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政府（1793—1794）

民公会代表纷纷被召回巴黎；奥古斯丹·罗伯斯庇尔让贝尔纳·德·圣得在弗朗什–孔代地区结束恐怖政策。

    到了冬末，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政局不稳已发展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地步。面包量少质次，肉类奇缺，农民由于害怕各区征购专员的横征暴敛，提供的食物越来越少。科特利埃分子煽动无套裤汉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军火制造厂爆发罢工。罗伯斯庇尔正在病中，人们显然把希望寄托在比约、科洛和圣茹斯特身上。救国委员会当时的态度十分和缓。雨月十三日（1794年2月1日），国民公会决定拨发救济款一千万；风月三日（2月21日），巴雷尔提出了新的全面限价法令。8日，圣茹斯特让国民公会通过法令，没收嫌疑犯的财产，平均分给农民。9日，一项新的反囤积居奇法草案在国民公会宣读。科特利埃分子认为，如果施加更大的压力，他们将彻底取得胜利。风月十二日（3月2日）龙森扬言要发动起义；十四日，埃贝尔指名攻击了罗伯斯庇尔。十七日科洛代表雅各宾派前往科特利埃俱乐部争取两派实现和解，但对方仍威胁要如同9月那样组织一次新的示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当局一再声称有人已武装了起来，而且狱中的犯人也正蠢蠢欲动。人们可以设想，救国委员会是何等的惊慌，即使逮捕一些人，也不足以使它安心。总之，救国委员会丧失了耐心，罗伯斯庇尔于风月二十二日（3月12日）出席了救国委员会，决定同埃贝尔分子作最后的较量。他把普鲁里、克洛兹、佩雷拉等外国亡命者列入埃贝尔、龙森、文森和莫姆洛集团，以便指责他们“勾结外国、图谋不轨”。所有这些人于芽月四日（3月24日）均被处死。无套裤汉竟毫无反抗，这一事实说明，国民公会的法令、对埃贝尔的指控、食物的分发以及革命军的分散都是为达到同一目的而采取的措施。

    五天前，法布尔、沙博、巴齐尔、德洛内等“腐化分子”已被提起公诉。在芽月九日至十日（3月29日至30日）的晚间，救国委员会决定增加丹东、德拉克鲁瓦、菲力波和卡米尔·德穆兰为委员。在公安委员会的支持下，科洛和比约显然觉得，在打击了左派后，必须也压服宽容派。比约从圣马洛出差回来后，得知埃贝尔分子已被处死，感到十分惊诧，他后来责备罗伯斯庇尔不该拒不对宽容派进行新的镇压。罗伯斯庇尔被说服后，立即负起了责任，他帮助圣茹斯特起草了报告，并在国民公会中使那些被惊呆的和吓得发抖的议员不敢为“早已腐化的偶像”辩解。被列入宽容派的还有：爱斯帕涅教士，他是著名的投机倒把分子；威斯台尔曼，据信此人历史上有污点；艾罗·德·塞舍尔，此人虽是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但救国委员会早已把他撇在一边，因为他泄露会议的机密；古兹曼和弗雷兄弟，他们一起被控参与了“外国阴谋集团”。正如过去不让吉伦特分子辩护一样，人们以有人正阴谋进行劫狱为借口，阻止丹东进行公开辩护。丹东和其他被捕人犯于芽月十六日（4月5日）一起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仅是检举阴谋的一个序幕，另一批犯人，其中包括肖梅特、埃贝尔的遗孀和吕西·德穆兰，接着被处死。

    这场危机具有决定性意义。在革命运动历史上，埃贝尔分子的垮台标志着革命运动开始走下坡路。从1789年以来，政府第一次抢先行动，把平民领袖消灭掉。接着，它又采取果断措施，完成自己的胜利。革命军于芽月七日（3月27日）被宣布解散；临时执行委员会，即各部部长，于芽月十二日（4月1日）被撤职；陆军部各司局在文森被捕后，已不受布硕特的控制，布硕特本人也于热月三日（6月21日）被关进监狱。州政府、市政府、公社议事会和警察局均经过清洗，改派可靠的人组成。巴什市长于花月二十一日（5月11日）被捕。自芽月八日起，物资管理委员会控制了巴黎的面包和肉类供应。科特利埃俱乐部已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各区俱乐部在政府的压力下，于花月末和牧月纷纷宣布解散。被指控为埃贝尔分子的平民领袖从此感到心虚胆怯。巴黎的一些平民领袖被监禁，有的甚至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布尔，自从国民公会代表阿尔比特离职调往萨瓦后，平民领袖被投入狱中。在里昂，富歇清洗了平民团体和市政府。在奥尔良耐，救国委员会特派员德马约将恐怖分子武装押送巴黎。经过这次打击，无套裤汉再也无力威吓救国委员会，政府的权威得到了恢复。

    诚然，罗伯斯庇尔及其一伙仍指望沟通同平民的联系。但他们没有估量到风月惨剧的道义影响：在忿激派之后，杜歇老爹 (2) 和科特利埃分子已是无套裤汉的真正领袖。其中的幸存者不能原谅救国委员会杀害了他们的朋友。既然他们自己不能主持革命专政，他们便开始与革命专政对立，并且不遗余力地反对革命专政。眼看这些爱国分子被当作卖国贼而遭到打击，群众怎能不感到泄气和失望？救国委员会的经济政策现在已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项政策完全是为了支持战争，毫无满足平民愿望的打算。在社会政策方面，救国委员会的措施是否足以使平民追随山岳派，那就更成问题了。

    救国委员会实际上已受国民公会的任意摆布。救国委员会迫使国民公会先后交出了吉伦特分子和丹东，以为能掌握国民公会的多数。这个估计完全错了；不但如此，国民公会不能饶恕救国委员会强迫它作出这些牺牲。国民公会出现那么多的空缺席位，这在议员的心中播下了恐怖的种子，而恐怖的种子很容易长出反抗的果实。救国委员会之所以有力量，这是因为它在议会和无套裤汉之间处于调解人的地位。它一旦同无套裤汉断绝了关系，议会也就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加上内部又出现分裂，救国委员会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七、革命政府的性质和组织

    自共和二年芽月十六日至热月六日（1794年4月5日至7月27日），革命政府还没有在环境的影响下随波逐流，相反，由于救国委员会的专政地位的确立，革命政权显得相当稳固。

    救国委员会的基本思想是要建立一种战时政体。无论在边境或在内地，革命都处于守势。罗伯斯庇尔指出：“内部的敌人同外部的敌人难道不是一致的吗？”革命必须为自身的存在而奋斗，这种“必要性”使非常措施成为合理。在共和国获得胜利、和平到来的那天，宪政制度将重新施行。

    议会已投票通过了一些重大的非常措施，但这仍不足以支持战争，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协调各方面的努力和贯彻执行这些措施。波拿巴于热月一日（7月19日）曾向马克西米利安的弟弟指出，“在我们所进行的巨大斗争中，绝对必须有稳定的革命政府和中央权威”。由于时间紧迫，这个政府的行动必须如闪电般迅速和雷击般有力。所有行政部门都应服从中央的权威；一切反抗都要被强力手段，也就是被恐怖手段所粉碎。任何人违抗法律都将作为“人民公敌”而被处死。革命政府实质上是要恢复权威。

    政府的官吏必须仅仅为救国目的而行使权威，他们的“美德”是保护爱国者。除叛国外，渎职便是最大的罪恶。罗伯斯庇尔于1792年写道：“共和国的灵魂是对祖国的热爱，是把一切私人利益汇集在普遍利益之中的无限忠诚。”这些高尚的情操同私生活的不道德是不可调和的。因此，私生活不道德的政府官吏便有犯罪的嫌疑；“共和国的敌人是那些卑鄙的利己主义者，是那些野心家和腐化堕落分子。”孟德斯鸠和卢梭早已这样说过。

    革命政权虽然是个临时的和必须灵活地适应环境的政府，它仍需要有一个有机的框架。它的施政准则是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1793年12月4日）的法律。比约于11月18日和花月一日（1794年4月20日），罗伯斯庇尔于雪月五日（1793年12月25日）和雨月十七日（1794年2月5日）以及圣茹斯特、巴雷尔、卡诺、库通等人曾反复解释过这条法律，救国委员会的历次通告和特派代表的各项宣言也先后援引过这条法律。这条法律在原则上是符合民主的，因为国民公会拥有最高权威，下属的各委员会则在国民公会的监督下分掌政权；同样，爱国者可以在平民团体中讲话，他们的报纸不受新闻检查。但行政机构是革命政权的根本机构；它的行动不受任何阻挠，它的威信不受任何损害。因此，在芽月后，国民公会的会议变得死气沉沉；各委员会分别在默默地工作；各俱乐部纷纷消失，唯独雅各宾俱乐部例外，但光顾者大部分是执行恐怖政策的官员。在外省，各革命委员会和平民团体协助当局工作和向当局提供建议，但稍有批评便招致嫌疑；独立的报刊已不再存在。国民公会设置的委员会在共和二年达二十一个之多，但掌握大权的仅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而已。在艾罗·德·塞舍尔被处死后，救国委员会剩下的十一名成员每月都连选连任，从未有所变更。作为“行政权的中心”，救国委员会负责颁发逮捕令，掌管外交事务；它通过其陆地测量部指挥战事，通过军火管理委员会管理武器弹药，通过食物管理委员会主持经济生活（后者在花月十一日即4月30日被“贸易和供应委员会”所代替）。芽月十二日后，救国委员会下属的十二个管理委员会代替各部部长发布命令；它的秘书处逐渐设置了大批局、处级机构。救国委员会拥有发布行政命令和为执行法律制订细则的权力；因此，它有时甚至歪曲法律或公然自行立法。公安委员会负责执行嫌疑犯法，领导革命的治安和司法工作，实质上是“恐怖统治部”。在长时间内，公安委员会不像救国委员会那么稳定，现在也同样稳定下来了。

    革命政权在外省的组织比较简单。州级行政机构由于有搞联邦主义的嫌疑，被缩减成一个州政府，丧失了大部分职权。主要的行政机构设在县和市镇两级，它们同中央政权直接发生联系。革命委员会仍然存在；但大多数村庄没有这类组织。在每个行政机构中，都设有“国民代表”一职，代替原来的检察官。国民代表由各级行政机构选举产生，但应负责执行政府的决定，县级国民代表每隔十天向政府递送一份报告。所谓选举纯粹是个形式，清洗实际上已使所有公职人员的任免权集中到中央政权及其特派代表手里。圣茹斯特曾设想在每个行政区划中任命一名官员，代表国家执掌该行政区的全部权力。在地方行政机构和国民公会的各委员会之间，还有特派代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国民公会最后一次派出大批特派代表是在1793年12月末，其目的是为了贯彻霜月十四日法律。但这项法律本身意味着要限制特派代表的主动权：不准委托授权，撤销革命军队和废除革命捐税。花月十九日（5月8日），地方革命法庭也被取消。那时，大多数特派代表已回到国民公会：富歇于芽月七日（3月27日）被召回，其他的二十一名特派代表于三十日（4月19日）被召回。比约于1793年11月18日说过，国民公会派出的代表人数愈多，这些代表的权威愈被削弱，代表的人选也就不能十分恰当。实际上，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对国民公会特派代表的擅自行动和各行其是感到不快，因为这妨碍着中央集权。他们宁肯派遣救国委员会的办事员，例如茹连·德·巴利（德龙地区的一名国民公会代表的儿子）促使了卡里埃和塔里安的被召回。或者，在需要“重新装配机器”时，救国委员会成员亲自前往外省和军队作现场指导。

    救国委员会实际上没有彻底推行中央集权的时间。在芽月前后，它不得不迁就国民公会和其他委员会。康蓬控制了财务委员会；既然国家的财政需要独立，财务委员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巢穴。公安委员会抵制救国委员会对其职权的侵犯，二者的冲突将导致革命政权的垮台。国民公会特派代表在外省推行他们个人的政策，地方冲突从未停止。革命政权远不如拿破仑统治那么有秩序。然而，制宪议会时代推行的地方分权早已成为人们留恋的往事。无套裤汉曾要求实行专政，这个要求如今已成为现实，但行使专政的却是国民公会各委员会的官僚，无套裤汉则同其他人一样只是默默地服从而已。

    各委员会确实尽了一切努力争取无套裤汉心悦诚服的赞同。尽管革命政权在理论上十分严密，但在事实上却并非那么完备，即使领袖们在执行时也不能完全步调一致。救国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一心想着战争；对于那些在爱国心驱使下表示服从的人，甚至包括前贵族在内，救国委员会自然乐于接受他们的效力。于是，无论富人、商人或金融家，只要他们表现顺从和忠实，救国委员会一概委以要职。它仅对日用必需品实行限价，但不把限价当作社会改革的工具，以免使第三等级各阶层互相冲突。对它说来，“不反对我们，便是赞成我们。”这种倾向是如此明显，人们简直可以认为革命政府仅仅是个普通的国防政府而已。当然，革命政府确实是个国防政府，但又不仅仅是国防政府。假如仅仅是国防政府，那么，在芽月后，人们希望看到破除基督信仰运动的停止，恐怖统治也会得到缓和。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完全不是如此。

    问题在于这场战争不仅是民族战争，而且是阶级战争。第三等级在守土卫国的同时，继续在进行从1789年开始的反对贵族的斗争。它已看到自己的部分成员————富人和穷人————投靠了敌人：无套裤汉更加强烈地要把敌对阶级和所有的背叛者铲除干净。对“贵族阴谋”的恐惧，由此产生的自卫决心以及恐怖镇压的本能反应，始终存在着。因此，埃贝尔的思想也始终不能被扑灭：所有的无套裤汉都满脑子这种思想；即使在国民公会及其下属的委员会，这种思想也在散布分裂的种子。

    从经济和社会的观点看，战争只是推动建立专政的部分因素：无套裤汉要求实行限价，远不是为了国防和革命的利益，而更多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哪怕让资产阶级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山岳派领袖则主要为国家的利益而利用限价，这终于使无套裤汉失望。因此，无论从社会的角度或从政治的角度看，山岳派领袖都悬在空中。

    八、共和二年的军队

    然而，打赢战争的决心却是一致的。在军队中，山岳派分子无不甘愿作出一切牺牲。凡对革命多少怀有一点忠诚的人，都不能不心悦诚服地承认他们做得对。共和二年的军队是革命团结的象征。

    在救国委员会中，两名工兵军官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在陆军部长布硕特（芽月前）的协助下，负责组织和指挥这支军队。普里厄主管军火，有关粮秣车马的事务由兰代襄助；卡诺以主帅身份统一部署军事行动。

    在大规模征兵后，法国拥有的军队超过了一百万人；但兵源五花八门，有的是行伍出身的老兵，有的是义勇军或刚征集的新兵，即所谓“混账的白军”和“不堪一击的蓝军”。1793年2月，国民公会通过了混合编制的原则，同正规军相比，义勇军热情有余，耐力不足，尤其纪律较差。由于士兵中偏见很深，军官人数过多，作战指挥相当困难。义勇军战士为打败入侵者临时当兵，却不认为自己是个“军人”；行伍兵对他们不免侧目而视，何况，在实行清洗前，行伍兵能否恪守公民职责尚令人担心。组织新部队的工作暂且停止了。已征集的三十万新兵被编到现有的部队中去。到了1794年春，军队的混编工作开始进行，前后花了很长时间。两营义勇军同一营正规军混编成一个团；接着是改编连队，有时打散原有连队编制，以便使混合更加彻底。从此，军队名义上只剩下蓝军，但由于蓝色军服不足，原有的白军服仍沿用很长时间。

    指挥系统的改组也同时完成。清洗工作告一段落后，贵族纷纷被撤职，但芽月二十七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仍允许救国委员会保留它所认为有用的贵族军官。新一代的军官现在允许达到最高的军阶，“马尔斯军校”从每县招收六名青年，以改善军事干部的素质。行伍军官为1793年的军事训练出了力气；他们陆续被主要从义勇军战士中提拔起来的新军官所取代，这些新军官是在战争中出类拔萃的青年人。1793年2月21日法令统一了正规军和义勇军的晋升制度，它强调正规军所注重的资历，大大减弱了选举在任命军官时的作用。士兵仅选举他们的班长；对于班长以上的军官，三分之一按资历晋升；在剩下的三分之二中，士兵可推举三名候选人，但候选人必须在低一级军官中挑选，然后由现任的同级军官决定晋升。校级军官一律按资历晋升；将级军官三分之一按资历，三分之二采取推选的办法。正在作战的部队是否能完全遵守如此复杂的步骤？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怀疑。随着军官权威的加强，晋升大概主要采用推选的办法。军团长的任免权由国民公会掌握。

    军队的纪律正在恢复中。恢复纪律必须从高级指挥官开始。拉法叶特和杜穆里埃背叛国家和实行军事独裁的企图至今记忆犹新，救国委员会对高级指挥官处处提防。库斯丁因有步二人后尘的嫌疑而被处决，军事首脑只能消极地服从文职政权机关。在军情极其紧急的1793年夏季，一些高级指挥官因无能和疏忽而被认为缺少爱国心，受到了同样的惩罚。国民公会特派代表像过去国王派驻军队中的监军一样成为共和国权威的体现。此外，陆军部特派员以及公社于1793年派驻旺代的专员也参与监视军事指挥，散发无套裤汉的报刊，并且在俱乐部中向士兵发表演说。但在1794年春，他们全都被撤销了。国民公会代表的监督工作并非完全没有缺点，特别是某些代表有时干预了军事指挥，但共和国在对指挥官的忠诚尚无把握以前，就不能赋予指挥官全权。此外，在制订旺代的作战计划时，由于国民公会的许多代表全都插手，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但这种情况毕竟不是普遍的，不少代表确实对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圣茹斯特。国民公会于1793年12月21日决定，禁止部队进行集体请愿。卡诺指出：“武装部队应绝对服从法律，贯彻执行法律，决无讨论的余地。”俱乐部不再干预军队的管理；军事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仍被保留，但在形势紧急时，国民公会代表也设立秘密审判的军事法庭，例如共和二年花月十八日（1794年5月7日）摩泽尔军团就曾经这样做。但是，救国委员会并非就像欧洲反动派所宣传的那样，仅仅依靠断头台来推动将领的积极作战和维持军队的纪律。救国委员会所依靠的，首先是信任以及对祖国和革命的热忱。在共和二年，它对共和军的将领已相当信赖，不再把战斗的失败归罪于叛卖。卡诺简单扼要地指出：“当人们作了一切努力去争取胜利时，即使打了败仗也不算有罪。我们不能单纯以胜败来判断一名军人，还要看他是否努力和是否勇敢。”至于军事法庭，虽然在审理叛逆分子、流亡者、携枪脱逃者的案件时，它根据法律的规定，作出严厉的处置，但在对待士兵的一般过失时，特别在对待抗命不服的士兵时，却表现得相当宽大。从雾月七日（1793年10月28日）到风月十六日（1794年3月6日），莱茵军团的军事法庭共审理了六百六十名被告，其中二百八十二人被宣布无罪释放，一百八十八人被送回原来部队，一百九十人被判有罪，仅六十二人披处以死刑。军队保持了它的民主性质：共和二年的士兵继续参加俱乐部的活动；政府让他们了解政治形势，向他们分发爱国报纸。国民公会答应为士兵保留十亿巨款的流亡者产业，向残废军人和爱国军人家属发放津贴。圣茹斯特指出：“胜利的取得不能仅仅依靠军队的人数和纪律；唯有共和精神在军队中不断深入人心，才是胜利的保证。”共和二年的军队并不仅仅由热烈的共和分子所组成；但其中的共和分子确实相当多，他们与国内其他共和分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往往把一心保卫祖国的共和二年士兵同集中精力打击贵族的无套裤汉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从军作战的革命者忘不了他们的仇恨；后方的共和分子也同样忠于祖国和不怕牺牲。奥什曾是马拉的拥护者；克累贝和马尔苏高度赞扬卡里埃的坚毅：波拿巴对罗伯斯庇尔深为爱慕。问题的实质是军队中的共和分子的任务比较简单，团结也比较容易保持。因此，在事情过去了许多年以后，马尔蒙和苏尔特等人在回顾往事时，无不以激动的心情，陈述他们为保卫“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所立下的丰功伟绩。

    一支真正全民皆兵的部队开赴前线，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民族竟能养活和武装如此众多的士兵，这也是自古以来首创的新事物，然而这正是共和二年军队的特点。军事技术的革新首先是兵员众多的结果，许多革新没有维持很久或只是缓慢地和不稳定地形成。武器没有明显进步，步兵仍用有效射程为一百米的1777年式步枪；炮兵仍使用能把四磅重的炮弹发射到四五百米远的格里博瓦尔式大炮。战术的运用取决于部队的训练。一般说来，共和二年的士兵作战时善于利用地形，以散兵队形冲锋，然后在有利时机同敌军拼刺刀肉搏。但1791年的军事条令对军官来说仍是必须遵守的法律。在条件许可时，尤其在进行决战时，他们仍采用线状队形。他们认为，由于士兵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在运动时不宜布置攻击纵队，而在对付骑兵时不宜排列方阵。这些战术到了1795年又重新出现；可见，随着共和军逐渐训练有素，它又回到了旧制度时的战术。如果说有新的创造，那主要是系统地成立了师旅两级的建制，这是由兵员众多所必然产生的。作为战术单位，师级组织在1793年仍不十分明确，而到1794年才正式确定。茹尔丹当时规定，每师下辖二个步兵旅、二个骑兵团、一支马拉炮队，附属于各营的大炮不计在内，总共约八千至九千人。至于战略原则的革新，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利用优势兵力。因此，攻坚战和围城战的陈旧作战法已不受重视。处在反法同盟诸国各军空隙中的法军可以通过内线运动，让一部分军队沿边境进行穿插，并利用一部敌军的无所行动而击败其余各部。密集行动和以多胜少，这就是卡诺的原则。当然，执行这个原则并非一帆风顺，在波拿巴以前，人们仅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卡诺及其助手————例如阿尔松————是些名符其实的工程师，在他们看来，要塞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守卫“钢铁的边界”在1793年仍是他们作战的出发点。他们仍像在旧制度下那样指挥战事，最初想采用迂回运动去解除敌军对要塞的包围，当要塞行将陷落时，他们又想在二十万机动兵中抽调部分援军，派遣四万人前往洪兹肖特，五万人前往瓦提尼，剩下的部队则列阵待敌或驻守其他要塞。结果，敌人虽然被击退，但未被消灭。在1794年，由于过于重视依普雷的地位和一心想夺取佛兰德，他们让法军向左翼运动，而置右翼于不顾；在当时，唯有通向沙勒罗瓦的右翼才能切断科布尔的交通和歼灭其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当他们决定从右翼威胁敌军时，时机已经错过：科布尔在失败后，撤出了比利时，其军队未受损失。指挥技术的高明显然比行动迅速和坚毅果断所起的作用要小，而后面的两项恰好是革命政府的基本力量所在。卡诺在率军到达瓦提尼的第二天便发动了攻击，圣茹斯特驱使桑布尔和默兹军团“如狼似虎地”向沙勒罗瓦猛扑。他们不但是真正的常胜将军，而且在战场上表现得英勇顽强；人们将能看到，他们在国内动员了全民族的人力物力，为军队在前线作战提供条件。

    在海上作战方面，救国委员会不但行动迟缓，而且成效很小，纪律松弛使造船工场混乱不堪，舰只在迎敌时往往出现抗命事件。海军军官严重不足；1791年4月法令允许商船船长在海军服役一年后担任大副，在服役二年后担任舰长。到了1793年，有的商船船长甚至可以担任舰队指挥。但多数船长宁肯沦为海盗，例如絮尔科夫。先后在布雷斯特和土伦领导海战的是最初担任商船船长、后来改任牧师的让蓬·圣安德烈。他整顿了纪律，命令造船工场开工，并让舰队出海巡航。但临时拼凑一支舰队比组织一支陆军要困难得多，让·蓬·圣安德烈未能改变海军的落后状况和弥补土伦叛乱所造成的损失。

    九、经济统制

    救国委员会在同意大举征兵的同时，已意识到它为养活如此众多的部队，尤其为解决军服、装备和武器等问题，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大部分兵工厂集中在莫伯日、夏尔维尔、杜埃、克林根塔尔等地，敌人几乎近在咫尺。圣艾蒂安掌握在叛军手中；炸药制造供不应求。封锁使法国得不到德国的钢、印度的硝石、波罗的海的苛性钾、西班牙的苛性钠和意大利的硫磺。必须发展军火制造，复活对外贸易，并在法国找到新的资源。时间十分紧迫，任何人的努力都不足以克服这么多困难，更谈不上恢复均衡生产。如果把军需采办交给私人负责，军需商将勒索高昂的手续费；在此情况下，通货膨胀将在1793年末使指券的价值降低到等于零。此外，整个法国犹如一个被团团包围的堡垒，如果救国委员会不进行干预，先为部队留下军粮，然后把剩余部分进行合理分配，以维持社会秩序，那么，即使非军事人员也会为争夺食物而动起武来。形势逐渐迫使救国委员会不得不实行全国的经济统制。这是它采取的最富特色的一项政策。这同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是分不开的。

    部队只征十八至二十五岁的未婚男子入伍，但在许多情况下，那些需要留在后方的人也可缓征或免征；舞弊由此应运而生。许多人设法受雇于运输部门，逃避去军队服役。此外，公职人员仍留任原职。

    对所有其他公民说来，大举征兵的决定无疑是一项军事动员令。所有人都是动员的对象，为有效起见，征兵必须从速进行。虽然整个征兵工作处于临时应付的状态，人们仍努力注意才能的发挥，但对政治方面的因素却很少考虑。大工业家佩里埃和沙普塔尔，银行家培勒戈，都得到救国委员会的重用，虽然人们知道沙普塔尔同联邦主义有所牵连，培勒戈是一名同皮特有联系的外国人。科学家尤其得到器重，许多科学家站在革命的一边。哈森弗拉茨是巴黎武器制造工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蒙日、旺代蒙德、贝尔托菜、达尔赛、富尔克鲁瓦改进了冶金业和军火制造业；伏克兰同沙普塔尔和台斯克瓦齐尔一起领导硝酸盐的研究。卡尔尼想出了精炼硝酸盐和制造火药的新工艺。救国委员会在默东设立了研究实验室，贝尔托莱、孔台、古依东·德·莫尔伏都在那里工作。人们试图用氯酸盐炸药制造炮弹，并在弗勒留斯战役中第一次把气球用于军事目的。沙普继续进行光线通讯的试验，并在巴黎和北部边界之间建立了第一条通讯线路。

    所有的实物资源自然都进入征用之列。农民必须交出粮食、草料、羊毛、亚麻、芝麻乃至牲畜；手工业者和商人必须出售他们的产品；私人的武器、国民卫队的制服，有时甚至被褥，也被征作军用。圣茹斯特曾勒令施特拉斯堡居民提供二万双鞋。原材料的征集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各种金属和教堂的钟，甚至还收集绳索、废纸、破布和草木；墙脚的硝土和厨房的炉灰被用于制造钾盐，板栗用于炼糖。所有的企业都为国家服务：森林、矿山、采石场、各种锅炉和冶金炉、染坊和造纸工场，织布工场和修鞋作坊。国家此外还积极建造新的工厂。必须加紧制造武器弹药，这就要求现有企业不仅达到最高的生产水平，而且采用科学家发现的新工艺，进一步提高产量。共和二年的制度有利于工业技术的进步。

    人的劳动和物的价值都受限价法令的制约。最高限价让商人仍有利可图，并给生产以一定的奖励。同流行的说法相反，在共和二年，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亏本，它们只是不能损害国家谋取巨额利润而已。归根到底，任何人没有搞投机倒把和发国难财的权利。

    军队的服装和一般装备主要由地方当局通过开设被服和皮件工场负责解决。中央政权勒令屠宰场交出畜皮，用于制作皮鞋；染坊从国家经营的林场取得树皮充当鞣革的材料，保证日夜开工，不得停顿。塞甘在比扬古的一个小岛上，试验成功了一种快速鞣革法，该岛后来以塞甘命名。制鞋作坊的每个伙计每十天必须做出两双鞋。

    武器问题仍令人十分担忧。1793年9月，巴黎动工建造一家生产步枪和刺刀的大工场。除利用私人作坊外，还安排工人在杜依勒里宫和卢森堡宫的两个公园，以及在原罗亚尔广场和残废军人院前面的空地上工作。此外，在外省，不仅让已有的工场复工，而且积极开设新工场；例如诺埃尔·普恩脱和拉克纳尔分别在穆兰和贝日拉克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厂址设在夏约的佩里埃工厂同位于卢昂附近的罗米依工厂开始使用青铜铸炮。费烈、普恩脱和罗默大大促进了法国中部和西南部的维埃宗、勒克勒佐、吕埃尔和阿布扎克等工厂的铸铁炮制造。

    救国委员会显然在弹药工业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难，但也正是在这方面，它取得了最惊人的成就。由于硝盐货源不足，必须在国内自行解决。大量硝土终于在都兰地区发现，伏克兰亲临现场查勘；根据他的建议，科多尔的普里厄下令建立全国性组织，并实行统一管理。各地市镇当局指定硝土专家领导硝土的普查和淘洗工作，并设置干馏工场。部分硝土专家于风月前来巴黎参加实习训练班。二十八所炼硝工场在巴黎成立，其中最大的一所设在圣热尔曼的大教堂。炸药制造工场同时在发展，最重要的工场设在格勒内尔和里博脱。

    这些成就虽足以使欧洲惊慌万状，但仍远未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目的。例如，巴黎的步枪制造厂本应每天生产一千支枪，但实际生产量不超过六百至七百支，修理的枪支也包括在内。春季战役期间，部队的弹药供应仍感到极大困难。困难表现在多方面。救国委员会不掌握生产进度；没有统计数字，经济统制也就不能进行。它不得不通过仓促的调查和大量的报表作粗略的估计。法国当时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资本集中刚刚开始起步，工业分散在全国各地。此外，工人还有待培训，以使之适应新产品的制造和新工艺的采用，因此必须调动和集中工人，以保证生产的同步进行。最后，运输问题尤其严重。国内几乎没有运河，陆路交通很少维修，马匹车辆不但要满足军队的需要，而且要保证一般居民的衣食供应和土地耕种。当局不得不征用船舶和车辆，设立全国运输管理处，并为这一机构筹集必要的物资。假如救国委员会不用恐怖手段强迫所有公民作出应有的努力，它就既不可能压抑投机心理，又不可能克服消极抵抗。

    国家的经济大部分归国家支配：或者直接地通过创办国立工场，或者间接地通过供应原材料和劳力，以及通过征购和限价对生产实行监督。有人认为，救国委员会有意识地实行生产社会化，以便偷偷摸摸地把法国引向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民主的顶峰。虽然经济统制在无套裤汉看来具有社会的价值，但它同共产主义毕竟毫无联系，因为它只是全面调节经济的各个环节，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一种结构改革。在风月前依然存在的物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民公会的某些代表可能对国家主义怀有好感；相反，救国委员会从来认为，经济统制只是为保卫革命而必须采取的临时措施。尤其，它在推行这些措施时也极其勉强。对于资产阶级所珍爱的经济自由，救国委员会始终留恋不舍，因而在几个月内曾背离了限价政策。救国委员会一方面在客观环境的推动下不由自主地走向国家主义，同时却注意限制国家主义的扩张。如同地方行政当局一样，作为最高政治权威的救国委员会成员只是出于救国的考虑才执掌了经济部门的职责；他们在思想上始终认为，这些职责超出了他们自身的职权范围，只是额外地增添了他们的工作和责任；因此，一旦危机有所缓和，他们十分希望从中解脱出来。事实上，生产和运输状况不允许他们许诺满足消费者的所有需求。在埃贝尔分子垮台后，他们的观点更赤裸裸地暴露无遗。显然，工业的分散迫使他们向许多小工厂的老板求助。这在蓬提厄、莫雷兹、蒂埃尔是如此，甚至在巴黎也是如此。救国委员会只要下道命令，就能将矿山收归国有和增加国立工场，而救国委员会却毫无行动。相反，卡诺公开反对国家直接经营由国民代表创设的工场，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不但费用浩大，而且容易滋长官僚主义。救国委员会对待以下两个问题的态度是明朗的。首先，人们看到，救国委员会对于把外贸管理交回给批发商真是求之不得；其次，它在市场供应方面无疑对扩大经济统制的职责感到厌烦。

    从1793年11月起，外贸完全集中在物资管理委员会的手里，该委员会为复活对外贸易，向国外派出受权经商的代理人；他们有权征用商船，在港口开设国家货栈。中立国商船重新备受欢迎：航行法暂停执行。交易双方在自愿基础上以铸币或货物充当支付手段。在波尔多和自由镇（阿尔萨斯的圣路易），设有专门委员会负责接待各种客商。法国同热那亚、瑞士、汉堡、哥本哈根和美国都达成了大笔购货协议。在货物进口恢复后，物资管理委员会为保证购货的支付能力，采取了以下措施：在国内征购中立国希望得到的葡萄酒、白酒、丝绸和毛毯；动用缴获或没收的英国货物；在犯人和流亡者的已被充公的财产和国王的动产中挑选宝石、珍贵家具和艺术品用于出口。此外，根据康蓬雪月六日（1793年12月26日）的提议，用等价指券强行收购外汇。风月八日（1794年2月26日），为防止资本外流，强迫巴黎各银行家交出五千万里佛的外国票据。尽管无套裤汉反对，许多法国的和外国的批发商已开始重操旧业；在埃贝尔分子垮台后，救国委员会更加毫无顾忌地干起来。巴雷尔和罗伯斯庇尔指出，遏制贸易对共和国损害甚大，相反，正确的政策是要发挥批发商的智慧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风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逮捕埃贝尔分子的决定恰恰是在二十二日晚间作出的），救国委员会准许除物资管理委员会统制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产品出口，条件是或者进口受限价管理的等量商品，或者为共和国换回铸币和外国期票，统一上交国库。在各大商业城市和港口，批发商组成的贸易经理处必须先垫出一笔兑换券，然后通过出口商品进行支付。物资管理委员会的贸易经纪人纷纷回国，向中立国购货的业务从此移交给充当掮客的私商。在这些措施尚未获得重大成果前，雾月九日的命令终于下达了，但是对制造商说来，这个发展趋向仍没有变化。人们指出，用“贸易和供给管理委员会”取代物资管理委员会是换汤不换药。诚然，只要维持限价，即使容许私商活动，也不能起多大的作用。救国委员会不惜违背法律通过放宽限价的措施为商人提供方便，并根据国家的需要，尽可能缩小经济统制的执行范围。它推行的供应政策就是一个证明。

    当某个县拥有足够数量的粮食时，物资管理委员会便向该县征集粮食，供应军队和缺粮的各县。当然，供应的主要对象是军队，缺粮的县很少顾及。鉴于运输的困难，粮食分配不能做到绝对平均。物资管理委员会往往优先考虑供应邻近地区的军民，不惜使产地居民冒挨饿的危险，或者用以后再行救济的诺言敷衍塞责。可见，物资管理委员会丝毫不关心消费者的利益。雾月二十五日（1793年11月15日），国民公会发布了磨坊管理法规，勒令磨坊将各种粮食混合加工，以便生产所谓“平等面包”。但物资管理委员会对这项法令置若罔闻，不予贯彻执行。它对居民甚至不实行定量供应，其中的道理是容易猜出的。在统计数字、交通工具和工作人员均感不足的条件下，怎么保证粮食的混合加工？在大多数村庄拥有磨坊的条件下，怎么实行对磨坊的监督？如果在全国给每个法国人分发粮食供应证，人们是否在所有地方都能保证取得应该供应的份额？对于资本主义集中在今天使政府能愉快胜任的事，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却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有关粮食供应的全部事务都交给各县政府和市镇当局去完成，前者负责征购粮食和供应市场，后者负责监督磨坊、面包房和点心作坊实行混合加工，必要时实行定量供应。中央集权因而仍停留在浮面。危机在各地产生了同样的后果，但在不同的时间和以不同的严重程度表现出来。在土地肥沃的地区，市场供应有时能维持到夏末，殷实富户仍自己烤制面包，面包商也保留相当的自由。在大城市和法国南部，市场收市很早：农民的粮食一概由市镇当局收购入仓，经混合加工后，交面包房烤制，然后凭证供应居民。面包商实际上成了市镇当局雇佣的工人。市政当局有时也在济贫所或自设烤房制作面包：例如，特鲁瓦市的食品供应完全由当局一手包办。乡村的粮食种植者迫于无奈，使用了种种狡诈手段，当局则以抄家、管制、逮捕等措施作对策。在许多村庄，恐怖统治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农场主至少为自己留下足够的粮食，最可怜的则是那些管家和农业工人。他们被城市拒之门外，不得不恳求农场主出让一点粮食；至于是否按最高限价购买，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干预。

    对于其他食品和商品，物资管理委员会于风月仅公布了产地的最高限价。在这基础上，各县再加上运费、批发利润（通常为百分之五）和零售利润（百分之十），编成大本的价目表。这项工作直到夏末仍在进行，但实际上对大部分商品不起任何作用。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有限几种商品，国家尽量采用征购和征用的方法实行限价；救国委员会还容许许多宽免。至于一般消费者，国家听任他们自己去争得限价。最初，物资管理委员会曾给予消费者一些帮助。例如，委员会在奥尔良扣压了糖厂的食糖，在马赛勒令肥皂厂制造肥皂，产品在法国实行全国分配。但后来，救国委员会很快停止推行这些措施，并规定地方当局不得进行征购和征用。因此，无套裤汉除对商人进行警察监督和恐怖威胁外，就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而警察监督和恐怖威胁又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商人即使不克扣斤两或以次充好，还可以进行秘密的黑市交易。这也正是农民最喜欢使用的手段。农产品的地下交易有了飞速的发展。某些市镇向商人提供货源，对消费者实行定量供应。巴黎在实行了粮食的凭证供应后，于春季又增加了肉类供应证。在克莱蒙费朗，当局曾试图将屠宰场收归市有。由于缺少通盘筹划，各地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经济统制的受益者主要是军队。冬季的军粮似乎勉强能够维持。莱茵和摩泽尔军团把在1月新占领的帕拉丁地区的粮食资源罗掘俱穷。服装、靴鞋和其他装备显然仍嫌不足，但从各方面看，士兵在共和二年的生活远没有共和三年那么困苦。相反，救国委员会却不肯包办民用供应。困难肯定是不可克服的，但各州的地方当局确实做了值得称道的努力。为什么诺尔州当局对燃料油不肯实行征购，从而使投机盛行？为什么它坚持议价收购牲畜，而不实行肉食的限价？因为它要迁就手工业者和农场主的利益，就不能不这样做，还因为该州的无套裤汉主要不是工人，而是手工业者和佃农。店铺主和手工业者推行限价本是为了对付农民和批发商，没有想到在执行限价时自己却先受其害。鞋铺和面包铺对自己竟沦落到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感到愤愤不平。对于受到更大限制的农民说来，牲畜和其他农产品的议价贸易是一种补偿。如果限价真正严格执行，无论农民或店铺主都将难以忍受；至于资产阶级，它早已渴望取消经济统制。所以，救国委员会最初为维护第三等级反对贵族的革命团结，长期不肯断然实行限价，而在被迫实行了限价后，也尽可能把利益留给国家。

    在雇佣劳动者看来，限价似乎有百利而无一弊，因为根据限价的规定，工资比1790年增加二分之一，而商品价格只上涨三分之一。但是，既然除面包价格外救国委员会并不强制执行限价规定，雇佣劳动者如果不利用战争时期劳力不足的有利时机，岂不反而吃亏！由于各市镇确定的最高工资限额很不平衡，工人便乘机谋取较高的工资。但是，至少由国家控制的企业不能对工人作出让步，否则整个经济大厦以及指券体系会全部崩溃。工人骚动因此日益增加。救国委员会正确地看到，这里有敌人在趁机捣乱，在巴黎则尤其严重。它在征兵征粮的掩护下，坚决抵制罢工浪潮，对拒不复工者以解送革命法庭相威胁。当收割季节临近时，它还想控制农业工人。它勒令农业工人受国家统一调配，而让各县政府去确定该县的工资，这样做是违背法律的。实际上，救国委员会未能完全遏制工人的斗争行动，雇主一般不可避免地要作些忍让。革命政府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工作和面包，使之免受极度的贫困；假如恢复经济自由，受苦最深的恐怕还是工人阶级。这无疑是个事实，但工人阶级不免要尥蹶子：商人既然破坏了限价而不受惩罚，怎么能强迫工人必须接受限制工资呢？

    十、社会政策

    从社会的角度看，无套裤汉曾寄于限价很大希望，这是他们争取生存权的一种法律形式。限价在历史上已有过先例，在无套裤汉看来，救国委员会的经济统制是他们用传统法规对资本主义得寸进尺的侵犯所取得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同时也给后代留下了一个榜样，即把经济统制当作支持民族战争的必要措施。既然限价政策必将失败，为了使无套裤汉不致失望，救国委员会必须设计出一种面对未来的新方案去争取他们。

    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山岳派分子并不喜欢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无非是乌托邦式的道德说教。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中学教科书上讲到的在罗马共和国末期曾昙花一现的“土地法”，其内容不过是平分土地而已。根据1793年3月18日法令，凡鼓吹土地法者将处以极刑。罗伯斯庇尔始终反对实行土地法，他承认世袭的私有财产制有缺点，但又说，这是不可弥补的缺点。经济统制带来的困难足以表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生产集中比资本主义尚未实现的机械化生产在程度上还更进一步。同样，由于无产阶级的分散，建立阶级政党的条件也尚未具备。无套裤汉和雅各宾分子只是组成了一个“人民阵线”，通常殷实富有的批发商、手工业主、法律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其中无疑占有优势。何况，无地农民的唯一希望只是取得土地，而各行业的雇佣劳动者所期待的民主也无非是取消行会，因为只是在行会取消后，他们才有自己开业的前景。

    但是，所有这些人和山岳派分子都对坐享其成的“豪富”和“大户”怀有敌意。圣茹斯特的《共和体制》一书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向，罗伯斯庇尔同样也认为，随着社会不平等的日趋严重，大多数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也就不再存在。因此，共和国一方面要限制财产和扩大小产业主的行列，另方面则要向所有人提供通过教育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手段，并通过国家的适当救济为不幸者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民主制是要保存农民、手工业者等独立小生产者，但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同为资本主义集中开辟道路的、以竞争为特征的经济自由相矛盾。

    国民公会仍在冠冕堂皇地投票通过种种法律。根据雾月五日（1793年10月26日）和雪月十七日（1794年1月6日）的法律规定，遗产将在直系子嗣————私生子包括在内————间绝对平分，遗嘱赠与仅对族外亲朋有效。此外，1793年6月3日通过的关于将流亡者产业分成小块出售的法令，自霜月二日（1793年11月21日）起被推广应用于所有国有产业，已被收归国有的慈善机构和教育事业的财产以及已被处决的犯人和被流放的神甫的财产均按同样办法处理。把地块分小诚然使相当数量的农民从此能拥有土地或使更多的农民能扩大其农庄，但地块的出售仍采用拍卖方式，因而绝大多数农民从中没有得到任何利益。1793年6月10日法令允许按人口平分市镇公地，使每个居民都能分得一份土地，但并非所有的市镇都有公地可分，有些公地不宜耕种，有些地区则认为平分公地会影响牲畜放牧而加以反对。6月3日法律虽然同意穷人可购买二十至五十公亩土地，地价分多年付清，但到了9月13日，国民公会又从财政考虑出发，收回了这个让步，改作发给他们一张分二十年偿还的票面为五百里佛的无息借据，权充购买国有产业之用。这些借据在拍卖行使用的希望极小，因而任何人都未作过这种尝试。一些思想开明的行政官员徒劳地指出，这种虚幻的宽宏只能在农村造成失望。

    大多数国民公会议员看来并不感到担忧。他们注意到，大农庄主和制造商正寻找劳动力；他们觉得，在人口不断增长和资本主义日趋发展的社会里，让所有的无产者变成独立生产者将是个幻想。有些议员还强词夺理地指出，只有大农庄才能向城市出售足够的粮食。当然，资产阶级的眼睛正盯住大片的地产，许多县仍有意无意地不分小块出售，尽管救国委员会在夏季曾通令全国，要求地方当局遵守分块出售国有产业的法令。

    与此同时，贫苦农民不断要求无偿地或至少以他们力所能及的价格和以分期支付的形式取得部分国有产业。但是，有购买能力的农民，特别是雇有零工的农庄主，对支持贫农的要求丝毫不感兴趣。曾迫使国民公会下令彻底废除领主权的团结精神如今在农民中已分崩离析。更何况，把维护指券看作是首要任务的山岳派也对以上情形装聋作哑。

    唯有罗伯斯庇尔分子也许已经觉察到，必须给予贫苦的无套裤汉某些满足。圣茹斯特于风月让国民公会通过法令，“赤贫者”将从没收的嫌疑犯的财产中得到“救济”。这类“危害共和国”的嫌疑犯大约有三十万人。国民公会当真考虑要剥夺那么多人的财产吗？看来未必如此，它作出这种许诺，只是针对埃贝尔分子的宣传。圣茹斯特在其演说中宣布，这些土地将无代价地出让，但法令却对此只字不提，巴雷尔于花月二十二日（5月11日）所作的关于国家济贫工作的报告却相反暗示，这些土地也将投标拍卖。总之，人们没有确定处置的方法，而且即使已作出的明确规定也不能使众多的农民满意。首先，许多嫌疑犯并不拥有地产，因此，国民公会的法令在许多村庄等于无的放矢；其次，分成制佃户和已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是否算在“赤贫者”之列？他们的恳切要求是把大农庄分给小农经营和改革租佃分成制。第一种要求同分块出售国有产业一样遭到了反对，第二种要求所提出的问题必须加紧解决，因为如同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一样，国民公会认为，废除收成分配前首先扣除什一税和支付领主权制度的收益自然归地主所有，而佃户却相反认为，今后的分成应以全部收成统一计算。热尔州已出现了骚乱；骚乱被镇压后，资产阶级保住了它从废除领主权和什一税中获得的全部利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伯斯庇尔分子一方面想到了赤贫农民，另方面却对赤贫农民的愿望置之不理。这大概同他们对自由经济的依恋有一定关系。他们也许像讨厌限价那样讨厌限制地产。但他们并不要求废止1793年4月24日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村庄不得集体购买国有产业，而私人间合伙购买则完全允许。他们对乡村的实际情形了解不多。至于为公共利益需要而征购和均分大地产，这类建议任何人都从未提出过。革命没收私有财产的起因始终是为了惩罚卖国贼和叛乱者。总而言之，无论罗伯斯庇尔分子或忿激派和埃贝尔分子都没有一项足以使农民群众动心的土地政策。在城市里，罗伯斯庇尔分子一方面听任放宽限价，另方面又不向无产者提供任何生活保障，无产者既不能组织工会，又没有罢工的权利。山岳派假如关心工人运动，他们当然会废止勒霞不列法。但他们至少仍试图履行制宪议会许下的诺言。花月二十二日（1794年5月11日）法律把救济事业交给国家经营，并发起“全国济贫募捐”。这项法律规定医生免费出诊，发放养老金和多子女家庭津贴，从而为今天实行的“社会保险”奠定了基本原则。霜月二十九日（1793年12月19日）法律下令开办世俗的、免费的和义务的小学。创设科研机构和高级文化机构的工作正在继续进行；但山岳派把改组中学教育的事推迟到以后去做。他们首先需要教育人民，振奋民众精神和加强国民团结：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法令规定，凡在居民不讲法语的地区，一律开设法语课。可惜的是，人力物力都很不足。组织救济和开展平民教育需要很多的时间和金钱。

    山岳派不仅重视学校教育，“旬末礼拜”和公民节日都是学校教育的延续。罗伯斯庇尔打算以上帝主宰一切、灵魂不灭和为来世修善等思想为主体，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共和主义思想。花月十八日（5月7日）法令规定了公民节，并以法国人民的名义确认了罗伯斯庇尔的主张。这些主张同某些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和实证哲学显然是对立的，它们反映罗伯斯庇尔的个人信念，并由罗伯斯庇尔实用主义地加以论证，他那今世不幸求来世的思想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悲观。任何人都没有反驳罗伯斯庇尔，但国民公会的许多议员根本不信这套说教，甚至暗中怀疑罗伯斯庇尔企图同天主教徒握手言和。天主节庆典于牧月二十日（6月8日）在大卫主持下举行，当时任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庇尔以新宗教的教皇身份出现，这个庆典在形式上同圣体瞻礼的游行几乎完全一致，人们因此得出结论，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即将结束。把新的偶像崇拜同天主教混为一谈无疑是荒谬的；假如不采用这种办法，精神至上的宣传便不足以争取乡村的无产者。归根到底，革命政府不但没有满足其创始人————城市无套裤汉————的愿望，反而在无套裤汉深感失望后，对他们进行了镇压；这个政府当然更谈不上去满足乡村无产者的愿望了。

    经济形势在夏季更加恶化。即使在博斯、利马涅、佛兰德滨海州等土地肥沃的地区，也开始出现缺粮。当时，脱粒打场的唯一工具是连枷，加上劳力不足，新麦上市还可能拖很长一段时间。此外，由于收成不好，从长远来看希望也很暗淡。救国委员会为保证土地的耕种作出了很大努力，并让地方当局必要时动员市镇劳力提供帮助。国民公会为扩大耕地，下令填池干塘，拔除花卉，改播粮食。人们利用《种植者需知》积极进行宣传，试图改良耕作方法和扩大土豆消费。当局有时甚至制止农民放弃粮食种植而改种非限价作物或改营畜牧。对饥荒的恐惧给政府助了一臂之力。但情况仍不十分美妙。由于缺少车辆、农具和劳力，也由于战争的破坏，相当部分土地仍被荒废或耕作不善。再加上天气失常，人们可以预见共和三年将是一个荒年。通货膨胀虽然有所缓和，但仍在继续，指券再次贬值：在塞纳州，指券在雾月已降到面值的百分之三十四。

    革命政府争取到一年时间，战胜了外敌；如今它又面临被经济危机拖垮的危险。由于和平的前景依旧遥远，为了保住革命制度，政府只得让恐怖统治继续维持下去。

    十一、恐怖统治

    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指出，革命者的心理状态是面对“贵族阴谋”而出现的惩罚决心和自卫反应的结合：根据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个人性格，两种因素既不可分割，又交替起着主导作用，从而产生出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镇压行动早在1789年7月已经出现，巴黎各区的常设委员会开始满足于进行秘密监视和调查；但在少数情况下，也有过愤怒的群众随便杀人的事。当局即使动员治安部队，也往往不足以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必须认真破获阴谋，迅速而严厉地惩办阴谋分子，以平民愤。历届议会均设置了调查委员会或公安委员会，并把“危害民族”的罪犯解送专门法庭审判：最初的沙特累审判庭、后来的高等法院和最后的1792年8月17日法庭。在这第一阶段，镇压尚未走上正轨。由于资产阶级对威胁个人安全的临时处置感到厌恶，往往危险刚过去，镇压便停顿下来，惩罚也就敷衍了事；但一旦发生地方事件，平民又故态复萌，随意处决犯人。这类不经审判就地处决的事件随着战争和外国入侵而日益增多，并以巴黎的九月大屠杀而达到顶点。吉伦特派不但不加强政府的镇压行动，反而取消了高等法院和8月17日的革命法庭，把政治犯的审判纳入一般法庭的职权范围之内。

    1793年的危机再次提出了实行恐怖统治的问题，平民的惩罚决心和自卫反应的结合使革命政府得以产生，并使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和拥护者头脑发热。九月大屠杀差一点把他们自己搞垮；他们决不容许屠杀事件的重演，于是便着手组织恐怖统治。镇压的第二阶段从此开始。最初，于3月21日建立的监视委员会掌握着逮捕嫌疑犯的权力，在9月17日法律通过后，这些组织在公安委员会的怂恿下为所欲为。控告的理由一经提出，由国民公会任命的革命法庭（3月10日成立，9月5日改组）立即就开庭审判。各州刑事法庭也以同样的革命手段对某些罪行进行审判。最后，在内战横行的地区，军事特派员更直接主持审判。总之，审判程序被简化了，陪审团已不再存在，法官代行陪审团的职责，判决后不得上诉。此外，国民公会还规定，对于在逃犯人、叛乱分子、流亡者和被流放的神甫，凡在共和国的国土上抓获，一经验明正身，即可处以极刑。

    实际上，政府部分地失去了对镇压的控制。由于时间紧迫，镇压大权被下放给地方当局：地方委员会的成员熟悉当地情况，只有他们才能更好地执行权力。离心倾向在原则上受到国民公会特派代表的遏制。在几个月内，权力主要集中在地区一级。革命委员会在许多市镇或者徒具空名，或者根本不存在。在乡村中，特派代表很难找到可靠和能干的行政机关，往往让县区两级的革命委员会，或者让当地革命者自发成立的救国委员会充当政治警察机构。大权在握的特派代表随心所欲地主持恐怖统治：他们同地方的恐怖分子有时合作，有时对抗。这种变化无常的状况造成了镇压的扩大化，镇压的严厉程度也极不平衡。

    当时的所谓嫌疑犯并非指那些可能犯有某种罪行，但对犯罪时的特定环境尚需经过查究对证加以澄清的人，而是指那些由于其思想观点，甚至由于其模糊不清的冷淡态度被认为可能犯罪的人。在普通司法程序下，由于调查十分细致和处理需要时间，很少有武断的危险和搞错的可能，这些危险和可能如今都大大增加了。尤其，如果动辄对嫌疑犯提起公诉，武断的危险就变得更大和更加严重。当询问犯人的历史时，人们把犯人原本无可指责的言行————如赞同八千人和二万人的请愿书————和在法律上符合宪法的言行————如反对8月10日事件或6月2日事件————统统当作嫌疑记录下来，尽管这些所谓的“福扬派”和“联邦主义者”事后再没有任何反对革命的事可被指责，许多人却因此坐牢，甚至被送上断头台。

    此外，“贵族阴谋”不再是恐怖统治的唯一对象。在经济危机及其社会后果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藏匿钱财、资金外流、逃避限价以及拒收指券如今都可被指控为“人民公敌”。恐怖统治已成为经济统制的支柱，无套裤汉指望依靠恐怖保障自己的生存。虽然经济犯罪分子并不全都解交特别刑事法庭审判，但他们往往作为嫌疑犯被拘押；如果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外界环境恰好使人认定他们怀有反革命企图，他们就有被砍头的危险。同其他因素相比，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对普及恐怖统治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过去的修士、宣誓忠于宪法的神甫、虔诚的教徒统统被当作危险分子或罪犯对待。恐怖镇压无疑是有效的，许多敌人或者被消灭，或者不敢和不能乱说乱动；但它毕竟打击面过宽，使许多虽然因不同的理由反对革命政府，但准备采取逆来顺受态度或至少不想搞阴谋活动或武装暴动的人备受惊吓和感到愤慨。

    但是，由于恐怖统治的执行者拥有较大的机动余地，恐怖的严酷程度往往取决于执行者的个性和外界的形势。从一开始，群众的惩罚行动中便夹杂着公报私仇的成分；某些人的专擅弄权有时使惩罚无端加重，或者使早已平定的事端出现反复。另方面，容忍、友谊和宽宏也往往使镇压措施趋向缓和，国民公会的许多特派代表满足于杀鸡吓猴或只关不杀。各级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在镇压问题上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在圣波尔县，一名特派员仅在弗雷旺一个区就逮捕了一百四十一人，而其他区的特派员一般只逮捕二至三人，甚至一人。相比之下，外界形势所起的影响要大得多；某些特派代表不完全出于个人的性格，而更多地根据敌人的危险程度，独自决定建立革命法庭或人民法庭，并把巴黎的革命法庭撇在一边，加速处决嫌疑犯。人们注意到，几次搜捕嫌疑犯同局势都有一定的关系：1793年8月的搜捕行动发生在国难当头和大举征兵的时期；秋季大逮捕发生在恐怖统治刚被提上日程的时候；风月大逮捕发生在战事刚开始的时候。格里尔关于死刑判决的统计更突出地表明了环境所起的作用：在所有的死刑判决中，两个内战地区占百分之七十一，其中东南地区占百分之十九，西部地区占百分之五十二，而巴黎则仅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从判刑理由去分析，人们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在处死的犯人总数中，百分之七十二属于叛乱罪。相反，有六个州没有死刑判决，三十一个州处死的犯人不到十人，十四个州低于二十五人。

    当然，数字本身的比例更能说明镇压对舆论的影响。格里尔的统计可惜只涉及死刑判决：总数约在一万七千人左右。死于恐怖统治的人数实际要高得多。即使两军交战中死去的叛乱分子不计在内，这里至少应加上未经审判而被处死的人：有的是仅凭一纸命令而被直接处死的，例如在南特和在土伦就有这种情况；有的是在战场上、在追捕过程中或在搜查中不肯放下武器而被打死的。此外，监狱的恶劣生活条件使犯人的死亡率很高。这类死亡不可能作出确切的统计，格里尔认为总数约在三万五千至四万人之间。我们还知道，流亡者、被流放的神甫和已决犯的财产已经被没收，流亡者亲戚的财产已经被封存，甚至应由流亡者继承的遗产也被提前扣除。关于嫌疑犯的人数，圣波尔一个县共关押一千四百六十人，估计全国约有三十万，这个数字是可信的。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他们经历的恐怖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

    但是，格里尔的统计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证实了恐怖统治的性质。正是在反革命分子拿起武器和公开进行叛乱的地区，恐怖以最疯狂的形式盛行。尽管少数人的轻率处事造成了镇压的扩大化，但直到革命胜利前，恐怖统治始终保留了它原有的性质，这是对“贵族阴谋”的惩罚行动和自卫反应相结合的产物。有人也许会反驳说，在被处死的名单中，百分之八十五属于第三等级，即是资产者、手工业者和农民，而教士仅占百分之六点五，贵族占百分之八点五。但我们应该理解，在这样一场斗争中，背叛者比原来的敌人更难得到宽恕。

    以上种种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恐怖统治的外在表现。如果我们注意到，同革命政府相结合的恐怖统治在赋予革命政府以“强制权”的同时恢复了国家的权威，并能强迫国民为救国作出必要的牺牲，那么恐怖统治便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虽然大多数法国人要求革命，反对外国干涉，他们的公民意识毕竟尚不能克制利己主义和处处服从纪律。恐怖统治采用了强迫手段，从而大大推动他们养成一致对外的习惯和发扬团结对敌的精神。山岳派无疑赞同无套裤汉的惩罚决心，但从这个观点看，恐怖统治毕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强迫全民族服从这个政府，无套裤汉自己也不能例外。这也许就是恐怖统治的实质。

    随着救国委员会专政的确立，恐怖统治表现了第三方面的性质。一些山岳派指责它过于严酷，一些无套裤汉则抱怨它不够有力。恐怖统治的矛头开始转向其创立者。风月和芽月的事变标志着它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恐怖统治的目的转而变成维护盘踞在救国委员会中的作为革命专政化身的少数人的政权。

    然而，即使在第三阶段，恐怖统治的原有性质依旧存在。中央集权更进了一步。公安委员会要求对逮捕人犯提出罪状；救国委员会派人作了一些实地调查：茹连·德·巴利被派往南特和波尔多；德马约被派往奥尔良耐；卡里埃、巴拉斯和弗雷隆、富歇、塔里安等最著名的恐怖主义者陆续回到了巴黎。芽月二十七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决定取消州革命法庭，到了花月十九日（5月8日），这项法令在几乎所有的外省已被执行。不久，局势再次要求采取非常措施。在诺尔州，战事进展不利：朗德兰西于花月十日投降，康布雷已处在敌军威胁之下。匆匆赶到当地主持军务的圣茹斯特和勒巴斯召请勒蓬从阿拉斯革命法庭中抽调部分人员来到该城，康布雷的革命法庭直到穑月二十二日（7月10日）方告结束。在普罗旺斯，梅尼埃指出不可能把几千名犯人解送巴黎，救国委员会于花月二十一日（5月10日）建立了奥伦吉人民法庭，该法庭至雾月九日仍在行使职权。另方面，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互相争夺对镇压的领导权。为了集中权力，救国委员会必须把镇压大权从公安委员会那里夺走，因而于花月末建立了警察总局。公安委员会不肯让步。革命政府内部从此出现了裂痕。这将加速革命政府的崩溃。

    恐怖只是一种统治手段，救国委员会在胜利条件下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所有的独裁制度都采用恐怖方法。其他的制度在战时或遇暴乱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但是，政治家们必定注意以往的先例，既要保证大多数人的服从，又不使他们陷于绝望。一些迹象表明，救国委员会中某些人已觉察到其中的危险。罗伯斯庇尔曾因一些议员反对6月2日事件而把他们逮捕审判。由于兰代的反对，避免了对“联邦主义者”的全面迫害。抵制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和召回主要的恐怖主义分子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雪月五日（1793年12月25日），救国委员会曾商定要“完善”革命法庭。这是否意味着将明确限制必须镇压的罪行，扩大对辩护的保障和复查已捕的人犯呢？事情完全不是如此。环境再次作为重要的砝码左右着人们的立场。直到6月底，战争仍胜败未决，要求人们勉力作最后的拼搏，松劲的时刻尚未到来。因此，国民公会于芽月二十七日通过法令，将贵族和外国人驱逐出巴黎和各个设防城市。救国委员会在迫害宽容派和极端派的同时，并不打算对反革命分子手下留情。它同无套裤汉一样狂热地主张惩罚，不愿被人抓住把柄而受到背叛的指控。巴黎在花月期间出现了几次轰动一时的审判案。一些议员因1789年时立场不稳而被交付审判，对包括拉瓦锡在内的原包税人的审判，对伊丽莎白夫人的审判，这些审判无不表明，恐怖统治在保持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已不再是单纯的统治手段。贵族阴谋这个概念已广泛地应用于被控反对政府的所有人。不顾真正的司法程序把不同案件和互不相识的被告“混杂”在同一案件中判决的现象日益增多，这些被告除“阴谋反对法国人民”这个罪名以外，在言行方面竟毫无共同之处。随着暗杀开始威胁着革命领袖的个人安全，恐怖主义的精神状态被进一步激化。恐怖镇压在程序上确实发生了变化，但只是变得更加简单而已。

    牧月一日（5月20日），一个名叫亚德米拉的人用手枪行刺科洛·德布瓦，但未击中。四日晚间，赛西尔·雷诺一再要求见罗伯斯庇尔，遭到了逮捕；她拒绝透露求见的意图，但声称对反法同盟的胜利坚信不疑。就在当天，巴雷尔揭发亚德米拉是皮特收买的旨在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分子。七日（5月26日），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决定对英国和汉诺威士兵格杀勿论，这项史无前例的法令虽然不可能被军队所执行，但它反映国民公会的反英情绪达到了何等强烈的程度，勒佩蒂埃和马拉的被刺显然也是促使国民公会议员感情冲动的原因之一。这种感情冲动还表现在救国委员会于六日向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圣茹斯特发出的召唤中：“自由正面临着新的危险；救国委员会需要集中全体成员的智慧和力量。”他们把暗杀事件归结为无法抓到的巴兹男爵主持的阴谋，尽管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在革命者看来，这种暗杀显然是企图在决战前夕瓦解法国的防务。圣茹斯特于十日到达巴黎。他同一些人进行了秘密会晤，其内容我们一无所知。定于二十日举行的天主节庆典的筹备工作使会晤的成果未能立刻表现出来。圣茹斯特于牧月二十二日（6月10日）终于露面。库通提出了著名的大恐怖法案，法案的原稿出自圣茹斯特之手。主持会议的罗伯斯庇尔上台作了演说，争取国民公会通过法案。后来，救国委员会一些成员在反对派的威胁下，推托法案事先没有征询救国委员会的意见，声称它是由已被处死的几名成员一手炮制的，这种托词并不能使热月党人信服。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法案的确没有征求公安委员会的意见，公安委员会并因此怀恨在心。

    根据牧月二十二日法律的规定，开庭前的预审一概取消，法庭可自行决定是否听取证人的证词，被告不得请律师帮助辩护，从而使辩护的法律保障彻底破产。此外，法庭除宣布释放和判处死刑外，别无选择余地。既然恐怖统治被认为是政府为保卫革命而使用的工具，它就不需要采取以上措施去加强它。库通曾经说过：“问题不在于采用杀鸡吓猴的办法，而是要把暴君周围的保护人斩尽杀绝。”这种无视政治家风度、彻底陷入镇压狂热的言论是在个人面临被刺威胁时发出的胡言乱语。此外，在国民公会中，牧月二十二日法律使议员们的担忧心情达到了顶点：反对救国委员会的议员指出，这条法律的实质是准许救国委员会不需通知议会就对议员提起公诉。第二天，罗伯斯庇尔好不容易才排除了这种指控，但怀疑仍然存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救国委员会加强恐怖统治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这种性质在处死埃贝尔和丹东后已隐约可见，如今则暴露无遗了。

    牧月二十二日法律造成了“大恐怖”。从二十九日起，被控图谋暗杀和参与巴兹阴谋的五十三名犯人被依法处死。然而，人们对监狱的关注进一步扩大了恐怖的影响。就其本身而言，事情并不新鲜：犯人发生暴乱，自然是贵族阴谋的结果，这在1789年7月和1792年9月早已被公认。嫌疑犯的数量众多————巴黎约有八千多人————只是加强了这种恐惧心理。关押制度的松弛足以表明，这种恐惧并非没有根据，牧月的一份报告承认，犯人随时都可进行暴乱。于是，有人便检举埃贝尔分子和吕西尔·德穆兰有搞暴乱的动向。比赛特尔监狱在6月破获了一起越狱阴谋，三批犯人为此被解送革命法庭。既然人们把牧月的暗杀事件归结为反革命阴谋，整顿监狱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库通关于斩尽杀绝的这类话也表明，人们欢迎对奸细进行检举。经救国委员会批准同意，在民事和司法事务委员会主席埃尔曼的主持下，自穑月十九日（7月7日）至雾月八日（7月26日），共有七批犯人从卢森堡、卡尔姆和圣拉扎尔等监狱被提出处决，其中包括安德烈·谢尼埃。大恐怖期间处死的犯人总计达一千三百七十六人，而从1793年3月至牧月二十二日，巴黎处决的犯人不过一千二百五十一人。

    成批处决令人触目惊心，镇压手段也增添了恐怖气氛：双轮推车带着犯人在圣安东尼区示众，缓慢地行进到“推倒王位”的栅栏口上，这里新近设置了断头台。刽子手当众行刑，开动断头机，割下犯人的首级，污血四溅，令人不寒而栗。可是，恰巧在这个时候，革命在战场上已稳操胜券，对贵族阴谋的恐惧正在消失，群众的惩罚决心在逐渐缓和，平民的狂热开始下降。

    十二、革命的军事胜利（1794年5月至7月）

    有人曾责备救国委员会不该放弃丹东的政策，认为它应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用较小的代价求得胜利：它本可以利用反法同盟诸国间的分裂，支持波兰，促使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采取行动。格鲁威尔从哥本哈根，巴特勒米和巴歇从瑞士分别向救国委员会作了报告；他们认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倾向同法国谈判，丹麦大臣伯恩施托尔夫愿意居中斡旋。救国委员会竟置若罔闻。在国内，谈判可能使宽容派得到鼓励，同时使国民放松努力：1793年末，关于和谈的谣传和关于宽容的主张曾同时出现。在国外，谈判决不能达成任何结果：普鲁士国王已表示，只有在打败弑君者以后，他才能接受谈判。对于波兰人，救国委员会仅让巴朗蒂埃把科希秋什科派来巴黎，但拒绝给予任何资助。它曾酝酿一项同中立国结盟的计划，并通过格鲁威尔做中间人，推动丹麦和瑞典的团结。它曾准备出资帮助瑞典建立武装，但它无从取得这笔资金。何况，斯堪的纳维亚同美国一样，无非想不动干戈地做点生意而已。一旦形势严重，英国只消作出某些让步，便会使法国的牺牲陷于徒劳。波兰对法国或许更加有用，但法国哪有帮助波兰的力量？受贵族和国王操纵的波兰“共和国”也不值得革命者的同情。救国委员会大概还有它私下的考虑：一旦同普鲁士谈判，就必须牺牲波兰；因此，为诚实起见，它不肯向波兰作出任何许诺。

    救国委员会对外交活动虽然不太重视，但它毕竟有一定的对外政策，那就是拉拢中立国和尽可能减少敌人。罗伯斯庇尔以历史传统为例，于雾月二十七日（1793年11月17日）提醒小国注意：万一法国失败，它们的独立将随之葬送。他痛斥那些主张搞破除基督信仰运动的人，说他们使共和国在国际舆论中陷于孤立。在那以后，法国恢复了同中立国的贸易往来，中立国船只受到相当的优待。尤其，革命宣传也不再进行。瑞士主要对法国的宣传感到恐慌；因此，罗伯斯庇尔勒令埃罗州停止旨在兼并与巴塞尔相邻的米卢斯的各项活动。蒙贝里亚尔公国决定并入法国，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国民公会却不予宣布。在苏拉维任法国驻日内瓦代表期间，民主派推翻了日内瓦的寡头政治，救国委员会却不主张占领该城。巴特勒米终于平息了瑞士各州的怀疑，大批经纪人向瑞士各州订货，法国则向瑞士供应它所需要的食盐和其他产品。伯尔尼贵族领袖施泰格尔的活动遭到了苏黎世和巴塞尔两州的抵制，后者坚持同法国自由贸易。在美国，吉伦特派的使者热内联合共和分子反对华盛顿，力图把美国拖入战争。热内在美国的港口武装海盗船只。两国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这对法国特别不利，因为美国是法国唯一可以取得信贷的外国债主。热内被撤职后，不敢再回法国。

    救国委员会停止宣传活动，并不仅仅出于谨慎。“被奴役国家”人民的麻木不仁和外国的阴谋唤醒了民族利己主义，使革命初期的世界主义幻想逐渐破灭。人们从商业利益出发对撕毁1786年协定和断绝对英贸易感到由衷的高兴。救国委员会赶紧利用这种情绪，使战争具有“民族的”或“人民的”性质。巴雷尔在他的《卡马尼奥》中不断丑化敌国和煽动民族自豪。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大声叫嚷：“我不喜欢英国人。”既然敌国人民不反对他们的政府，革命将像对待敌国政府那样去对待敌国人民。救国委员会于1793年9月通令各军团没收其占领区的全部财物，并将军队消费剩余的全部财物运回法国。帕拉丁地区在冬季受到了残酷的搜括。当进攻即将开始时，救国委员会在每个军团附设了一个专门机构（花月二十四日，即5月13日），该机构于穑月三十日（7月18日）正式开始往法国运送财物，在被占领的国家滥施劫掠。在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地区，凡不能被利用的金属熔炼厂均遭到了破坏。革命政府的这些措施为今后热月党人的兼并政策开辟了道路，并使欧洲冲突迟迟不能结束。革命政府的本意与热月党人不同。它清楚地看到国家已疲惫不堪；罗伯斯庇尔曾对吉伦特党人预言，如果斗争旷日持久，“人民将会感到厌倦”。救国委员会担心出现军事独裁，丝毫也不希望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卡诺写道：我们要在今年结束战争；否则，“就会死于饥饿和疲劳”。

    他命令庇什格律率领北方军团十五万人进攻佛兰德，以夺取依普雷斯并最后到达纽波特。在战线的右侧，阿登军团二万五千人应威胁沙勒罗瓦，摩泽尔军团四万人则向列日挺进。法军仍采用旧制度时的战略，以敌人的要塞为攻击目标，采用平行的线状队形包抄科布尔战线的两侧，企图迫使敌军后退，而不集中兵力攻打沙勒罗瓦，切断敌军退路，最后加以歼灭。共和国军队集中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在左翼，使敌军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因为战线中央一旦被敌军突破，指向巴黎的道路便畅通无阻。根据马克的建议，奥军在夺取朗德兰西后，在卡托河附近击溃了法军。但是，科布尔却把进攻指向利尔，他的部队于花月二十九日（5月18日）被庇什格律在图尔昆击退。在此期间，圣茹斯特终于使右翼的包抄行动变成一场真正的猛攻：阿登军团逐渐增加到五万人；他曾四次率领阿登军团回攻沙勒罗瓦，但均未成功。

    如同1793年时那样，普鲁士军队的驻足不前决定了战役的命运。茹尔丹率领摩泽尔军团一部顺利地朝阿登省推进，在追击博里厄过程中，又转而朝迪南方向进军。救国委员会决定将茹尔丹部同阿登军团合并，这支拥有九万人的部队不久便成为著名的“桑布尔和默兹集团军”。在一次进攻失利后，茹尔丹终于迫使沙勒罗瓦的敌军投降。这时候，庇什格律正夺取依普雷。两翼包抄的传统战路通过种种摸索取得了成功：科布尔开始向后撤军。但现在，从沙勒罗瓦堵住科布尔的后路已为时过晚。科布尔看到了这个危险，于穑月八日率军在弗勒留斯平原向据守沙勒罗瓦城的茹尔丹进攻；进攻虽然被击退，科布尔却因此平安地撤出了比利时。庇什格律和茹尔丹在布鲁塞尔会师；卡诺当时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建议，主张抽调茹尔丹部的主力沿海岸向泽兰发动进攻，由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反对，这项建议才被否决。

    反法同盟军已兵分两路，奥军朝亚琛方向撤退，英国和汉诺威联军朝莱茵河下游发展。法国军队也如法炮制，由茹尔丹尾追奥军，庇什格律紧随英国和汉诺威联军，两支部队于雾月九日（7月27日）同时进入了列日和安特卫普。接着，法军暂停前进，以巩固在比利时的基地，并在后方收复诺尔州的各个要塞。茹尔丹于9月再次发动进攻，在乌尔特河和罗埃河一线击败博里厄后，随即抵达莱茵河。正在那时，普军回师威斯特伐利亚；莱茵军团和摩泽尔军团趁势前进，并封锁了美因兹。庇什格律等待河流冰冻后再进入荷兰。他于12月和1月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荷兰，英军已退至汉诺威。

    在东比利牛斯地区，杜戈米埃在攻克布洛兵营后，于花月十二日（5月1日）重新拿下被占要塞并入侵加塔洛尼亚。在西线，蒙赛避开正面，从侧翼驱散敌军，分别于热月六日和七日（7月24日和25日）占领了丰塔拉比和圣塞巴斯蒂尔。入侵意大利一度已近在眼前。现已担任旅长的波拿巴通过罗伯斯庇尔两兄弟促使卡诺接受了他的计划。但在雾月九日后，卡诺又回到了他原来的打算，即加强杜戈米埃的兵力。西班牙军队在9月的黑山战役中惨遭大败。菲格尔宣布投降。杜戈米埃阵亡后，由佩里贡接任，后者率军包围并攻克了罗扎斯。

    海战的情况不同于陆战。在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协助下，英军控制着地中海，先迫使托斯卡纳和热那亚就范，后同帕奥利勾结，征服了科西嘉全岛。然而，在大西洋方面，共和舰队仍能开出港口。牧月初，一支满载粮食的船队自美国开来，豪厄企图拦截，维拉雷–儒瓦依厄士从布雷斯特出海迎战（5月28日、29日和6月1日）。法方损失较重，“复仇者”号在海战中被击沉，但豪厄主动撤离了战场，使船队得以逃脱。

    在殖民地方面，英国占领了法国在印度的商行以及圣比埃尔和米克隆岛，但置塞内加尔于不顾，也并未染指马斯卡林群岛。双方的争夺集中在安的列斯群岛。制宪议会于1791年9月24日解散前夕，曾经重申有色人种的地位问题委托殖民地议会解决，对维护奴隶制没有提出异议。但是，特派员们既不能恢复秩序，又未能压服起义的黑人。吉伦特派于1792年3月28日承认了有色人种和自由黑人的公民地位，并改派了一批新的特派员，其中最著名的是松都纳克斯。当特派员到达海地时，8月10日事件的消息把白人推到了反革命的一边。立法议会的代表以混血儿为依靠对象，而埃斯帕佩斯和加尔博等将领则偏向对立方面。内战导致了太子港和法兰西角的被破坏。英国同当地殖民主勾结，并在伦敦同殖民主派出的使者马鲁埃和杜比克（马提尼克人）进行了会谈。英军开始占领各港口，松都纳克斯勉强同意给帮助驱逐外国军队的黑人以自由。随后，国民公会于共和二年雨月十六日（1794年2月4日）无条件废除了奴隶制。这项法令在除瓜得罗普外的向风群岛和马斯卡林群岛均未得到执行，前者因已被英军占领，后者因被当地种植园主宣布无效。但在圣多明各，法令产生了共和分子预期的效果。最杰出的黑人领袖杜山–路维都尔在同西班牙闹翻后，投诚了拉伏将军；其他黑人领袖纷纷以杜山为榜样，到了1795年底，法国夺回了全部失地。在向风群岛中，法国只剩下由维克多·雨盖收复的瓜德罗普；果阿朗一度收复了圣卢西亚岛，但于1796年经长期抵抗后重新失守。雨盖不给英军任何安宁；他虽未夺回马提尼克，但给敌国贸易造成了重大损失。

    尽管英国占着优势，法国仍未认输。为了使海上霸主不能为所欲为，法国必须首先重建大陆和平。这在当时却是不可能的：普鲁士和西班牙将接受谈判；尼德兰拥有丰富的资源，法国通过尼德兰同汉堡和波罗的海地区恢复了贸易；共和国本可以推迟金融和经济的崩溃，并以最后的努力迫使奥地利接受和平，从而取得军事胜利。但要达到这个目的，法国的革命骨干必须依然存在。

    十三、热月九日事变（1794年7月27日）

    法国绝大多数国民反对革命。除了那些从1789年起就对抗第三等级的人，或那些因利害关系、个人好恶、留恋国王和忠于教会而逐渐转到反革命一边的人以外，即使那些原则上忠于革命的人也因渴望恢复兴业自由和谋利自由而对国内混乱感到厌倦和希望和平。人数达百万之众的雅各宾分子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手工业者和店铺主想方设法要躲开最高限价；至于无套裤汉，他们对救国委员会的统治感到失望和不满，责备救国委员会竟然逮捕他们的领袖；工场里怨言颇多，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在国民公会方面，由资产者选出的议员们希望停止经济统制，恢复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他们不能容忍山岳党人利用群众压力架空议会或迫使议会就范：牧月法律发布后，谣传将进行新的清洗，议员们胆战心惊，朝不保夕。山岳党如今已同无套裤汉闹翻，国民公会觉得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当革命处境危急时，各个派别需要以国防大局为重，不得不对自己的野心有所克制。现在，军事胜利解除了各派的顾虑，派别斗争便变得肆无忌惮。在那些长期明哲保身、躲避危险的人中间，有谁不认为自己理应进入救国委员会和摘取革命果实呢？

    那些对革命政府切齿痛恨的人首先把矛头指向了罗伯斯庇尔。这也十分自然，因为正是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勇敢地和富有远见地为各委员会的政策进行辩护。推崇最高主宰和发布牧月法律便是最后的证明。由于牧月法律是维护现有领导人当政的一个手段，种种罪名便栽在罗伯斯庇尔的头上，似乎罗伯斯庇尔真的想搞个人独裁。其实，罗伯斯庇尔在救国委员会并不享有任何特权；他是进入救国委员会的最后一名委员，既未推荐其他人担任委员，又不主持该委员会的会议，他必须先取得其他委员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当然，他的声望无疑在上升；他有雄辩的口才；坚持原则，决不调和，从而赢得“铁面无私”的美名；对卖国贼处置严厉，决不手软；性格多疑，以致把反对派与卖国贼相混同。这一切使他甚至在雅各宾俱乐部也受到“独断专行”的指责。

    由于不再有独立的报刊和选举，所有的决策都由国民公会作出，而国民公会则按月延长各委员会的权力。但是，在没有政党组织的情况下，国民公会的每名议员都感到孤立和为自己担心。谁敢以专横的罪名去赶走和取缔各委员会呢？在派往外地执行使命后回来的国民公会代表中，不少人对各委员会怀有怨恨；那些被召回的主持恐怖镇压的人更认为自身也面临威胁，他们到处活动，拼命拉拢其他议员，其中最突出的有塔里安和富歇。塔里安因其情妇卡瓦鲁斯不久前被捕需要他营救，人们往往认为他是热月九日事变的策动者；而事变的真正策动者还是富歇，他的活动更要聪明得多。当然，单靠他们二人，事变也不会成功。平原派并不喜欢主持恐怖镇压的那批议员，因为其中不少人品德低下，不值得受他人的尊敬。随后的事实将证明这一点。他们的行动之所以成功，这是因为各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人充当了他们的同谋：分裂使各委员会把自己葬送，而使国民公会重新获得了主宰一切的大权。

    公安委员会对救国委员会心怀嫉妒，在牧月法律发布后，双方的冲突更加尖锐。中央集权的倾向对独掌财政委员会和国库大权的康蓬也是个威胁。仇恨又一次集中到罗伯斯庇尔身上。毫无疑问，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确实想到，组织一个清一色的中央政权将能促进革命政府的团结，并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公安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仍有埃贝尔主义的倾向；反对破除基督信仰运动和推行对最高主宰的信仰使他们感到愤慨。他们对罗伯斯庇尔的个人作风也感到不满，而这种个人作风又偏偏使罗伯斯庇尔在革命小资产阶级中深得人心，因为小资产阶级把罗伯斯庇尔看作是他们的化身。虽有才能而无财产的罗伯斯庇尔住在圣奥诺兰街一位名叫杜普莱的木匠家里，过着俭朴的生活。民主派的这位创始人同下层百姓亲切相处，但注重外表修饰，讨厌无套裤汉那种衣着不整，大吵大嚷和标新立异的作风。

    假如救国委员会本身尚能保持团结，它或许会占有优势：平原派不会追随公安委员会或搞恐怖镇压的那一伙人。可是，救国委员会也发生了分裂，多数委员也反对罗伯斯庇尔，忠于他的只剩下库通和圣茹斯特二人。比约反对罗伯斯庇尔是因为后者迟迟不肯抛弃丹东；科洛·德布瓦曾与富歇在里昂同舟共济，他反对罗伯斯庇尔并不令人奇怪。比约和科洛二人同公安委员会进行了串联。至于救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马恩的普里厄、让蓬·圣安德烈正在外地巡视，与事无关。惯于见风使舵的巴雷尔拖到最后才表明态度。余下的兰代、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三人，同巴雷尔一样，都属于为拯救革命而投靠山岳派的那部分平原派，他们仍抱住资产阶级的保守思想不放，始终认为经济统制只是临时的应急措施，共和二年民主政治的社会政策至少应予修改，他们对风月法令肯定非常反感。兰代对热月九日事变始终冷眼旁观，科多尔的普里厄仅起帮手的作用，真正发难的人是卡诺。发难的原因除了社会观点的分歧外，无疑还有在极端个人主义刺激下产生的个人恩怨。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虽然能干正直，却未免太独断专行。卡诺对他们寸步不让地批评他提出的各项计划尤其感到恼火。他们被工作搞得疲惫不堪，在危险面前又精神高度紧张，往往难以控制自己。罗伯斯庇尔随着身体的衰弱，便好发脾气，轻易不肯饶人。他在私下表现得和蔼可亲，但在公开场合却显得冷淡隔膜，从不微露笑容。争吵便接连不断地发生。

    当时有个名叫卡特琳娜·苔奥的老年妇女，自称是“上帝之母”，广收门徒。瓦蒂埃于牧月末借题发挥，耻笑最高主宰及其教主。罗伯斯庇尔反对立案开审，经过大吵一场后，取得了胜利；此后不久，他便不再出席救国委员会的会议。在整个穑月，他始终一言不发，长时间的沉默只能便于敌人进行宣传和加强配合。到了热月初，反对派曾试图填平相互间的沟壑；圣茹斯特和库通也有这种意向，但罗伯斯庇尔却认为反对派没有诚意，要求国民公会作出最后裁决。热月八日（7月26日），罗伯斯庇尔要求实现“政府的团结”，同时又揭露有人反对他。议会投票同意将他的演说印发各市镇当局。当议会要他说出对方的姓名时，罗伯斯庇尔却予以拒绝；这一软弱表现导致了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因为人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罗伯斯庇尔想取得任意处置权。平原派开始不听号令了，业已通过的决定被推迟执行。可是，当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进行反扑时，平原派是否会像以往那样屈膝投降呢？为了避免自己受害，反对派决心先下手为强。他们估计公社或许会号召巴黎各区拿起武器，巧妙地制订了应变的策略，因而让同谋的议员扮演主角。当国民公会于热月九日（7月27日）正午开会时，他们阻止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二人发言。在乱哄哄的一片嘈杂声中，各委员会一致决定撤销昂里奥国民卫队司令的职务，下令逮捕革命法庭庭长迪马。接着，一名隐秘的丹东分子提议对罗伯斯庇尔兄弟二人、圣茹斯特和库通起诉论罪，这个提议获得了各委员会的赞同，勒巴斯挺身而出，自愿同以上四人一起受审。到下午三时，事变的全过程已告结束。

    公社宣布随时准备起义。昂里奥到处活动，企图解救他的朋友，却愚蠢地反而被人抓获。国民卫队仅有两名区队指挥响应了他发出的号召。因此，国民公会的权威仍占了上风，而罗伯斯庇尔分子这时才意识到镇压埃贝尔分子和分散革命力量造成了多大的危害。然而，在七时左右，约有三千群众带着三十多门大炮来到格雷夫广场集合。这支人多势众的武装力量群龙无首。在科菲纳尔的率领下，人们前往国民公会援救昂里奥，但因犯人已被关进监狱，便中途折回，没有去解散国民公会。深感后怕的国民公会于是宣布，对在押犯人和起义分子将依法严惩不贷。巴黎各区和各雅各宾俱乐部惊惶失措，议而不决。群众虽然救出了被捕的议员，而且后者也于晚九时至凌晨一时陆续来封了市政厅，但他们当中无人站出来领导起义。他们并不否认起义的必要性，大概他们认为起义也不是出路。他们历来声称自己以国民代表的名义执掌政权，而面临的矛盾使他们无所作为，听天由命。在放任自流的情况下，无套裤汉陆续离去，到凌晨一时，广场已空无一人。国民公会的武装力量恰在那时赶到。富裕居民区的国民卫队提供了一支分队，由旧军官巴拉斯指挥，后者作为热月党人的救星从此官运亨通。据米希勒说，格拉维利埃区由于不忘雅克·鲁的旧情，同时也派来了一队人。勒巴斯在绝望中自杀；罗伯斯庇尔对自己开了一枪，仅伤及下颚。国民公会的部队未用一枪一弹就进入了市政厅，把留在那里的人统统逮捕。接着，在整个巴黎开始对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的支持者进行大搜捕。

    热月十日晚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迪马同其他十八人一起在革命广场的断头台引颈受刑。第二天，又有七十一人被杀，这是革命期间处决的最大一批犯人。第三天，又有十二人被执行死刑。三名逃犯在事后被抓获处决，从而结束了这场屠杀。

    在整个法国，曾主持过恐怖镇压的人都被吓了一跳：罗伯斯庇尔居然步埃贝尔和丹东之后尘成了共和国的叛逆！他们大部分都对此难以置信。但绝大多数国民都认为这是对革命政府的致命打击，因而感到满意：他们确实没有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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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皮洛士系伊皮罗斯的国王。公元前278年曾战胜罗马人，但损失惨重，耗尽全部力量。“皮洛士式的胜利”意为得不偿失的胜利。————译者

    (2) 杜歇老爹为埃贝尔的别号。————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