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章 新儒学

    刘宏曾是历史系的学者，虽然他知道自己的观点也许有些偏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学和中国的关系实在太过深厚，深厚到没有人可以去割裂，他能做的只是修正儒学固有的缺陷，并且通过一切手段使儒学向前发展，而这一切都被他寄托在新儒学之上，尽管里面掺杂了很多后世外国的东西，但是他不认为这是一种背叛，儒学的本质精神是学习，儒家学说始于孔子，却绝不是孔子建立，由他的弟子所开创的八个学派，在春秋战国时代学习别派学说，才渐渐形成了儒家，而历史也应证了这一点，中国人始终是最善于学习的民族。

    雒阳太学前的广场上，陈琳作为文渊中的骨干分子领着以青年为主的太学生和一帮儒生彼此对峙，天子以朝廷之名下达的宣称要对鲜卑人进行报复的血腥诏书，和儒家中的‘修文德以使远人来服’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在过去帝国强盛时期，朝廷往往会对前来投降的部进行赏赐，免去他们的罪责，而现在天子不但下令斩杀对方前来献降表的使节团，命令边地士卒将其头颅悬挂于长城之上，更是说出了十倍杀之以行报复的暴虐之语，足以让那些传统的普通文人感到很不舒服。

    广场上，对峙的气氛已经变得激烈起来，对于深信自己是正确的辩论者而言，对方任何的说辞都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而所谓的辩才能够压倒对方，有时候更多是气势上的，而现在新儒学的青年太学生们无疑占据了优势，他们占领了大半个广场，个个目光犀利，身体健壮，在太学里他们可以得到天子的补助和各种工作机会，足以让他们吃饱，有充足的精力锻炼身体，‘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这句出自天子的圣训被他们铭记在心，年青的他们相信帝国和野蛮的游牧民族之间，只有战胜他们，才能让他们接受秩序和文明，国家与国家之间，强权就是真理，在孝武皇帝时代，是卫青，霍去病，羽林军打败了北匈奴，而不是现在他们面前那些儒生口里所说的仁义。

    僵化的教条式儒家信徒，这就是整个帝国里刘宏所要面对的一群麻烦，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这些僵化的教条式儒家信徒虽然大多仍旧属于社会底层和知识分子阶层里最低的一群人，但他们中有不少可以算是真正的儒着，至少他们在德操方面比那些伪君子之流要好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刘宏对他们保有一份敬意，而不愿意对他们使用非常手段，只是在舆论上一如既往地压制，在太学里内部的争斗里则放任不管，掌握了青年一代的他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实在没有必要去迫害这些难以对他造成损害的儒生，文字狱这种事情有百害而无一利，利用暴力去消灭舆论是最愚蠢的做法。

    在帝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严格意义上来说，无论是高门望族还是寒门庶族，都属于地主阶级，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前者在帝国的豪族政治趋向瓦解时依靠时运取得了先机，从而阻挡了后者的仕进之路，利用攫取的政治地位试图为将取得的特权延续下去，在原本的历史轨迹中，席卷整个帝国的内战最终确立了这种比之豪族政治更为落后的门阀制度，导致了自秦汉大一统之后集权帝国的中央衰弱，最后酿成了五胡乱华的恶果，但是现在，由于刘宏的出现，在一切都只是处于转变初期时，逆转了这种变化，一方面压制高门望族，一方面扶植寒门庶族，使得整个帝国在原本的豪族社会走向崩溃时建立起了一个更加健康的士族社会，虽然这种转变还未完成，也远未定型，可是两者的差距已经被缩小，足以形成一个撑起整个帝国的精英阶层。

    历史上所有的中兴之主，几乎都是恢复王朝初始的法纪，约束失去控制的利益集团，才得以重新振兴王朝，就像现在的帝国，在光武皇帝中兴之初，依靠豪强起家的光武皇帝甚至不能对犯罪的大豪强施以制裁，但是随着皇权的巩固以及独裁制度，光武皇帝晚年时豪强势力便得到了抑制，而他的继任者孝明皇帝延续了他的政策，在这一段时期内，豪强势力被皇权全面压制，只可惜孝明皇帝之后，孝章皇帝开始对外戚纵容使得豪强势力反弹，最终在孝和皇帝以后危及了帝国，若不是刘宏上台以后利用光武皇帝制定的独裁制度，再次独揽了皇权，恐怕整个帝国将如原先的历史轨迹一样，被农民起义摧毁最后的统治根基，陷入军阀混战中，以最暴力的方式宣泄帝国累积的各种问题。

    而从目前的状态看，刘宏的理想正在稳步地前进着，太学里年青太学生正在朝他所希望的方向蜕变着，而这一切转变的基础则是他不遗余力的财力投入，不过对他来说，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青年本就是血性的，只需要对他们加以引导他们就是帝国日后的脊梁，现在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让刘宏觉得有一种难以言语的感觉，就似乎他站在世界之巅，俯视着脚下的一切，总有一天他会达成自己的野心。

    七年的努力，让刘宏在太学里培养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年青太学生，而他们也是他麾下舆论的主要实力，尽管他们的名望还比不上那些成名已久的士大夫，但是青年所具备的冲劲让他们比起那些士大夫更加狂热和充满干劲，在太学里正是靠着陈琳这些青年太学生，刘宏掌握了帝国的未来，但是眼下新旧思潮的对立依然严重，至少那些传统的儒生和文人并不喜欢刘宏带给太学的变化。

    在刘宏看来，后世外国所谓的各种政治思想中国在战国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都有过，无论是秦的军国主义体制，汉初的自由经济政策，又或者是道家的无政府主义和法家的绝对集权主义以及儒家的‘民主’都有着相当的造诣基础，他所提倡的新儒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作为社会核心准则，法家作为治政思想，同时辅以军国主义体制，在他的理想中，帝国的臣民应当如同战国时代的秦人一样，勇于公仇，怯于私斗，整个国家保持着旺盛的侵略意志，他要让帝国变得如同秦国一样，但是又没有秦国的缺陷。

    广场之上，由陈琳带头的新儒学的青年太学生们和那些守旧的儒生辩论激烈，事实上这种辩论并无意义，因为旧儒学注定是要消散的，很多时候实力代表着一切，尤其是在旧儒学的基础上诞生的新儒学更加易于取代它。行政，教育，选官资源上对新儒学的倾向性让这一切都成了时间问题而已，但是刘宏依然让这种辩论进行了，这是他向那些旧儒学传统下知识分子表达的最后敬意。

    在太学里，来自地主阶级的太学生占据了大多数的位置，但是这不代表太学里便是以他们为主，一个帝国若是底层的百姓永远没有出头的机会，那么它也就离灭亡不远了，即使以帝国的社会结构，一部分底层出身的人依然有机会出头，只是这机会相当的渺茫，而太学便是机会之一，虽然太学里年轻的贫寒太学生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了刘宏这一边，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固执于以前学的经义，而这一部分人便可以算作一个典型，他们代表了帝国目前知识分子阶层里最底层但同时也是最坚定的一批人，他们并不喜欢刘宏那种违背传统的做法，在几乎没有参与过政治的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应当是仁慈而非残暴的，刘宏对鲜卑人那种赤|裸裸的血腥报复的诏书宣言，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先兆，刘宏会因此而变成暴君，迟早会将这种残暴带给本国百姓。

    一直以来，刘宏都在淡化帝国的伦理道德政治，而降其纳入到社会秩序中去，政治应该是高效而讲究实利的，更是血腥和冷酷的，伦理道德政治注定只能碌碌无为，沦为一块遮羞布，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每个王朝都是初期强大，而后每况愈下，便是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政治模式会渐渐取代原本高效的法家模式，每一个王朝之初，除去开国皇帝和功臣本身的才能，都会强调法纪的作用，但是随着后继者在能力上的缺失，王朝之初对法纪的重视会慢慢被侵蚀，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其本质都是迎合皇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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