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寄宿学校毕业后的初期生活————我的文学习作和阅读————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巴黎圣母院》————我想发表译作的不成功的尝试————我讲述赠送女仆的事以后首次受到的精神震动————我的交往————幻想服兵役和当宫廷侍从————我被安排任职————我退职————我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斯米尔津店里遇见普希金————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对库科尔尼克的《托夸托·塔索》的议论及我同这部作品作者的结识

    从寄宿学校毕业后很久，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该找个什么地方栖身。我几乎没有一个熟人。我在彼得堡的大街上漫无目标地闲逛，想着该怎样消磨那漫长的冬夜，可是什么主意也想不出来，因为没有钱是很难拿定什么主意的（而我当时的钱很少）。我通常在豌豆街或升天节街上的小点心店里要上一杯劣质巧克力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同我一起的有两三个朋友，其中包括米·亚·雅泽科夫 1 。我和他亲密相处，形影不离。然而点心店提供的消遣方式很少：一个又小又脏的房间，只点一支昏暗的小蜡烛，涂着苦油的多层馅饼，不是嵌着琥珀，而是饰以翎毛或火漆的油腻的烟管————所有这一切都令人生厌。我们没有任何兴趣，谈话离不开日常事务，谈不上几句就住了嘴；我们打着呵欠，互相看着对方，仿佛在问：“天哪！难道这就是那种远远看去十分诱人的生活吗？”见到灯火辉煌、门口停着马车的楼房，我们便停住脚步，好奇而又羡慕地朝窗口望去，里面闪现出寻欢作乐的男人和女人的身影……我们的耳边隐隐传来乐曲声。“那儿多快活呀！”我们心想，“幸运儿啊！真幸运！……这才是我们梦想的那种生活，可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一步呢？”

    我们不知道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只好低着头，闷闷不乐地各自回家。

    “喂，诸位！”有一天一个朋友对我和雅泽科夫说，这是个极机灵、极活泼的小伙子，后来自杀了，死得很悲惨，“你们是些废物，萎靡不振，胆小如鼠，你们不会生活……别着急，得有人给你们鼓一鼓精神……我来给你们安排一个小小的晚会，你们一定会感谢我。”

    “什么时候？在哪儿？”我们活跃起来，问道。

    “明天晚上，在升天节街点心店。”

    “可是我们很讨厌这家点心店。”我们皱着眉头反驳道。

    “哎呀，你们这些小丑！”他打断了我们的话，“一杯巧克力茶，一杆烟，相对而坐，那当然令人厌倦……干吗要白费口舌呀？明天晚上八点上那儿去，你们就会觉得这点心店是个天堂了。我给你们准备两个意想不到的尤物。”

    第二天八点不到，我们便来到点心店坐下，忐忑不安地等候那位朋友。他没让我们久等就来了，跟我们问了好，神秘地微笑着对我们说：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马上就……”

    随后喊道：“卡尔·伊万内奇！”店主应声出来后，他吩咐拿几支蜡烛来，又附着他的耳朵嘀咕了几句。店主意味深长地对他点了点头，说道：

    “我已经派人去了。会来的，会来的！”

    我看了雅泽科夫一眼，雅泽科夫也看了我一眼。我们不安地等着，身上开始颤抖。

    大约过了十分钟，进来两个小个子少女，长得十分难看，穿的衣服也不很干净，有点像清洁女工或时装女工……我们那位朋友迎着她们，又是叫喊又是拥抱。他让她们挨着我们坐在沙发上，并吩咐给她们端巧克力茶。两个少女扭扭捏捏，我和雅泽科夫身上发抖，不敢跟她们搭腔。那位朋友一边取笑我们，一边把一个少女推向雅泽科夫。雅泽科夫叫了一声，急忙闪身躲开。

    就在这时门打开了，警察分局局长目光严厉地走了进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他吼道，“胡闹！马上给我滚！”

    两个姑娘跑了；我们又吓又臊，奔过去拿起外套，在警察分局局长威吓的目光下走出了点心店。

    那位朋友为我们安排的晚会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他走出点心店时跟我们一样恭谨顺从，但走出几步之后又对我们说，他一定要在这个坏蛋局长身上刺个窟窿。

    自此以后我们极为厌恶这些点心店，甚至走路都要避开，不从它们门前经过。

    这种无所事事、虚度时日的生活开始使我感到异常苦闷，可是我家里的人却对我说：

    “等你休息一阵儿，也就该考虑找个差使了。”

    由于无事可做，我开始布置我的房间，把它收拾得颇为像样而舒适。一想到雅泽科夫和克列切托夫将会喜欢这个房间，我感到十分高兴。有一天晚上我在房间里点亮了灯，在灯光下欣赏了一番，然后躺到沙发上，开始幻想怎样才能当个文学家。一想到我的名字将会印在哪部小说或哪首诗的下面，一阵愉快的战栗顿时掠过我的全身，于是我觉得必须马上写点什么……我思索起来，我的脑子里渐渐形成一首题为《致少女》的短诗，是模仿雅泽科夫的格调，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十分强烈。 2 一个小时以后，这首四节的诗便写好了。我朗读了一遍，对它那铿锵的音调感到十分满意。我真想马上念给克列切托夫听……他会做出什么评价呢？我刚想到这一点，门铃就响了，克列切托夫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乐得几乎要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

    克列切托夫仔细打量了一下我的房间，说道：

    “哎呀，老弟，你这儿布置得可真漂亮！很有点美学趣味……这些小玩意都安排得恰到好处……”

    克列切托夫坐在柔软的沙发上，继续赞赏我装饰房间的才能。

    我给他念了我写的诗。

    “写得好，音调铿锵，跟雅泽科夫的诗一样！”克列切托夫说着从我手里拿过我用清晰的字迹抄着这首诗的笔记本。他自己把诗朗读了一遍，说道：

    “你呀，老弟，是天才！……是的，是这样！继续写吧，写吧……”

    我当真继续写起诗来。我模仿当时所有的著名诗人，几乎每天都要写一首诗，因此没过多久，这本笔记本就写满了诗。然而尽管克列切托夫一再夸奖，我却想都没有想过往哪家杂志投寄这些诗，哪怕是我认为最好的一首。我一向觉得文学家和办杂志的人是些高不可攀的人物，在我看来，想和这些人交往，那是太狂妄了；至于那些在《北方之花》《文学报》 3 和《莫斯科电讯》上发表作品的人，他们在我的眼里几乎已经神化……我写诗只是由于无事可做，随便写着玩，只要能听到我那位态度宽容的老师的夸奖，我的自尊心暂时便已得到满足了。

    除了我国出版的杂志和文艺作品集以外，我还爱读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我通过法译本和俄译本读完了他所有的长篇小说。

    当时欧洲的古典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激战正酣。法国浪漫派一批元勋的名字————雨果、仲马 4 、巴比叶 5 、苏利叶 6 、苏 7 、维尼 8 、巴尔扎克————开始在我国获得轰动一时的声誉。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给了古典主义致命的一击 ————这是克列切托夫说的话。这篇序言激起了他狂热的激情，他没完没了地极力称道《克伦威尔》 9 。我的兴趣从沃尔特·司各特转到法国浪漫派作家身上，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的作品。古典派同浪漫派的斗争对我那早就需要某种养料的智力起了一点刺激作用，我不假思索，马上就站到浪漫主义的旗帜之下。当时我们把波列沃伊、普希金及其流派看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10 ，我们庆贺浪漫派的胜利，但对古典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概念却十分粗率。我模模糊糊地把一切过时的、陈旧的、腐朽的东西笼统地理解为古典主义，反过来又把一切新鲜的东西理解为浪漫主义，并开始对这些东西产生一种本能的、不可遏止的爱好。为什么会产生斗争呢？这一现象包含什么意义呢？我无法理解这一点。在为浪漫主义祝捷的同时，我也庆贺对托尔马乔夫、罗戈夫、凯达诺夫、贾布洛夫斯基 11 等辈，总之对我们所有那些小暴君和压制者的胜利，这些人老是死抱住他们那套狭隘腐朽的观念和鄙俗的奴隶道德不放。我们所有的老师（除克列切托夫以外）、所有的学监和家庭教师对新的文学运动的态度都持鄙视和冷酷的态度，认为它同道德原则背道而驰。我们把他们看作古典派，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成为最狂热的浪漫派了。

    众所周知，法国的文学革命是和政治革命同时进行的……不论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新的思想都取得了胜利，然而我对政治运动的意义却一无所知……七月革命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我只是偶尔听说查理十世 12 被赶走了，取代他登上王位的是路易·菲力普。为什么要赶走一个国王，让另一个人当上国王呢？我对这一点毫无兴趣。除文学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能触动我，我对任何事情也一无所知。

    《巴黎圣母院》 13 问世以后，我几乎甘愿为浪漫主义上绞刑架。

    我是从《莫斯科电讯》上得知《巴黎圣母院》 14 这本书的。此后过了不久，彼得堡所有能用法语阅读的人都开始热烈议论雨果这部新的天才作品。这本书到了彼得堡后立即被抢购一空，我好不容易弄到一本，便神经质似的，异常激动地读了起来……

    我几乎不间断地一口气读完了《巴黎圣母院》 15 。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强烈的读书的快感。克罗德·佛罗洛、爱斯梅拉尔达、加西莫多等人一直萦回在我的想象中；克罗德·佛罗洛在夜里把爱斯梅拉尔达领到绞架下面说“你得在我和这绞架之间做出选择”这一幕我都背了下来……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一直把这部小说挂在嘴边，把其中的一些片段反复读给克列切托夫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听。

    激动的情绪稍稍平静以后，我着手翻译《巴黎圣母院》 16 的最后两章。我把对作品的爱倾注在翻译中，对译文做了仔细推敲，并读给克列切托夫听了。他认为我的译文十分出色，建议我寄给《莫斯科电讯》。我把译文抄了一遍，又做了若干润色就寄了出去。

    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收到一份新出的杂志，我都忐忑不安地翻开，但是————唉！————没有我的译作。这篇东西就这样消失在《莫斯科电讯》的编辑部里。这是我想发表作品 的第一次尝试，不过，这次失败并没有让我沮丧多久。

    对读书的爱好还使我得免于完全陷入空虚无聊的周围环境的那些琐事。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唤起了我想了解中世纪历史的愿望。

    不过，当时在我看来，文学仿佛是和生活完全脱节的。它刺激我的幻想，使我感到一种愉快的满足，但对思想的发展却很少有所促进。我的周围还没有什么事物能使我产生任何疑问，引起我的思索或怀疑。我思想上自幼受到灌输的、在寄宿学校又得到发展的所有的偏见、粗野的概念和观点依旧留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受到触动。

    有一天，一位朋友来到我这里。我在同他谈话时不知怎么顺便提到，我的妈妈把一名女仆送给了 她的一个亲戚。我那位朋友禀性粗鲁，几乎什么书都没有读过，然而他的思想却比我更成熟。听了我说的话，他做了一个怪相，对我说道：

    “这种事你说起来怎么不感到难为情，而且态度这样冷静，仿佛是在讲一件最普通的事情？”

    “干吗要难为情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她没有权力把自己的农奴姑娘送人吗？”我惊讶地反驳说。

    “亲爱的朋友，我知道有人干这种事，庄稼汉、仆役、用人和使女都被拿来出卖、送人情，可是这种事有教养的人说出口都感到害臊。因为人不是物品，尽管他是农奴；他也有一颗跟你我一样的心灵，他也跟咱们一样，是按照上帝的模式创造出来的。”

    这些朴实的话语使我感到惊奇……我头一次感到了自己那些观念的粗野————于是我的脸红到了耳根。那位朋友走后，我心情郁闷地陷入了沉思。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暗自寻思，“说真的，一个人怎么能像占有一件东西一样占有另一个人，而且滥施淫威，肆无忌惮，任意摆布他的命运？谁能给他这种残酷的、荒诞的权力呢？”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这是我思想上受到的第一次精神震动。我的思想苏醒了，它开始使我感到有些不安。我仿佛为自己拥有农奴而感到羞愧，对他们的态度也温和得多、谨慎得多了。这使我的某些近亲感到十分不满……“你会把家里所有的仆人都惯坏的，我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主人 ，要让他们怕你 。”

    毕业以后，我和那些志趣比较相投的同学保持了联系，并结识了他们的家庭。但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社交才能，这种自尊心折磨着我，使我变得腼腆、怯生，尤其是在妇女中间，因此我竭力避开她们。

    我的亲属中有些人热切希望我服兵役，而且一定要当骑兵，因此他们逼着我学习骑术。带穗的肩章、军刀和马刺很有吸引力，搅得我心神不安，然而想到我还得进士官学校，再次坐上学生的座椅，还要接受考试，我那种尚武的激情又冷了下来……我决心去供文职，这种决定违背了亲属们的愿望，但他们想到我将当上一名低级宫廷侍从，也就感到宽慰了。我自己很想穿上那种金色制服 17 ，甚至几次梦见自己穿着这身制服，还佩戴一些勋章，而且每次醒来，发现这不过是一场梦时，便感到很伤心。

    最后我被安排到国库司工作，不领薪水。这是靠了这个司的司长德·马·克尼亚热维奇 18 的情面，他是我父亲在喀山大学的同学。

    我奉命抄写公文，起草一些公函，这些工作令我极为厌烦。我到司里上班总是去得很晚，不等下班就走路。我那个科的科长弗拉季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是德·马·克尼亚热维奇的兄弟，他对我态度冷淡————说实在的，不仅是他，我给任何一个严肃的、守规矩的人都只能留下最不愉快的印象！

    有一天我来到司里，上身穿着文官制服，下面却穿了一条杂色的方格裤子，当时这种裤子刚刚在彼得堡出现。我是最先穿这种裤子的人之一，想穿着它在司里炫耀一番。这条裤子引起的效果超出了我的预料，当我经过一个个房间向自己的科室走去时，编内外的官员们都扔下自己的工作，微笑着互相推搡地用手指着我。这还不算，许多股长，甚至科长都跑到我的科室来看我，其中几个人走到我的跟前说道：

    “请允许我们打听一下，您这裤子是什么料子做的呀？”说着还伸手摸摸。

    有一位股长是个幽默家，他说：

    “这裤子的布料好像跟厨娘们做裙子用的那种布料一模一样嘛。”

    我的裤子在司里引起了一片议论，大家进进出出，致使弗·马·克尼亚热维奇也回头朝向我的桌子，斜着眼看了我一眼，然后走到我的身边向我指出，我的穿着不合乎礼节。

    由于一八三一年彼得堡霍乱流行，我不再到司里去了。当我缺勤三个月以后又去上班时，弗·马·克尼亚热维奇把我叫到他跟前。

    “您为什么这么久没到司里来？”他问我时脸色都变了。

    “我病了。”我答道。

    “那您也该通知一声……我本来就该告诉您，这样工作是不行的。您十二点才露面，可别人都是九点半来。”

    “可是我不领薪水呀。”我打断了他的话。

    “这不成理由。如果您想继续留在这儿供职，就该跟所有人一样工作。不然的话……”

    “您的意思是我应该离职？”我再次打断他的话，“那有什么，我辞职得了……”

    “随您的便……我不挽留您……”弗拉季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气冲冲地说。

    我离开了司里，打算第二天就呈请辞职，但我一天又一天地老是往后推，同时也不到司里去。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一天早晨，司里的送信员来到我这里对我说，司长请我去见他。

    德·马·克尼亚热维奇性情十分急躁，发起脾气来言语非常尖刻。这种邀请绝不是什么好兆头，因此我去司里的时候心里十分不快。

    我走进司长的房间，站在他的面前。

    德米特里·马克西莫维奇正在伏案工作。

    过了一会儿，他从公文上抬起头来，把脸朝着我。

    “我请您上我这儿来，”他说，使我惊奇的是，他对我说话的声音相当温和，“是想跟您谈谈您供职的问题。您根本没有到司里来……”

    “我想辞职，阁下。”我说道。

    “不必嘛，”司长说，“我知道您和我的兄弟谈过一番话。我的弟弟是个有病的人，肝火很旺。也许他对您说过一些多余的话，您是个年轻人，当时就感到受了很大委屈，别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您要是能继续在我的下属部门供职，我将感到不胜愉快。我很珍视同您父亲旧日的友情，很想为您做点事。”

    我被这番话打动了，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切，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回答说，我感到我完全没有能力干这种工作，已经下决心辞职。

    “那么，悉听尊便吧，”德米特里·马克西莫维奇答道，“我不能强迫您。”

    当天我就递交了辞呈，有一年多再也没有供职。我的亲属并没有料想到这一点，他们一直幻想我会很快获得低级宫廷侍从的头衔。

    每天早上我离家外出，仿佛是去上班，实际上却是在街上溜达。我常常顺路走进一家点心店，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发表在《祖国之子报》 19 上的马尔林斯基 20 的中篇小说《“希望”号巡洋舰》，心里想道：“天哪，要能写出这类作品那该多好！”

    我利用偶染小恙、医生禁止我外出的机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动手写小说。我对于生活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主见，甚至对它表面现象的了解也是浮光掠影，十分散乱；而由于没有任何主见，虽然多少有一点观察能力，对我也起不了作用。我感到一筹莫展。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我还是编出了一段情节，照我看那是非常动人的，但可想而知，它实际上极为荒诞，因为我盲目地竭力模仿马尔林斯基的叙事手法和文笔。

    我一边写一边把小说读给克列切托夫听。克列切托夫每次都要夸奖几句，特别是对文笔，但他也指出，我在描写人物时只触及外表，很少深入窥视人的心灵；他说，我对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写得不够，等等。同时他还补充说，对自己必须严格要求，写出一部作品后，应该放它三年，三年以后重读一遍，修改一番，再放它三年，然后再读一遍、再改一遍，再放上一年，待到这时再拿出来略加润色，就可以放心地拿去发表了。他说，他自己总是按这种规矩行事，他手头已有了一大堆颇有分量的作品，可能不久就会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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