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成吉思汗的三位直接继承者

族的抗议（该家族的成员们拒绝承认他们从王位上被排挤掉），也不顾支持该家族的察合台兀鲁思首领也速蒙哥的抗议，宣布蒙哥为大汗（据志费尼记是1251年7月1日）。于是，帝国的统治权最终从窝阔台家族转归拖雷家族 〔75〕 。

    这次政变相对而言是轻易地获得了成功，其原因由以下事实可以说明：蒙哥是强者的典型，与他相比，正统的窝阔台诸王们既年幼又不受尊重。此外，拔都作为成吉思汗家族的长者和长支之首，在王位空缺期间居于一种行使独裁权利的地位。然而，窝阔台家族被赶下王位和拖雷家族获胜是对正统性的侵犯，主要受害者不可能不进行任何反抗就接受它。被罢黜的窝阔台宗王们（其中最突出的是失烈门）在库里勒台快结束时到达，好像是来对新选出的大汗表示效忠，而实际上似乎是想袭击并推翻新汗。但他们的计划被发觉。他们的卫队被缴械，他们的顾问被处死，其中包括合答黑和镇海。 〔76〕 他们自己也被拘捕。

    蒙哥严厉地惩罚了这些不幸的堂兄弟们。前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被剥去衣服受审，然后被缝入一口袋，投入水中淹死（1252年5——7月）。蒙哥十分憎恨她（他告诉卢布鲁克说，“她比一条母狗更卑贱”）。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把失烈门带往驻扎在中国的蒙军中而暂时救了他，但是，后来他未能阻止蒙哥把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投入水中淹死。贵由年幼的儿子忽察被放逐到哈拉和林以西的地区。合丹像海都一样，主动投降，得到赦免（很可能有一位与合丹同名的人行使了蒙哥对贵由安置在波斯的高级大臣野里知吉带的报复）。因此，合丹和海都仍保有叶密立兀鲁思。后来海都举起窝阔台正统性的旗帜，给蒙哥的继承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最后，蒙哥处死了察合台兀鲁思的首领也速蒙哥，他曾站在反对蒙哥的一边，蒙哥以察合台家族的另一个王子、哈剌旭烈兀取代了他。以后又以哈剌旭烈兀的遗孀、兀鲁忽乃公主继位（1252年）。察合台的另一个孙子不里被交给拔都，拔都处死了他，因为他在欧洲战争时犯下了反对拔都的罪行。 〔77〕

    9．蒙哥的统治（1251——1259年）

    蒙哥即位时43岁，他是继成吉思汗之后最杰出的蒙古大汗。蒙哥沉默寡言、不好侈靡和狂饮暴食，惟一的乐趣是打猎。他使札撒和祖辈的戒律恢复其原来的严厉性。他是一位能干的领袖和严厉而公正的管理者（他支付了他的前辈们签字而未付款的大量票据） 〔78〕 ，他是一位头脑冷静、有理智的政治家，是一名优秀的战士。因此，他完全恢复了成吉思汗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机器。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放弃他的种族特征（他的继承者忽必烈也是如此），他加强了行政管理机构，把蒙古帝国建设成为一个正规的大国。在他统治初期，他对拔都的感恩（实际是拔都使他当上了皇帝）如果不是在法律上，那么也是在事实上导致了一种权力的分裂，正如巴托尔德所指出的，实际上拔都由于这种权力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区内实行独立统治 〔79〕 。但拔都的去世（最迟于1255年）又一次使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惟一强大的君主。各个兀鲁思，或者说成吉思汗诸封地上的首领们认为他们有权享受免税权，或者是与中央政权的代理人一起分享国家的税收。蒙哥禁止了这些做法。显然，如果他活得更长久些，或者如果他的继承者继续执行他的政策的话，那么，蒙古帝国就不会分裂为中国、突厥斯坦、波斯、俄罗斯这四个汗国，而将继续是一个比较统一的国家。

    蒙哥是由信仰聂思托里安教的母亲、克烈部公主唆鲁禾帖尼抚养大的，他倾向聂思托里安教信仰。他挑选了克烈部人、聂思托里安教徒孛鲁合 〔80〕 为丞相。但是，他也倾向于佛教和道教。1251——1252年间，他任命一位道教首领和佛教国师作他的贴身随从，前者是李志常道士，后者是“来自西土的”那摩喇嘛。 〔81〕 最初，李志常最得蒙哥恩宠。1255年，蒙哥出席了在和林举行的、佛教僧侣那摩和一些道士们展开的辩论会 〔82〕 。1256年，在哈拉和林他的宫中举行了一次佛教会议。他对卢布鲁克说：“一切宗教犹如手的五指。”但对佛教徒他说：“佛门如掌，余皆如指。”确实，在保持道士与佛教徒之间的平衡之后，蒙哥最终好像稍微倾向于支持佛教徒，特别是在1255年辩论会之后，会上道士们被指控传布伪经，歪曲佛教起源。总的说来，蒙古统治者利用各种宗教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把海云和尚作为佛教徒的首领派到佛教徒中，把同样献身于蒙古利益的人派到道士中去。

    10．卢布鲁克的旅行

    在蒙哥统治期间，法兰西路易九世（圣·路易）派方济各会会士卢布鲁克村（在卡塞尔附近）的威廉访问蒙古人。 〔83〕 卢布鲁克于1253年5月7日离开君士坦丁堡 〔84〕 ，过黑海后前往克里米亚的意大利商人区，于5月21日在苏达克城登陆。一穿过克里米亚进入俄罗斯草原（即钦察汗国），卢布鲁克就感到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游牧民的世界。由于对原钦察突厥人进行全面的大屠杀，这片俄罗斯草原成了一个更加荒凉的世界。一片不毛之地，在它的地平线上，蒙古巡逻骑兵将会突然出现。“当我发现自己在鞑靼人之中时，我真感到我好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纪和另一个世界。”卢布鲁克对游牧民的描述仍是一篇名作：“鞑靼人没有固定的住处，从多瑙河延伸到远东的整个斯基泰人的地区在他们之中被瓜分了；每个酋长，按他管辖人数的多少，就知道他牧场的界线以及春夏与秋冬游牧的地方。冬季来临时，他们要去到南方温暖的地区，而夏季他们又往北迁。”卢布鲁克接着描述了蒙古人架在车上的毡帐，常常聚集成流动村子。至于蒙古人本身，没有人能比这位方济各会会士的描述更加生动了。“男人们在头顶剃光一小方块，剩下的头发辫成辫子，从两边下垂至耳部。”冬天，他们用毛皮裹住身体，夏天穿着来自中国的丝绸。最后，他提到了他们饮大量的乳酒————发酵的马奶————和葡萄酒。 〔85〕

    7月31日，卢布鲁克到达拔都之子撒里答的营帐，它在距伏尔加河不到3天路程的地方。撒里答是一个聂思托里安教徒，尽管卢布鲁克还没有明白这一点，但是，他还是被一位名叫科亚特的聂思托里安教的基督教徒引见给撒里答， 〔86〕 科亚特是宫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卢布鲁克在宫中发现了一位圣殿骑士，尽管这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是，撒里答对欧洲事务相当熟悉。卢布鲁克告诉撒里答说皇帝是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君主，撒里答回答说现在霸权已经移到路易王手中。卢布鲁克离开撒里答营帐后，过伏尔加河，在位于该河东岸的拔都的斡耳朵内受到拔都接见。“拔都坐在一金色的高椅上，或者说坐在像床一样大小的王位上，须上三级才能登上宝座，他的一个妻子坐在他旁边。其余的人坐他的右边和这位妻子的左边。”这次是拔都派卢布鲁克去蒙哥大汗的宫廷。卢布鲁克过扎牙黑河，或称乌拉尔河，踏上了亚洲草原，即“像海一样辽阔的荒野上”。他沿楚河继续前进，从离怛逻斯不到6天路程的地方过河。后渡伊犁河，沿伊犁河北岸，经过额忽兀斯城，该城居住着说波斯语的塔吉克人，据巴托尔德独创性的推测，这些塔吉克人可能被认定为喀什噶尔的埃基-乌古思人 〔87〕 。接着卢布鲁克经过了海押立（今卡帕尔城附近），那儿有一个活跃的聂思托里安教中心，同样也有一个畏兀儿佛教中心，在佛教徒中间，他听到反复念Om mani padme hum 〔88〕 。卢布鲁克记道，正是从畏兀儿人那里“鞑靼人（蒙古人）有了他们的文字和字母，蒙哥汗给路易九世陛下的信就是用畏兀儿字书写的蒙古语。”

    1253年11月30日，卢布鲁克离开海押立，绕过巴尔喀什湖东端后，过叶密立（额敏）河，或者说经过塔尔巴哈台地区，即地处阿尔泰山南部山脚之中、原乃蛮境边缘的窝阔台家族的封地。最后，他到达蒙哥的斡耳朵，蒙哥于1254年1月4日正式接见了他。“我们被领入帐殿，当挂在门前的毛毡卷起时，我们走进去，唱起赞美诗。整个帐幕的内壁全都以金布覆盖着。在帐幕中央，有一个小炉，里面用树枝、苦艾草的根和牛粪生着火。大汗坐在一张小床上，穿着一件皮袍，皮袍像海豹皮一样有光泽。他中等身材，约莫45岁，鼻子扁平。大汗吩咐给我们一些米酒，像白葡萄酒一样清澈甜润。然后，他又命拿来许多种猎鹰，把它们放在他的拳头上，观赏了好一会。此后他吩咐我们说话。他有一位聂思托里安教徒作为他的译员。”

    在蒙哥的斡耳朵里，卢布鲁克惊奇地见到了一位来自洛林的、名叫帕库特的妇女，她是从匈牙利被带到这里，给这位宗王的一个聂思托里安教徒妃子当侍女的，她本人与在这里当木匠的一位罗斯人结了婚。卢布鲁克在和林宫中还见到了一位名叫纪尧姆·布歇的巴黎金匠，“他的兄弟在巴黎的大蓬特。”金匠先后受雇于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和也同情基督教的蒙哥幼弟阿里不哥。卢布鲁克发现，在盛大的宫廷宴会时，聂思托里安教教士们穿着法衣，首先入席，为大汗的酒杯祝福，接着才是穆斯林教士和“异教”僧侣们，即佛教徒和道士。有时，蒙哥亲自陪同信仰聂思托里安教的妻子到教堂做礼拜。“蒙哥本人来了，为他带来了一张涂金的床，面对祭坛，他和妻子坐在上面。” 〔89〕

    卢布鲁克随朝廷人员前往哈拉和林。他们于1254年4月5日抵达和林。纪尧姆·布歇作为宫廷金匠受到优待，“他很高兴地接待了卢布鲁克，他的妻子是撒剌逊人的女儿，生于匈牙利。她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库蛮语。在那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位名叫巴西尔的英国人，很可能生于匈牙利，他也说法语和库蛮语。”

    在1254年复活节，卢布鲁克获准参加在和林的聂思托里安教堂内举行的群众庆祝会。教堂里有“纪尧姆金匠仿照法国式雕刻成的圣母玛利亚肖像”。除聂思托里安教教堂外，和林城还有两个清真寺和12座塔，或者说是其他偶像崇拜者的寺庙。卢布鲁克在做礼拜时有机会见到了阿里不哥，他是帝国王子中最倾向于基督教的宗王之一，“他伸出手来，以主教的方式向我们划了十字的记号”。有一次，在卢布鲁克面前发生了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的争辩，阿里不哥公开站在基督教徒一边。

    1254年5月30日，即圣灵降临节前夕，卢布鲁克在和林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宗教辩论大会，蒙哥汗派三名裁判出席大会。会上，蒙哥坚持一神教，站在穆斯林学者们一边反对佛教哲学家们。 〔90〕

    卢布鲁克于1254年8月18日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回信离开哈拉和林，信中写道：“这是长生天的命令。天上只有一个上帝，地上只有一个君主，即天子成吉思汗。”蒙哥以长生天以及它在地上的代表“汗”的名义命令法兰西王承认是他的封臣。 〔91〕 卢布鲁克带着信，花了两个月零6天的时间从哈拉和林来到伏尔加河。他走的路与前往蒙古朝觐大汗的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所走的路相交。卢布鲁克于9月抵达拔都的斡耳朵，当时拔都好像已经住在他的新驻地萨莱。卢布鲁克从萨莱出发经阿兰国境和打耳班关隘，来到木干草原，在此他受到波斯的蒙军统帅那颜拜住的接见，而卢布鲁克的译员去桃里寺（大不里士）访问波斯民政官阿尔浑阿合。接着，他经纳希切万（他在此过了圣诞节）、埃尔津詹、开塞利和塞尔柱克苏丹国的科尼亚，到达小亚美尼亚（西里西亚），在拉齐卡乘船前往塞浦路斯国。

    亚美尼亚王（即亚美尼亚化的西里西亚）海屯一世（卢布鲁克在旅途中曾从他的旁边走过。） 〔92〕 表明了他是一位更好的外交家 〔93〕 。卢布鲁克是在害怕引起蒙古干涉的恐惧中度日，而精明的亚美尼亚王所做的一切是得到蒙古的干预，以巩固基督教世界反对伊斯兰教。抱此目的，他先到卡尔斯城，驻波斯的蒙军统帅拜住当时在此扎营（1253年）。从卡尔斯城出发，过打耳班，他来到了伏尔加河下游河畔拔都的帐中，接着又到了和林附近蒙哥的斡耳朵。1254年9月13日，蒙哥“在他全盛的显赫中登上王位”，正式接见了海顿。

    蒙哥给予这位忠实的藩王热烈的欢迎，并交给他一份札儿里黑，即授权保护他的国家的诏书 〔94〕 ，基拉罗斯的亚美尼亚编年史上说：“诏书上盖有蒙哥的御玺，不许人欺凌他及他的国家。还给他一纸敕令，允许各地教堂拥有自治权。”另一位亚美尼亚历史学家海顿和尚在他的《海顿行纪》中补充陈述道，蒙哥给他的拜访者保证：在他的弟弟旭烈兀汗统帅下的蒙古大军将进攻报达［巴格达］，灭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哈里发王朝；把圣地归还给基督教徒。 〔95〕 这一许诺至少是部分地将得以实现。海顿满怀信心地于11月1日离开蒙古宫廷，经通常所走的路线————别失八里（济木萨）、阿力麻里（固尔扎附近）、阿姆河和波斯————于1255年7月回到西里西亚。 〔96〕

    11．蒙哥征宋

    蒙哥给自窝阔台去世后几乎停止了的蒙古征服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在1253年于斡难河源处召开的库里勒台上，蒙哥决定他的弟弟旭烈兀去征服报达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哈里发王朝，以此完成对波斯的征服，然后继续去征服叙利亚。其次，蒙哥本人与他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 〔97〕 重新开始对中国宋朝的攻势。

    尽管杭州朝廷软弱，大臣们的无能和宋朝君主们的虚弱，但是，中国人以意想不到的抵抗来对付入侵的蒙古人。一位勇猛的中国将军孟珙（死于1246年）于1239年从蒙古人手中夺取了控制着汉水中游地区的襄阳重镇，并为争夺四川中部而与蒙古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四川省的成都虽两次遭到洗劫，但是，直到1241年才长期地落入了蒙古人之手。 〔98〕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南方，河流山脉纵横交错，都市地区人口密集，惟一可能进行的战争是围攻战，在围攻战中，来自草原的牧民们发现他们有些不知所措。在成吉思汗后裔们之前，其他突厥-蒙古游牧民已经取得过征服中国北部的胜利，他们是4世纪的匈奴人和鲜卑人，5世纪的拓跋人，10世纪的契丹人和12世纪的金人。但是，在他们企图征服中国南方时，从拓跋人到金人，全都失败了。要在中国南方取得胜利，必须进行中国式战争，即有大批中国步兵团和由中国人和穆斯林工匠们操作的、由围城器械构成的一整套“火炮”设备。

    蒙哥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中国事务上，以便把直到当时还有些分散的蒙军行动协调起来。蒙哥要他的弟弟忽必烈负责这一任务，忽必烈对此事更加忧虑，由于他个人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好像他已经下决心要在这一地区碰碰运气。1251年，蒙哥委托他统治已征服的中国地区，然后又把河南给他作为封地，这是一个远远超过今天河南省的行政地段，因为它包括了黄河旧河道与长江之间的全部地区，向西直达东经110°。 〔99〕 此外，蒙哥还封给他今甘肃省内渭水上游的关中即陇西之地。为履行他的义务，他任用中国学者姚枢为谋士，姚枢在忽必烈年轻时曾教给他一些中国文学的基础知识。在河南，他向农民发放种子和工具，甚至士兵也解甲归田，由此努力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农业。

    在长江下游对宋朝发起正面进攻之前，忽必烈遵照蒙哥的命令侧击敌人。大约1252年10月，忽必烈与大将军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 〔100〕 一起离开了陕西，经四川而进入云南。云南当时尚不属于中国，它自8世纪起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即南诏，或名大理，它是由罗罗人或名傣人居住的非中国人的国家，由于处在地势复杂的山区，南诏总是能够保持完整的独立。忽必烈攻占其都城大理和善阐（云南府，也许是平定乡），被中国人称为段兴智的大理王在善阐避难（1253年） 〔101〕 。忽必烈允许大理王作为“摩诃罗嵯” 〔102〕 继续保留王位，但在他身旁安置了一位投降蒙古的中国人刘时中为蒙古行政官 〔103〕 。尽管旧王朝保留了下来，但是整个云南被分割为若干蒙古军事管辖区 〔104〕 。接着，兀良哈台攻吐蕃，迫使他们————至少是与云南邻近的那些吐蕃人————承认了蒙古宗主权。

    1257年年底，兀良哈台攻安南国（都城河内）。兀良哈台从云南南下到东京平原，掠夺河内城（1257年12月），其后，安南王陈太宗感到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属臣是明智的（1258年3月）。

    1258年9月，在蒙古举行的库里勒台上，蒙哥决定要亲自领导征宋战争。10月，他率蒙古主军从陕西到四川，大约在1258年左右夺取保宁，尽管他全力以赴，但是，他未能夺取合州（今合川），由于合州地处嘉陵江及其两条支流的合流处，因此是战略要地。在围合州时，蒙哥染上痢疾，于1259年8月11日在该城附近病故。

    蒙哥死时，其弟忽必烈正率领另一支蒙军从河北南下，围攻长江中游湖北省汉口对岸的鄂州（今武昌）。同时，兀良哈台（他已于1257年底从东京平原回到云南）离开云南，前往广西，他在广西攻桂林，接着又到湖南攻长沙 〔105〕 。这样，当蒙哥去世时，宋朝已是北、西、南三面同时被围，蒙哥的去世使它获得了短时的喘息。忽必烈确实希望腾出手来争夺成吉思汗国的继承权，他急忙与宋臣贾似道和谈，或签订停战协议————以长江作两个帝国的共同边界线，忽必烈率军返回河北。

    注释

    〔1〕 有的书中认为，兀鲁思指部民（亦儿坚irgen）和牧场，因此，分民与分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元朝秘史》和《史集》都记录了成吉思汗诸弟和诸子所得的“份子”（蒙古语：忽必qubi），但数目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因为《秘史》记载的是早期的分配，而《史集》反映的是成吉思汗晚期的情况。————译者

    〔2〕 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的“成吉思汗”条目，第882页。

    〔3〕 关于该名，参看伯希和的《有关中亚的几个词》载《亚洲杂志》（1913）第459页（词源学上可能是jochin，即主人）。

    〔4〕 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Bàtù-khan”（拔都汗）条目，第699页。

    〔5〕 或写成Chaghatai。来自蒙语chaghan（白色？）。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Caghatài-khan”（察合台）条目，参看831页。在此我们仍保留Jagatai的写法。（突厥-察合台语的古法语拼写是Djaghatai）。

    〔6〕 或写作Ogädäi，来自蒙语Ögädä（高的？）。

    〔7〕 关于该名，看伯希和《有关中亚的几个词》第460页。（词源学上可能是toli，即镜子）。参考《史集》，看埃德曼的《铁木真》第641页。

    〔8〕 《元朝秘史》和《史集》的分配单位是户，而原文中是人。————译者

    〔9〕 据一些史书，窝阔台继任日期是1229年9月13日。窝阔台继位后三年拖雷去世（1232年10月9日），当时只有40岁。他有力地行使了他监国的职能。

    〔10〕 该城的中国名称是和林，即哈拉和林的正规译名。关于它的创建时期，参看伯希和《哈拉和林考》载《亚洲杂志》I（1925年）372和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哈拉和林”条目，第785页。哈拉和林遗址平面图在拉德洛夫的《蒙古古物图录》第XXXVI图。

    〔11〕 据志费尼和拉施特，引于多桑《蒙古史》II，63；马可·波罗书第97章。

    〔12〕 按《元史》卷二和《圣武亲征录》记：“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祮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应该是百分之一。————译者

    〔13〕 梅拉书（IX，132）。野蛮的蒙古人可能比他们的中国顾问的目光更敏锐，至少是在涉及到他们利益的地方。窝阔台要派穆斯林小队到中国，又把远东的小队派到西方。耶律楚材劝阻他，在战斗中，长途行军使军队疲惫不堪。经50年之后，远东的蒙古人成了中国人，而西方的蒙古人成了突厥人或波斯人（参考梅拉书IX，212）。

    〔14〕 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载《通报》（1914年）第628页。伯希和提到镇海的儿子中有两个具有基督教名字尤斯姆和乔治。

    〔15〕 中国史家笔下的宁甲速是译自Nangkiyas或Nang-kiyas。伯希和认为蒙古人从女真人（或金人）中知道该名，金人称宋朝为南家，即是汉文的“南方的人民”。参看伯希和《南家》（《亚洲杂志》I，1913年，460——466和《通报》1930年第17页）。

    〔16〕 蒙古传说认为最后攻金的战略计划是成吉思汗临死前制定的。

    〔17〕 这段记录是梅拉从《元史》中摘录（梅拉书IX，133——155）。拉施特书中的片断已在多桑《蒙古史》中有译文，II，613。在这次战役中成吉思汗的两位将领伴随拖雷，他们是失吉忽图忽和伟大的博儿术的兄弟秃忽鲁忽切儿比。参考上引书，II，614和埃德曼《铁木真》，207页，462页。

    〔18〕 梅拉书IX，156——207。金朝灭亡时，在英勇牺牲的人中，伯希和提到1234年聂思托里安教徒马金襄（Ma K'ing-siang）。

    〔19〕 在《1193年中国未来皇帝的训令》中可以看到宋朝内中国民族统一主义的不寻常的例子，沙畹法译本（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I，1913，28-29）。

    〔20〕 必须分清楚窝阔台的次子阔端（Godan）与第六子合丹（Qada'an），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31——1932年）第63页（203）。

    〔21〕 《中亚与远东的基督教徒》载《通报》（1914）第631页。

    〔22〕 洪柏特《高丽史》（汉城1901——1903）第189，195页。德米埃维尔《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2（1924年）第195页。

    〔23〕 史书：《札兰丁传》，奈撒微著，豪达斯法译本，多桑《蒙古史》IV，64及其后，材料来自奈撒微，志费尼、诺瓦里和伊本·艾西尔；朱兹贾尼的《宗教保卫者一览表》拉威蒂法译本；斯普尔《德国远东学术杂志》1938年，219页。

    〔24〕 参考米诺尔基斯《伊斯兰百科全书》“Tiflis”（梯弗利斯）条目，第795页。

    〔25〕 参考格鲁塞《十字军史》III，366。

    〔26〕 有关绰儿马罕的详细情况看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51页。

    〔27〕 总的来说，阿兰（其后卡拉巴赫）是位于阿拉斯东部支流与库拉河之间的平原；木干草原是库拉河下游以东和以南，即从它与阿拉斯河的合流处到里海之间的草原。

    〔28〕 1233年，蒙军兵临桃里寺城，该城长官士绅送给绰儿马罕大量金银、布匹，绰儿马罕又命该城献金帐一顶，选择技艺高的织匠若干人，以备送回蒙古献给窝阔台汗。————译者

    〔29〕 伊本·艾西尔记，转引自多桑《蒙古史》III，70。

    〔30〕 参考阿顿尼安的著作（《Die Mongolen und ihre Eroberungen》）第35页以下。

    〔31〕 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246页（51）。

    〔32〕 列班·阿塔，列班是叙利亚的一个很普通的称号，阿塔是突厥人对“父亲”的称呼。14世纪的鄂多立克说，他在中国杭州时，人们对他使用过这两个称呼。此处的列班·阿塔是中国人称列边阿塔的聂思托里安教教长，是在蒙古攻西亚时来到蒙古，向窝阔台陈言免杀基督教徒，随后奉命又回西亚招谕的。大约1246年再次到蒙古，携其国人爱薛同行。————译者

    〔33〕 关于列班·阿塔（中文列边阿塔），参看《蒙古人与教廷》236页（41）及其后页。亚美尼亚的编年史家、刚加的基拉罗斯以最崇高的语言称赞他道：“他在塔吉克人（即穆斯林中）诸城建起了教廷，直到当时，这些地区的人们仍拒绝宣传基督一名，如在桃里寺和纳希切万，两城的居民特别仇恨基督教。他建教堂，立十字架，在基督教仪式上主张用福音、十字架、蜡烛和唱圣歌。他以死刑惩罚反对者。鞑靼军队尊崇他。其民在他的印信（塔马合）的保护下，往返自由。甚至鞑靼将军们也赠送他礼物……。”《蒙古人与教廷》224页（49）。

    〔34〕 关于拜住，看《蒙古人与教廷》303（109）及其后。

    〔35〕 多桑《蒙古史》III，83。（摘自诺瓦里书、巴赫布拉攸斯和马克里兹书）。参考《伊斯兰百科全书》“凯库思老二世”条目。第679——680页；阿顿尼安的著作（Die Mongolen und ihre Eroberungen），38页。

    〔36〕 看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6。

    〔37〕 斡儿答是术赤的长子，拔都之兄。由术赤正妻弘吉剌惕氏撒儿塔黑所生。斡儿答同意拔都继位，并且正是他让拔都继位的。参看《史集》汉译本，第二卷115页。————译者

    〔38〕 据《元史》，拔都于1234年被派往欧洲，直到1235年蒙哥才受命前往欧洲参加他的战争。《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载：“太宗甲午年（1234年），命诸王拔都征西域钦叉、阿速、斡罗思等国。岁乙未（1235年），亦命宪宗往焉。”————译者

    〔39〕 保加尔人遗址相当于今波尔加利村，或者说斯帕斯克地区的乌斯平斯科伊，离喀山南155公里，离伏尔加河左岸7公里。参看《世界境域志》第461页。

    〔40〕 又译成“库曼”，“古曼”，“科曼”等名。————译者

    〔41〕 伯希和《库蛮》载《亚洲杂志》（1920年）第166——167页。

    〔42〕 《库蛮》169页；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446页。

    〔43〕 原意是因冰雪融化而得救。————译者

    〔44〕 参看施特拉科什-格拉斯曼《1241-1242年蒙古入侵中欧》（1893年）。阿尔土年《13世纪蒙古人及其对高加索和小亚细亚诸国的入侵》（柏林，1911年）。莫瑞尔《蒙古人的战争》（Revue Militaire française，1922年6——7月）。

    〔45〕 多桑认为合丹的军队没有加入会战，或者说没有加入绍约河之战。而卡洪认为合丹军有足够的时间参加这一战争。事实上，波斯史家们提供的材料是相当混乱的。志费尼，特别是拉施特，有关欧洲的地理资料都是不充分的，常常把他们所记的事实搅乱，遗憾的是，事件并不像卡洪所希望的那样清楚。他的历史报导受到他的栩栩如生的小说《女杀人者》的影响。

    〔46〕 莫希的战地图，见斯普勒·蒙克的著作（Hand-Altas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ren Zeit）（哥达，1850）图73。

    〔47〕 卡洪（《亚洲史引论》巴黎，1896年，页376。）企图扭转《可怜的诺基里·卡曼》中陈述的某些观念，以证明马扎尔人与蒙古人之间存在着早期的协约。事实上，多桑（《蒙古史》II，146——155）的看法要恰当些。

    〔48〕 关于脱列哥那，参看伯希和的《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31——1932）第53页（单行本193页）。

    〔49〕 是脱脱别乞之子忽都。

    〔50〕 镇海逃跑以避脱列哥那的迫害。1246年，脱列哥那子贵由继任大汉时使他官复原职。

    〔51〕 奥都剌合蛮是大高利贷者，《元史》卷1称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都剌合蛮以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

    （《元史》卷146将其名写成奥鲁剌合蛮。————译者）

    〔52〕 察合台曾促使脱列哥那受任摄政，他于脱列哥那摄政的第二年（1242年）去世。

    〔53〕 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Batu”（拔都）条目，第700页。

    〔54〕 《史集》记述是在阔阔纳兀儿之地。《元史》卷二《本纪》记述在答兰答八思之地。————译者

    〔55〕 《史集》记述，为宗王们准备了大约二千座帐幕。第2卷第216页。————译者

    〔56〕 参看《基拉罗斯编年史》载《亚洲杂志》1858年，452（《十字军时代的历史学家》所收《亚美尼亚史料》卷I，605）。

    〔57〕 贵由即位后2——3月，脱列哥那去世。

    〔58〕 多桑《蒙古史》II，199。

    〔59〕 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载《通报》（1914年）第628页。

    〔60〕 上引书628页和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2——1923年）第247页（51）。当然，贵由对聂思托里安教是持支持态度，然而，他并不违背蒙古人对宗教的普遍容忍态度，尊重其他蒙古宗教。已经知道，其弟阔端（他在甘肃有一块封地）保护西藏著名的萨斯迦寺庙的喇嘛们。阔端于1251年死于兰州。参看伯希和《古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年，第285页）。

    〔61〕 波斯文写本，突厥语序言和蒙古人的印。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21页（18）。

    〔62〕 参考《十字军时代的历史学家》中收集的《亚美尼亚史料》I，605，651。南吉斯的《圣路易》（《法兰西历史著作集》XX，361——363）。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6——527。

    〔63〕 贵由与察合台汗的第五子也速蒙哥很要好，主要因为也速蒙哥反对他的政敌，拖雷之子蒙哥。贵由以“舍子传孙为非”为由，废哈剌旭烈兀。————译者

    〔64〕 关于拜住和野里知吉带的管理责任还不清楚，但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样，很可能贵由赋予野里知吉带的权力超过了拜住的权力。

    〔65〕 多桑《蒙古史》中引用的志费尼和拉施特的记载，II，206。《基拉罗斯编年史》《亚洲杂志》I，（1858）451；布鲁塞特《谷儿只史》补充I，298。

    〔66〕 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Batu”（拔都）条目第700页。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58页（196）和61页（199）。

    〔67〕 巴赫布拉攸斯错误地陈述了贵由死于1249年7月22日。

    〔68〕 多桑（《蒙古史》II，246）错误地说斡兀立·海迷失是前斡亦剌惕部王忽都花别吉之女（已被伯希和纠正，《蒙古人与教廷》第61页［199］）。

    〔69〕 关于该名（可能是Solomon），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63——64页（203——204）。

    〔70〕 《蒙古人与教廷》第196页（199）。

    〔71〕 唆鲁禾帖尼是王罕兄弟札合木之女。她于1252年2月去世，其后不久，她的儿子蒙哥继位。（《元史》卷3《本纪》写作唆鲁禾帖尼，卷106《后妃表》写成唆鲁和帖尼，卷116《列传》写作唆鲁帖尼。《元朝秘史》作莎儿合黑塔尼。————译者）

    〔72〕 多桑《蒙古史》II，204。

    〔73〕 蒙语写作Mongka，突厥语mängü或Mangu，意“长生”参考伯希和《有关中亚的几个词》载《亚洲杂志》（1913）第451页。

    〔74〕 该名是伯希和在《蒙古人与教廷》第62页（200）中的转写形式。

    〔75〕 多桑《蒙古史》II，249，及其后（据志费尼和拉施特）。

    〔76〕 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63页（201）。

    （《元史》记镇海是病死，年84岁。————译者）

    〔77〕 《蒙古人与教廷》第66页（204）和第77页（217）。

    〔78〕 多桑《蒙古史》II，266。是据志费尼和拉施特之书。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719页记：“商人曾从世界各地赶去朝见贵由汗，在达成了大宗的交易后，被授予要东、西方各地支付的敕令。但因他在位时间不长，那笔钱大部分没有付给，没有到那些商人手中。而在他死后，他的妻妾、诸子和诸侄做了比他活着时规模更大的买卖，并用同样的方式写敕令……”蒙哥即位后，下诏从帝国的库藏中偿还全部款项。总计为50万银巴里失。该书评价道：“一个国王偿还另一个国王的债务，从哪本史书中读到过，或者从说书人那里听说过？而从来没有人清偿他的敌人的债务。”————译者

    〔79〕 据卢布鲁克记述（第25章），划分两个统治区域的边界线是伊塞克湖北的阿拉套地区。卢布鲁克还记道，蒙哥和拔都形成了真正的双头政治，但是，正如蒙哥亲自对卢布鲁克说的那样：“一个头上有两只眼睛，虽有两只眼睛，但它们都看着同一条路。”然而，蒙哥以其统治的气质和经济意识，顺利地拒绝了甚至是拔都要钱的要求（多桑《蒙古史》II，320——321，据《元史》的记载）。

    〔80〕 参考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29页。

    〔81〕 参考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载《通报》（1904年）第364、374页（1908年）第356和362页。

    〔82〕 上引文（1904），第367和383页。参看巴津（《亚洲杂志》II，1856年，138）。沙畹上引文。

    〔83〕 卢布鲁克的威廉奉法兰西国王圣路易九世命，携带信函，于1253年东行，到蒙古见蒙哥大汗。回欧洲后，以长信形式记下他的行程，习惯以其出生村名称呼他，因此他的游记称为《卢布鲁克东行纪》，或《卢布鲁克东游记》。————译者

    〔84〕 伯希和认为卢布鲁克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时间是1253年初，而不像罗克希尔所说的在1252年。参看《蒙古人与教廷》77页（221）。

    〔85〕 关于各种不同的乳酒，参看伯希和在《亚洲杂志》上的文章（1920年）第70页。

    〔86〕 卢布鲁克对聂思托里安教的偏见使他产生了一些误解，尽管如此，撒里答信仰该教已得到亚美尼亚编年史家基拉罗斯的证实（《亚洲杂志》I，1858年，459）。卢布鲁克对这位聂思托里安教士的一无所知的报到已被马可·波罗一家所证实，当忽必烈要求派天主教学者到北京，使他的宫廷具有真正基督教思想时，他对波罗一家发表了同样的讲话。

    〔87〕 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278页。

    〔88〕 意即“嘿！宝石确实在莲花里！”这就是所谓“六字真言”或“六字大明咒”，即“唵嘛呢叭咪吽”。————译者

    〔89〕 按《卢布鲁克东游记》第36章，这些聂思托里安教的宗教节日是以狂欢而结束。在以上提到的仪式之后，蒙哥的妻子喝得酩酊大醉：“给我们呈上米酒、红葡萄酒（与拉罗歇尔的红葡萄酒相似）和乳酒”。这位贵妇手举满满的一高脚杯酒，跪下祈祷。所有的教士都高声歌唱，她一饮而尽……直到晚上。这时贵妇已喝醉了，于是坐进车子，由唱着歌，或者说是喊叫着的教士们陪伴着回宫。

    〔90〕 Tui nan或Tuin一名，卢布鲁克和西方使臣们用来指佛教僧侣，该名肯定是来自中文的“道人”，即该道上的人，涉及到“沙门”（出家人）。

    〔91〕 比较海顿和尚的称谓（《十字军时代的历史学家》中收集的《亚美尼亚史料》II，148——150），参看“Changius Can, empereor par le comandement de Deu ［sic］”。

    〔92〕 卢布鲁克可能未与海顿相遇。《出使蒙古记》吕浦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页记卢布鲁克“听到了阿美尼亚国王的消息。他已于11月底经过这里……。”何高济译本第313页记“我已骑行了二十二天时，得到亚美尼亚王的消息。他在八月末经过那里，去见撒里答。”《海顿行纪》上未提此事。从两本游记来看，都未记载他们的相遇。————译者

    〔93〕 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7，636。

    〔94〕 札儿里黑，突厥语Yarligh，蒙古语jarliq，即帝国敕令。参考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292页。

    〔95〕 海顿和尚的《亚美尼亚文献》III，164——166；参考基拉罗斯《亚美尼亚史》载《亚洲杂志》（1833）第279页和I（1858年）463——473；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7——529。顺便说，它可以用来更正亚美尼亚史家们无意中产生的某种倾向性的陈述。蒙哥反哈里发王朝的计划纯属政治性的。他对伊斯兰教也毫无敌意。相反，正如志费尼所证实的那样，他以听取基督教徒，或者其他宗教徒同样尊敬的态度听取穆斯林教士们的意见。于是，正是在1252年贝拉姆宴会上，忽毡的大法官贾马阿丁·马合木到他的斡耳朵来诵读了祈祷文，“蒙哥让他反复诵读了许多遍，并给穆斯林们很多礼物。”

    〔96〕 参考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168。

    〔97〕 在使用Qubilai一名称呼成吉思汗的副手之后，我特意用Kublai一名称呼忽必烈王子，并非因为这两名称有什么本意的区别，而是避免读者混淆。

    〔98〕 多桑记述，在窝阔台去世时（1241年12月），蒙古人占据成都。《通鉴纲目》记载，1252年，蒙古人重新掠夺成都，证明蒙古人未能有效地占领过成都。

    〔99〕 参考赫尔曼《中国地图集》第52图。

    〔100〕 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77页（201），在波斯语中写成Uriankqadai。

    〔101〕 参考沙畹《蒙古时期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载《通报》（1905年）第1——7页；《南诏野史》。

    〔102〕 梵语“大王”之意，这是大理国王原有的称号。————译者

    〔103〕 《元史》记是宣抚使。————译者

    〔104〕 云南的统治————与原王朝的统治并存————被委给成吉思汗的宗王们，其中有忽必烈之子忽哥赤，以及秃忽鲁和也孙铁穆耳（忽哥赤之子）。关于蒙古人在云南实行的政策和他们作为王室辅助人员与从前的大理王们成功的合作途径，参看沙畹上引文，第7、31页和《南诏野史》。

    〔105〕 参考沙畹上引文，第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