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全球朝着货币稳定的目标所取得的进步

    不完全是新的

    在毕达哥拉斯后2100年，在哥白尼后100年，伽利略仍然不敢告诉人们地球是圆的，他不是担心会受到宗教的迫害（人们普遍认为他会担心这一点 ），而是害怕会遭到人们的讥讽。

    患有肺结核的法国农民依旧关紧他们的窗户，唯恐让新鲜的空气进入室内而令他们的病情更加糟糕；大约30年以前，我们所有人都不相信空气可以治愈“重感冒”（肺结核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这样），我们总是被告诫不要让外面的空气进到屋内————房子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吗？

    从获得一种知识到对这一知识的普遍接受之间存在着一个时滞，肺结核知识的这个时滞要比天文学知识的这个时滞短一些，因为肺结核知识的应用对人们来说更具实际意义。而保持货币稳定这一问题的实际意义则居于上述两者之间。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货币的不稳定是引发贫穷以及与贫穷相伴而生的一些疾病（包括肺结核）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同探究天文真相一样，由于受到一种看似非常有把握的判断但其实是错觉的影响，人们也没有太多的动力去探究货币的真相。但总体来说，全球国家朝着一个完善且有保障的货币单位的目标所取得的进展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彻底实现这一目标，但要知道我们才刚刚为一目标努力了一百年而已。

    1824年，约翰·鲁克（John Rooke） 注74 建议应该调控黄金的价格以抵消农场工人工资的变动（即使没有指数也很容易察觉这种变动）。

    1879年，著名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经济学专著的作者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价值的标准（The Standard of Value）”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介绍并大力推荐了一直以来人们所讨论的“美元补偿”计划。

    1888年，瑞典经济学家科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 注75 提出了一个调控贴现率的详细计划。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他引用了韦斯（Weiss）的一部更早的著作。1887年，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对美元补偿计划以及其他稳定货币的计划进行了阐述。其中有一项计划在实质上和公开市场政策是基本相同的。1898年，博物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建议通过采用一种有管理的货币的方式来实现货币的稳定。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查尔斯·吉德（Charles Gide）以及E.本杰明·安德鲁斯（E. Benjamin Andrews）都早就预见到了凯恩斯教授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与“有管理的货币”相关的一些提案。

    今天，尽管对于采取何种方法还没有达成充分的一致，但稳定世界货币单位的必要性已经得到了如下一些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的认同：

    （在英国有）乔赛亚·斯坦普爵士,过去是经济学教授，现在是英格兰一家大型铁路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以及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曾担任英国财政部（British Exchequer）大臣，现在是联合城和米兰银行（the Joint City and Midland Bank）董事会主席；洛德·达伯农（Lord D’Abernon），银行家，过去曾是英国驻德国的外交使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代表英国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并预言了该和约将会产生的经济后果；尊敬的佩西克-劳伦斯（Pethick-Lawrence）,前国会议员；（在德国有）舒尔茨-加沃尼茨（Schulze-Gaevernitz）教授；（在瑞典有）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教授，曾担任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官方顾问；（在挪威有）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在美国有）凯默勒 （E. W. Kemmerer） 教授、约翰·康芒斯（John R. Commons）教授及其他一些人士。

    1919年，美国成立了稳定货币联盟（Stable Money League），它就是稳定货币协会（Stable Money Association）的前身。

    目前阶段所取得的进步

    在一战期间，出现了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需求。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一个负责战时货币购买力问题的委员会（成员包括凯默勒、罗亚尔·米克尔、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和沃伦·M.珀森斯在内）给出了如下报告：“委员会通过国际协议来实现货币单位价值的稳定是可取的，同时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也是可行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应该立刻将关注点放在计划的细节、采纳这一计划的时间，以及国际协议是否是绝对必要的等问题上。”

    一战后的1922年，来自35个国家的代表在热那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其部分内容如下：“欧洲经济重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每个国家都能实现其货币价值的稳定。”同时，该决议还给出了“避免黄金的购买力出现宽幅波动从而导致……”的具体步骤。

    道威斯赔偿计划（Dawes Reparation Plan）包含了这样一项条款（主要是由乔赛亚·斯坦普爵士促成），即根据物价水平的变化，调整要求德国赔偿的数额。不幸的是，杨格计划中并没有包含这一条款。

    据报道，瑞典中央银行已经为瑞典采纳了一项明确的稳定政策，他们利用一种新的指数作为指导，瑞典一份杂志 注76 中的一篇文章大力赞扬了这一举措，这与英国所做出的声明相得益彰。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时，瑞典和英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制，尊敬的佩西克-劳伦斯询问了它们之间的合作情况，指出这些国家中的许多都已经选择将自身同英镑纸钞（paper pound）而不是黄金联系起来，将英镑纸钞作为一种国际本位。他证实了英国自从被迫脱离金本位制度后进行货币调控的好处，物价水平随即便出现了上涨，他还预言，除非黄金也能进行调控和管制，或者像他所说的成为“宪法规定的最高统治者，不再掌握独断专行的权力，却会按照人民的意愿来引领国家的命运”，否则英国可能不会再重新回归金本位制了。

    在许多人看来，“当物价达到一种能够带来充足的利润边际的水平，或者失业人口降到100万人以下时，建立一个物价水平稳定系统” 注77 是英国的意图。事实上，在1931年，由洛德·麦克米兰（Lord MacMillan）所领导的麦克米兰金融与工业委员会（MacMillan Committee on Finance and Industry）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说： 注78 “只要我们的国家有能力影响国际物价水平，那么我们的首要目标就应该是将物价水平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一个较大的幅度，然后将其保持在这一水平之上，且具有可控的稳定性。我们建议这一目标应该作为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指导目标而被采纳。采纳这一目标本身就会带来重大而显著的变化。因为在一战前，几乎没有人认为物价水平能够或者应该成为关注的中心或当务之急，更别说会成为英格兰银行或其他国家中央银行金融政策的主要目标了。”

    以前在塔夫脱 注79 执政期间，曾有一份旨在呼吁召开关于物价水平的国际会议的决议通过了参议院的审议，但由于提交到众议院的时间太晚，因此未能赶在该届国会于1913年任期结束之前而生效。

    1932年5月14日，众议院货币制度及度量衡委员会（the House Committee on Coinage，Weights and Measures）的一个下属委员会建议总统召开一次国际货币会议。6月，麦克唐纳（MacDonald）首相就美国是否应该考虑召开一次关于提高并稳定商品价格水平的会议向美国国务院征询意见（国务院给出了积极的答复）。后来，美国收到并接受了正式的官方邀请，会议由国际联盟负责召集，探讨的范围涵盖了包括物价水平在内的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几乎全部问题。

    美国的立法运动

    《联邦储备法》最初被称为格拉斯——欧文法案（Glass-Owen bill），1913年，在其最早的一部草案中，里面有一个稳定条款是由参议员欧文提出的，然而这一条款最终被代表众议院参加商讨的代表给否决了。

    众议员赫斯特德（Husted）于1919年提出了一项稳定法案；而后，众议员达林格（Dallinger）、戈兹布拉夫（Goldsborough）（1922年）和斯特朗（Strong）（1926年）也建议采取类似的措施。针对后面这两项法案都进行了广泛的听证会，尽管起初公众对该类法案并不太关心，但随后公众的关注度便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近来，美国国内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于公众的要求加强这一领域立法的真实压力。美国农场局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早在几年前就设立了一个稳定委员会。该组织以及其他的两家龙头农业组织〔全国农场主联盟（National Farmer’s Union）和全国农会（National Grange）〕对于稳定建议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一些劳工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支持，例如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联邦储备系统所做的工作

    与此同时，联邦储备系统为了实现稳定也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悄悄开展的————几乎是秘密进行的。已故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同其他四家储备银行的总裁组成了一个非官方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的目的之一便是利用公开市场政策来防止后来威胁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斯特朗的委员会后来被联邦储备委员会接管了，并被扩充成为一个包括所有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在内的委员会。但是除了斯特朗以外，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来没有非常肯定地接受过稳定的基本理念。

    斯特朗本人不愿意公开、明确地对于稳定政策表示支持态度，甚至有记录表明他曾在国会反对出台一项关于稳定的议案。但在他临终前，他私下里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一议案的认可，并帮助起草了该议案最后一稿的框架。他还宣称，只要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开声明他们支持这一议案，他也愿意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它，然而，联邦储备委员会却拒绝这样做。这一议案就是众议员詹姆斯·斯特朗（并非斯特朗总裁的亲戚）提出的议案。

    1932年的《戈兹布拉夫法案》

    然而，众议员斯特朗和艾伦·戈兹布拉夫却一直在众议员中间进行着关于稳定政策的教育宣讲，而且一坚持就是十年。最终，在1932年，主要是设计用来通过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政策来服务于全国物价水平这一特定目的的《戈兹布拉夫法案》被提交投票表决。

    当然，《戈兹布拉夫法案》只是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一个完善的货币体系将不会仅仅依靠联邦储备系统。它应该将全部货币（而不仅仅是存款货币）都置于一个常设机构的控制之下，比如一个全身心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委员会。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将不会因一些与其主旨无关的私人问题而变得复杂化，例如那些困扰着银行经理的问题，而它却会得到来自众多银行经理以及所有职能与货币有牵连的政府机构的合作。为了计算价格指数、研究工资和其他一些问题，它可以获得劳工统计局的合作。它还会获得财政部、铸币厂以及（最重要的）联邦储备系统的合作。该委员会还将与当地的、外地的以及国际的一些银行进行合作。关于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具体细节可以参见附录Ⅵ。

    众议院以一个压倒性的表决结果289∶60通过了《戈兹布拉夫法案》。尽管获得了来自各方，包括农业和劳工组织的大力支持，但当它被提交到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时，却遭到了否决。参议员格拉斯是《戈兹布拉夫法案》未能获得通过的罪魁祸首，他在1913年供职于众议院时就利用其影响力从《格拉斯——欧文法案》（后来成为《联邦储备法》）中删除了稳定条款。

    该法案之所以遭到反对是因为它引发了一种担忧，即它将迫使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并开启一场有如德国式的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这种担忧情绪在国外表现得尤其明显。造成这种担忧的原因部分出于现实的理由，如黄金的不确定性局面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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