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全球朝着货币稳定的目标所取得的进步

性局面以及将物价推高到法案期望达到的1921——1929年水平的一种看似不可能性，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对该法案的误解和因此而导致的歪曲报道，从而令已经因持续太久的萧条而绷得过紧的公众神经再次遭到了过度的刺激。

    对《戈兹布拉夫法案》的反对之声

    《戈兹布拉夫法案》的一些反对者称，该法案所寻求的对价格的调控是有悖于“供求法则”的。轻率地提出这种反对理由的人既没有意识到供给和需求是以某一个价格水平为先决条件的， 注80 也没有理解个别商品价格与整体价格尺度之间的区别。

    更加无理取闹的是那些将《戈兹布拉夫法案》贬斥为“通胀”法案的人。当该法案被提请审议时，美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紧缩；而要想治愈通货紧缩这个弊病，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一定幅度的“通货再膨胀”，也就是说，采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应对近期迅速发展的、严重的通货紧缩是非常合理的。但是，“通货膨胀”是一个有着臭名昭著的历史的词汇；那些使用这一词汇的人所暴露出来的对经济学的无知其实是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居然还在使用一个历史词汇。

    看问题要看实质

    许多公开指责《戈兹布拉夫法案》为通货膨胀法案的人本身都明确支持财政部部长奥格登·米尔斯（Ogden Mills）先生所描绘（和主张）的“有调控的信贷膨胀”政策。有调控的信贷膨胀和有调控的通货膨胀（或通货再膨胀）实际上完全是同一回事。有调控的通货膨胀正是联邦储备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执行的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行为的目的，这些公开市场操作得到了许多保守银行家的支持。全国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1932年5月的官方出版物称：“为重振商业和提高物价水平所做的工作应该在各地都得到支持。联邦储备系统正在以身作则。”

    最后，有些人认为《戈兹布拉夫法案》将把过多的权力集中于身居华盛顿的一个小型委员会的手里。但联邦储备委员会早就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并且通过使用或未使用这样的权力而给经济造成了足够的伤害，因为他们无论是使用还是未使用这样的权力，都没有合理地参考物价水平。而《戈兹布拉夫法案》则明确了他们对于物价水平负有责任；物价水平至少会对其权力构成一定的限制————目前就信贷膨胀和信贷收缩（也就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来讲，他们的权力是无限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先前的一位成员曾经将联邦储备系统描述为“漫无目的”。它是没有指导而滥用权力的一个很好例证。

    美元的不良记录

    然而，最荒谬的反对理由莫过于主张（种种阻挠中所暗含的）健全的货币就是过去几十年我们这些受折磨的几代人所拥有的这种货币。健全的首要要求是稳定；而美元购买力的稳定性是与物价水平的稳定性相挂钩的。那么美元具体有多稳定可以通过下面的这张描述其从1860年到1932年历史的图中判断出来（见图6）。

    图6 这一曲线有一天应该被刻在不稳定货币的墓碑上。而它也是产生无数真实墓碑的罪魁祸首，这些墓碑的主人包括因劳资双方的争斗而被打死的成年人和饿死的孩子，因为这类争斗基本上是由这一曲线而导致的。该曲线中所包含的每一次下降，包括无数次极小幅度的下降，都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债务人（在无意之中）被他们的债权人占了便宜；而曲线中的每一次上升则都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债权人（在无意之中）被他们的债务人占了便宜。无论是在债权人阵营中还是在债务人阵营中，都是既有穷人又有富人。例如，我们假设一个穷人在抵押贷款的帮助下建起了一间房子。他在1865年借了1,000美元；到了1896年，他已经支付了全部的利息并且偿还了本金1,000美元————此时的1,000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1865年时的3,000美元。再举一个穷人作为债权人的例子，某人于1896年将100美元存入银行，1920年他取回了256美元（包括复利利息），然而此时这些钱的购买力仅相当于1896年的77美元。

    如果我们把1913年时的1美元当作100美分来看待，那么下面的这张表就向我们展示了自1860年以来的不同时间1美元的不同购买力。

    1860年 96美分

    1865年1月 47美分

    1896年 150美分

    1913年 100美分

    1920年5月 45美分

    1922年 72美分

    1923年 69美分

    1924年 70美分

    1929年 71美分

    1930年 81美分

    1932年 98美分

    1932年3月19日 111美分

    1932年6月第3周 118美分

    换种表示法，如果1929年1美元是100美分，那么1932年6月第3周1美元就是162美分。

    我们的上述算法并没有把一战期间及战后国外所发生的情况考虑在内。这一期间各国出现了德国人所谓的“灾难景气（cala-mity booms）”,它使得很多中产阶级的人群被消灭掉，很多人都死掉了，原因包括自杀，因为他们的收入（包括工资和债券利息）并没有跟随物价的上涨而上涨。在英国，1913——1920年间，物价水平上涨超过3倍；在法国，物价水平上涨超过5.25倍；在意大利，超过6.5倍。在奥地利，在1914——1922年间，物价水平上涨超过17,000倍；1925年则超过了21,000倍。在俄国，1922年的物价水平上涨了400多万倍；而到了192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0亿。在德国，1920年的物价水平仅上涨了15倍，而到了1923年通货膨胀达到疯狂之时，物价上涨达到了超万亿倍的天文数字。 注81

    战争，导致不稳定的因素

    从导致货币紊乱（几乎同战争一样残酷）这个角度来讲，战争是打造稳定货币体系的一个最大障碍。没有什么货币设施是战争破坏不了的。战争所产生的债务、战时通货膨胀及战后通货紧缩的规模和范围之大，即使是设计再精细的制度也不可能对其产生有效遏制。

    但那种认为能够有效解决边境争端的措施（即司法体系）不应该被用来化解战争的观念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战争同边境地区的枪战一样，是一种原生态形式的诉讼，只要有些东西可以引起争议并引发诉讼，而且提起诉讼又没有其他的方法，那么战争就会不断出现。战争罪不在我的知识领域之内，但我认为现在没有学者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罪责都归咎于一个国家。有些人认为这次战争的几乎全部责任都应由洛斯·迪金森（G. Lowes Dickinson）所称的“全球混乱（The International Anarchy）” 注82 来承担，在全球混乱的情况下，各国都要应对其所面对的商业竞争。为了避免战争，力量的平衡成了一种安全保证；而它也的确在一段时间内维护了和平。但局面迟早会恶化的，因为任何力量的平衡都不会保持长久。按照上述这种观点，当平衡被打破之时，所有欧洲大国都像那两个实力稍逊一筹的邪恶国家 注83 一样不情愿地选择了战争。

    由于国际诉讼要比国内诉讼晚出现100年，因此达成取代战争这一目标的第一步自然一定是带有准司法性质的，尚不可能是完全司法性质的。

    我们能保持资本主义吗？

    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总是由那些利用了人们想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望的人所制造出来的。而这种威胁正变得越来越现实，看看1919年的俄国和1932年智利的情况吧。

    战争与不稳定的美元（伴随它而来的饥饿和罢工）都会令一些观点有机可乘。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体系被称作私人利润体系（System of Private Profits）可能更为适合些；经济萧条属于利润病的一种，资本主义尤其容易患上这种病。拥护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近来宣称，资本主义体系目前仍处于试验中。如果他的话是对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必须进行一次内部清洗，把经济萧条这个污点从利润体系中抹去，否则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就会把资本主义的整个大厦彻底摧毁。因为利润总是受不稳定的美元的支配，一旦物价水平下降，利润就有彻底被吞噬的可能，而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却不会消失。

    各个层次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都联合起来反对私人利润，并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利润的存在，危机便不会产生。于是，1929——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困境就成了俄国人的笑柄，虽然他们自身经济也不是很繁荣，但显然是处于上升通道中，而我们的经济却是在下滑。在这里，我不想讨论两种经济制度各有哪些优势。资本主义总是夸赞自己对积极性的奖励；而社会主义则宣称自己同样可以激励人们的积极性，而且可以让这种积极性的发挥更少地出于自私的动机。但就当前所要达到的刺激经济的目标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体系还是社会主义体系都要被迫互相借鉴对方的优点。例如，资本主义体系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我们看看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本身，再看看公立学校、邮局以及巴拿马运河。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唯一一个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试验的样板的俄国，在过去的10年间或许也朝向资本主义迈出了如同我们在过去的1,000年间朝向社会主义所迈出的一段距离。

    与此同时————为了以本书开篇的引语作为本书的结束————在为我的一本小书《货币幻觉》（The Money Illusion ）所撰写的序言中，敬爱的乔赛亚·斯坦普爵士这样写道：“货币，作为一种有形的交换媒介，使多元化的文明成为可能；然而，也正是把我们带到了当前状况下的货币，通过其对人们所施加的精神效应，但更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运行机制，实际上摧毁了我们的社会。”

    附 言

    正当本书付梓之时（1932年9月），经济复苏的曙光似乎已经初现。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股票价格已经翻倍，商品价格更是上涨了5.5倍。最早上涨的是欧洲股票的价格，而欧洲买家也是美国股票市场所感受到的最早一批买家。

    目前的这种发展态势可能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包括货币数量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或二者全都增加。但事实上，货币流通速度提高了而货币数量（起初）却微幅减少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预示着物价的上涨。而相反的情况，即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而货币数量增加则预示着物价的下降。人们的信心之所以被激发起来，一方面是因为《洛桑协定》实际上免除了德国的战争赔款，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国家宣布已经为通货再膨胀做好了准备。这些都使得那些被囤积起来的货币被解冻，并提高了价格；而抵押品价值的提升则鼓励了一些一直在苦苦支撑的债务人清偿债务，这会暂时降低信贷货币的流通速度。然而，下列这些举措已经为进一步的通货再膨胀打下了基础：近期颁布的允许增加纸币发行量的《格拉斯通货膨胀法案》；2月份颁布的“解放”黄金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随之发生的联邦储备系统史无前例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注84 的信贷操作；《家庭贷款银行法案》（Home Loan Bank Act ）及其他具有通货再膨胀性质的举措。银行已经逐渐获得了“流动性”。黄金也开始从欧洲流回美国。

    如果大萧条真的即将结束，那么显然它更多的是人类努力的结果，而非向均衡回复的经济自然规律的结果。

    然而，近来人们努力控制物价水平的最令人瞩目的案例发生在瑞典。据卡塞尔教授介绍，本书第十一章中所提到的举措“已经得到了非常成功的实施。瑞典货币当前的购买力，在可避免的统计误差范围内，正好相当于去年9月的购买力。这一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对于纸币的购买力进行有计划的调控是可能的；中央银行通过适当的政策是可以控制纸币的价值的”。 注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