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料盒

    “油三妹并没有病，相反她更爱吵闹了。”

    四周是静寂的，彷佛连树木也都在屏息倾听。从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沉重的痛苦的千古不变的一声一声响着。

    “你说这是危险的吗？”我接着问。

    贺文龙深深吸了口烟。

    “什麽是危险的？”

    “假使女人爱热闹？”

    “我认为现在是相当危险。”

    油三妹是教体音的，她在课堂上──有时候也在休息室里，用尖利的发疯的大声唱歌。她喜欢自己或别人大笑，喜欢各种热闹，她所害怕的只有一样，好像故事里所说的害怕自己影子似的害怕孤独。她白天很少在家。

    这样又过一年，油三妹二十三岁。

    她需要的是什麽啊？在这里没有高尚的娱乐场所，没有正当集会，甚至连比较新一点的书都买不到。我们可以指出它每天照例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可以更清楚的，可以像星期菜单似的给小学教师安排一个节目：早晨，连最小最贪睡的学生都到学校里来了，他们从床上起来，喊校工打脸水，然後，吸烟；他们上午的精神很好，讲书时发声挺大，时常引起学生们在下面发笑；到了下午，你知道每个小城到下午都有这种现象，全城，连主要的大街都显出疲倦，教师们要打哈欠了，照例下几盘棋，罚几个自己不喜欢的学生。讲到这里，我请小学教师原谅，他们大多数并不如此无聊，但他们中间确有少数无聊人。至於油三妹，我们前面说过，假使不热闹，她简直就难活下去了。我们不妨设想她每天早晨起来打个娇懒的哈欠，然後洗脸擦粉，整一整头发和衣领，再用丰圆的手指提上鞋，接着照照镜子，接着就从家里走出来。她在路上走的很快，比她以前当学生时候走的更快，她生怕街坊上认识她的人议论。

    油三妹一直走到学校──这时候她和她家里人欠和睦，尽管全家都宝贝她，她是老生女儿，她却不喜欢他们。因此她在学校里耽搁的时间更多，而回家的时候是更晚了。她和同事到城外散步，打球，上车站看戏。

    所有的人都趋向欢乐，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单独责备油三妹。有一天晚上，油三妹没有回家，她的母亲和父亲年纪太老，哥哥是做生意的，很怕见读书人，况且她回家晚早习惯了，没有人去找她。

    “他们做什麽吗？”

    贺文龙说他们在学校里吃酒。他们划拳、行令，一直吃到夜深。最後他们都吃醉了，校长──一个国民党特务装作吃醉了，油三妹自然是早吃醉了。她大笑并且发狂的唱歌。

    “这事情是很平常的，”你也许会说。

    然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是最使人痛心的，油三妹第二天醒来却变成哀愁的油三妹。她很快的瘦下去，红润的两颊陷下去，发光的大眼常常是空虚，阴沉，像刚哭过似的乾燥，而走起路来，常常像想倒下去睡一觉的样子。但是她咬住牙关什麽话都不说。以後她还继续上两个月课，她的母亲看出她身体上的变化，於是她就请病假了。

    油三妹在床上睡了大概有一个月光景，据说她谁都不愿意见，她不说话、不笑、不哭、也不叫喊，只是不动的向上面望着。她望什麽？谁知道！有一天早晨，她睡到八点钟还没有睡醒。她母亲到房子里喊她。自从发生那种不幸事件之後，老太太是很生气的。老太太怒声骂道：“小三奶奶，你睡死了吗？”但是油三妹没有理会。阳光早已照到床上，照在她昨天晚上脱下来的鞋上，这个曾经有过过多的笑的，我们曾经看见她每天夹着书包到学校去的少女继续睡着，她的手早已冷了。她的枕头上因为流上很多泪还是湿的。最後人家在她的床里面，在地上找到一个颜料盒。

    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少女，第一个将痛苦的去过完她的一生，第二个吃了藤黄，第三个，我也想收起我的颜料盒，我们何必描画这些痛苦的画像啊？如我的一位相识所说，我们既然并不比别人残酷。这时贺文龙点上第二支烟，用钢针敲了敲捉蟋蟀的竹筒，笑着问我：

    “你刚才提起马瑶英，你知道她怎麽样了吗？”

    “不，不……”

    我们不要问了，我们不再打听马瑶英了。马瑶英──那个曾紮过双辫，生一对娥眉和黑的长脸蛋的，我们熟识的第三个少女，她因为作政治运动被判处五年徒刑，她将在监狱里消磨去她的大部分青春。

    於是一阵悲愤统治了我们。在我们四周，旷野、堤岸、树林、阳光，这些景物仍旧和我们许多年前看见的时候一样，它们似乎是永恒的，不变的，然而也就是它们加倍的衬托出了生命的无常。为什麽这些年轻的，应该幸福的人，他们曾经给人类希望，正是使世界不断的生长起来，使世界更加美丽，更加应该赞美的他们，为什麽他们要遭到种种不幸，难道是因为这在我们的感情中会觉得更公平些吗？我们被苦痛和沉默压着。

    从上游，从明净的秋季的高空下面，远远的露出一片白帆的帆顶。从树林那边，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是愤激的、痛苦的、沉重的响着，好像在钉棺材盖。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