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三部曲》

他们的心底，他们从不绝望。他们和我们同样是人，然而到了牺牲自己的时节，他们没有一个会是弱者。不是弱者，他们却那样易于感动。感动到了极点，他们忘掉自己，不顾利害，抢先做那视死如归的勇士。这群率真的志士，什么也看到想到，就是不为自己设想。但是他们禁不住生理的要求：他们得活着，活着完成人类的使命；他们得爱着，爱着满足本能的冲动。活要有意义；爱要不妨害正义。此外统是多余，虚伪，世俗，换句话，羁缚。从《雾》到《雨》，从《雨》到《电》，正是由皮而肉，由肉而核，一步一步剥进作者思想的中心。《雾》的对象是迟疑，《雨》的对象是矛盾，《电》的对象是行动。

    其实悲哀只是热情的另一面，我曾经用了好几次“热情”的字样，如今我们不妨过细推敲一番。没有东西可以阻止热情，除非作者自己冷了下来，好比急流，除非源头自己干涸。中国克腊西克的理想是“不逾矩”，理智和情感合而为一，这不是一桩容易事，这也不是巴金先生所要的东西。热情使他本能地认识公道，使他本能地知所爱恶，使他本能地永生在青春的原野。他不要驾驭他的热情；聪明绝顶，他顺其势而导之，或者热情因其性而导之，随你怎样说都成。他真正可以说：

    “我写文章如同生活。”（《雨》）

    他生活在热情里面，热情做成他叙述的流畅。你可以想象他行文的迅速。有的流畅是几经雕琢的效果，有的是自然而然的气势。在这二者之间，巴金先生的文笔似乎属于后者。他不用风格，热情就是他的风格。好时节，你一口气读下去；坏时节，文章不等上口，便已滑了过去。这里未尝没有毛病，你正要注目，却已经卷进下文。茅盾先生缺乏巴金先生行文的自然；他给字句装了过多的物事，东一件，西一件，疙里疙瘩地刺眼；这比巴金先生的文笔结实，然而疙里疙瘩 ②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日的两大小说家，都不长于描写。茅盾先生拙于措辞，因为他沿路随手捡拾；巴金先生却是热情不容他描写，因为描写的工作比较冷静，而热情不容巴金先生冷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用叙事抵补描写的缺陷。在他《爱情的三部曲》里面，《雾》之所以相形见绌，正因为这里需要风景，而作者却轻轻放过。《雾》的海滨和乡村在期待如画的颜色，但是作者缺乏同情和忍耐。陈真，一个殉道的志士，暗示作者的主张道：

    “在我，与其在乡间过一年平静安稳的日子，还不如在都市过一天活动的生活。”

    热情进而做成主要人物的性格。或者爱，或者憎，其间没有妥协的可能。陈真告诉我们：

    “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从小孩时代以来我就有爱，就有恨了。……我的恨是和我的爱同样深的。”（《雾》）

    抱着这样一颗炙热的心，他们踯躅在十字街口，四周却是鸦雀无闻的静阒。吴仁民自诉道：

    “我永远是孤独的，热情的。”（《雨》）

    唯其热情，所以加倍孤独；唯其孤独，所以加倍热情。听见朋友夸扬别人，吴仁民不由惨笑上来：“这笑里含着妒和孤寂。”把一切外在的成因撇掉，我们立即可以看出，革命具有这样一个情绪的连锁：热情————寂寞————忿恨————破坏————毁灭————建设。这些青年几乎全像“一座火山，从前没有爆发，所以表面上似乎很平静，现在要爆发了。”《雨》的前五章，用力衬托吴仁民热情的无所栖止，最后结论是“一切都死了，只有痛苦没有死。痛苦包围着他们，包围着这个房间，包围着全世界”。《电》里面一个有力的人物是敏，他要炸死旅长，但是他非常镇定，作者形容他下了决心道：

    “这决心是无可挽回的，在他，一切事情都已安排好了。这不是理智在命令他，这是感情，这是经验，这是环境，它们使他明白和平的工作是没有用的，别人不给他们这些长的时间。别人不给他们这些机会。”

    旅长受了一点微伤，敏却以身殉之。没有人派他行刺；他破坏了全部进行的计划。但是他们得原谅他：

    “你想想看，他经历了那么多苦痛生活，眼看着许多人死，他是一个太多感情的人。激动毁了他。他随时都渴望着牺牲。”

    热情不是力量，但是经过心理的步骤，可以变成绝大的动力。最初这只是一团氤氲，闷在跳荡的心头。吴仁民宝贵他的情感，革命者多半珍惜一己的情感，这最切身，也最真实。陈真死了（《雨》第一章陈真的横死，在我们是意外，在作者是讽谕，实际死者的影响追随全书，始终未曾间歇：我们处处感到他人格的高大。唯其如此，作者不能不开首就叫汽车和碾死一条狗一样地碾死他：《雨》的上角是吴仁民，《电》的上角是李佩珠，所以作者把他化成一种空气，作为二者精神的呼吸），吴仁民疯了一样解答他的悲痛道：

    “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情感是他们永生的问题，是青春长绿的根苗。热情不是力量，然而却是一种狂呓，一种不能自制的下意识的要求。吴仁民喝醉了酒，在街上抓回朋友叫嚣道：

    “我的心热辣辣的，它跳得这么厉害，我绝不能够闭眼安睡。你不知道一个人怀着这么热烈的一颗心关闭在那坟墓一般的房间里躺在那棺材一般冷的床上，翻来覆去，听见外面的汽车喇叭，好像地狱里的音乐，那是多么难受！这种折磨，你是不会懂得的。我要的是活动，是暖热，就是死也可以，我怕那冷静。我只是不要那冷静。……我一定要到那地方去。我一定要去‘打野鸡’。那鲜红嘴唇，那暖热的肉体，那种使人兴奋的气味，那种使人陶醉的拥抱，那才是热，我需要热。那时候我的血燃烧了。我的心好像要溶化了，我差不多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了。”

    这赤裸裸的呓语充满了真情。我们如今明白陈真的日记这样一句话：“如果世界不毁灭，人类不灭亡，革命总会到来。”热情不是一种力量，是一把火，烧了自己，烧了别人，它有所诛求，无从满足，便淤成痛苦：“我们要宝爱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电》里的敏，因为痛苦，不惜破坏全盘计划，求一快于人我俱亡。他从行动寻找解决。但是吴仁民，不仅热情，还多情，还感伤。他有一个强烈的本能的要求，女人对于他热情，只有热情医治他，从爱情寻找解决。我们不妨再听一次吴仁民的呓语。

    “我的周围永远是黑暗。没有一个关心我，爱我的人。……但是如今你来了。你从黑暗里出现了。……我请求你允许我，暂时在你温暖的怀抱中睡一些时候，休养我的疲倦的身体，来预备新的斗争罢。”

    他以为爱情是不死的，因为情感永生；他们的爱情是不死的，因为爱情是不死的。他沉溺在爱情的海里。表面上他有了大改变。他从女子那里得到勇气，又要用这勇气来救她。“他把拯救一个女人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上，觉得这要比为人类谋幸福的工作还要踏实得多。”他没有李佩珠聪明，别瞧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她晓得爱情只是一阵陶醉。而且甚于陶醉，爱情是幻灭。人生的形象无时不在变动，爱情无时不在变动。但是，这究竟是一付药；吴仁民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和性格；周如水（《雾》的主角）敌不住病，也敌不住药；吴仁民没有自误，也没有自杀，他终于成熟了，他从人生的《雨》跋涉到人生的《电》。

    来在《电》的同志中间，吴仁民几乎成为一个长者。他已经走出学徒的时期。他从传统秉承的气质渐渐返回淳朴的境地。从前他是《雨》的主角，然而他不是一个完人，一个英雄。作者绝不因为厚爱而有所文饰。他不像周如水那么完全没有出息，也不像陈真那样完全超凡入圣：他是一个好人又是一个坏人，换句话，一个人情之中的富有可能性者。有时我问自己，《雨》的成功是否由于具有这样一个中心人物。我怕是的。这正是现代类似巴金先生这样小说家的悲剧。现代小说家一个共同的理想是，怎样扔开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写法，达到小说最高的效果。他们要小说社会化，群众化，平均化。他们不要英雄，做到了；他们不要中心人物，做不到。关键未尝不在，小说甚于任何其他文学种别，建在特殊的人性之上，读者一个共同的兴趣之上：这里要有某人。也就是在这同样的要求之下，读者的失望决定《电》的命运。《雾》的失败由于窳陋，《电》的失败由于紊乱。然而紊乱究竟强似窳陋。而且，我敢说，作者叙事的本领，在《电》里比在《雨》里还要得心应手。不是我有意俏皮，读者的眼睛实在追不上巴金先生的笔的。

    然而，回到我方才的观察。吴仁民在《电》里成为一个长者。他有了经验；经验增进他的同情；绝望做成他的和平。直到如今，我们还听见关于革命与恋爱的可笑的言论。没有比这再可笑的现象了：把一个理想的要求和一个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恋爱含有精神的活动，然而即令雪莱（Shelley）再世，也不能否认恋爱属于本能的需要。如果革命是高贵的，恋爱至少也是自然的。我们应当听其自然。那么，革命者应当恋爱————和别人一样？明临死吐出他一向的疑问道：“我们有没有这————权利？”义务的观念磨难着他。吴仁民安慰他而且解释道：

    “为什么你要疑惑呢？个人的幸福不一定是和群体的幸福冲突的。爱并不是一个罪过。在这一点我们和别的人不能够有什么大的差别。”

    在理论的发展上，这爱情的三部曲实际在这里得到了它最后的答案。答案的一个例子是恋爱至上主义者的慧，永久唱着她的歌：

    “我知道我活着的时候不会多了，

    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

    另一个更其圆满————更其理想的例子，便是吴仁民与李佩珠的结合。我得请读者多看一眼《电》的第六章，这一章写的那样真实，而又那样自然，这里是两个有同一信仰的男女拢在一起，我几乎要说两位领袖携手前行。恋爱增加他们的勇气，让他们忘记四周的危险。他们有的是希望：“明天的太阳一定会照常升起来的。”即使对于他们明天一切全不存在，他们的信仰也不会因而动摇。

    “我不怕……我有信仰。”

    这不正同作者在另一篇序里说的：“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不谋而合吗？我不晓得他们的信仰是否相同，然而全有信仰，不是吗？幸福的人们，幸福的巴金先生。

    注　释

    ① 　“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的书”，巴金先生真正幸运。创造的根据是人生，不一定是文学，然而正不能因此轻视文学，或者“关于文学的书”。文学或者“关于文学的书”属于知识，知识可以帮忙，如若不能创造。巴金先生这几行文字是真实的自白，然而也是谦伪，谦伪，便含有不少骄傲的成分。

    ② 　用一个笨拙的比喻，读茅盾先生的文章，我们像上山，沿路有的是瑰丽的奇景，然而脚底下也有的是绊脚的石子；读巴金先生的文章，我们像泛舟，顺流而下，有时连你收帆停驶的工夫也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