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宿处

    伐扬·古久列

    伐扬·古久列（Paul Vaillant－Couturier）是法国当代最前卫的左翼作家，共产党议员，雄辩家，新闻记者。他曾经入过狱，做过《人道报》（L’Humanite）的热心的社员、世界革命文学杂志的长期撰述者和法国革命文艺家协会的总秘书。他具有一种他所固有的、活泼的、有力的作风（这是我们可以从下宿处这篇短篇中看得出来的）这种作风使他在文学上有了极大的成就。

    他的著作有《致友人书》（Lettes a mes amis）、《赤色莫斯科一月记》（Un mois dano Moscou－larouge）、《兵士之战》（La guerre des soldats，系与Raymon Lefevre合著）、《没有面包的约翰》（Jean sans pain）等。他也写诗和戏剧。他的诗集有《牧人的访问》（La visite dn berger）、《十三个扮鬼舞》（Treize danses macabres）、《赤色列车》（Trains rouges）。他的著名的戏曲是和穆西那克（Leon moussinac）合著的《七月老爹》（Le pere Juillet）。

    《下宿处》（Asile de nuit）系从他的短篇集《盲人的舞会》（Le bal des aveugles）中译出。

    一

    他应得在勃鲁塞尔下车。

    他的行李呢？一种德国和瑞士人在星期日负在背上的绿色的囊。

    他的护照呢？他已没有护照了。他到比利时来已受了注意，甚至一份报纸也根据人体测定表把他的照片刊登了出来。

    他三夜以来没有睡过。

    从波孔到杜易斯堡，从杜易斯堡到爱斯拉沙伯，从爱斯拉沙伯到爱尔伯斯达尔，他从三个国境政治巡警的手下溜了出来。他的脸色很憔悴，而他的神经，因为太紧张了，是很兴奋。

    他已不更思索了。他哼着有一夜在北海上从一个鲍尔多的工人那儿学来的小曲：

    在蒙多朋，有三个姑娘：

    一个缝衣，一个把纱纺，

    还有一个慢慢地，慢慢地，

    赚雪白的大银洋……

    在客车通路的底里，在那发着强烈的尿骚臭和硫黄气的狭窄的小房间里，他曾经稍稍地把脸洗了一洗，但是他的胡子是长了，而他的衬衫又脏了。

    男子们的目光使他不安，妇女们的目光使他烦闷。

    他翻起了他的衣服的领口，又把他的袖口塞到他的衣袖的里面去。

    没有替换衣衫。没有护照。他直站着旅行。他觉得还是站在通路上好一点，因为在那面那些走过的人们只能看见他的背后，又因为那些树木、母牛、草原和房屋都没有隔着玻璃窗把你来仔细端详一番的功夫。而且，玻璃窗贴着前额是清凉的。

    他躲避那些闲坐着把什么东西都仔仔细细地看个不停的人们。

    车厢载了一位刚在德国把肚子塞饱了的快乐的旅行家。火车说：“Valutas－chweine，Valutaschweine。”于是它便把他们摇动着，这样可以加快他们的假期的消化力。

    那些人都是可敬的。检查过，证明过，打戳子过，像邮包一样。“Dokumenta？”“Pässe？”你的护照呢？

    他们都可以从欧洲的这一端回到那一端……他却没有这个份儿。

    他呢，他应该猜测那些眼睛，察看那些脚、手、包裹……

    在一个人知道有巡警在找他的时候，他到后来总到处都能看见巡警。

    在停车的时候，他便窥伺着，准备跳下车去。躲在厕所里，沿着月台逃，把带在身边的文件吃到肚子里去……

    然而巡警并不高明，谢天谢地！

    为了不随着那从德国列车上流下来的人潮一起出去起见，那青年便在勃鲁塞尔车站中徘徊着。从这一堆人漂流到那一堆人。他努力避过那些石碑似的比利时的宪兵，去把他的行囊交给行李房。

    接着他小心地打道出去。一列郊外火车到站了。他混进人群里去，果敢地在两个守候着的巡长的呆木的眼下，把手插在衣袋里，离开了车站。

    到了外面，他看见广场、林荫路、街道、天空都舒展了开来。他呼吸着，感到自己被那一种还按着他奔跳的心的加急的节奏而发的内部的笑所摇动着。他点旺了一根纸烟。他摇摇摆摆地走着。

    在勃鲁塞尔他有一个地址：一个会在紧要关头把他藏起来的靠得住的同志的地址。

    现在他觉得自己被一种耻辱而温柔的舒适所战胜了……是许多无名者中的一个无名者……勃鲁塞尔的公民。为什么不是呢？

    一种动物的友爱把他和在他周围活动着的一切联系在一起……

    在他头脑里面，好像有一种恢复在披露出来。他在皮包里还有一点钱。一切都很顺当。他蹦蹦跳跳地穿过了广场。

    一个穿着晚服不尴不尬地戴着一顶刺目的帽子的女人向他走了过来：

    “心肝……”

    在她眼睛里，有一些他所没有注意到的衰颓和失望的神色。

    只顾着他自私的满足，他摆动着手臂，推着她的肩，凛凛然地说：

    “别跟我来胡闹，大姐……”

    定了货价的恋爱吗？嘿，算了吧！实际上……我们等着瞧吧。一种不逊的男性的反抗适当地顶撞了他。他跳上了一辆很小的街头汽车，舒舒服服地躺着。而那在男子们的伪善之潮中过惯了的做生意的女人呢，她向最紧急的需要那面漂流过去了。

    后面有一方小玻璃窗。没有人跟他。汽车顺当地驰过去。在那软绵绵的弹簧坐垫之上，他感到舒适侵袭着他。别问事！他是置身事外了。可是在他深深的内脏的快乐和这种全身筋肉的疲惫之间，是有着那样的迫人的疲倦和那样的精神的恍惚啊。

    而那个女人！啊！可怜的女人！她的运气多么坏！像她那样的女人，他有时曾经转过念头的，在星期日的舞会里……但是那些娘儿们却是好得多……他笑了！他的脑袋可是有点儿傻气了吗？汽车上的那面小小的长镜子好像把他的肮脏的脸儿拉得格外长了……

    “还有一个慢慢地，慢慢地，赚着雪白的大银洋……”他还是笑着。

    实际上，他是差不多十分软弱无力的了。

    那同志呢？他认识他。两个青年人，男人、女人和一个很小的孩子。他们会给他一身新洗好的衬衫衬裤，给他做饭吃，给他铺一张床……

    一张床！自从那充满了蚤虱和那荷兰私贩子的醉鬼的梦的可怕的一夜以来，他还没有在一张床上睡过。

    一张床！

    “明天早上呢，同志？咖啡呢还是朱古力？”那真出色！汽车驰着。他的行旅，他的脱逃，他的苦痛，一切都在降落到他的眼上的温暖的水汽中融化了，抹去了，消灭了。压在一头年轻的牲口上的睡意。

    城中的东西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那汽车的里程记数表的号码，显示着大写的数字在他的脑筋中扩大了起来：5.483。

    欧洲的汇兑的噩梦把他占据住了：5.483。什么？几百万，几十万？卢布？克朗？法郎“Wie steht der dollar heute？”（译为：今天金圆市价多少？）

    他们经过了车子只能慢慢开的人口稠密的区域，他们靠傍着电车走，他们和别的车辆并排走。汽车开进一条沉静的小路。那条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头青色的猫，用着它的尾巴在一片白色的墙上划着辨不清楚的数字。

    汽车停了。他下了车。在夏天的路上，他的脚清晰地跫然应响着。那条路有一个女人或是一种花的漂亮的名字：格莱曼丁吗？牡丹蔓吗？

    那所屋子在这儿了。三十二号。两个门铃。他拉那第一个门铃。没有人回答。他拉那第二个。也没有人回答。

    他或许把路弄错了，把门牌弄错了。

    问谁呢？谨慎为是。

    在隔壁的一扇门的门槛上，像一个装在镜框子里的肖像似的，一个戴着小帽子的矮小的老婆子在注视着。

    奇怪的是她并不是聋子。

    “房·贝易先生。”他高声地说。

    那矮小的老婆子打了一个寒噤儿。

    “哎，先生，他正是住在此地，不过他不在家，他的太太也出去了。”她用一种轻快的声音说。

    “好，我回头再来。”

    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他心头挫落了下去。

    那牵引着一船遭难的人的麻绳断了。他看见自己在勃鲁塞尔的空间中挣扎着……

    离那儿不远，有一条电车路线。

    他把他的愤恨交付给电车的那两条平行的铁轨，于是，垂倒了头，他沿着那条路线走过去，一边小心地三块铺石三块铺石地跨着他的步子。

    那正是吃晚饭的时候。他在某一个菜馆里，在那些正派的人们之间吃了一顿饭——点菜。他肚子饿得实在太厉害了，没有空去观察周围的一切人物。只向右面望了一眼，向左面望了一眼。看去不像有巡警。他所喝的酒是从口里一跳跳到胃里，又从胃里一跳跳到脑袋里。那些好酒，在从北方的酒窖里拿出来的时候，从来也不是那么厉害的。一个疲惫了的身体之对于酒，正好像一大堆松针之对于一颗火星一样。他燃烧起来了。他感到有一种要对侍者说话的不可思议的需要。他忘记了他的胡须，他的肮脏的衬衫，他冒着危险，又忍受着那侍者的职业的不忠实。

    他在桌上丢下了一笔太大的赏钱，一笔杀人犯的赏钱。

    他从菜馆到三十二号做了一次轻松而乐观的散步，他差不多要唱起歌来了……他要这样鬼鬼祟祟可真有点儿傻……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监视着他。在那种违法的旅行中，一个人总是疑心着许多许多的事情。

    九点钟了。

    在他的同志家里一个人也没有，而黑夜又把那矮小的老婆子关进去了。他并不十分困难地打定了他的主意，因为在勃鲁塞尔他只认识一条路，他便又沿着电车的那两条发亮的铁轨，回到了他的出发点。

    二

    因为他必须消磨时间，他走进了一家电影院。他无差别地认为那些女招待都是肥胖的、金发的，而且是高傲的……

    他起初对一张海军的建筑的实事影片发生兴趣，因为他是老于此道的……

    其次便开映一部美国的影片。

    和那乐队的巨大的骚声比起来，他还是欢喜那映片机的电的音乐。

    试想避开了那骚音，他瞌睡起来了。

    那布满了小小的脚步声、香糖和橙子的气味的休息时间把他惊醒了。

    十一点钟。

    他想，现在正是回到他同志家里去的时候了。

    他的消化力使他出了一身大汗。那使他的疲倦加重的蒙眬睡意把他的手、他的脚和他的眼睛都肿胀了。他的思想停止了，可是电影在他的心头勾起了诗意。他机械地念着：

    “两条崭新的好棉被，牛奶串咖啡，同志聚首一堂，果子酱……”

    这几个顺口的韵在他的步伐中亲密地爱抚着他，于是他对自己说：

    “我的老朋友，你变作诗人了……”

    他断然感到有一种亲密、安稳和友谊的极大需要。一家旅馆的金钱买来的款待使他生厌。

    这一次，在拉门铃之前，他望了望闭着的遮窗板、关着的窗，于是他又提心吊胆起来。

    他踌躇着。他本来是很想看见上面的灯光的。别管它，或许他们上床得早，已经睡着了吧？

    他堂堂皇皇地拉了两下门铃，拉得很干脆。接着他接连地拉着。他们一定睡得很熟了。

    在里面，门铃大声地回答着。

    他敲着门。声音闹得很大，简直像是敲着一个极大的木鼓一样。

    整所屋子从走廊间发出应声来。他退了一步，仰起头来看看是否一点火光也没有。

    他喊着：

    “房·贝易！”

    他已那么长久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声音了，空洞的路上的他的回声使他害怕起来。

    他似乎觉得他的声音用那夜间的喧骚告发了他。

    他努力镇静下来，站在门边，身子靠着木门，把铃拉了很久，一直数到第五十次，然后像一头悲鸣着的狗似的，还失望地拉着。

    突然，跟着一种铁器、瓷盘和碎玻璃的声音一起，一扇窗和遮窗板打开来了，一个穿着衬衫的男子在三层楼上显身出来，在反光之中好像是裸体一样。

    他喊着，简直像是一个哨兵：

    “是谁！”

    “对不起，我找房·贝易先生！”

    “滚你的蛋。他不在家。”

    于是那男子又把窗关上，使他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同时，那遮窗板吞进了一大串的弗郎特尔人的咒骂……

    三

    那时勃鲁塞尔有一辆电车。

    他可应该去找一家旅馆吗？怎样的旅馆呢？对于那违法的生存，人们总是推荐那些最大的旅馆。好吧。但是那一件衬衫，那一嘴胡须，那一只行囊，特别是那一嘴不尴不尬的胡须。

    不，一个大旅馆不行。

    那么一个小旅馆吗？一个很小的旅馆吗？也不行。靠不住的旅馆，那是常受巡警的检查的。检查，那是避之不及的。

    那么，一个中等旅馆吧。一个既不因富丽又不因寒碜而惹人注意的中等的旅馆，一种交车之处的旅馆，一种准会收容你，而你在那里又可以“随时饮食”的车站上的旅馆。

    可是他应该到行李房去取他的行囊。电车开到了北站。要不要住在北站旁边。到南站去岂不是更好一点，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窥伺过他。

    他的行囊从一个睡意蒙眬的职员手里取出来之后，他打定主意到南站去。

    电车重新又把他载了去，一路上停车，摇动着开车，卖票人喊着“票子”在夜里精神抖擞。

    在电车中，一个无邪地斜视着的男子使他不安。他以为自己被人侦察到了。使人不宁的是疲倦。

    他努力和睡意斗争着。睡意是一个小小的黑斑痕，它从他的头脑的一角上出发，伸长起来，扩大起来，垄断着他，横暴地掩蔽着他。

    他应该下车了，没有人跟在他后面下车来。

    那是八月十五日。在林荫路上，夜市正在闹得很上劲。

    那里有旋回的灯火、牛的脂肪和尘雾迷漫的连珠炮的气味。

    游动木马在转着它们最后的几个圈子，爆竹在发着它们的最后几响，而煎炒品也在冷下去了。

    在小店里，许多人发着麦酒的气息。

    一些高声说话的人，互相援着手臂，在路上显了出来，走到光的浴场里去，然后不见了。一个大风琴，放着气，在空中钻着空，还在那最后的电灯泡之下为一个绿色的虐杀之戏的葬式婚礼奏着曲子。哦！这种溺死的人们的婚礼！

    行囊是重的，但是车站却快到了。他走出了节庆的光轮。

    他察看了一家旅馆，接着又察看了一家。他在找一家中等的旅馆。门面是最欺人的了。旅馆的等级是只有用鼻子从房间的气味中嗅得出的。

    他选定了那家七省旅馆。

    一走进门，那同样干瘪的一株绿色小树和一位黄色的妇人，在一张破旧的地毯、一个假云石的账台和一架霉坏的楼梯之前招待着他。

    他进来的第一句问话。

    “没有房间了。”那不自然的女人说。

    他一句话也不说，行了一个礼就走出去。

    在外面，他觉到夜是格外厚密了。一个夹着眼的电灯招牌吸引了他：旅馆………旅馆……旅馆……在那灯塔之下，在一扇灯光明亮的小厅堂里，他看见窗幔后面寥寥有几个人在木制的桌子上吃夜点心。

    那老板娘是一个红脸的肥胖的弗朗特尔人。在那面，人们在厚厚的盆子、牛乳罐和烟斗之间粗野地笑着，一个女侍者很欢迎地随便让一个高大的棕发男子和两个肥胖的金发男子拍着她的屁股。

    他叫了一瓶啤酒来开始。他们很殷勤地招待他。

    于是他便照着比利时人的样子，努力使音调有点抑扬地问，他可不可以住在这里。

    已经没有先生住的地方了，但是总还可以想想法子。如果先生愿意，那女侍者可以睡到阁楼上去，而把她的房间让给先生。立刻去换被褥。

    那女侍者等待着一句风流的邀请或是一句谐谑话，可是先生并不说。哄笑的是在旁边的一堆人。

    先生有情地望着那从一个漆成朱古列色的柜里取出来的被褥。他玩味着它们的白色的香味，又高兴地听着那使木楼梯轧轧作响的那女侍者的腿的快乐的声音。

    当那女侍者走下楼梯来的时候，他站起来预备上楼去。

    “等一会儿，先生，那老板娘说，我们老板是在对面，在和别人谈话。他要回来把你的大号写在巡警的登记簿上去。”

    巡警！可憎的字眼。实际上，一个名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又坐了下去，而在他坐下去的时候，老板开门进来了。

    他是肥胖、秃顶而充血的，穿着薄呢绒的靴子，颇有兰勃朗特画里的射手们的那种好家伙的神气。

    他一边进来一边用那出着汗的脑盖稍稍地招呼了一下……

    “阿尔贝，登记簿。”老板娘说。

    “在这里，在这里。”那个把登记簿从一个抽屉里拿出来又把它翻开了的阿尔贝说。先生站了起来，走到账台边去写一个名字。

    “护照呢？”阿尔贝说，没有把照字说清楚。

    “怎样？”

    “护照。”他干脆地又说了一遍，勒住了那支笔。

    “我……我把它忘记在拿穆尔了。”

    “那么你没有护照？”

    “没有，我原来是想住在朋友家里的。”

    “那么，先生，我们不能让你住。这个，真的，我们没有办法……”

    于是那老板便合下了登记簿，像放了一响手枪一样。是空枪。因为，当先生付了啤酒账出去的时候，老板和老板娘带着一片同情而可怜的和善的微笑送他出去。

    当先生到了外面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完全被摈弃了。他没有护照，而比利时却老是保留着那被德国占领的猜疑的习惯。

    他的冷了的汗把他从头到脚地湮没了。他的行囊拼命地压着他。他在那一堆旅馆的周围转着圈子，想再做一会儿试探……

    这一次，一位在纽扣孔上佩着一把做装饰用的彩色扇子的比利时英雄，把他赶了出来。

    “没有护照！或许是一个德国鬼子，还带着那种囊！走吧！走吧！我不打电话报告警官还是你的狗运！”

    那“德国鬼子”拿起了他的行囊走了出来，而在里面，那位英雄的愤慨还迟迟未歇。

    在衰颓之中，他好像自己走到一个要看得眼花缭乱的斜坡去……

    那简直是人们所讲的在悬崖之上挂在一个树根上的人们的情形。

    在通路上，他一味地回想着那个他曾经那么不客气地拒绝了的小娼妇：

    “别跟我胡闹……”

    那已经阑珊了而沉睡在那像一个营盘似的帐篷里的节庆，迎着那些“德国鬼子”的失望的疲倦。

    这一次，腰又酸膝又痛的，他又步行回到了北站，同时还一眼眼地看着那些像髑髅似的停留的灯火阑珊的旅馆。

    四

    钟面说：两点钟。在车站的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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