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 闲愁万种

    行迈靡靡

    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

    彼何人哉

    是二千七百年前犬戎入侵，周室东迁时谁人的诗，而我今是在日本寓居附近散步。我也忧思，是为了何来呢？岂不是因为吾民亦皆在忧患之中，而今时世界上亦没有哪一国人的生活是可羡慕的。常人忧身而不忧世，志士忧世而不忧身，而我忧世与忧身是同一个。

    譬如叹老卑穷，往常可以拿几个古人来自解，更好是拿个相识的今人来勉励自己，但是如今多想想，变得了不能这样简单了。要我能豁开，除非是没有叹老卑穷的人世。

    我想我若像冈洁与前田青村，则可不知老。近代日本画家前田青村年过九十，临终时梦见鸳鸯彩色之美为生平所未见，呼笔欲画之而卒。冈洁去世时年七十八，去世数日前他写给我一封信，他要独力为日本文明建立学问，像伏羲于中国文明所做的，他要和伏羲像海滩上两个小儿的画沙为戏，新新湿湿的沙嗄。这当然高明，但还是不及幼时母亲教我拜月亮婆婆，教我对房族太公要有规矩，给了我人世有信。如今惟仙枝的九十几岁的祖父还是这样的太公，那是台湾宜兰尚存中原的古风。

    文明的根本是修成了人身，远离动物的三途恶趣，故幼小时可以是金童玉女，长大了，男子可以像李世民的十八岁打得天下，耕田工贾的年轻人皆有做人家的志气，可以与皇帝是同一人世的风光，女子则扫除庭前晨露泥地上的花瓣，人与之同其新鲜，这便她亦如银河边浣纱的织女星，停船相问的客星是张骞。是这样的人世，所以年纪老了可以做太公太婆，有天长地久的可靠。

    而今是产国主义的唯物社会，人回到动物身了，年轻时是不觉得，年老了就只落得一场无趣，今所见的世景是如此，我怎能不感到切身，我又怎能高高在上，引前田与冈洁来自解呢？我不要个人的修行，我是要一个民族的修行，我要大家都有自觉，要成仙就与鸡犬也一道白日飞升。我今惟此自觉，但是又怎就能意志坚强呢？

    我今身在哪里？我是要人世的一个信字。

    而现在我散步时看看人家墙头的好花，已不似儿时的了。这是我的感觉度差了。看月亮与在溪边看水石亦都如此。真的花不在，我身的大信还可在哪里呢？想起儿时在乡村，日常所见的东西那样简少，而样样都真，这于今天怎么的就如隔世了？倘若可换，我愿拿现在的什么都与之交换回来吗？

    前几天偕小山在银座鸠居堂看了壁上挂的森绿翠的一幅画，画的三颗栗子，题芭蕉俳句一首：

    秋深了

    邻家在做什么呢

    那是真的栗子，真的秋天，真的人世。这幅一尺的画，但今于我这不是成了记忆里的东西吗？而绿翠先生因是友人，所以也看了标价是十五万日元，只觉什么都是好的。

    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做得善书者。我与之要好的人中有冈野法世做得好陶器，尚有仙枫舞得好能乐的舞，我虽然欢喜，但是不能有助于我的安心立命，要我以为可以安心立命，除非民间一般日常使用的陶器皆好，与能舞没有关系的地方亦一般人的日常行仪与言语有如能舞的意思，而现在是凡此皆被破坏了，传统的好陶器与能舞成了只是专门家之事，前途只有逐年更短的了。

    不知不觉是福气，知觉了反为多忧，然而因有此知觉，尚可有翻身之日。

    我是荡子，假使我今有钱，过的日子就可以是热闹充实的吗？想来是不能。人世以有限之财，可以是无限之富，而现在的社会虽然国民的总生产是史上未有的增加，却连国家的财政都在逐年的更穷困化，一般人家是连招待朋友的宽裕亦一年比一年的更没有，我纵或有钱能招待朋友，岂不是成了特别？怎么的亦不能像我小时乡下，人家有客人来时灯花也结，灶火也发笑的一个人世都热闹喜气的。又纵或我有钱，我又可能怎样的生活起居称心呢？譬如在日本，有钱虽可造和式的邸宅庭园来做住家，但一般人家今都是住的公团住宅，你的和式邸宅就有些不入群，倒是成了像神社佛寺的客室，不然就是像风景区的温泉旅馆，不像是份世上人家了。若是有钱亦只可住住高级公寓，又有何快乐？若以为快乐，则是压根儿沾不着文明的边边了，你做人又还有何意思？

    又假如我是个年轻小伙子，得与一个知己的人儿结了婚，在扩大产业的社会上做事，不论做的是什么行业，必定是每天的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做不完，做人做到没有余暇来思想，而且一律住的公团住宅，人家不成其为人家，你虽然随着上班下班的交通人潮，假期的游乐人潮，到底不曾有过真的你自己，也不曾有过与真的物素面相见的欢喜，又哪里还可有一个谁是体己的人儿？然则假使我有一个要好的年轻女子，我可能怎样与她出去打天下呢？宋明小说里的两口儿跑到临安住下来做小本儿的生意过活，也有闾阎之情，但如今哪里能有呢？

    世界的人类社会是在走向总毁灭，今已美国与日本的景气现出衰败了。苏轼《杂草诗》：

    衰时同零落

    盛亦非汝能

    众人不知不觉，也许是福，而我是知觉了，所以遭鬼神之忌。但既已知觉了，就不能再回到不知觉了。

    我不能被安慰，无论是以京戏、陶器、茶道、文学，因为这些都不能保证人世，倒是要被人世所保证。

    我也不要只是忧急自己对于事物形式的感觉能力痴钝了，而求个人的奋勉不知老，个人新鲜长生能值几文，只有求人世长生。

    忧思毕竟有何用，又不能去死掉，成不成都只有来再建礼乐的人世。成不成都只有先把中国来弄好。我们今是要来建立可以代替产业国家主义社会的人世新制度，革命的思想与行动皆要以此为依归。

    这里一是知道何谓文明，二是要知中国民族的素质，三则是要看出来得人物，四才是看形势，如此我就先来话民国史。

    史话亦何事？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譬如箕子的话说殷周之际，而陈《洪范》。还有是，喜听是非者，他即是注定要生是非，譬如乡下人爱看绍兴戏《渔樵会》，讲的元明之际，徐达与秃秃丞相扮樵夫渔翁相遇，而这班乡下人亦即是会倡乱的，如徐达即是他们的自己人。而如今即亦是要再有民间起兵，并且要再有人陈述《洪范》九畴。

    民志篇

    我今可如何来写民国的事呢？

    我敬爱的日本画家森绿翠，他是深夜在灯下作画，我问他灯光下与日光下的颜色不是会有异吗？他答：“颜色是记忆着呢。”我今写民国的景物，便亦是像这样的凭着记忆。是见过了真的颜色的记忆呵。

    我还敬爱日本陶工冈野法世，他今年为福生市图书馆制作陶壁，横六公尺，纵四公尺，像敦煌的大壁绘，为此他去名古屋一带的山地采购陶土七吨，特为搭建大作场，且改动了窑，从捏土练土到制作，都是他亲自来，虽然有一位师弟与一位来见习的学生帮忙，搭建作场时还若干借力过木匠，实际是这样的一件大创造的独力统一作成。前天我去看他，他说为此已半年闲了辘轳，好想呢。壁陶不用辘轳。他道：“等这件完成了再转辘轳，今后是要烧万民日常用的器皿，我今是奉先生的一句话，在自己的制作中研究，都在于要明白什么是陶器。”

    而我今写此书，岂不也是要来独力统一作成，在自己的写作中研究，为要明白起来什么是中国？

    历史上的出身

    这里首先是要来明白中国的民志。说民志比说民权等等好，因为中国之民都有大志，皇帝与士都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因为中国之民是出身于井田制时代的王民。

    《史记》太史公曰：“诸子皆出于王官。”这一句话今之研究诸子者皆把来轻易看过。而如此即不知诸子与希腊思想家的一个重大相异处。希腊的思想家是，讲哲学与几何学物理学，就只讲哲学几何学物理学，而中国诸子则虽也讲这些，但是还有其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农家、名家、阴阳家的身份，此即是各有其从井田制王官的出身。周礼王制，王官皆是士，士之上者为大夫，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职，春官司祭祀；夏官司地政、商贾与赋役；秋官司刑法与军事；冬官司工艺，而皆以教化行之。一般之士则是最下级的王官，遍在于民间，是王制的最基层执行支部。井田制废止后，士遂散出了，从春官出来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从夏官出来的是农家；从秋官出来的是法家、名家、兵家；从冬宫出来的是墨家。原先王制是一个统一体，而且是教化的，故分散为诸家后，可以一一皆是学问。希腊没有把农、兵事等实务的东西亦可以是哲学思想的。而中国井田的王制则因是一体的，故诸家皆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化的思想为其前提，所以虽实务之学如农与兵亦皆可以是哲学的缘故了。

    西洋没有一统的思想，故亦没有一统的天下，盖自其希腊时已如此。希腊没有井田的王制，故不能有综合大自然与人世的礼乐的学问，其哲学思想是孤零的单薄的，只说得“万物皆是数”，但于艺术的东西就不通用。至今西洋人于实务的学问只可是技术的，不能亦是哲学思想的学问的统一与完全。天下国家的统一与人世的完全，是惟独从井田制出身的中国文明的体制有之，中国春秋战国时诸子，是文明的学问化到了普遍而彻底的程度。而此亦是惟独中国之所以有天下士之故了。

    所以太史公司马迁的“诸子皆出于王官”一语，真是极大的见识，而今之学者不知此雄大局面，他们的研究先秦诸子云云，又怎能不是贫弱的呢。

    士是井田废后，亦还是志在天下国家，而与民一体，士与民皆一直是密着于政治，乃至可说是直接行施政治的。这样就可知道中国的民志是如何的了。中国之民是自有其品格与见识与行动力的，今天亦还是得从这个底子来在行动中加以研究。

    重新检点今时民间的行动力

    中国之民有行动的大力，其一是见之于建造汉唐那样的产业，其二是见之于打退匈奴，开通西域与南洋海道，其三则见之于历朝天下大乱时的民间起兵。这三者其实是同一个力量，是早先从井田制培养出来的。清末民国到今天还是有民间的这大行动力的，最显著的是表现于北伐，与对日抗战。惟有建造中国现代产业的大行动力不得发挥，但此是政府的无见识之故，而后来是把民间这行动的大力来浪费，大大的耗损了。

    大义名份是中国之民对外大行动力的所在，今把这个来丧失了，对外是非亦不明，哪里还鼓得起对外的大行动力呢？以前是国人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信不信是另外一件事，国人对日本的敌意是一致的，而且日本尽管强，中国人对之并不胆怯，那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理直的勇气，而后来果然发挥了全面抗战的大行动力。

    中国人的造产大行动力，原是从中国文明特有的众产业平衡和谐一体化的历史上的事实里培养出来的，故能有周朝那样伟大的水利工程，与秦朝那样的筑万里长城，开天下驰道，与汉朝远征匈奴的大规模军粮武装补给制度，与唐朝的西域丝路。而且中国人的造产的大行动力与其说是依于组织的，毋宁说是依于性情的，造产的气势也是四方风动。

    经济原来是要民间产业为基，而以国营产业助其平衡的，苏俄没有了民间产业，全是国营产业就失了活泼。美国的虽亦是产国主义，但还有民间产业为基地，所以发达，而及至其国营产业与产军体制益益增大，今天的民间产业的比重缩小了，美国的经济也在硬直化了。日本是美国之续。而中共则与苏俄一样，只有国营产业，而没有民间产业来配合，以致连没有能力接受日本美国的资本与技术协力。中国是向来产业有性情的。产业并不单是机械的，史上产业之兴，哪怕是西洋的，亦都是带有浪漫之思的。中国史上有过的造产的行动大力今在哪儿了呢？

    再就是民间起兵的大行动力了。往时太平天国是民间起兵，弄得一场无结果，其后是民国初年民间起兵以军阀的内战割据的形式而出现，也是浪费了，但是并不因此就断了种，不久来了北伐与抗战与中共的人民解放军，亦还是民间起兵的性格。中共得了政权后民间起兵又以“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的形式而出现，这也被浪费而消灭了。而这回才是恐怕要断种了。因为除了无结果与被消灭，还有制造唯物观的社会，把民间起兵的要素，江湖义气与中国人伦常生活的情操几乎破坏尽了。

    但我还是相信民间起兵会再有，虽“文革”大大破坏了生活的情操，但还有一个理字与天意深入中国的人心，不是这样就可以被破坏得了的。民间有着一个理字就不易被屈服。而且知道有一个天意，如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就有胆造反了。

    天理不屈

    中国人最强的是一个理字。贺后骂殿，包拯打黄袍，有理便把皇帝亦骂得。西洋人只知有数理与物理。希腊亚里士多德答亚历山大帝云“几何学没有大王”，大王亦只可依它。现实就是无论何民族，皆对数学与物理无抵抗。但是数学与物理还不算为强，因其尚不能普遍与彻底的对应万事，数学与物理先就盖不了宗教，也到达不了美术所能到达的。数学与物理不足以对应生命的东西，到达不得物质背后的象。数学与物理上的发见亦只是素粒子的现象的记录，而不能说明其所以然之故。数理与物理的理只对应得宇宙与人生的一部分，尚且如此之强，天下莫之能御，何况是中国人说的天理。

    中国人说的一个理字是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而来，此五法则是生出自然界的秩序，演绎而为伦常之理，而生出人世的秩序，这秩序就是最强的理，因其是生成的，不是只靠组织的。组织只是其生成的形迹而已。因为自然界的与人世的秩序是这样在生成中的，所以中国人说的理字包括有理与非理，且把未然的理亦可以当作是已然的理。也应用数学与物理于观物与造物，但是要观物之真与造物之真，则更有在于以数学与物理所不能到达的物形背后之象。

    西洋的科学与宗教与艺术各不相通，中世纪教皇时代是宗教禁压科学及艺术，后来到了唯物论则把万事万物都属于科学，称为历史科学、艺术科学、社会科学等，并否定宗教，而民主派则又讲要宗教与艺术与科学民主共存，互相尊重，才是学者的风度云。惟有中国文明只是一个理字，神、艺术、数与物理，皆可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来说明。

    《易经》：“阴阳不测之谓神。”（不测是不连续与飞跃，奇迹是以祈祷或何种修炼使我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为一，直接叩着了物之象，而物之形响应之。）神是大自然的意志与息的变化，所以神亦是在于天地万物，与文明的创造里，而可不落于宗教。物生而有象，象而后有数有形，《易·系辞》里的此一语给的启示就有得可以解答毕达戈拉斯的无理数与有理数的问题，与汤川秀树所提出的素粒子现象的背后是什么的问题了。所以中国是连文学亦是理知的，不是局限于物质的合理主义之理，而是天道人事与万物秩序之理。日本文学是抒情的，中国文学则抒理，连《西游记》亦是理性的喜乐。

    以前我注意到了中国人特有一个千人抬不动的一个理字，今更明白了原来这是从《易经》的把文明加以理论体系的学问化而来。而希腊人所做的数学的理论体系的学问化，与后来牛顿所做的物理学的理论体系的学问化，则只是其一部分，未免幅窄，虽深细而浮面。

    中国文明的这个理字，其止即是秩序，其动即是天道。中国人世的秩序是与自然界万物的秩序为一。西洋式的文化人每鄙叹中国人的缺少组织的秩序，却不知中国的人世秩序是如同中国书画里景物的秩序，不是组织的，乃是生成的，像一树的枝叶舒发分布。而此秩序的风动处则有天道。此秩序是礼，而天道是乐。但一般中国人把凡此皆只作为一个天理，印在心头，说在口头，成了日常生活的性情。

    天下最强的是理，一个人的情操可以都被破坏了，而对数理与物理的意识到了最后亦还是保有。何况是中国人的理是天理，数理物理还是知识的，而天理则是中国民族的悟得，比单是知识的东西更不会被消灭。破坏了中国人的情操，但是毁不得民间的这个理字。

    比方宪法可被否定，但是数学与物理学的常识无人否定，个人无论怎样的情绪低落，乃至落到了虚无主义，或一个民族无论怎样的堕落到了灭亡的直前，亦不去想到怀疑数学与物理的常识。国民的数学与物理的常识还与教育有关，而天理则是因于中国民族的悟得，民间不识字的人亦会得，少受学校教育的影响，所以要破坏最难。破坏生活的习惯，摧毁伦常观念，但是也毁灭不得民间的天理观念。

    中国人是好相与而难相与

    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最好相与，亦最难相与。中国人是现实的而不执着，所以最好相与。不执着，是因为他晓得人事之外尚有天道，所以比起西洋人来中国人见得马马虎虎。德国人是于理的线条严刻，而中国人曰马马虎虎，本来是譬如画月亮，不用严刻的线条还可以画出真的圆呢。英国人特别于既成事实尊重，而中国人曰马马虎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美国人是以物质的损得为准，而中国人曰，人有九算，天有一除，吃亏就是便宜。法国人是以优雅为品，而中国人曰，皇帝还有穿草鞋的亲戚，有什么怕失面子的。俄国人的共产主义与其旧教是同一个精神，厚重而残忍，咬住一样东西就绝对不放，而中国人曰：“必定要这样狠狠地霸占住做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东家儿童到西邻，我劝你马马虎虎吧。”再如日本人，日本人于物倒还看得开，惟于情看不开，而中国人则于情也看得开，情是似真似假，极真的事，却笑说是人骗人而已。中国人少有像日本人的感极而泣，但是远比日本人的感情更长久。凡此皆因中国人是生于现实的事物而直通于天，且连对于天也豁然，刚说过天道不爽，却又说是天道茫茫。一忽儿怕赫赫上帝，一忽儿又说大自然是造化小儿。

    中国人因是如此的不拘，一来就可以与人无间然，所以说中国人是最易相与。中国人的最易相与，是世界和平之基。先是中国的广大统一，有一个华夏的天下，连五胡乱华都被同化。还有是汉唐之盛，开通西域，与印度人波斯人之所以能那样长久的和平交往。中国人若像马其顿人罗马人，彼时怕早要想远征印度与波斯乃至罗马了。中国人的容易相与，乃因其出身是井田制的王民，又是有《易经》的理论化学问的自觉的天民。

    使人与人不亲的是身份地位之隔、利害之隔、理论之隔、宗教之隔等，中国人也不是没有这些阻隔，只不要太认真，这就是疏不间亲了。所以与陌上街上的一般人皆有亲情好意。横塘诗，对不识的人亦停舟暂相问，秦罗敷采桑及汉唐诗里的采莲采菱女子与岸上人相问答的风光，即是生于这背景。便是《三国演义》里英雄们的为友为仇，《水浒传》里的江湖义气，《红楼梦》里的恋爱，亦皆是生于这背境。便是我们今日要来起义，豪杰与万民的意气相结，亦是靠的有这背景。外国亦有农民暴动与革命的群众行动，但没有像中国的民间起兵，是只为意气相投更在于共同的利害关系之上。

    中国的政治，向来是天下有道，万民与朝廷可以无间然，不用代议制，民间甚至也不问不知，而自然与朝廷可以如两个小孩的无嫌猜，亦皆是因为中国人的这种素质。所以说中国人是最容易相与，无论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政府与国民之间。

    但若你把来弄别扭了，则最难相与的亦是中国人，无论是个人对个人，或政府对国民，你便与之马马虎虎亦不行，与之认真亦不行。中国人与人交际，他总保持礼貌，一面却尽在忖量你，而你不知，你连不易知道他是恼与不恼，喜或不喜。若在政府，则再也没有比中国的民心更难把握的了。

    无亡天下

    中国民心之难被把握，最是见之于日军占领期内。日本军用战胜者的威严去压他，他却道是胜负乃兵家常事，强的哪有强到底，毒虫自有毒虫怕。他看形势，好汉不吃眼前亏，心里可是并不把你当真。中国人是有历史的哲学，天道的哲学。而日本军想以善政抚绥人心，改用笑颜对民间，民间也向你勾勾头，却不上你的当。因为中国人五千年来经过多少世变，阅人多矣，他辨貌见色，听人说话会听音凡。中国人是有听天籁地籁的听觉，今来听你日本人的人籁，你但凡眉毛动动，他还有哪些儿不知道的。

    中国民间是你想要征服他不容易，想要指导他亦不容易，想要统治他也不容易。

    中国民间的不可被征服，是不但对日本的占领军如此，便像以前对元兵清兵，虽然宋朝明朝是亡了，亦民间还是没有被征服。虽顾炎武说有亡国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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