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排也好；如果他们一定不肯来，就说我们这里土匪多，治安要紧，不可不来。革命军！大家想象如同天神一般的，现在却同我们并排站在民众面前，这是多么强烈的一个印象！”

    “这意见好！”大家喃喃地说，表示佩服，就算表决通过了这一项。

    “还有，”蒋老虎并不显露他的得意，眼光打一个圈儿看着会众说，“这里的几十名警察，也得先同他们接洽。并不是说怕他们不利于我们，在这个局势之下，他们也不敢；我是要他们亲热地站到我们这边来，加强我们的力量。”

    大家又不加思索地表示赞同。在前一些时，这班青年神往于摧毁一切旧势力，曾经像幻梦一般想象到奔进警察局，夺取警察手里的枪械的伟举；此刻却看见了另外一个幻象，自己握着平时在桥头巷口懒懒地靠着的警察的手，彼此互称“同志”。

    蒋老虎见自己已经有催眠家一样的神通，又用更忠实的调子说：“警察那方面，我可以负全部责任。他们都相信我，我说现在应该起来革命，他们没有一个肯干反革命的。此外，我看还得介绍一些人吧。”

    “这里有革命性的人太少了，尽是些腐败不堪、土劣队里的家伙，哪里要得！果真有革命性的人，当然越多越好；我们决不取那种深闭固拒的封建思想！”主席说明人数不多的缘故，含着无限感慨。

    “不见得太少吧，”蒋老虎略一沉思说。“据我观察，土劣队里的家伙大都是自以为上流阶级的人物；而下层阶级里，我知道，有革命性的实在不少。他们尝到种种的痛苦，懂得解放的意义比什么人都清楚，他们愿意作革命的急先锋！”他说到末了，声音转为激越，神色也颇飞扬，正像一个在行的煽动家。

    “蒋同志说得痛快，革命的急先锋，惟有下层阶级才配当！”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青年接上喊说；在这一群里，他是理论的运输者，平日跑上海跑什么地方都由他担任。

    “那末，我们决定从下层阶级里征求同志，借以加强革命的力量，”主席嘱咐似地说。旁边执着铅笔，来不及似地急忙书写的一个，就把这一句也记了下来。

    “这一层，我也可以负点儿责任；待我介绍出来，让大家通过。”蒋老虎的语气到此一顿，继续说，“说到这里，应该先办的事情似乎差不多了。接着就可以谈谈我们对于本镇的施为。我以为，做事要集中，擒贼要擒王；东一拳，西一掌，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认定了本镇腐败势力的中心，一古脑儿把它铲除，才是合理的办法。”

    戴眼镜的高个儿抢着说：“前回我们已经讨论过，本镇腐败势力的中心是我们的校长蒋冰如。他什么都要把持，高等校长是他，乡董是他，商会会长又是他。他简直是本镇的皇帝。革命爆发起来，第一炮当然要瞄准皇帝！”

    不知道主席想起了怎样一个意思，略带羞惭地向陆三复说：

    “我们现在与他没关系了，你陆先生却还在校里当教师。”

    “那没有什么，”陆三复慌张地摇着头，“我同你们一样，为公就顾不得私。”羞红从脸颊飞涨到颈际，右颊的瘫痕仿佛更突起了。

    “蒋冰如拿学校当他的私产！”愤愤地说这句话的是一个自命爱好艺术、近来却又看不起艺术的青年。“去年我去找他，说学校里的艺术功课让我担任吧，报酬倒不在乎。一套的敷衍话，说再好也没有，可惜没有空缺。徐佑甫那种老腐败，至今还留在那里。刘慰亭的英文，英国人听起来简直是外国文，他却一年年地用下去，只因为他们俩关点儿亲。这些都是学阀的行径，已经够得上被打倒的资格！”

    “再说他当乡董，”蒋华暴躁地接着说，“人家女人要求离婚，他却判断说能不离最好，这明明是受了那男人的好处，故而靠着乡董的威势，来压迫可怜的女人！”

    “他的儿子自华宜华眼里看不起人，遇见了我们同学，似理不理的，仿佛说‘我们是上海的大学生，你们是什么！’也是一对要不得的宝贝！”这语音来从陆三复的右边。主席斜过眼光去，看见一双燃烧着妒恨之火的眼睛。

    蒋老虎宽容地笑着说：“儿子是另外的问题。学校里用人不当，劝女人家最好不要离婚，也还是小节，都可以原谅。我们应该从大体上着想，他到底是不是腐败势力的中心；如果是，就不客气地打倒他！”

    他这是欲擒故纵的章法。那高个儿不耐再听下去，抬起右臂嚷道：“这是不待讨论的问题！几年以来，镇上一切事情都归他，什么狗头绅士狗头财主都推尊他作挡箭牌，他又有许多田，开着几家铺子，是个该死的资本家。他要不是腐败势力的中心，那就可以说我们镇上是进步到不需要革命了！”

    “那末，毫不客气，打倒他！”蒋老虎的笔法至此归到本旨；他微微一笑，然后同一班青年商量打倒的步骤。

    听到了远远的潮声而心头不平静的，镇上还有许多，那大概是有点儿资产的人。几回的内战使他们有了丰富的经验，一听见军队快到，就理箱子，卷铺盖，往上海跑；到得上海，不管一百块一间楼面，十块二十块宿一宵旅馆，总之是得庆更生；待传说打仗结束了，重又扶老携幼，拖箱带笼回转来。他们想，现在又得温一下旧课了。他们又从报纸上知道一些远地的情形，疑信参半，要在想象中构成一种实况又不可能；这就比以前几回更多恐怖的成分，因而觉得上海之行更不可免。几天里头，为了送上海去的人到火车站，所有船只被雇一空，谁要雇乘须得在几天以前预定。

    金树伯是决定夫妇两个跑上海了；依据情理，当然要去问一声他妹妹，要不要带着孩子和老太太一齐走。佩璋回答说，焕之来信没有谈到这一点；老太太不用问，可以断定她不肯走的，单是自己和孩子走又决没有这个道理；还是不要多事吧，反正家里也没有什么引人家馋涎的东西。树伯总算尽了心，也不再劝驾，说声“回来时再见”便分别了。

    树伯又跑到冰如那里，却真有结伴的意思。不料冰如的回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冰如说：“以前几回你们避到上海去，我还相当赞同。惟有这一回，我绝对反对你们走；简直是自扰，没有一点儿意义！”

    “为什么呢？这一回比前几回又不同啊！”

    “正因为不同，所以没有逃避的必要。是革命军，不比军阀的队伍，哪里会扰民？至于党人，现在虽还不知道在本镇的是谁，然而你只要看焕之，像焕之那样的人，难道是肯扰民的？不要劳神白花钱吧，坐在家里等着看新局面就是了。”

    “但是报上明明记载着，他们所到的地方，拥护什么呀，打倒什么呀，骚扰得厉害。”

    “他们拥护的是农工。农工一向被人家无理地踩在脚底下，既然是革命，拥护他们的利益是应该的。他们打倒的是土豪劣绅，为害地方的盂贼。我们自问既非土豪，又非劣绅，拳头总打不到我们身上。譬如蒋士镰，平时欺侮良善，横行乡里，那倒要当心点儿，他就有戴起纸帽子游街的资格。”

    “你得想想你自己的地位，”树伯这样说时，心头浮起一句记不清出处的成语，“彼可取而代也”。

    冰如无所容心地笑问：“你说我的乡董的地位么？这又不是什么有权有利的职务，无非为地方上尽点儿义务罢了。况且，我也不一定要把持这个地位；革命家跑在我前头，我很愿意让他们干。”

    他又说：“可是现在职务还在肩上，我总不肯随便。我以为在这个时期里，一班盗匪流氓乘机闹乱子，倒是要防备的；所以我召集今天的防务会议。不料他们都跑走了，只到了四个人；像你，要走还没走，也没有到。我们四个只好去同警察所长商量，请他吩咐弟兄们，要加紧防卫，尤其是夜间。”

    树伯似乎只听到冰如的一句话，因而跑上海的意念更为坚决。

    “不是他们都跑走了么？难道他们全是庸人自扰，没有一点儿意义？我决定明天一早走，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