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朱子之史学

将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谓这个是盛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说甚盛衰兴亡治乱，直是自欺。

    孔子之道，即是人道大伦理所在。搁置了此大伦理，来谈盛衰兴亡治乱，只知得有此事，不知此事背后之所以然之理，则到头只成得自欺。朱子又曰：

    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会个根本，一旦临利害，却都不济事。

    每一事之背后必有理，同时又必有人，须理到人到而后事始到。故变法必待要变人，救时必待要救人，此亦是个根本，朱子理学史学之通贯合一处在此。又曰：

    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他做，亦做不得。

    会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此处说到势字，亦为治史应世者所必当注意一要项。理无不可为，而势有不可为。明得势，乃能识机会。此虽孔孟亦无如何。又曰：

    看前古治乱，那里是一时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酝酿，方得如此。遂俯首太息。

    势非一时做得，乃由积久酝酿。朱子又曰：

    今为天下，有一日不可缓者，有渐正之者。一日不可缓者，兴起之事也。渐正之者，维持之事也。

    朱子值南宋偏安之世，其生年正金兵陷临安北还之年，其卒年下距元兵入临安七十六年。生平于当时立国兵财大计，筹谋甚熟，尤于复仇北上之机会，揆度审的。谓秦桧死，高宗内禅，乃二大有为之机会。又言金亮之乱，乃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又曰：

    凡事要及早乘势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

    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所谓要切处，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窍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与论当世之务。

    恢复之计，须是自家吃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岂有安坐无事而大功自致之理。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战便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

    凡朱子指陈当时形势，规划兵财大计，不作高论，不落虚谈，坐而言，皆可起而行，其一切见解，多从史学中来。惜其一生出仕时少，居家时多，其仕亦在州郡。身居朝廷，不到百日。凡其所言，虽皆指陈精要，恰中机宜，然亦迄未见用。至谓兴起之事不可一日缓，维持之事只有渐正之，此乃最切实之言。故其毕生惟以讲学为急，其论时事，则除明快把捉恢复时机外，在时势不符，机会不到中，仍亦一一有其维持渐正之方。史学理学会合使用，此在千古大儒中，实亦难其匹俦。后人乃谓伊洛无救于靖康之难，朱子无救于南宋之亡，则孔子亦何补于春秋，孟子又何补于战国。正为不治史学，乃为此孟浪之谈。

    朱子于著史论史外，尤长于考史。自谓：

    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谓无助。

    朱子考证工夫，多用在史学上，而又博及古今。考天文，考历法，考地理，考水道，考形势，考风土习俗，考阵法，考弓马，考衣冠制度，考声律，考花草，考鱼鸟，而最多则在考史事。其考古史，较其所得，亦远超于后人之毕生从事，如清儒崔述东壁《考信录》之类。其于近代史，考论愈详。如论荆公变法，新旧党争，皆经细核，不涉空言。即如其于濂溪，不仅阐述其思想，复详考其生平行事著作，使后人重知濂溪其人其事。朱子考证工夫，诚亦不可谓其非卓越于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