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朱子之文学

    以上略述朱子之史学，以下当续述朱子之文学。

    理学家于文学，似乎最所忽视。濂溪有文以载道之论，其意重道不重文。惟朱子文道并重，并能自为载道之文。尝曰：

    欧阳子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易之卦画，诗之咏歌，书之记言，春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

    此乃言广义之文学，以经学文学贯通合一言之，而理学精神亦自包孕在内。朱子论学重博通，重一贯，故能言及于此。又曰：

    韩愈氏慨然欲追诗书六艺之作，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而其论古人，则又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不及于贾董。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词不己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

    此见朱子论文，别有一标准。司马相如扬雄辞赋家言，不得与屈原孟子并列。贾谊董仲舒，则不当摈之在文外。至于词必己出，不得悬为文章之能事。朱子论文，推而通之既欲极其广，分而别之又必极其严。凡朱子论学皆如此，论文亦其一端。

    朱子既揭文道合一之论，以文学通之于经学。又进一步以文学通之于史学。谓：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岂易及。

    既曰文道一致，则文章自可通之于世运。而朱子重视乱世之文尤过于衰世之文，谓战国乱世之文有英伟气，非《国语》衰世文可比，则又是一项高明特达之见，非深于文者不能知，尤非深于史者不能知，更非深于道者不能知。又曰：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祐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淳厚。至欧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已驰骋忒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

    此更以文章觇世运，而阐入幽微。其论文，宁拙毋巧，宁重毋薄，皆与理学相通。

    因说科举所取文字，多是轻浮，不明白著实。因叹息云：最可忧者，不是说秀才做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会。因论某人言，曾于某处见虏中赋，气脉厚。先生曰：那处是气象大了，说得出来自是如此，不是那边人会。

    此处从当时南北双方科举文字推论及于文风世运，更涉深微。此间秀才文字轻薄，可见风气已坏。非是秀才做文字不好，乃是秀才做人先不好，此大堪忧。那边人作赋气脉厚，此乃北方中原地理背景使然。而宋金双方国运消长，亦由此可推。

    朱子亦多就文论文语，所论率多着眼于文章之神理气味。理学注重人格修养，一文之神理气味，即是此文之文格表现，亦即是此文作者心智修养之表现。故曰：

    贯串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

    其论西汉有曰：

    董仲舒文字平正，只是困善，无精彩。匡衡刘向诸人文字皆善弱，无气焰。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生文字雄豪可喜，只是逞快，下字时有不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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