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章 新儒学

迎合皇权，因此不管是法家的法治还是儒家的民贵君轻，到最后都只是一句空话，当贤明强干的开国君主逝去，之后的王朝皇帝们会破坏先人所定下的规矩，因为个人的好恶而进行赏罚，帝国的基础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被破坏，贪污腐败的情况一旦开了个头，就很难得到遏制，最终使整个国家像病变演化，逐渐衰弱以至于死亡，而这个时候伦理道德政治往往会被那些利益攫取者当作一块遮羞布来使用，他们既没有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也没有确切的才能，他们所有的只是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的本事，靠着开国君主和功臣们制定的制度使王朝苟延残喘。

    车驾内，刘宏看着太学前广场上彼此对峙的两群人，轻轻叹了口气，那些守旧的儒生最终将被时代所抛弃，现在的儒家势力并不强大，皇帝个人的喜好就能影响一家学说的兴衰，儒家真正的独大是在科举大兴，唯儒学思想取才以后才实现的，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出身的官僚才彻底让被皇权改造后的阉割儒学凌驾于了一切之上，皇权，儒学，官僚三位一体的统治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时的儒学已经成了一种僵化的制度，无论皇朝更迭，官僚变化，家族兴衰，始终不变的便是儒学带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周而复始的王朝让中国有了让西方人赞叹的长久历史和稳定繁荣，可是中国却在一治一乱的循环里原地踏步，直到明末出现了儒学自汉朝以后的第一次前进时，却被天灾和农民起义以及野蛮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彻底断送，接着便是儒学史上最黑暗的三百年时期，原本只是被阉割篡改的儒学彻底给扭曲了，连带在治乱循环里得以保留的中华道统也几乎被断绝，直到刘宏生前的那个时代，中国依旧在承受着那三百年黑暗时期所余留的恶果。

    儒学在帝国的思想体系中，很长时间都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在孝武皇帝时代，名著天下的大儒董仲舒为了能使儒学走上政治舞台，而引入了法家的观点，利用大一统和君权天授迎合孝武皇帝，而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是实际上孝武皇帝只是借用尊儒的外衣使法家走上了帝国的政坛，因为高祖皇帝正是打倒了以法家思想一统六国的秦朝才建立了大汉，对于孝武皇帝而言，让法家名正言顺地取代原本治国的黄老思想，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整个贵族阶层支持的，于是才有了儒皮法骨的政治格局，董仲舒终其一生也未得到重用，不过儒家因此也扩大了影响力，至少在表面上，儒家关于道德伦理方面的思想成了帝国的主流思想，慢慢地对帝国各个阶层施加着影响。

    历史上，在一个王朝后期，撑起国家的只是少数正直的精英，而朝堂上多的是无能而且卑鄙的同僚，至于民间则更多是思想僵化的知识分子，而这并不能归咎于这些人本身，因为这本就是统治者天生对统治下的百姓的防范，以帝国为例，光武皇帝中兴以后，大肆推广儒学教育，并且使用儒家典籍作为选官的标准，但是实际上官僚依旧以豪族或者崛起的高门世家为主，而这些人往往并不使用儒家的手段治国，但是表面上他们都是儒家徒，而民间得到教育的普通人更多的是受到教条式的儒家思想教育，他们看似得到了出头的机会，但是最后真正能够成功的只有极少数人，而这极少数人也会立刻成为前者一样的人，脱离原有的阶级。

    要让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安分守己，就要为他们树立一个榜样，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帝国的威严，而那不是鲜卑人入侵帝国边境，杀害帝国子民，随后上一道降表就可以什么事也没发生，而是血腥的杀戮和报复，只有这样，那些游牧民族才会牢记什么是秩序，才会接受帝国的文明，在将来的日子里才不会发生战争，用一个鲜卑民族换取日后草原的世代安宁，才是真正的仁义，年青的太学生们坚信他们才是真理的一方，杀一人，救千万人才是真正的大仁义，他们现在面前的只是一群什么都不懂的腐儒。

    光武皇帝中兴以后，由于光武皇帝本人和中兴功臣大半都是儒家出身，儒家才真正得到了实质上的发展，而光武皇帝中兴以后，帝国的政治也渐渐走向了伦理道德政治，在皇权强盛的前期，这种政治模式对安定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可当皇帝孱弱，以后族为代表的豪强集团逐渐把持朝政时，这种伦理道德政治就变成了帝国政治中的病变体，孝桓皇帝时代开始越演越烈的名士风潮和门生故吏集团便是其引发的后果，伦理道德政治对于人的道德提出过高的要求，最后只会导致虚伪矫饰，人情关系也取代了正常的官僚秩序，而且由于过分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而忽视了律法，于是法纪对帝国官僚的约束降低，直接造成了法律对犯罪者的区别对待，官僚和权贵者失去约束，普通百姓则苦于酷法，帝国在建宁以前的各种问题，从表象上看是豪强把持皇权和贪官污吏横行，但实质上却是伦理道德政治在制度上的天生缺陷，因为伦理道德政治要求皇帝本人作为道德楷模去统御臣下，若是遇到皇帝贤明而且拥有高明的治国手腕，那么伦理道德政治无疑能发挥它的作用，但可惜的是由于皇帝本人站在整个帝国的至高点上，很容易自我失陷在欲望中，伦理道德政治更多时候都是处于失效状态，而那个时候用以维系帝国运转的便是官僚制度和一些正直官僚，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皇帝或政治家出现，那么很快帝国就会轰然倒塌，死于内部的农民起义，即使伦理道德政治和儒家学说再利用安抚百姓，但是民众的忍耐是有极限的，当失去制约的官僚和权贵侵害到他们的底线时，原本看似温顺，受到传统观念和儒家学说忠孝服从思想熏陶的底层百姓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将帝国拖入毁灭的深渊。

    太学，作为刘宏改造帝国政治的大本营，从建宁以后，由他借鉴后世各种政治思想所提出的新儒学便在太学悄然崛起，而这个时候儒家学说的包容性就体现了出来，因为无论是大国沙文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刘宏都可以将它们披上儒家的外衣，孔子本身作为一个坚持周礼的贵族，尊王攘夷，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始终贯彻整个儒学，在他死后，儒家一度有过八个学派，在战国时代，儒家也并非一直都碌碌无为，只是其所坚持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对君主过于苛求的道德使得他们没有太大作为，但是即使如此，秦朝在一统六国以后，始皇帝依然使用了儒家学说，只不过因为在郡县制一事上儒家和始皇帝硬顶，才导致了儒家被弃用，至于所谓的焚书坑儒，也不过是帝国建立以后，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而炮制出来，当时始皇帝焚烧的是六国史书，坑杀的也只是那些方士，至于儒生根本未受到打击，最多是在政治上全面遭受挫折和失利，若说秦末的典籍遭到损坏，应该说是项羽在咸阳的一把大火，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学说是为政治服务而产生的，这几乎可以说是百家学说的成因，而这一条也是贯彻整个中国历代王朝的一条准则，当家天下的制度形成以后，所有不适应皇权统治的学说都被摒弃了，而剩下的法家由于在秦帝国的失败而注定只能隐藏在儒家的外衣之下，但即使如此法家在之后的历代王朝里照样被阉割，至于儒家更是直接被进行肢解和完全为政治而进行解读，这也是儒家学说自战国时代以后，不但没有进步，而且甚至倒退的主因，刘宏并不认为自己能依靠先于整个时代千余年的积累而另外开创什么学派，因为历史早已经证明，即使出于政治目的被进行解读和修改，儒家学说的核心伦理道德依然是最适合帝国的，他所要做的只是修正它的缺陷并使其为自己服务就可以了，刘宏并不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冷酷或者自私的评语更适合他，因此他依然会为自己的后代打算，作为从秦末统一至今的帝国，皇权的神圣性已经深入人心，在原本的历史轨迹里，三国混战之后，魏篡汉，晋篡魏，使得皇权失去了原本的神圣性，才导致了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自那以后，再也没出过超过四百年的皇朝帝国，刘宏的私心让他决定利用新儒学将皇权和整个国家连为一体，让普通百姓和帝国的精英阶层将皇权和国家看得高于家族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