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热月反动和1795年和约

    热月党人正迫害雅各宾党人，瓦解革命政府。他们打着反对“嗜血凶犯”的旗号推行白色恐怖，破除经济统制和社会民主。资产阶级从此奠定了和巩固了1789年革命赋予他们的统治权，这是热月九日事变的真实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迫害忿激派和科特利埃集团正是热月事变的前奏。可是，由于失去了经济统制作后盾，货币便随即彻底崩溃，共和国丧失了继续作战直至实现全面和平的能力。热月党人自称要重建自由制度，但他们带来的经济破产和战争却只会损害自由制度。

    一、革命政府的解体

    罗伯斯庇尔的敌人在平原派的帮助下渡过了难关后，仍紧紧抓住政权不放。国民公会决心对雅各宾党和无套裤汉进行必要的处置，拒不恢复立宪政府；由于特别担心又一次落入圈套，国民公会赶紧把行政权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热月十一日（1794年7月29日）起，它通过法令，规定各委员会每月改选四分之一的成员，而且每名委员落选后必须间隔一月才能重新当选。一个月以后，除卡诺一人仍留用一些时候外，曾主持过恐怖统治的人全部被除名。国民公会的议员们为自己终于能粉墨登场而高兴，接二连三地走马上任。都埃的梅兰和康巴塞雷斯等人从此得势，但当权者已不再享有以往的那种权威。

    果月七日（8月24日），救国委员会失去了统辖一切的大权，只管作战和外交事务。行政机构随着实行了清洗，内政和司法的权力移交给了法制委员会。代行各部职权的十二个执行机构分别置于议会的十二个主要委员会的管辖之下。议会再次向外省派遣大批特派代表；如同以往一样，他们任意曲解中央政权的政策。权力的分散使国家陷于无政府状态。

    最后，舆论界猛烈向恐怖主义的强制手段开火。热月九日事变的第二天，牧月法律便停止执行。大伤元气的革命法庭暂停了工作。改组后的革命法庭也不再动辄杀人，而以犯人没有反革命动机为借口，给予宽大释放。嫌疑犯陆续获释出狱。监视委员会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从果月七日起，每县只保留一个。革命政府的名义依然存在，但已失去了它的三个主要特征：稳定、集权和强制。

    平原派对热月反动是否会被反革命所利用自然不无戒心，因而号召全体共和分子团结起来。国民公会决定给予已故的马拉以先贤祠名人的荣誉；彻底实行政教分离，教会事业费于共和二年“无套裤汉二日”（1794年9月18日）正式取消。但从热月末开始，山岳党人和雅各宾派对释放嫌疑犯群起抗议。在马赛，无套裤汉发动暴乱，反对国民公会特派员。共和派的分裂使右派————吉伦特派的余党或自称的吉伦特派————重新抬头，塔里安、弗雷隆、洛万便是右派的最早发言人。报纸也变得多了起来，几乎清一色地持热月党立场。沙龙又重新开张。节日庆典在平等宫举行。卡瓦鲁斯如今已是塔里安夫人、“热月的圣母”和全巴黎的风流人物。金融家和投机家重新登上被政客们占去的宝座。平原派的共和分子自觉自愿地接受上流社会的感染；他们对道德说教早已听厌，自然愿意开戒取乐。

    反动分子不仅要平原派把山岳派的成果全部破坏，而且还要把恐怖的矛头指向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借以报仇雪恨。果月十二日（8月29日）和共和三年穑月十二日（1794年10月3日），勒库恩特尔两次指出，各委员会原来的成员关于他们与罗伯斯庇尔意见并不一致的说法纯属谎言，并要求对他们提出控告。平原派却不肯走得那么远：他们过去让各委员会放手去干，现在当然不情愿自己来审判自己。对于那些搞恐怖统治的从犯，平原派的政策只是主张惩罚其中为非作歹、触犯刑律的分子。但外部的压力再次迫使他们改变了决定。

    反动分子力图复活地方自治运动，并让“纨袴子弟”结成武装团伙，其中除逃兵外，还有许多在老板的鼓励下来凑热闹的店铺伙计。这帮人在各区发号施令，横行霸道，街上见到爱国分子便棍棒交加，紧追不舍，而警察则旁观怂恿。雅各宾派无力进行抵抗，他们尚不是具有严密纪律的阶级政党；尽管经过多次清洗，俱乐部的成分仍很复杂。何况，人们在俱乐部始终只是发点议论，至于行动，这要在公社、革命委员会、各区、国民卫队的范围内民主地作出决定；而这种政治民主制之所以能够实行，完全是由于政府的软弱和容忍。如今，这些手段已不复存在。国民公会于共和三年穑月二十五日（1794年10月16日）重申制宪议会临解散前发布的禁令，不准各俱乐部互相串联和进行集体请愿，从而使俱乐部陷于瘫痪。最后，无套裤汉各自要去上工，群众行动只能“偶一为之”，而他们的敌人则随时随地都处于动员状态。

    前年冬季，卡里埃曾把一百三十二名南特人解送巴黎革命法庭受审；南特人在开审后均获释放，但法庭的辩论却又涉及卡里埃是否有罪的问题。国民公会在修改了有关议员的诉讼程序后，开始审理这一案件，由此引起的一场风波终于使温和的热月党屈从于新的恐怖分子。弗雷隆为威逼温和派不再犹豫，于雾月二十一日带领一伙“纨袴子弟”冲击圣奥诺兰街的俱乐部，政府趁机封闭该俱乐部。卡里埃被解往革命法庭，后来于霜月二十六日（12月16日）被押送断头台处死。八天前，国民公会刚恢复了在5月31日革命后被捕或被开除的七十八名议员的资格；在这批备受迫害和报仇心切的议员的增援下，右派的攻击更变本加厉。雪月七日（12月27日）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负责审理比约、科洛、巴雷尔和瓦蒂埃的案情。调查在不慌不忙地进行中，而武装团伙在街头则大打出手，砸毁马拉的胸像，把他的骨灰从先贤祠迁出；在剧院里，《人民觉醒曲》代替了“嗜血凶犯”的《马赛曲》。反动势力在外省正日益加强；纨袴子弟同回国的流亡者和顽固派神甫相结合，开始采取行动。在南方出现了“耶稣团”和“太阳团”，他们的攻击矛头不仅指向雅各宾派，而且指向国有产业购置者、宪政派神甫和1789年的全体爱国分子。共和三年雨月十四日（1795年2月2日）发生的首次大屠杀标志着白色恐怖在里昂的开始。

    既然天主教徒站在反动分子的一边，右派便想改善他们的处境，而西部的局势恰好帮助右派从平原派那里争得一些让步。这是本阶段的最后一个特点。沙列特和斯托弗莱始终控制着旺代地区的乡村；在热月九日事变发生前，舒安党的活动在卢瓦尔河以北地区有了发展。该地区的政府军司令奥什和属于热月党人的国民公会特派员一致认为，如果不把教堂还给顽固派神甫，如果不给他们传教的自由，叛乱将永远不能结束。共和三年雨月二十九日（1795年2月17日），同沙列特缔结的拉若内协议获得了国民公会的批准，除同意停战外，还答应把叛军发行的公债当作赔偿战争损失由国家负责偿还。共和国甚至给叛军官兵发饷，并许诺永远不把他们派往边境。后来，同斯托弗莱和舒安党也达成了类似的协议。

    从此，怎么能不让其他法国人恢复信仰自由呢？何况，信仰自由在名义上从未被取消过。宪政派神甫不顾地方当局采取什么态度，纷纷在各地恢复做弥撒，顽固派神甫则在暗中举行宗教仪式。国民公会于风月三日（2月21日）根据布瓦西·唐格拉斯的报告，重申宗教庆典不受干扰。但它同时确认政教分离原则：共和国既不给教会盖教堂也不给予任何津贴；祭礼仍严格地限于私人行为，不得在公众场合扬幡，敲钟或穿教服。

    妥协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旺代地区，奥什预见到，妥协并未解除民众的武装，叛党随时有重开战事的手段。叛党头目也正有这种想法。奥什从截获的信件中证实了科尔马丹男爵的不轨行为，于牧月五日（5月25日）将他逮捕。此外，风月三日法律不能满足天主教徒，他们所希望的是要收回教堂和恢复公开布道。还有，虽然顽固派神甫在西部已重新立足，而针对他们的法律却仍然有效。到了春末，热月党即使对众所周知的王党分子也没有任何要求可拒绝了。一场经济危机又使平民蠢蠢欲动，整个资产阶级正团结起来对付平民。

    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白色恐怖

    上面已经说到，排斥恐怖分子虽然引人注目，但不是热月反动的实质。城乡大小资产阶级最痛恨的还是经济统制。国民公会也有同样的想法；在终于能够自己做主以后，它又回到了它所念念不忘的经济自由上来。

    国民公会从雾月开始调整限价和修改实物征集制。随着恐怖的矛头转而指向雅各宾派，限价和实物征集制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反对经济统制的人直接攻击官僚机构、贸易管理委员会和国有化企业，指责它们专权、渎职和浪费。何况，经济统制的推行者不正是应予排斥的恐怖分子吗？春季将发生饥荒；必须使商人和中立国都能任意进口，以便取得粮食和利用藏匿在国外的资本。国民公会根据兰代的报告，同意增设一个由商人组成的理事会协助贸易管理委员会工作，并由佩勒戈出任理事长。但在执行限价的条件下，怎么能做买卖？限价终于在共和三年雪月四日（1794年12月24日）宣布废除。在几个星期内，对外贸易、汇兑业务和铸币交易先后获得了自由，交易所也重新开放。军火制造厂停办了，政府于风月又同朗歇尔和赛尔·比尔等军需商洽谈合同。大资产阶级得到了满足，但没有完全满足。在国内，为了供应市场，征购制度依然执行。新成立的“供应管理委员会”仍以国家名义享有先购权，人们不得不依赖该管理委员会供应物资，因为军需商不能履行合同。

    放弃经济统制必然导致一场可怕的灾难。物价暴涨，汇兑下跌，共和国注定要发生通货膨胀和货币破产。在共和三年热月，指券的价值只等于面值的百分之三；农民和商人只接受铸币。共和三年穑月三日（1795年6月21日），国民公会根据发行日期的先后，按“比例级数”降低指券的面值，从而自己把指券搞垮。热月二日（7月20日），它规定地产税和地租的半数必须用实物缴付，接着又恢复了山岳派所取消的开业税和动产税。公职人员的薪金按面包价格指数浮动。货币崩溃造成的冲击非常猛烈，使经济生活几乎停顿下来。工资当然不能跟上价格的上涨，由购买力下降造成的市场紧缩甚至迫使某些企业停产。例如，律特里矿区便停止了开采。

    饥荒大大加剧了危机。市场征集的做法最初准备仅维持一个月，后不得不延长到穑月一日；农民几乎不把任何东西送往市场出售，以免被迫接受指券。政府继续向巴黎供应粮食，但已不能保证宣布的配给数量。其他城市的供应极端困难，于是又开始向农民登门购买或从外国进口。政府给各城市发一点购粮补贴，还允许他们借款购粮，但不得使用强迫手段。因此，市镇限价变得比共和二年时更加严厉，尽管仍不能保证配给足够的数量。农村零工处于无人雇用的状态，他们的贫困往往达到惊人的地步。不少农民如同往常一样，由于在售粮时收进铸币，交租纳税却付指券，从通货膨胀中获利颇丰。通货膨胀使债权人破产，而使债务人占了便宜。由此带来的空前活跃的投机产生了新富人，养活了一些过花天酒地生活的纨袴子弟，他们的挥霍无度同平民阶级的穷极潦倒形成鲜明的对比。

    轻率地恢复经济自由所造成的不可克服的困难使政府陷于极度的衰弱之中。没有财力和物力，政府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危机产生的社会动荡差一点使政府垮台。食物匮乏在初春已使国内民变蜂起。巴黎再次发生骚动；无套裤汉听任热月党人打倒了山岳党，如今却开始怀念共和二年的制度，因为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面包。热月党人指责山岳党挑动无套裤汉铤而走险：国民公会于芽月二日（3月22日）开始讨论关于对救国委员会四名原成员提出指控的问题，并于八日开始审讯富基埃–丹维尔和革命法庭的法官。反动分子声称准备起草新宪法。关于雅各宾派的活动，虽然查无证据，但起义者的口号确实是“要面包和1793年宪法！”在贫困和政治骚动的配合下，1789年和1793年的气氛又重新出现。但这一次，从共和分子到旧制度的拥护者的整个资产阶级都团结起来对付平民运动，共和二年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了阶级纪律的重要。他们现在还掌握着政权。相反，平民阶级却由于其最年轻和最活跃的成员已经从军而处于组织涣散的状态，因而在芽月十二日（4月1日）的起义行动中，一群乌合之众在冲进国民公会后，很快就被富人街区的国民卫队所驱散。这次行动的结果只是使反动更变本加厉。在十二日至十三日的夜间，国民公会决定把比约、科洛、巴雷尔和瓦蒂埃不经审判放逐到圭亚那；几天后，国民公会又下令逮捕康蓬等二十余名议员；二十一日（4月10日），下令将参与恐怖行动的暴徒解除武装；二十七日任命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花月十八日（5月7日），富基埃–丹维尔和革命法庭的十四名法官被送上了断头台。

    巴雷尔并未被放逐；瓦蒂埃则躲藏了起来，从此销声匿迹；康蓬跑到了瑞士。平原派犹如惊弓之鸟，再也不敢吱声。但是，随着饥荒的蔓延，民心更加不稳，必须采取对策。部队在实行混合编制和恢复纪律后，已掌握在国家手里，政府认为可以让巴黎西部各区的国民卫队配合军队进行镇压。军队自1789年以来第一次开进了巴黎，接受了打击起义平民的任务。牧月事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牧月的平民起义来势更加凶猛，但仍像芽月十二日起义那样一哄而起。牧月一日（5月20日），群众冲进议会，杀死了议员费罗。政府等着山岳党受到牵连，再着手驱逐群众，结果闹事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牧月二日，群众被当局关于和解的甜言蜜语所说服。军队于三日包围了巴黎市郊圣安东尼区，疲劳和饥饿迫使群众在第二天放下武器。如果要确定革命在哪天最后失败，人们或许应该说是在牧月四日，因为革命的活力正是在那天被扼杀的。

    从那天起，白色恐怖大肆猖獗。一次军事审判竟判处三十六人死刑，其中包括六名山岳党人，他们是“牧月的烈士”。牧月五日至十三日，巴黎各区展开了广泛的清洗运动，一千二百人被逮捕，一千七百人被缴械，巴黎的平民运动从此一蹶不振。国民公会下令逮捕除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以外的原救国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十余名议员。在外省，原奥伦吉委员会的委员和勒蓬等恐怖政策推行者均被处决。许多雅各宾分子被追查和撤职，受虐待和威胁，被迫纷纷出逃。在法国东南部的里昂、隆勒索尼埃、布尔、蒙贝里松、圣艾蒂安、艾克斯、马赛、尼姆和塔拉斯贡等地，雅各宾分子先遭监禁、后遭屠杀。耶稣团和太阳团任意捕杀爱国分子。土伦的无套裤汉拿起了武器，起义失败后，被押送军事法庭受审。

    右派始终把对敌严和对己亲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国民公会决定偿还流亡者和服刑者的财产，赦免联邦主义者，取消革命法庭和公民证。它于牧月十一日（5月30日）决定把教堂交回给教徒。恢复祭礼虽然加快了宗教的复苏，但教会内部的和睦却未能实现。一方面，关于不准公开举行宗教仪式的禁令依然存在；在重新开放的教堂里，法令规定每旬的庆典由宪政派神甫和罗马教神甫共同主持，从而引起教徒间不断的冲突。此外，法令还要求祭礼的主持人必须声明服从法律。宪政派神甫接受了法令，并在格雷古瓦的领导下恢复了教会组织。至于罗马教神甫，一部分跟着原圣苏尔皮斯教堂堂长爱姆里表示服从法律，至于那些拒绝服从法律的教士，他们继续从事地下传教活动。

    平原派再次感到惊慌。在里昂恢复秩序后，公安委员会不顾巴黎各区的反对，开始释放雅各宾分子，外省的地方当局也纷纷这样做。但是，对于仍然主张实行共和制的热月党人来说，最可怕的事还是王党不再掩饰他们的希望。在国民公会的议员中，打算同王党结成同盟的人为数不少，他们自然不甘心束手就缚；王党内部在关于作出多大让步的问题上，意见也很不一致。有的主张修订制宪议会制订的各项法令和以路易十七的名义进行统治，有的则坚持恢复旧制度。尚未登基的太子于牧月二十日（6月8日）在丹普尔堡不幸夭折，这对君主立宪派是个打击。普罗旺斯伯爵便在维罗纳自称路易十八，并于6月24日发表宣言，声称将惩罚革命党和复辟旧制度。温和派别无出路，只得同平原派的热月党分子妥协，企图通过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新宪法。他们认为，主张推行君主专制的王党分子如果再次勾结外国挑起内战，将会犯莫大的错误。而王党中的极端分子确实有这样的企图。巴黎王党的一个联络站于6月曾向莱茵军团司令庇什格律进行策反；在弗朗什–孔代和南部地区，王党竭力准备暴动，以迎接外国入侵。舒安党于牧月初又拿起武器，以配合亚多瓦伯爵在泽西设立的联络站的活动和响应英国终于宣布的远征。他们的暴动偏偏选错了时间，因为反法同盟正在瓦解。王党极端分子的冒险举事对革命反而有利。

    三、热月党的外交

    既然法国同欧洲仍处于战争状态，革命政府的垮台、经济统制的放弃和货币的破产自然给军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军队中不断有违抗命令和临阵脱逃的事情发生：在共和二年，逃兵要受追究，到了共和三年，却听任他们回家，参加巴黎各区纨袴子弟的团伙，甚至投靠王党和舒安党。其中许多人当然有各种借口。祖国已不再处于危急之中。战争也似乎暂停进行。而且，在大举征兵命令发布的周年日，年满十八岁的未婚男子不再应征入伍：唯独1793年入伍的士兵将无限期地在军队服役。总之，从3月起，军队名义上有一百一十万人，而真正在编的只剩四十五万，缺额现象在夏季变得更加严重，因而法军在莱茵前线终于丧失了兵员众多的优势。物资和装备状况也大同小异，军需的制造和运输已交给商人经办，但又不能给商人付账。

    幸而，军队的混乱没有立即影响战局，热月党仍能占领荷兰以及几乎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正当法国已无力同反法同盟作战时，反法同盟却自行瓦解了。正当法国陷于被迫谋和的绝境时，许多敌对国家也同样急切地希望和平。普鲁士自1794年11月起开始在巴塞尔同法国谈判；身在巴黎的卡莱蒂伯爵有意代表托斯卡纳进行谈判。最后，西班牙也联系谈判事宜。

    热月党打算同各国分别进行谈判，以便分化敌国的同盟。此外，全面谈判会旷日持久，英国和奥地利会趁机从中作梗。热月党还打算建议普鲁士和西班牙同共和国采取联合行动：这是丹东外交的复活，也是反奥传统和家族同盟的复活。丹东的政策在1793年春不但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而且使法国的处境更加危急，因为在当时，法国连战连败，国土遭到了入侵。如今，军事胜利使丹东的政策不但变得无害；而且完全可能被接受。实际上，能否如此迅速地使各国国王答应同弑君者握手言和还是个疑问，但人们可以试一试。

    无论是和谈或结盟，热月党都打算以此为手段，迫使以奥地利为首的其他参战国放下武器。至于其他参战国能坚持多久，这取决于法国的条件。英国肯定会在最后才肯让步；如果法国企图吞并已占领的大片土地，即使经过多年以后，英国也还不肯善罢甘休。国民公会在1793年不由自主地把法国版图扩展至“自然边界”，并兼并了萨瓦、尼斯、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地区。共和二年的救国委员会大概认为，在未经公民投票通过和具有宪法效力前，这些决议与己无关。但在热月九日事变后，这些决议迅速成了派别之争的焦点。反革命派大肆鼓吹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和平（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国民赞成他们的主张）和放弃占有的外国领土（这一立场是由他们同敌人的勾结所决定的）。共和派则谴责这些“恢复旧边界”的论调是叛卖，他们力图把取得自然边界同保卫革命联系在一起。

    共和二年救国委员会的政策已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它激发民族感情，命令把甘愿忍受奴役的人民当作敌人对待。出于对国家的安全、利益和荣誉的考虑，人们终于把自然边界作为军事胜利的保障和奖励而肯定下来。何况，军队决不会同意放弃自然边界，而军队在共和国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即使革命政府恐怕也难以解散军队，在共和三年危机四伏的岁月，这更是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何况，正因为共和精神在军队中保存得最好，热月党才号召军队保卫国民公会。如果要原封不动地维持军队，就必须使军队有仗可打。尤其，现在军队反而成了国家的供养者。在军队的保护下，有关部门把被占领国家的物资，包括艺术品在内，统统搬回法国；救国委员会曾发出通令，对于人们把被占领国家同法国合并的愿望要置之不理，因为立即实行兼并会妨碍搬迁工作的进行。热月党撤销了原有的搬迁部门，斥责雅各宾分子的劫掠行为；法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莱茵地区的亚琛分别设置了行政机构，莱茵地区被划分为七个县；这两个行政机构向地方当局强制征集实物，支付指券，在1795年前始终按限价付款。指券在巴达维亚共和国也实行强迫流通；热月党在同该共和国谈判中，首先强调战争赔偿，把该国的大批热那亚汇票和瑞士支票据为己有，以应付莱茵战役和阿尔卑斯战役的军费开支。在把被占领国家的油水榨干后，法国又跃跃欲试地企图实行兼并，防止当地反法情绪的抬头，进一步再征服其他国家，以保证军需供应和充足国库资金。这样，困难自然越来越大，而热月党已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

    最初，他们对1793年的兼并避而不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后，他们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并不在有关萨瓦和尼斯的问题上，而在于如何对待比利时，特别是莱茵河左岸地区。在征服和放弃之间，还有另一个方案，即根据战略需要局部调整边界：只要把桑布尔河和默兹河之间的地区（那慕尔和卢森堡）并入法国版图，法国的安全也就有了充分的保障。因此，温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都热衷于这个中间方案。对于比利时，共和派普遍主张实行兼并。但在1795年夏季，都埃的梅兰和蒂翁维尔的梅兰等人都认为莱茵地区的日耳曼居民不可能被法国所同化，反对把该地区并入法国；另方面，亚尔萨斯人勒贝尔则坚持主张兼并，认为不把莱茵地区并入法国，就不能保证亚尔萨斯不受外来的入侵；西哀士则决心把国界推向莱茵河边，以便利用普鲁士由此取得的补偿，调整德意志帝国的版图。这些问题一直拖到督政府成立仍迁延未决。由于热月党人始终拿不定主意，他们从一开始就注意不束缚自己的手脚。同普鲁士签订的巴塞尔协定虽然没有就上述问题作出任何决定，却为热月党人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他们从此同反法同盟诸国怀有共同的意图，只要自己能得到一点好处，就可以谈判讲和。人权已被抛到九霄云外；被兼并地区的人民所能获得的利益掩盖着各有关民族将遭受的践踏。救国委员会同托斯卡纳缔结和约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在1795年2月19日终于被国民公会所追认。该委员会在风月二十七日（3月13日）还争取到了起草秘密条约的全权，签订的条约从此不再提交国民公会批准。

    四、巴塞尔协定和海牙协定（1795年4月至5月）

    普鲁士的使者梅耶因克于1794年11月22日到达巴塞尔，但谈判并无进展。弗里德里希–威廉愿意谈和，却不知如何谈好。像往常一样，他周围的大臣分成对立的两派，而他则在两派之间摇摆。一味追求领土利益的大臣把注意力集中在波兰，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同法国立即单独媾和。他们不打算防守美因兹，如果法国坚持要莱茵河左岸地区，他们认为正好借机要求向德意志帝国方面扩展。在这些问题上，豪格维茨同其他大臣现在是一致的。相反，当时主管普鲁士在法领地的哈登堡却力排众议，指出国王不该在德意志帝国中一意孤行，从而丧失自己对其他王公的影响。他只同意全面媾和，或至少由整个德意志帝国对法媾和。12月22日，帝国议会要求由普鲁士居间对法谈判；莱茵的王公也希望和谈。巴伐利亚对奥军进驻曼海姆处处刁难，不给支持，致使该城于12月24日投降。哈登堡主张保护其他王公的利益，希望以此扩大普鲁士的势力；但是，为了争取王公们的信任，他必须首先排除肢解德意志帝国的一切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汉诺威王族，大臣们纷纷指控他把德意志帝国置于普鲁士之上。普王仍不甘心同弑君者妥协和抛弃盟友，因而乐于听从哈登堡的意见。

    其他大臣的主张终究占了上风，因为促使弗里德里希–威廉进行和谈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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