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干。科尔什迁往彼得堡，奥加廖夫住在乡下，一切似乎都在解体……

    一八四八年 34 以后，政府对各大学的冷淡态度、对文学界的迫害和书刊审查机关的愚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西方发生的极微小的一次运动都会在我们这里引起新的压制。秘密警察机关在两个月内三次收集有关格拉诺夫斯基的材料。所有优秀的、先进的人物都在痛苦的压抑下变得意志消沉————格拉诺夫斯基也许比别的人更加颓丧……他寻求消遣，力图忘掉各种烦恼，便打起牌来。他对打牌的爱好渐渐发展到嗜赌成癖的地步。他放手大赌，根本不考虑自己有限的资金；他把自己的事搞得混乱不堪；他向别人借钱；同一些跟他毫不相干的人建立联系，根本不担心这样做有损他作为教授和小组代表人物的威望。大学生们开始抱怨他，尽管还爱戴他；朋友们背地里摇头叹气，说打牌将毁了他……

    这时尼·格·弗罗洛夫 35 从国外归来，其时他的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她在娘家姓加拉霍娃，所有认识她的人一致认为，她是个极为出色的女人。格拉诺夫斯基是在国外认识弗罗洛夫夫妇的，他同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 36

    格拉诺夫斯基对弗罗洛夫的态度、弗罗洛夫回国后他们日益加强的密切关系使得格拉诺夫斯基对他有些偏心，并让他得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地位。死守教条、积习很深的小组成员们或者真心实意，或者另有打算，在一切方面都无条件服从格拉诺夫斯基，自然也用他的眼光来看待弗罗洛夫，不允许任何人对弗罗洛夫持异议，否则就以失去小组的友情相威胁。小个子、圆圆脸的弗罗洛夫作为格拉诺夫斯基的朋友一下子身价倍增……

    我在这里顺便讲一讲弗罗洛夫给我留下的印象。这些印象究竟对不对，让那些熟悉他、用公正的眼光看待他、不受他同格拉诺夫斯基关系影响的人去评判吧。只不过这种关系使我对他稍有犹豫。

    弗罗洛夫的为人介乎通常被贬称为庸人 的那些人和才能出类拔萃的那些人之间……

    他可不能完全算是庸人，因为庸人的自尊心通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得到满足，可是使弗罗洛夫经常感到苦恼的自尊心是：要成为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一定要在学术上出名。他是在贵胄军官学校受的教育，从那里毕业后分到谢苗诺夫团。四年的时间里他无可指摘地完成了一切职责，但缺少高等教育使他的自尊心感到不安。他结识了彼得堡各种专业的教授，请他们帮他出主意。他特别重视尼基坚科教授的建议，决心退职去德尔普特 37 。他从德尔普特去了德国，并同伊·巴·加拉霍娃结了婚……他对任何科学都没有良好的、真正的天赋，不知道到底研究什么才好，因此在柏林听了五花八门的课程：历史、哲学、法学和各种自然科学，结果被这个庞杂的计划弄得晕头转向。最后，经过长期的闯荡和探索，他决定研究洪堡、里特尔 38 及其追随者们的著作，打算把在我国鲜为人知的地理科学移植到俄国的土壤之上。

    一八四七年回到俄国时，他从国外带回了自己论述亚历山大·洪堡的著作的开头部分，即《宇宙》第一卷的译稿、他妻子墓碑的模型，以及她长眠的那块墓地的几幅风景画……

    我同弗罗洛夫是一八四四年底在巴黎认识的，当时他十分勤勉地到巴黎大学听课，认真仔细地做笔记，每天晚上写东西、钻文稿，表现出一种做学问的细致耐心的精神，在巴黎热闹的生活环境中过着一种修道士的生活，顽强地压抑内心那些有时违背他的意愿、在眼神和面部表情中冒出来的贪欲。他的身上确实有某种修道士的成分，他和人们交往时总有一种意图，想像天主教的神父那样立即潜入别人的内心世界，并控制他们的良心。但他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缺少他们那种歹毒的手腕和敏锐性。

    他到彼得堡找我时已经像个老熟人一样。他带来了论洪堡的文章手稿，想在《现代人》上发表。我们决定予以发表，尽管文章的结尾部分尚未预见到。格拉诺夫斯基对我们的影响在这种场合下表现得十分强烈，他对这篇文章大加赞扬。在此之前（弗罗洛夫回到俄国之前），《现代人》上已经发表了他研究日内瓦监狱的文章，也是格拉诺夫斯基送交给我们的。

    第一篇论洪堡的文章没有给公众留下好的印象。弗罗洛夫没有把握好自己的论题，写得颠三倒四，前后重复，尤其是他运用了不熟练的俄语语句，使得他的叙述晦涩难懂。

    我对他说，他的语句需要修改一番。他听了很不高兴，但还是同意了，条件是修改时他要在场。

    我和他坐着看那份写得密密麻麻、字迹模糊的手稿，整整坐了三个小时，我才勉强整理出前五页。弗罗洛夫甚至怎么也用不好标点符号，他的文章里根本没有句号，整篇手稿上满是分号。我做的修改使他很不高兴，他固执地为他那些没完没了的长句辩护。我弄得满头大汗。这真是一场无法忍受的苦刑。

    这些修改，加上改得似通非通的第二篇文章排印时没有加铅条 （即比通常排得挤一些，一行挨一行）一事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对我们板起面孔，生闷气。

    格拉诺夫斯基和弗罗洛夫的朋友们认为我们不加这些该死的铅条是极大的犯罪行为，指责我们这样是做投机买卖，是贪财，是想少付点稿费；他们没有考虑到，精打细算也只少了区区十个卢布，不可能让我们发财，而我们为了顾及小组的面子不仅白白扔掉了数百卢布，甚至可能对刊物造成损害，因为论述洪堡文章的那几页夹在杂志里面，而且没有裁开……

    弗罗洛夫始终没有写完这一组文章。他埋头翻译《宇宙》一书，其结果只证明了译者对祖国语言一窍不通。就算求知欲最强的读者，也未必有人有足够的耐心读完弗罗洛夫翻译的洪堡那部名著第一卷的一半。

    弗罗洛夫定居莫斯科以后，很快就娶了斯坦克维奇有病的妹妹，婚后几个月她就死了。这样一来，弗罗洛夫的财产大大增加，他可以更加独立地埋头从事自己细致耐心的工作，继续过他那种勤奋的生活。他同格拉诺夫斯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一八五〇年 39 夏天，他同格拉诺夫斯基一起迁到尤苏波夫公爵 40 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别墅里。他们租了一套紧靠莫斯科河的大厢房，格拉诺夫斯基夫妇住在楼下，弗罗洛夫住在楼上……

    他们刚搬进别墅不久，我就来到莫斯科，像往常一样住在博特金那里。格拉诺夫斯基和弗罗洛夫此时因事回到莫斯科（弗罗洛夫正在为自己建房），他们请我和博特金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去，跟他们住在一起，哪怕住一两个星期也好，说他们的住房非常宽敞。弗罗洛夫对我很殷勤，看样子他把那些铅条的事忘了。

    “你们在我们那儿会过得很好，真的是很好。”他看着我和博特金说道，并露出一种模棱两可的微笑：一方面是温厚，另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地位优越，有一种掩饰不住的自鸣得意的神情。

    弗罗洛夫在同我们交往时经常带着这种笑容。把它用言语表达出来，意思似乎是说：“你们这些人不错，很善良，但是轻浮空虚；尽管如此，我这个干练的正经人对你们还是抱有好感。我喜欢你们……”

    “你们可以过得很安静，”弗罗洛夫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继续说道，“我们让您和瓦西里·彼得罗维奇住在一起，你们二位单独住一个房间……我们会尽力给你们安排各种消遣，不会让你们感到烦闷……在我们那儿散散步、游游泳该令人多惬意呀！”

    我们欣然接受邀请，并约定第二天傍晚乘坐格拉诺夫斯基的四轮马车，跟他一块儿去。

    那个傍晚是我无法忘怀的。

    我们三人一起坐上四轮马车，大约在八点钟左右动身去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

    这是六月底的事。

    当我们乘车驶上通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乡间土路，把灰尘弥漫、令人窒闷的城市远远抛在后面，并沉浸在清新芳香的田野空气和广阔的乡村原野景色里时，只觉得心旷神怡，如痴如醉……

    这一天格拉诺夫斯基本来就心绪极佳，他似乎显得格外容光焕发、和蔼可亲，他那沉思的、忧郁的眼神也变得愉快了，仿佛身上卸下了什么重负似的。

    他需要一吐积愫，于是跟我们谈起了他自己，谈得那样津津有味，热烈而又坦率，神情无限温柔，他是那样诚恳、朴直，只有那些品格高尚杰出、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缺点和弱点的人才会这样。

    他谈起了自己嗜赌成癖的事。

    “你们各位简直无法想象，”他对我们说，“这种疯狂的嗜好使我陷到了什么地步，使我落入了多么可怕的处境！”

    于是他告诉我们，他是怎样逐渐赌上了瘾，输了钱就加大赌注，日复一日，越陷越深；怎样费尽气力弄钱还债，最后欠了一大笔债，一个星期以后必须还清，可是在这样短的期限内根本不可能弄到这么多钱；他的名誉怎样系于一发；他度过了一些多么可怕、多么苦恼的不眠之夜；莫斯科一些臭名昭著的赌棍得知他走投无路，便找上门来，主动提出借钱给他，要他参加他们的帮会————他们需要一个无可指摘、诚实正直的名字，用白璧无瑕的名声来掩护他们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的行径。直到这时格拉诺夫斯基才清楚地看到，这种疯狂的嗜好使他陷入了多么可怕的堕落的境地，他会掉进一个什么样的深渊……那些赌徒最后当然明白了他们的举动是多么愚蠢冒昧，尴尬地离开了格拉诺夫斯基，而格拉诺夫斯基的一位朋友则为他弄到了所需款项，救了他一命。

    “现在呢，当然啰，先生们，”他讲到最后又补充说道，“我得到的教训太深刻了，我向你们担保，我的手今后再也不沾这些该死的牌了……”

    随后他兴奋地对我们谈起了他打算撰写的著作，谈起了他此时此刻感兴趣的那些历史问题。他的两眼炯炯发亮，脸上神采奕奕。看见他精神上焕然一新，我们都感到高兴。从这个难忘的傍晚以后，我更加爱戴他了……

    快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时，格拉诺夫斯基问博特金为什么不试试，写点叙事体裁的东西，他说，照博特金的智力素质看来，他可以写出像样的心理小说。这个想法使博特金感到很开心。

    “真的不妨试一试？”他若有所思地说，然后摇了摇头，“情节很难构思呀，想个什么故事出来呢？情节这玩意儿太难了！”

    于是博特金即兴构思起情节来，刚开始还相当认真，但由于这种即兴构思一无所获，他便把故事讲成了一段笑话。我们听了他的编造，开怀大笑，一直笑到马车驶入景色壮丽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奔驰在浓荫如盖的林荫道上为止。

    在台阶前等候我们的有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和她的妹妹，有弗罗洛夫，还有尼·谢普金夫妇，他们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租了一幢别墅。

    弗罗洛夫对我和博特金讲了一大堆半是刺耳、半是温厚的话，同时还一边微笑一边亲热地拍拍我们的肩膀……

    晚饭之前，我们一起在庄园里朝通向一幢大楼房的路上走了一阵……

    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景色壮丽优雅，十分广阔，即使在朦胧的夜色里也使我惊叹不已……博特金触景生情，开始记诵普希金描写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诗行，那是他写给尤苏波夫的一首诗 41 。

    我和博特金在就寝时想望着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度过的几天将会极为惬意。

    博特金的心情异常平静和愉快，但往往会带上一种模模糊糊的感伤的色彩。他坐在床上，有节奏地轻轻摇晃着脑袋，满脸柔情地夸奖弗罗洛夫：

    “一个可爱的人，确实可爱！”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他有一颗美好的心灵……当然啰，他并不是一个杰出的人才……我们背地里说说，格拉诺夫斯基偏袒他……弗罗洛夫的脑子其实糊里糊涂，一片混乱————不过他为人很可爱，又可爱又善良……”

    我们想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过几天惬意的日子，这种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逗留快要结束时，我们同殷勤好客的主人之间的和谐气氛受到了一点破坏，但这一点留到后面再讲。

    我们逗留的最初几天过得很愉快，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们在一起交谈，散步，在莫斯科河上泛舟，参观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名胜。格拉诺夫斯基对参观不大感兴趣，但弗罗洛夫却是我们热心的向导，他领着我们参观府邸，参观为贡扎戈 42 修建的剧院，把他觉得了不起的每一幅画、每一尊塑像都指给我们看。可是博特金有时却生气地说：

    “您这是怎么啦？您从哪儿知道这是件好作品？这种东西很糟糕，简直糟透了……这全是蹩脚的复制品。这里所有的杰作早就被老尤苏波夫运到彼得堡去了……留在这里的东西糟透了，糟透了！”

    连庄园里一些枝繁叶茂的老橡树和老椴树弗罗洛夫都要让我们停下来看一看，他说，这种树只有在皇村的一个公园里才能见到（他到彼得堡以后住在皇村，仔细研究过皇村的几座公园）。

    我们一天的生活在九点钟左右开始————喝咖啡，喝茶，还有各种点心小吃，这些东西摆在楼下大餐厅的一张长条桌上；餐厅紧连着温室，温室里摆满丁酸橙、橘子和月桂等树木。格拉诺夫斯基要喝煎药，比我们起得早，喝过煎药后大约散一个小时的步，这条林荫道宽阔壮观，椴树夹道，从厢房一直通向大楼房；格拉诺夫斯基一面来回踱步，一面浏览《论坛报》 43 《比利时独立报》 44 和《汇报》 45 ……等他散完步以后，我们便去吃茶点，这时全体都已到齐，只有弗罗洛夫除外。弗罗洛夫到得稍晚一点，仍是睡眼惺忪的样子，他吻着几位女士的手，亲切地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坐下来使劲吃喝，待到肚子填满，正所谓酒足饭饱后，又回到楼上去工作……有一次我和博特金忍不住，从门缝里看了看，只见弗罗洛夫安然而卧，睡得极其香甜……从那以后，每当弗罗洛夫说他去工作 时，我和博特金总要忍俊不禁地互相看上一眼。喝过茶、吃过早点以后，格拉诺夫斯基便上自己的书房去，直到吃午饭时才离开他那张斜面高写字台。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他那时正在撰写历史教程。四点钟时大家坐下来吃饭，午饭后全都沉醉于各种娱乐、散步或谈心。

    我们平静的乡村生活几次受到干扰，首先是萨京和凯切尔带了一箱香槟酒乘车前来，随后是小尤苏波夫 46 带着一帮朋友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紧接着又大摆酒筵，像过节一样热闹……

    我和博特金跟尤苏波夫相当熟悉。尤苏波夫得知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小住，当即邀我们上他那儿去。同尤苏波夫一起来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还有跟我同样熟悉的Г.和В.。我们在尤苏波夫家里度过了一个晚上，随后又度过了三天。第二天尤苏波夫举行午宴，尤苏波夫知道格拉诺夫斯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向他们家租了一幢别墅，他也没有事先拜访格拉诺夫斯基，突然想到请他前来赴宴，而对我和博特金却只字未提此事。格拉诺夫斯基对这种邀请一笑置之。我和博特金一无所知，因此毫无顾虑，心境坦然地到格拉诺夫斯基那儿去吃早茶，几分钟以后，我们开始觉察到，他们不时用很不友好的目光看看我们，对我们的问题回答得也很勉强，总之对我们的态度是冷淡矜持的。态度最冷淡的是尼·谢普金，他几乎不屑于看我们一眼；再就是弗罗洛夫。不过，在格拉诺夫斯基本人身上我们尚未发现任何变化：他对我们依旧像平时那样亲切，对我们微笑时依旧是那样讨人喜欢。

    我根本没有料到别人对我们态度变化的原因。我百思莫解，不知这是什么意思，直到我们上床就寝时，打听到来龙去脉的博特金才向我解释是怎么回事。

    弗罗洛夫推测尤苏波夫邀请格拉诺夫斯基是我和博特金出的主意，认为我们这样做损害和贬低了格拉诺夫斯基的人格。此外还掺杂了一些流言蜚语。

    我对这件事感到很不痛快，我对格拉诺夫斯基是那样敬重、那样挚爱，我是那样珍视他对我的友情，因此他和我之间的任何误会都使我感到难受。其他人我倒不放在心上。

    第二天早晨碰到格拉诺夫斯基时，我当即向他做了解释。我非常激动，讲起话来也不由得十分激烈，我就这件事讲述了我对他的感情。格拉诺夫斯基拥抱并吻了我。

    “我向你起誓，”他对我说，“不论对你还是对博特金我都不会怀疑，我确信你们不会这样不懂分寸。我对你们没什么芥蒂，一心爱着你们。弗罗洛夫出于对我的友情，对待这件事过于急躁，不分青红皂白就怀疑到你的头上。不过你也会承认，这种邀请令人费解：我跟这个人素不相识，干吗要接受他的邀请，上他那儿去吃饭呢？假如他希望我到他家里去，他可以事先来拜访我嘛……不过这件事不值一提，我很感谢你直言不讳。”

    但弗罗洛夫和谢普金并没有这么快就安静下来……

    我们在格拉诺夫斯基那里又待了两天，不过已经不像原先那样愉快了；随后便去了莫斯科。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弗罗洛夫。后来弗罗洛夫第三次结婚，娶了格拉诺夫斯基的一个亲戚，并继续过他那种单调、勤奋的生活，在最后一段时间从事《地理学和旅行集刊》的出版工作。他和格拉诺夫斯基死于同一年，比他早几个月。他死在他最后一个妻子的切尔尼戈夫领地……

    在我去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之前不久，我同格拉诺夫斯基有一天在三一节饭店吃午饭。那一天格拉诺夫斯基心情很好。

    我们谈起了弗罗洛夫。我说，他的脑子好像有点糊涂。

    格拉诺夫斯基微微一笑。

    “不，”他说，“请相信我的话，弗罗洛夫是个很聪明的人，心肠也很好，但他毫无辩才：有时他跟我谈论抽象的问题，在他谈的那一刻我什么也听不懂，可是后来，当我独自一人回味他讲的话时，我才明白了他想对我说些什么。”

    格拉诺夫斯基热情关怀俄国文学的各种成就，为我国期刊出版业的发展感到高兴，经常强调支持最优秀的机关刊物的必要性。他对《现代人》比对《祖国纪事》更有好感；他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志趣，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偶尔给他寄一点自己的文章，仿佛认为这是他的一种义务……这两家刊物之间的敌对关系使他感到不安，因此他恳请我们不要同《祖国纪事》进行论战。

    “看在上帝分上，请抛弃你们的私人恩怨，”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说，“问题不在于克拉耶夫斯基，我们根本不要理他！我也不喜欢他，可是他的杂志的存在和兴旺发达跟你们的杂志一样，都是必需的。”

    有一次他来到彼得堡，住在科尔什那里，邀请一些人去参加晚间聚会，除熟人以外，还邀请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

    晚餐时他站起身来，特意向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和我举杯，祝《祖国纪事》和《现代人》兴旺发达，祝这两个刊物完全恢复团结和睦的关系。

    “我衷心希望《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敌对关系，”他说，“有什么值得敌对的呢？它们的目标相同，方向一致。你们二位（他对着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和我说）应该捐弃前嫌，抛开个人恩怨，为了共同的事业联合起来。我们大家由衷地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兴旺发达干杯！”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皱着眉头，声音低沉地嘟囔了一句什么话。我向他伸出酒杯说，衷心祝愿《祖国纪事》取得成功，我本人对他也并无嫌隙。“正如格拉诺夫斯基说的那样，”我最后补充说道，“共同的事业召唤着我们，让我们忘掉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彼此保证不再进行个人之间的论战！”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跟我碰了碰杯，依旧用低沉的声音说了一句：

    “好吧，我本人也并不反对，假如您……”

    随后他挨着我坐下来，言辞激烈地谈起了当时《现代人》上刊登的《外城订户来信》，他一口咬定就是这些信引起了我们之间的论战。他说他，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无法忍受任何小丑行径、插科打诨，任何先科夫斯基式的作风 ，他维护的是科学和艺术，等等。 47

    第二天卡韦林设午宴招待格拉诺夫斯基。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跟所有的人都打了招呼，然后看了我一眼，把头扭向一边……

    和解并未成功……

    从那以后我们见面时总是照此办理————也就是彼此把头扭向一边。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粗暴态度使格拉诺夫斯基觉得十分遗憾：他那心地高尚的尝试未能成功，这有点伤了他的自尊心；但当我告诉他，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认为德鲁日宁 48 的小品文是插科打诨，而且信誓旦旦地说他是那样尊重艺术和科学，不能容忍文学界的任何小丑行径 时，格拉诺夫斯基大笑不止。

    格拉诺夫斯基身上没有一点积习很深的学者的学究气，不过，他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那种所谓学者————他是一个最有才华、最为精雅的学术爱好者。他不排斥文学领域那些机智的笑话，不像一些头脑迟钝的哲人那样对它加以鄙弃和非难；相反，机智俏皮的讽刺诗和巧妙有趣的笑话令他十分开心，往往引得他开怀大笑。

    库兹玛·普鲁特科夫 49 的作品尚未付梓时他就在我这里读过，这些作品逗得他整个晚上都很开心，他会背诵其中最好的一些警句，并且喜欢反复吟诵……

    他在评价各种文学现象时从来都很有分寸。比如说，他很喜欢谢·季·阿克萨科夫的《巴格罗夫札记》 50 ，但当阿克萨科夫被推崇为文学界的元老时，格拉诺夫斯基却付之一笑……两年后阿克萨科夫的《回忆录》问世，当巴·瓦·安年科夫（那是在阿拉佩托夫 51 家的晚会上）对阿克萨科夫的作用评价过高时，格拉诺夫斯基尖锐地打断了他的话。

    “阿克萨科夫近年来表现了杰出的才华，”他说，“这一点不会有争议，可是您为什么想让他成为受人崇拜的偶像呢？当然啰，阿克萨科夫的《回忆录》要比日哈列夫 52 的《札记》高出一筹。阿克萨科夫对语言的运用很出色————这一点毋庸置辩——可是，先生们，你们把他抬到不可企及的高度，这会害了他，使他显得可笑。”

    格拉诺夫斯基的谈话总是充满睿智，饱含亲切仁爱之情，充满对现实中一切有生气的现象的好感。他谈起话来毫不显得才气横溢，但平稳安详，有一种诗意的色彩，总是让听众产生愉快的印象，激起他们对他的依恋，加深他们对他的好感……可是有的时候，当格拉诺夫斯基被触动心事时，他也会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另一种性格：他会显示出不寻常的力量，目光炯炯有神，语言像激流一样奔泻而出，甚至带上一种不合乎他禀性的辛辣讽刺的色调。

    不过，这种神态我只在彼得堡科尔什的寓所见过一次。那是他最后一次来彼得堡的时候。

    应该说明的是，科尔什尽管头脑机灵，善于迅速抓住别人话语中荒唐可笑的地方加以讽刺，但他对莫斯科和莫斯科的一切事物都抱有一种偏私的态度。他根本不同意斯拉夫派的观点，经常对那种观点加以嘲笑，却整天沉浸在对莫斯科的回忆之中。他在彼得堡觉得很不舒服，坐立不安，十分寂寞。他一心向往着莫斯科，成天把莫斯科挂在嘴上。这个弱点连他的朋友们也感到有些厌烦……

    科尔什在彼得堡的地位相当不错（他当时参与编辑《内务部杂志》，纳杰日金全身瘫痪以后他又主持杂志工作），纳杰日金死后他的地位又会大大提高，尽管如此，科尔什仍然一心向往莫斯科，情愿抛弃彼得堡去换取对莫斯科的一些希望和幻想。这使格拉诺夫斯基大为生气，他本来很爱科尔什，深切关怀他那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他同科尔什的姐姐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也是情深谊厚。

    有一天我无意中顺路来到科尔什的寓所，发现他那里聚集着一大群人，都是彼得堡各个小圈子的空谈家，每逢格拉诺夫斯基来到彼得堡，他们总是像尾巴一样到处跟着他。当时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形茶桌边，科尔什寓所的茶炊几乎从不离开茶桌。

    科尔什又无病呻吟地怀念起莫斯科来。他说，只有在莫斯科才能过得愉快，无拘无束，只有在莫斯科才有智慧、知识、亲切的感情和各种美德————这些话刺激了格拉诺夫斯基。他的情绪激动起来，开始反驳科尔什的看法。他讲话的开头部分我未能听到……

    当我走进房间，朝格拉诺夫斯基看一眼时，我仿佛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个生人，至少是完全改变了模样。内心的热情鲜明地反映在他那高贵漂亮的面孔上，不时闪现出忧郁而又尖刻的讥讽的神情，甚至话音里也有一种不寻常的刚毅的力量。我从来没有听见他的话说得这样响亮、热情和流畅（格拉诺夫斯基说话时通常声音很小，不论是谈话还是讲课都有些嗫嚅），也从来没有见他像这一刻那样容光焕发、精神振奋。

    他连续讲了一两个小时，只有科尔什偶尔有气无力地打断他一下。那天晚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速记下来就好了。他论证说，莫斯科对俄国一度起过的那种伟大而无可争议的作用正在衰退，同莫斯科相反，彼得堡对俄国的作用正在日益表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彼得堡注定要在我们祖国的命运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他说，一个成熟的、有头脑的俄国人在整个俄国范围内只有在彼得堡才能生活得更加自由……

    “假如我不是留恋莫斯科大学的话，”他说，“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在莫斯科待下去。而且，除了同我们心心相印、在信仰和思想上休戚相关的人们以外，莫斯科对于你我、对于我们大家又算得了什么呢？莫斯科只有一点对我们十分珍贵，那就是对这些人的回忆……这个地主老爷的、鄙俗愚笨的莫斯科以英吉利俱乐部作为它的代表；这个冷冰冰、懒洋洋的莫斯科只会昏昏沉沉地妄自尊大，像个老婆子似的夸耀自己古老的身世和昔日的功劳，吹嘘自己当年是怎样聪明绝顶，荒谬地炫耀自己似乎赢得了什么独立地位————我不可能、不愿意也不应该同这样一个莫斯科有什么关系……而且莫斯科又有什么独立地位呢？莫斯科也和俄国所有外省城市一样，屈从于当权人物专横恣肆、随心所欲的念头。莫斯科所有人都在扎克列夫斯基 53 的统治下发抖，扎克列夫斯基像土耳其总督一样对我们所有的人发号施令————这样的独立地位真是妙不可言！当然啰，任何专横和压迫都叫人难受，可是直接来自老爷方面的专横比起因过分热心总是撞破自己脑袋的奴才的专横终究要好受一些……奴才的笨脑袋自然毫不在乎，但屈从于这种笨脑袋的其他人又怎么受得了！……现在在莫斯科能够过好日子的只有那些停滞不前、生活富足、思想衰颓的人，而朝气蓬勃、精力旺盛、渴望有所作为的人在莫斯科却无事可做。这样的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徒劳无益的怀旧，不可能一心沉醉在自己的回忆里；他没有工夫徒然回顾过去，他只是一心奔向前方……他会觉得莫斯科这种无所作为、愚笨的自满自足是不可忍受的。这种自满自足无疑是落后和衰颓的特征……”

    格拉诺夫斯基从来没有这样尖锐有力地阐述自己对于莫斯科的信念。科尔什对他的话感到惊讶、难堪，不过这些话并没有说服他，只使他受到刺激：整个晚上他像失魂落魄似的，一句挖苦话或俏皮话都没有说……

    我怎能料到再也听不到格拉诺夫斯基的谈话，怎能料到当天的晚餐对我们有些人来说是永别之前同格拉诺夫斯基共进的最后的、告别的筵宴呢？

    酒不知怎么喝不下去。格拉诺夫斯基讲完以后情绪激动，科尔什心中不快，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忧郁……

    格拉诺夫斯基晚餐以后同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在一旁谈了很久，最后他跟大家拥抱、告别……

    第二天格拉诺夫斯基便乘头一班火车去了莫斯科……

    这是一八五五年二月底的事（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 54 ，当年十月四日格拉诺夫斯基便与世长辞……

    他那生病的妻子的时日早已屈指可数，她不幸死在他之后，但也未过多久……

    十五年来（自一八三九年至一八五五年），格拉诺夫斯基一直在讲坛上同各种障碍进行斗争，极为艰难地灌输使他受到鼓舞的那种独立的思想。他在内心里深深抗议仅仅凭借武力严加维护的旧制度，尽管这种抗议是以他性格特有的那种委婉温和的形式表现在他的讲演和文章里，但他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仍然十分强烈……

    在走投无路的绝望时刻，格拉诺夫斯基曾经说过：“别林斯基有幸，他死得及时！”“一想到我们从前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成了什么样子，心里就会感到酸痛！” 55

    他的精神颓丧了，对自己的工作和义务冷淡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想用狂热的赌徒生活去抑制内心的痛苦；但是，他那纯洁高尚的本性挽救了他……因此他虽然受尽痛苦、极端疲惫又消沉，但还是重新回头履行自己的义务，认为“总还有点事情可干” 56 ……

    可是这种斗争、这些把他引向绝望和颓丧的痛苦却毁坏了他本来就不结实的身体，加速了他的死亡。其实，早在三十年代末期，他在柏林时就曾诉说他胸口疼痛。 57

    命运开了一个多么辛酸的玩笑！格拉诺夫斯基正好在对美好未来的希望鼓舞了所有的人，并激发了他的智慧和精力的那一时刻死去。他的朋友们都证实，他从来没有像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一八五五年）那样热情奋发地为公共利益，尤其是为教育事业而努力工作。那一年秋天从弗罗洛夫遗孀的乡间回到莫斯科 58 后，他急不可待地开始考虑定期出版《文学与历史文集》，文集除发表历史研究文章外还打算刊登文学和政治性文章……格拉诺夫斯基构思了有关本门学科的一系列文章，定名为《历史通信集》。文集的纲要已经写好，他想去彼得堡申请准予出版，没想到死亡却阻止了他的热情迸发出来。

    格拉诺夫斯基留下的著作不多：为取得学位而写的几部历史专著、几本纲要和述评、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和书评。所有这些著述的文学价值都比纯学术价值更高。格拉诺夫斯基对语言的运用自然极为出色，他的文句具有朴实、鲜明、简洁和优美的特点，但仅就著作本身而言，格拉诺夫斯基并无任何特出之处，而且也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名字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为什么他在生前会激起人们这样大的热情，死后有些人仍然对他怀有这样虔敬的热爱之忱？

    要对不认识格拉诺夫斯基的人解释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那些听过他演讲、在朋友圈子里见过他、听从他出的主意、同他谈过话的人才能证明他的影响确实很大，他的为人极讨人喜欢和令人神往，而并非像现在许多人猜测的那样，是他的朋友们夸大了他的作用……

    格拉诺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渡时期总有两种类型的人显得特别突出：

    一、充满自豪感并自信有力量的人，这种人勇往直前，不受过去的废墟的阻碍，具有敏感的听觉和敏锐的视觉。他们的心灵对过去的声音不会产生共鸣。胜利的权利最后总是属于他们。

    二、体现了正在逝去的时代的全部美德和优点的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优秀代表和英勇的捍卫者。 59

    格拉诺夫斯基仿佛是这两种人中间的调和者，他更同情第一种人，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这两种人的态度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由于具有深刻的、天生的美感，他在过去的美好事物面前不能不感到踌躇，不能不对过去的声音作出反响，甚至怀有钟爱之情，但他的整个思想却向往着未来；他虽然自己觉得缺少第一类人那种摧毁力，但他理解这种人是必不可少的，他完全同情这些人，祝愿他们建立伟大的功勋……

    1 巴纳耶夫讲错了：格拉诺夫斯基是在出国之前，于一八三六年初在莫斯科同斯坦克维奇结识并建立友谊的；他结识别林斯基和他们小组的其他成员也是一八三六年的事。

    2 格拉诺夫斯基此时不是教授而是教员，他自一八四五年起始任莫斯科大学教授。

    3 亚·米·涅韦罗夫（1810——1893），年轻时是斯坦克维奇和格拉诺夫斯基的密友，后在国民教育部任要职。

    4 “有人”指赫尔岑，后面这句话引自《往事与随想》第二十九章。巴纳耶夫在本章其他一些地方也引用了《往事与随想》第二十九至第三十二章的一些话。回忆录在《现代人》上发表时，赫尔岑被沙皇政府定为“国事犯”，因此巴纳耶夫在引述他的话时只好加以伪装，用自己的话进行转述，有些地方语气改得十分缓和。

    5 马丁·路德（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6 科利尼（1519——1572），法国海军上将，基督教胡格诺派领袖之一，死于巴黎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派的大屠杀中（1572年8月24日前夜，史称“圣巴托罗缪之夜”）。

    7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

    8 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一直遭受残酷镇压。

    9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10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其成员大多数参加雅各宾俱乐部。

    11 引自《往事与随想》第二十九章，引文略有差异，其中“宗教改革时期的传教士”原文为“宗教改革时期有革命精神的传教士”。

    12 指耶稣基督。加利利是古代巴勒斯坦北部地区的名称。据《新约》传说，加利利是耶稣故乡所在地，又是耶稣布道的主要地区。

    13 这两节叙述的时间不准确。别林斯基离开莫斯科（1839年10月）之前不久，就“同现实和解”的问题同赫尔岑发生过激烈争论，见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二十五章。别林斯基同赫尔岑在彼得堡初次会见不是在一八四〇年一月，而是一八三九年十二月；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八四〇年五月至一八四一年六月之间，这一次他们之间才取得和解。巴纳耶夫说他们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八四二年，那是记错了，赫尔岑一八四二年并未去过彼得堡。

    14 卡特科夫不属此列。他在出国之前同别林斯基的关系就很不稳定，回到俄国（1842年底至1843年初）之后便再也没有同别林斯基及其朋友们恢复亲密关系。

    15 彼·格·列德金（1808——1891），法学家、哲学史家兼教育家，先后任莫斯科大学及彼得堡大学教授、彼得堡大学校长。

    16 伊·巴·加拉霍夫（1809——1849），赫尔岑小组成员，彼得堡警察总监亚·巴·加拉霍夫（见本书第一百六十九页）的弟弟。

    17 指赫尔岑。

    18 巴纳耶夫记错了：格拉诺夫斯基的中世纪史课程不是讲了两次，而是一次，从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不是春天）至一八四四年四月下旬，假期以后又继续讲课。

    19 伊·瓦·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批评家和政论家；彼·瓦·基列耶夫斯基（1808——1856），俄国民俗学家、俄罗斯民歌收集者。两人都是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

    20 这次宴会于一八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在谢·季·阿克萨科夫家里举行，主持宴会的人是赫尔岑、尤·费·萨马林和谢·季·阿克萨科夫。

    21 这里有一点巴纳耶夫记错了：康·阿克萨科夫谈到彼得一世以前莫斯科士兵点名的情形的那篇文章题为《莫斯科七百周年》，是这次宴会两年以后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的。

    22 这一节是对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三十章）中一段话的相当准确的转述。“背弃信念的人”在《往事与随想》中原为“背弃东正教信念的人”。雅泽科夫写的这种攻击俄国社会先进人物并具有告密性质的诗不是一首，而是三首，均写于一八四四年。

    23 这首诗是讽刺卡·卡·巴甫洛娃的，原文末句“作品”一词一语双关，既指诗作，也指人。

    24 指赫尔岑；引文引自《往事与随想》第三十章。

    25 彼·亚·鲁缅采夫（1725——1796），俄国统帅。

    26 原文是法语。

    27 原文是法语。

    28 赫尔岑的妻子。

    29 巴纳耶夫对一八四五年在索科洛沃消夏的情景的回忆有几段取自《往事与随想》第三十二章。

    30 赫尔岑的父亲死于一八四六年五月六日。

    31 从“第二天午餐时”开始，这一节是对《往事与随想》第三十二章内容的转述。出于书刊审查方面的原因，巴纳耶夫无法直接点明争论的内容。在哲学观点上，赫尔岑和奥加廖夫此时已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格拉诺夫斯基仍坚持唯心主义观点；在社会政治观点上，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已形成社会主义和革命的信仰，而格拉诺夫斯基则未越出温和自由派的界限。

    32 一八四七年。

    33 鲍·伊·奥尔登斯基（1823——1861），古希腊文学史家和翻译家。

    34 法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年。

    35 尼·格·弗罗洛夫（1812——1855），地理学家，洪堡《宇宙》一书的译者。

    36 这一点详见安年科夫先生写的关于斯坦克维奇的那本书。————作者注

    37 今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塔尔图市。

    38 卡尔·里特尔（1779——1859），德国地理学家，主要著有十九卷的《普通自然地理学》。

    39 应是一八五一年。

    40 尼·鲍·尤苏波夫（1751——1831），公爵，家境豪富的大官僚，书画收藏家。

    41 指普希金一八三〇年写的《致大臣》一诗。

    42 彼得罗·贡扎戈（1751——1831），意大利画家，一七九二年来到俄国，为俄国各剧院（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剧院）画了许多舞台布景和壁画。

    43 原文是法语，这是法国出版的报纸。

    44 原文是法语，这是布鲁塞尔出版的法文报纸。

    45 原文是德语，这是十九世纪最大的一种德国报纸。

    46 鲍·尼·尤苏波夫（1794——1849），公爵，尼·鲍·尤苏波夫之子，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的领主。

    47 这次聚会是在一八五〇年除夕。《外城订户关于俄国报刊的来信》是《现代人》上评论报纸杂志的小品文专栏，当时由亚·瓦·德鲁日宁主持。

    48 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现代人》撰稿，后任《读书文库》编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六十年代极力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

    49 诗人阿·康·托尔斯泰和热姆丘日尼科夫兄弟发表幽默讽刺诗作时所用的集体笔名。

    50 书名不确，应是《家庭纪事》。

    51 伊·巴·阿拉佩托夫（1811——1887），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时的同学，同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文学界颇多交往。

    52 斯·彼·日哈列夫（1788——1860），《札记》一书的作者，同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间许多卓越的文学和戏剧活动家过从密切。

    53 阿·安·扎克列夫斯基（1783——1865），伯爵，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九年任莫斯科军事总督，是尼古拉时期典型的暴吏之一。

    54 应是一八五五年四月底至五月初。

    55 格拉诺夫斯基一八五〇年给赫尔岑信中的话，转引自《往事与随想》第二十九章。

    56 格拉诺夫斯基一八五三年给赫尔岑信中的话，转引自《往事与随想》第二十九章。

    57 这一点可从安年科夫先生所写的斯坦克维奇传记中刊登的斯坦克维奇致格拉诺夫斯基的几封信中看出来。————作者注

    58 一八五五年夏天格拉诺夫斯基确曾打算去乡下看望他的表妹，即弗罗洛夫的遗孀，后因病未能去成。

    59 摘要节引自格拉诺夫斯基《路易九世》一文的结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