限。

    他死乞白赖地缠住别林斯基，巴结和奉承他，给他弄来需要的书籍，只是为了让别林斯基能够容忍他，并宽容地接受他的邀请。这使他后来能够夸耀，说他跟别林斯基是朋友，别林斯基离不开他。

    他每逢星期二在自己家里举行午宴。别林斯基尝过一次，就向科马罗夫斩钉截铁地宣布永远也不上他家吃午饭，因为他家里的食物不新鲜，酒也发酸。他说，他是个有病的人，他的胃受不了这种糟糕的食物。

    “您知道吗，雅泽科夫的胃能消化世上任何东西，”他说，“可是他在您家里吃过一次午饭以后，却不得不在肚皮上贴几条水蛭 3 。”

    科马罗夫每次都发誓说，下个星期二他会准备最精美的饭菜，从劳尔 4 那里买最名贵的酒，然而每一次都证明他是在吹牛。

    别林斯基断然拒绝了他家里的午餐，但当他知道我们无法摆脱科马罗夫不厌其烦的邀请和央求，去科马罗夫家里聚会时，他在晚上偶尔还是上他家去一去。

    有一个星期二，晚上九点左右，我来到科马罗夫家里，胡子拉碴的老仆睡眼惺忪地帮我脱下皮大衣。

    “有谁上你们家来？”我问仆人道。

    “谁也没来，就别林斯基一个人。”

    我走进主人的书房。堆满书刊的写字台上，灯光十分明亮。别林斯基躺在沙发上，脸朝沙发靠背，正在翻阅《独立月刊》 5 ；主人坐在窗口，阴郁地望着他。尽管窗外一片漆黑，房间里死一般地寂静。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科马罗夫来了劲儿，开口说起话来。

    别林斯基听见我的声音，便回过头来……

    “噢！总算来了！”他说，“你们这些老爷真叫人受不了：老是摆出贵族派头，九点多钟才来聚会，可我却傻瓜似的早就来了……您看见我们两人这种样子觉得奇怪吗？得了吧，他叫我腻烦透了（别林斯基指了指主人），我只好求他让我安静安静。我刚一进屋，还没等我歇一口气，他就发疯似的缠住我，给我念起《独立月刊》 6 。我对他说，不用你，我会念，我拿起书就躺在沙发上，可他却坐在我的身边，直盯着我的眼睛，真叫我受不了。所以我才请他别打扰我……”

    科马罗夫忙不迭地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又开始胡吹；这时我们的朋友已经到齐，于是晚会进行得非常活跃。别林斯基不让屋子的主人插嘴谈话，主人央求他留下来吃点东西他也不理会，晚餐以前就走了。

    “再见了，诸位，”别林斯基说，“我非常可怜你们，你们竟然自愿吃那种有毒的东西。”

    科马罗夫又献起殷勤，等别林斯基走后，他勉强笑着说：“别林斯基可真是个怪人！”说着开始给我们杯子里斟一种深蓝色的酒，还担保说这是上好的拉菲特酒……

    别林斯基越来越激起新一代文学青年和非文学青年对他的尊敬和热爱，而老一辈文学家对他却越来越深恶痛绝，用愤恨而又无可奈何的眼光看待他。所有老一辈文学权威中只有一个人，即伊·伊·拉热奇尼科夫 7 真诚地重视他的意见，每次来彼得堡时都要来看望他。

    伊·伊·拉热奇尼科夫属于那种很少见的，精神上从不衰老，总是倾向于年轻一代的充满活力的人。因此他的同龄人以及所有守旧的人都不很赏识他，那些人的理想不是在未来，而是在过去。拉热奇尼科夫总是真心实意，毫无杂念，满怀同情地帮助文学界后辈中所有出色的活动家。除奥陀耶夫斯基以外，拉热奇尼科夫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家中几乎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他性格温顺，态度柔和，待人宽厚，使人第一眼就对他产生好感……他具有真正的诗人气质，易于钟情，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毫无待人处世的谋略，不善于应付现实生活，同现实问题打交道时十分笨拙。他曾经担负颇高的行政管理职务，但这样的人任职从来都不走运。拉热奇尼科夫没有办好事务，反而招来数不清的烦恼和麻烦，于是他退了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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