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篱下集》

    ————萧乾先生作

    一家铺面的门额，通常少不了当地名流的款识。一个外乡人，孤陋寡闻，往往忽略落款的题签，一径去寻找那象征的标志，例如一面酒旗子，纸幌子，种种奇形怪状的本色，那样富有野蛮气息，那样燃灼愚人的智慧，而又那样呈有无尽的诗意或者画意。《篱下集》好比乡村一家新张的店铺，前面沈从文先生的《题记》正是酒旗子一类名实相符的物什。我这落魄的下第才子，有的是牢骚，有的是无聊，然而不为了饮，却为了品。所以不顾酒保无声的殷勤，先要欣赏一眼竿头迎风飘飘的布招子。

    短短一千余字的《题记》却是一篇有力的宣言，态度率直的解释。沈从文先生把————文人————分做乡下人城里人。他厌恶庸俗的后者，崇拜有朝气的前者。引人注目的更是他（一个乡下人）写作的信仰。我们不妨把这段话完全抄来，作为推考的凭证：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他我这个乡下人的意见：‘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地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堕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独立，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他作品里面自来表现的人生观的透辟的启示。譬如《边城》，这颗晶莹的明珠，当我们看完思索的时候，我们便要觉出这段启示的真诚和分量。他颂扬人类的“美丽与智慧”，人类的“幸福”即使是“幻影”，对于他也是一种“德性”，因而“努力”来抓住，用“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不仅是一种心向往之的理想，而是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的情绪。但是，读者，当我们放下《边城》那样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我们的情思是否坠着沉重的忧郁？我们不由问自己，何以和朝阳一样明亮温煦的书，偏偏染着夕阳西下的感觉？为什么一切良善的歌颂，最后总埋在一阵凄凉的幽噎？为什么一颗赤子之心，渐渐褪向一个孤独者淡淡的灰影？难道天真和忧郁竟然不可分开吗？

    自然，这和故事的进展相成相长。然而什么使作者这样编排他的故事，换一句话，有什么势力在意识里作祟，隐隐地定这样一部作品的色彩、感觉和趋止？

    不知道读者如何解答，至于我，涌上我心头的，是浪漫主义一个名词，或者说准确些，卢骚这些浪漫主义者的形象。我不是说沈从文先生，甚至于萧乾先生，属于浪漫主义。一个名词不是一部辞海，也不是一张膏药，可以点定一个复杂的心灵活动的方向。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不在两两相同，而在各自禀赋的殊异。然而，这止不住一种共同或者近似的气息流贯在若干人的作品中间。一个人的每部作品不见其属于同一情调，而同一情调往往主有若干不同作家的作品。《九歌》《九章》可以成为两种境界，《 鸟赋》可以具有《离骚》的情绪。所以，浪漫主义在文学史上做成一个时代的区分，到了批评上，却用来解释普遍的人性的一面。

    让我们引来卢骚一段话，饶恕上面的赘疣：

    “世上除去人，还有什么东西知道观察此外的一切，估量，筹划，逆料它们的行动，它们的效律，把共同生存的情绪和单独生存的情绪连结在一起的？……所以，说真个的，人是他栖止的地上的帝王；因为他不仅驯服所有的走兽，他不仅用机智分配元素，实际地上只有他独自知道分配，凭借思维，甚至于遥远的星宿他也弄做自己所有。请你指给我看看，地上会有另一个走兽知道用火，知道赞美太阳。什么！我能够观察，认识生物和他们的关系；我能够感觉秩序，美丽，道德；我能够静观宇宙，把我举向统治宇宙的主宰；我能够爱善，行善；而我拿自己和兽相比，卑贱的人，是你可怜的哲学把你弄得和它们相仿；或者不如说，你白想弄糟你自己；你的禀赋天生和你的原则相对；你行善的心情否认你的理论，甚至于你官能的妄用，随你怎样也罢，全证明你官能的优越。” ①

    人为万物之灵。犹如孟子，浪漫主义者相信人性本善，罪恶由于社会组织的不良，或者学识的发展。人生来寻找幸福，因为寻找幸福，反而陷入痛苦的漩涡。同时寂寞，在这四顾茫茫的人海，注定是超人的命运。他把情绪藏在心头，把苦楚放在纸上。火在里面烧起，一直延到无远无近的地域。因而读到十九世纪初叶的文学，我们遇见的几乎全是眼泪鼻涕和呜咽。人类的良善和自然的美好终结在个性的发扬，而个性不蒙社会青睐，或者出于有意，独自站在山头傲啸，或者出于无心，听其沉在人海溷迹。精神上全是孤独。忧郁是这里仅有的花朵。所以，与其把忧郁看作一种结果，不如看作一种本质。

    沈从文先生（实际谁又不是？例如萧乾先生）具有浪漫主义的气质，同时拥有广大的同情和认识。说到这里，我们不由想起乔治桑，特别当她晚年，她把女性的品德扩展成人类的泛爱（唯其是女子，尤为难得），她有一封信说到自己道：

    “你太爱文学；这会毁了你，而你毁不了人类的愚 。至于我，可怜的亲爱的愚 ，我不唯不恨，反而用母亲的眼睛看着；因为这是一个童年，而童年全属神圣。……你忘记了还有超于艺术之上的东西：例如智慧。艺术再高，也只是它的表现。智慧含有一切：美丽，真实，良善，因而热情。它教我们观看我们以外的更高尚的事物，教我们因思维和赞美而渐渐和它同化。” ②

    她的幸福就是接受人生，即令人生丑恶也罢。然而沈从文先生，不像卢骚，不像乔治桑，在他的忧郁和同情之外，具有深湛的艺术自觉，犹如唐代传奇的作者，用故事的本身来撼动，而自己从不出头露面。这是一串绮丽的碎梦，梦里的男女全属良民。命运更是一阵微风，掀起裙裾飘带，露出永生的本质————守本分者的面目，我是说，忧郁。

    所有我这里门外的徘徊，其实正是走进《篱下集》的准备 ③ 。这不是一座迷宫，更不是一座公廨，然而我需要准备，因为我得放下我的俗念，理会这里呈现的世界————一个终于带来了新东西的世界，好比一棵老树（人生）长出了一枝嫩芽，从你心头兴起一种新颖的喜悦。我踌躇着。心想怎样开始，或者不如说，怎样搜寻一个官感敏锐者所显示的种种差异。

    当我因沈从文先生的《题记》想到乔治桑那段信的时际，特别是她的“可怜的亲爱的愚 ，我不唯不恨，反而用母亲的眼睛看着；因为这是一个童年，而童年全属神圣”，我正想把这作为《篱下集》全书的注脚。这是为童年或者童心未泯发出的动人的呼吁。萧乾先生站在弱者群里，这群弱者同样有权利和强者一同生存。在弱者之中，儿童最属无辜，最不为人解。儿童和成人属于两种世界。成人并不更坏，不幸心头锁满了人世的坎坷；他以为无路可走，儿童却认做头头是道，因而分外悲哀。儿童并不更好，这只是一个儿童，生活是一团朦胧的氛围，用天真体会繁难的世事，因而分外隔膜。所以孩子“乐得直颠着身子”，而妈却“咬着牙床说，你个没心的烧猪！”说实话，当我读完《篱下》和《俘虏》，甚至于《放逐》和《花子与老黄》，我觉得大人小孩都分有我的同情，我的忧郁和我的思维。《放逐》的结尾虽说引起我道德的反感，我也得原宥那自私的寡妇，把孩子丢下走掉 ④ 。

    这就是作者特异的地方，他用力来体味全部的人生，不是倾心于一个现象，便抹杀掉另一个存在，最后弄出一个不公道的结论。

    所以这是小说，不是童话，因为用的虽是简短的篇幅，表现的却是复杂的人生。暗中活动的是母性细心的观察。不是童话，作者却用一双儿童的眼睛来看人事。一个儿童摄进四周悲喜的现象，但是并不了解；坏似不了解，他用率真的单纯给自己解说，如若没有人帮他解说。他的解说会出人意外地和成人不同，不同，却又那样准情合理。不用说，他被忽略，被误解，终于带有一个反叛者的感觉，走向成年的世界。犹如乔治桑，我们得尊敬这神圣的童年，然而和这过时的伟大女性一比，我们的小说家沾着何等沉重的污泥！他并不要飞向蓝天的理想。他用心叙述人世的参差，字里行间不免透出郁积的不平。这种忿慨，正是卢骚在《爱弥儿》（Emile）里面反复陈说的正义。这位著名的儿童律师，一时道：

    “自然要儿童在成年以前先做儿童。如若我们心想改变这种程序，我们会弄出早熟的果实，不丰满，欠味道，不过两天也就烂了：我们弄到手的只是年幼的博士，年老的儿童。童年有自己的看法、想法和感觉的方式；最不通理要算拿我们的一切去代替；我宁愿一个小孩子有五尺高，不愿意他十岁上就有判断力。说实话，在他这年纪，理智有什么用？它是力的缰勒，而儿童用不着这种缰勒。”

    一时他道：

    “他的样子坦白而自由，绝非无理而虚荣：他的面孔唯其没有贴过书本子，绝不垂在胸口；你用不着对他讲：抬起头来！……不用妄想他说什么好听的话……他会给你讲他犯的或者心想的过错，一点不在乎你听了要起什么反应，信口开河，就和他做下好事一样，……他的观念有限制，然而清楚，如若他生下来什么也不知道，经验却教够了他；如若他读书比不上另一个孩子，他倒好念自然；……他只知道说一种语言，然而说什么算什么。”

    引到这里，我得赶紧加上一句，这和我们的作者毫不相干，因为最近读到曹禺先生《雷雨》的序，以为我“臆测剧中某些部分是承袭了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或拉辛（Racine）的《费德尔》（Phèdre）的灵感。” ⑤ 实际，我要是说到《雷雨》的故事和二位先贤采用的故事相似，我还不至于蠢到（我凭信读者的聪明）把一部杰作看成另一部杰作的抄袭。故事算不了什么，重要在技巧，在解释，在孕育，在彼此观点的相异。欧里庇得斯挡不住我们欣赏拉辛。而二者同样挡不住第三者问世。拉辛在序里一口承认他故事的来源，但是他相信他要是没有一个更好的写法，至少他有一个不同的写法。文学没有绝缘体，即让是一个创作的奇迹，也难免息息相通。莫里哀说他随手拾取他觉得可用的材料；他并不因而有所愧赧，在故事里面，还有比爱情更老更俗的？然而人人看不出她的皱纹，永久把她当作少艾。但是，回到卢骚，或者萧乾先生，因为我想说的是，所有《爱弥尔》抽象的理论，后者（或许从来不晓得这个理论，然而）具体地，画幅一样，不加解释（即是解释），呈在我们的眼前。乡村不得和城市碰在一起，儿童不得和成人碰在一起，万一碰在一起，那良善的，强壮的，因为无辜而更引人同情的，不是城市，不是成人，却是质朴和无识：两颗可告无愧于天的赤怀。

    但是受罪，受冤枉罪的，却也正是这流放在人间的两颗没有光泽的黑玉。一个十三岁的女儿，从粗野的父亲，学会了“讨嫌的男人”。改正她这种观念的，不是知识，而是感情，不是父亲，而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环哥没有荔子幸运，他随着无告无依的苦命母亲，来到城里，住在一个有礼教的家庭。于是这光明壮实坦白的赤子，竟然“乖了。他呆呆地倚着床沿，开始感到这次出游的悲哀。他意识着寂寞了。热恋了两天的城市生活，这时他小心坎懂得了‘狭窄’‘阴沉’是它的特质。”这离断毁天真的路很近的。

    作者不仅爱护儿童，同样他怜恤类似儿童的成人。后者不是弱者，他们有的是强壮的身体，强壮的性格，甚至于强壮的灵魂。自然，这不是些飘萍似的妇女。作者同样写出没有社会地位的妇女————几乎是所有东方妇女的命运，————例如《雨夕》里面疯了的童养媳，《放逐》里面为饥寒而割舍亲情的寡妇，或者《篱下》里面软弱无能的弃妇。然而这里属于性格坚韧或者单纯的男子；单纯，所以成为一种缺陷；坚韧，所以饱经尘世的嘲弄。缺陷做成他们的可爱，嘲弄做成他们的吞声。“秃刘什么都不赖，就是有点儿‘牛脖子’。”他不提防也不会提防有人暗算自己。他忠实于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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