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制宪议会的业迹（1789—1791）

对金融家很不信任，对大耕作和大工业也并不全都怀有热情。经济自由只是逐步得到实现，并最终在1791年宪法和9月27日的乡村法典中得到确认。

    1789年10月12日，有息借贷取得了合法地位，但行会和工厂法规只是在1791年2月16日才被取消。从此，资本和工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发明专利权保障下的新技术也得到了自由推广。粮食贸易于1789年8月重新恢复了布里盎所规定的完全自由，但仍禁止出口。一些垄断被废除了，国家保留了对制硝、火药和造币的垄断，但放弃了烟草专卖。印度公司丧失了外贸垄断，好望角以远的贸易已自由开放。马赛对中东各国的贸易特权也被取消。自由港仍然存在，立法议会将负责监督执行普通法。在矿藏方面，1791年法保留了1744年由国王同意的租让原则，但露天矿列为例外，而露天矿的数量相当多。

    此外，统一的民族市场正在形成，所谓“栅栏后撤”，即把税卡推到边界线上，使原来被称作“事实上的外国”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因为这两个省可以同外国自由贸易）包括进国界线之内。国内的商品流通从此摆脱了通行税，免除了有关盐税和助税的重重检查（盐税和助税的税率因地区而不同），取消了“内地”和“外省”以及“外省”和“事实上的外国”之间的关税。

    国家仍保护本国产品免受外国竞争。制造商十分希望废除1786年同英国签订的贸易协定，但制宪议会仍按1791年确定的税率征收不多的关税，仅禁止少量货物的贸易，例如不准进口棉纱，不准出口某些原料。

    解除束缚生产的障碍不等于变革生产。人们一再说，从这个观点看，革命不具有变革生产的划时代意义。革命的确并没有开创和推动生产的变革，战争甚至延缓了生产的发展。制宪议会的功绩在于它为未来的生产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认为，在欧洲第一次宣告经济自由，这是资产阶级已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最好证明。

    当时的人不可能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全部深远意义，他们看不到这将是机器的胜利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经济自由遇到了强烈的反抗。在某些行业，废除行会具有民主的性质，因为帮工开办作坊或店铺并不十分困难，但并非所有的行会师傅都甘心丧失他们的垄断。对粮食的贸易自由，不论无产者或手工业者，不论城市居民或乡村的零工和收获不足以养家活口的自耕农，普遍持敌视态度。当局无法把这一措施付诸实施。在农民方面，大多数人感到不安：耕作自由意味着彻底确认地主对土地的全部所有权和突然结束十八世纪以来旨在解除对土地的一切束缚的法律的演变过程：从此，不再强制实行土地轮作，允许取消休耕，地主有权任意圈地。自由放牧似乎再也行不通了，乡村法典甚至明确规定，人工草场不允许他人进入自由放牧。实际上，制宪议会并未保证该原则的执行。它大概知道，在英国，土地兼并为执行该原则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它并未作这方面的暗示。为了安抚农民，制宪议会一方面允许圈地，另方面又特意规定，凡因实行圈地而不准他人牲畜进入其土地者，不得让自己的牲畜进入他人的土地，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公愤。即使如此，也毫无效果。农民坚持维护他们的集体权。集体权后来延续了很长时间，甚至拿破仑也不敢贸然下令剥夺农民的这个权利。但是，农民们关于分割大农庄、改革分成制租契和确定地租限额的希望却完全落空了，制宪议会对所有这些要求一概置之不理。

    正如改革税制一样，制宪议会在废除领主权和出售国有产业问题上作出的具体规定也使大部分农村居民深感失望。制宪议会毫不犹豫地取消了什一税，因为在它看来，什一税或者是一种税，或者是教会的群体所有权。对于贵族土地的免税待遇、采邑分封等级和其他特殊法规，特别是长子权和非贵族采邑主所缴纳的采邑捐，制宪议会也痛快地下令取消，但它对由宗主权演变而来的领主权却要求实行赎买。它担心因牺牲宗主权而树立一个有害的先例，从而进一步危害一般的个人所有权。因此，当它通过1790年3月15日法令最后确定执行1789年8月5日至11日有关领主权的法令时，制宪议会根据都埃的梅兰的报告，把领主权分成两种。一种是贵族损害了国家利益而攫取和强占的权利，其中包括领主的司法权和荣誉权、狩猎权和捕鱼权、猎兔权和养鸽权、磨坊权、通行捐和入市捐、人身劳役以及农奴制的其他形式，都一概予以无偿废除，此外，还命令取消三十年来违背1667年敕令进行的公地抽签。但对另一种领主权，即对那些负担要重得多的土地贡赋或“实在”贡赋，例如年贡、田赋、年金、“节敬”或转让权，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制宪议会认为这些是领主租让其采邑而换得的权益。为此，制宪议会决定对这部分领主权实行赎买，并于5月3日确定赎买费为现金贡赋的二十倍和实物贡赋的二十五倍，“节敬”则以重量按相应比例增加。这种分类使人们从法律和历史的角度提出了种种非议。总之，农民坚持他们的主张，认为，原则既已确定，领主必须出示其租让的原始凭证，而一般说来，原始凭证或者从未存在，或者已不复存在。在没有见到凭证前，农民便不进行赎买，也不再缴纳贡赋。

    制宪议会还规定，取消什一税的利益将归地产主所有，而与佃户无关。不仅如此，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后来在废除对实物贡赋的赎买时，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取消人身劳役对农民的好处并不大，无地农民更得不到任何其他好处。只要出售国有财产确能增加自耕农的人数，这就对废除封建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在绝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或拥有土地而不足以独立生活的情况下，分配国有财产的意义就更加重大，因为它能缓和土地危机。假如议会把土地交给村社进行分配，假如议会命令把土地分成小块，由乡村政府负责估价出售、拍卖或出租，贫苦的零工就能得到一块建造其茅舍的土地，赤贫农户甚至也能无偿地分得一小块土地。

    这个设想同国家的财政需要和债权人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1790年5月14日法律和11月2日法令使这个梦想破灭。为了不得罪农庄主，土地租约仍被保持，整块大地产在县的首府进行拍卖。制宪议会希望一部分农民能成为自耕农，从而使他们依附革命和资产阶级的秩序。它允许实行十二年分期付款，并且规定，假如地产作价超出了一次拍卖的范围，也可分成几个份额零碎拍卖。除非联合起来，农民是买不起大块土地的。幸好，许多土地，尤其是教区的土地，原本就分成小块出租，一些投机商又在买下以后，再分成小块重新卖出。但是，在某些地区，也有农民联合起来把本村的土地全部买下。土地暴动终于达到了它的最高目标。在1791至1793年间，康布雷齐农民取得的土地比资产阶级多两倍以上。劳诺瓦和毕卡第平原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在赛诺内，在佛兰德和埃诺的部分地区和在圣高丹县，农民取得土地的份额占了很大比重。

    尽管有关土地问题的精确研究至今不多，但毫无疑问，以上事例仅是个别现象。自耕农的人数有了一定增加；由于大产业被划小，农庄主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但是，拍卖首先有利于富裕的耕作者。在大多数县，绝大多数农民，尤其是零工，都受到排斥。土地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对乡村中的革命热情是最严重的打击。

    至于无产者，人们几乎没有想到他们；唯一例外的是议会在1791年6月14日通过勒霞不列法，明确禁止帮工会和罢工。制宪议会在拒绝实行食物限价的同时，又剥夺工人维护自己工资的手段。它暂时保留一些慈善工场，给工人提供部分工作，但不打算承认工人有劳动权，因而在1791年5月下令关闭了慈善工场。同意给予残废人的帮助仍不幸地停留在原则上；济贫事业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因取消了教会施舍而受到严重损害。在所有这些方面，雇佣工人和贫民没有从革命那里取得任何利益。制宪议会曾答应建立平民教育，但塔列兰的报告当时只是一纸空文。民主派利用了群众的幻想破灭，但贵族和顽固派神甫也力图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

    六、教会的改革

    教会眼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削弱，不能不感到懊恼。天主教已不再是国教，宗教宽容已作为法律记载下来，教会的独立性受到了损害，因为它不再构成一个群体，教士也因教会财产的世俗化而降低到领取薪俸的公务员地位。制宪议员既没有预见到会发生对反革命如此有利的宗教冲突，更不愿意看到这些冲突的发生，因为他们从小受到神甫的教育，受到轻视他们的古罗马文化的灌输，政教分离的观念对他们依然是陌生的。他们不但不想把宗教同国家分开，相反希望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哲学家们承认，没有宗教，社会便不能生存，而在法国，这一宗教只能是天主教。诚然，他们或许更喜欢公民的宗教，而革命的理想主义正以祖国的神坛、革命的节日和象征，趋向于建立一种新的崇拜。但人民自发地把这些仪式同天主教的祭礼结合起来，而爱国的本堂神甫则用福音书充当人权和公民权的根据。制宪议员意识到，他们在每个市镇都需要通过一个中间人向无知的群众解释他们的法令，并命令群众服从法律。没有人能比本堂神甫更成功地担负这个使命。何况，许多制宪议员本身是教徒，甚至是恪守教规的信徒。因此，天主教保留了举行公开祭礼的特权，唯有天主教会由国家供养；天主教负责的民事登记不移交给世俗当局，教会至少暂时仍兼管教育和济贫事业。

    然而，卡缪的一句名言说得好：“国家包括宗教，宗教不包括国家。”他还说：“我们肯定有改变宗教的能力，但我们不这样做，因为抛弃宗教是有罪的。”法国的哲学家历来主张，除宗教教义外，国家完全有权改革教会的组织和纪律；约瑟夫二世曾行使过这个权力，法国国王在十八世纪也曾给过天主教修会猛烈的打击。人们至多承认，在国家和教会之间，存在一些界限从未划清的“混合”领域。法国教会必须改革，这是得到僧侣同意的。教会在新社会中的作用愈大，就愈不能让国王挑选主教；既然国家在出售教会产业后负责供养教士，就必须削减教士的人数，以使国家的开支不致过大。1789年8月12日，制宪议会选出了一个宗教事务委员会。

    人们已经看到，“政教协议”将不再存在。1789年8月5日至11日的法令废除了首岁捐、教廷费和多俸制。任何人都不怕同教皇发生冲突。庇护六世没有丝毫威望：他不敢同约瑟夫二世和叶卡特琳娜决裂，后者没有征求教皇的意见，就擅自打乱了波兰的教区组织。法国的僧侣只是部分地反对政教协议，何况高卢派教会既没有违背教义，又有十分雄厚的势力。

    制宪议会首先打击的是脱俗修士，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很久以来一直对他们恶言相加；何况，他们的没落已确定无疑，尤其是他们中的隐修士。1790年3月13日，制宪议会宣布取消各种修会，凡愿还俗的修士将发给年俸；其他修士则集中到暂时保留的几个修道院中。从事教育和济贫事业的教团暂时得以保存，由于禁止了加入修会，这些组织的成员的来源也将逐渐枯竭。

    从1790年5月29日开始，制宪议会在极其平静的气氛中讨论了在俗教士的改革问题。7月12日，议会通过了《教士法》。行政区划从此同时成为教士组织的区划：各州均有自己的主教，每个市镇有一至几名本堂神甫。他们将如同其他公务员一样由选举产生，本堂神甫将任命其司铎。制宪议会恢复了教会内部的议事权，规定各州应召开教士会议；教务会议被宣布取消，代之以一个理事会协助主教，理事会的决定对主教具有约束力。教皇不能再从法国攫取钱财；教皇从此只是有“位”无“权”的一个名义。当选的主教将同教皇进行协商，但不能向他请求核准；主教的就职仪式由本国主教主持，主教核准本堂神甫的任命。

    但是法学家心目中的教会自主同高卢派教会心目中的教会自主有着深刻的不同。高卢派教会虽然维护自己对罗马教廷的自主，但却不准备为国家而牺牲教廷，因为罗马能帮助它抵制国家的侵犯。此外，主教们对减少自己的特权并不心甘情愿。出席制宪议会的主教们对以上的议案没有正式表示反对，而在投票时弃权。其他许多主教准备和解。埃克斯大主教布瓦日兰明确指出，这些改革应经过教皇批准。换句话说，教会并不拒绝同国家保持和谐的关系，但它否认国家的至高无上。剩下的问题是：谁能代表教会，是主教会议还是教皇？主教们对召开主教会议一事求之不得，但制宪议会不予同意，害怕全部是贵族出身的主教们操纵会议，使之成为反革命分子手中的战争武器。布瓦日兰又说，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教皇能够为《教士法》行“洗礼”。议会自己不愿向教皇提出这一要求，但默许国王和主教们向教皇疏通。于是，制宪议会和法国教会就把本该自己决定的事交到了教皇的手中，教皇也就可以对他们挑拨离间。按照规定，制宪议会通过的法令只请求国王接受，而不需要国王批准。7月22日，路易十六在布瓦日兰以及在波尔多市大主教兼司法大臣尚比翁·德西赛的劝告下，终于接受了法令。8月1日驻罗马大使贝尔尼主教接到命令去请求庇护六世的批准。

    庇护六世采取了反对的立场。根据国王的要求，他在去年取消首税捐时没有提出抗议，但这次的事关系到他的权威。尤其，阿维尼翁地区否认了教皇的主权，于6月11日要求并入法国版图。庇护六世对他的精神特权和世俗权力同样斤斤计较。人权宣言触怒了他，他在3月29日秘密谴责了这份宣言，又在7月10日接连下了两道敕令，宣布不能接受《教士法》。当敕令送到巴黎时，国王已通知议会接受法案。为国王出谋划策的主教们仍不丧失希望：他们将教皇敕令保密，而在教皇方面，也不透露消息。制宪议会和外交大臣蒙穆兰知道，教皇指望法国能帮助他恢复在阿维尼翁的权力，因而认为教皇最后必定会让步。教皇在等待对方提出建议，而建议又处于难产之中。尽管议会暂缓讨论阿维尼翁事件，它总不能支持那里的反革命。此外，与亚多瓦伯爵保持联系的贝尔尼鼓动教皇进行对抗。庇护六世虽然担心得罪高卢派教会，因而不敢匆忙地公开表明态度，只是打算先了解法国僧侣的立场。

    事情被拖了下来，制宪议会要求颁布法令。由于一些主教和本堂神甫的去世，必须选举新的主教和本堂神甫去填补空缺。抗议纷纷而起；教皇的沉默使持调和立场的人也发生动摇。10月30日，兼任制宪议员的主教发表了一项原则宣言，他们不正面否定《教士法》，仅要求在付诸实施前等待教皇的批准。但是，由于僧侣负责民事登记，人们不能让本堂神甫的位置长期空着。在行政当局的缠磨下，制宪议会终于下决心采取了断然行动。

    11月27日，制宪议会要求所有神甫以公务员身份向法兰西王国宪法和包括在宪法中的《教士法》宣誓尽忠；否则，他们将被撤职并不再能主持圣事，但仍领取年俸。议会于12月26日迫使国王批准执行。鉴于高级僧职人员中不乏徇私舞弊之辈，神甫之间又争权夺利，制宪议员对僧侣相当轻视，以为他们从利害出发也会屈服。实际上，仅有七名主教进行了宣誓，本堂神甫中接受和反对的各占一半，但在地区分布上有很大的不平衡。例如，拥护《教士法》的神甫，即宣誓派或宪政派，在法国东南部占绝大多数；相反，在佛兰德、亚多瓦、阿尔萨斯，以及特别在西部，宣誓者为数甚少。比例的不同看来与主教的名望和教士的思想状态，以及与高卢派、冉森派和教皇至上派教士之间长期纠纷所留下的隔阂有一定关系。李奇派的影响也没有消失。尽管一些原来的修道士给予了帮助，有些州竟不能配齐各教区的教士班子。眼看民事登记有中断的危险，人们只得让拒绝宣誓的顽固派神甫继续任职。

    然而，奥登的主教塔列兰和里达的主教戈培尔同意了为当选的主教主持授职仪式：宪政派教士开始组织自己的教会。那时候，庇护六世打破了沉默，公开谴责革命和《教士法》的原则（1791年3月11日和4月13日）。分裂已经成为事实，罗马教的教义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相对立，这个事实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宗教分裂对反革命宣传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顽固派教士竭力笼络教徒，并秘密举行圣礼。其中，朗格勒主教等人甚至要求把民事登记移交给在俗教士管理（以便从宪政派教士手中夺走）。安排宪政派教士就职往往需要动用武力，而他们还很可能备受虐待。至今意见一致的工人和农民发生了分裂，许多人不愿舍弃他们“善良的神甫”，以免灵魂得不到拯救。当然，他们并不想恢复什一税和领主权。即便如此，他们仍上当受骗，在贵族的裹胁下举行暴动。更糟糕的是，路易十六最终受到了牵连。他的姑母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791年2月流亡国外。国王于4月17日在一名顽固派神甫的主持下望了弥撒；当他于次日前往圣克罗时，竟被聚集的人群所阻止。

    在革命党方面，他们把拒绝宣誓的教士当作公敌。某些地方行政机构建议将这些教士逐出教区。群众开始了行动；在4月，一些修女在巴黎街头遭人鞭打。这一事件发生后，议会试图居间调停，使不符合《教士法》的宗教活动合法化。5月7日法令规定，凡在做圣礼时攻击宪法的教堂一概加以封闭，但法令还宣布，拒绝宣誓的教士可以与宣誓的教士在教堂里共同举行祭礼。人们可以想到，在一起履行圣职所引起的强烈争执。由于法令并不允许拒绝宣誓的教士主持圣礼，也不允许他们掌管教徒的民事登记，这些教士仍然感到不满意。已宣誓的教士唯恐失去自己的地位，往往摆出一副好斗的姿态，其中许多人倒向了支持他们的雅各宾派的一边。在某些雅各宾分子看来，《教士法》仍过于胆怯；他们希望，在举行圣礼时使用法语，神甫可以结婚。因此，宪政派教会从它诞生那天起，就面临着威胁。尤其，那时又出现了一个完全反对僧侣和反对基督教义的新派别。他们认为，既然两派教士奉行的是同一种宗教，而其中一派同革命发生了决裂，这个宗教本身就行迹可疑。

    七、殖民地

    资产阶级没有预见到资产阶级革命竟会威胁殖民地的繁荣，而殖民地的繁荣正是资产阶级的力量的主要源泉之一。对海外领地说来，三个等级的争夺、特权和领主权等问题都并不重要，它们所关心的是能否与本土合作，共同反对行政当局的专制统治。最初，海外领地和本土的联系似乎更加紧密。圣多明各的殖民主由于在三级会议中没有取得议席，便联合在巴黎居住的种植园主，自动指派了几名议员。制宪议会接受了其中六名，接着又接受了其他殖民地的代表。从此，各殖民地便成为统一的法兰西的组成部分。

    严重的困难不久就出现了。行政权力的下放可能扩展到殖民地。国民议会保留了立法权，而且显然要继续独占立法权。殖民地代表在议会中只占极少数。人权宣言的普遍性使人可以预见，包括混血儿和黑人自由民在内的有色人种将要求享有人权。“黑人之友会”并不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但希望做好这样的准备，首先取消黑人贩卖。总之，不能设想制宪议会将把这一原则载入宪法。港口的船主和大城市的批发商同种植园主有着紧密的利害关系，但在议会独占立法权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却同种植园主截然相反。此外，在法国本土，人们不主张剥夺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因为法国不存在种族偏见。面对这个混乱局面，议会避不表明立场。这正是最糟的办法，因为种植园主乘机得寸进尺，借以压迫议会和要求自治。

    在巴黎，种植园主把他们软弱的议员撇在一边，单独在马西亚克家中集会，组织了以马西亚克命名的俱乐部。在巴纳夫的一手策划下，议会于1790年3月8日通过了一项法令，接着于23日又制订了具体的规定，同意设立殖民地议会，并许诺在讨论有关殖民地问题的议案时向殖民地议会征求意见。殖民地议会将由纳税人选出。由于制宪议会没有明确指出有色人种应包括在纳税人之内，种植园主和混血种全都高呼胜利。但在海外领地，这项模棱两可的法令已经落后于形势。

    圣多明各的种植园主利用中央政权的软弱无力，在圣马克市成立了议会，选举了巴纳夫的亲戚巴贡·德拉·什瓦勒利为主席，并于3月28日通过了一部宪法。他们无视国民议会的权威，把宪法只交给国王批准。在马提尼克，殖民地议会夺取了政权，并派军队占领圣比埃尔城，因为城内的商人反对这个议会。法兰西岛议会也自己发号施令，丝毫不把本土放在眼里。法国的统一已变成对国王一人的共同忠诚。制宪议会丧失其专一的立法权，将损害本土资产阶级的利益。白人排斥了有色人种，独占了海外领地的统治，并保留了奴隶制。

    他们走得委实太远和太快了。圣多明各总督于8月6日用军队驱散了圣马克议会，并把部分议员押送法国。10月11日，制宪议会宣布解散圣马克议会。11月29日，宣布马提尼克议会暂停活动，并派遣了民事专员前往向风群岛。1791年5月15日，根据巴纳夫的提议，制宪议会决定，非经殖民主要求，在人身地位问题上不再制订新的法律。接着，反对派也提高了嗓门，制宪议会退一步承认，父母为自由民的黑人将享有公民权。但到了9月24日，人身地位问题又无保留地交给殖民地议会处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议会终于屈服了。

    在这以前，各殖民地都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圣马克议会的“红帽党”与不愿同法国断绝关系的“白帽党”展开斗争。混血种也加入了战斗：1790年10月，曾先后旅居英国和美国的奥热取道巴黎回到圣多明各，试图发动起义，因时机尚不成熟而失败，他自己也被活活打死。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的总督克罗尼和贝阿格加入了反革命派，并勾结种植园主夺取了政权。此外，奴隶中也出现了骚乱。1791年8月末，圣多明各的法兰西角发生了奴隶暴动。混血种往往站在奴隶的对立面，但有时也调转枪口反对白人。奴隶暴动使殖民地普遍遭到蹂躏，从而使本土的主要财源之一陷于枯竭。

    八、1791年的法国

    人们从春天就开始感到，制宪议会建造的大厦在完工前已出现了裂缝。宗教分裂加剧了贵族的反抗，拉法叶特的政策濒临破产。内战烽火虽未严重到使全国惊慌的程度，但不满情绪在与日俱增。废除封建制和官职捐纳制度不仅打击了贵族，也损害了不少资产者的利益。取消旧有的政治体制使更多的人丢了饭碗，他们必须找到一个维持生计的职业，但却不一定都能找到。例如，取消盐税使走私盐商陷于绝望的境地，舒安党的名称就是来自一个走私盐商的名字。更严重的是第三等级开始瓦解，民主派的兴起即是其表现之一。

    反革命派早在1789年就对资产阶级提出警告：如果他们为废除贵族特权而否认出身的优越，他们迟早会看到这个论据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因为，人们会说，通过财产继承，出身同样保证富人享有事实上的特权。人们援引人权宣言的平等原则最初并非为了直接批评社会制度。人们只是从政治角度对选民的法定纳税额提出异议，因而间接地攻击社会制度。罗伯斯庇尔等几名议员以及一些记者虽然一贯主张普选制，但更使他们感到愤懑不平的还是选举保证金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才能如果不同财产相结合，就没有当选的资格。民主派主要通过建立俱乐部而逐渐发展壮大，平民俱乐部的创始人不是议会议员或雅各宾派成员，而是一些默默无闻的鼓动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急躁冒进情绪更加活跃。一些至今未能引人注目和获得权势的人————演员、写作家、艺术家和教师，一些刚被选进市镇委员会的新人，他们由于资历不深、亲属不多和关系不广，还没有受到因循守旧思想的束缚。在巴黎，一个名叫唐萨尔的寄宿学校校长于1790年1月2日创立了第一个“两性联谊会”，类似的团体接着逐渐增多。1790年4月和1791年3月，先后成立了科特利埃俱乐部和贫民俱乐部。这两个俱乐部接纳消极公民为会员，会费十分低廉。随着制宪议会即将改选，骚乱更加严重。各平民团体在5月联合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在6月15日向制宪议会提交了反对选举保证金的请愿书。另方面，设在罗亚尔宫的“社会俱乐部”开办了公共演讲会，福歇教士在会上讲解《社会契约论》。博纳维尔在《铁嘴报》宣传民主思想。马拉在《人民之友报》鼓励民主运动。到了秋天，以罗伯特为首的民主分子在《国民信使报》开始自称是共和派。

    某些作家的作品已隐约接触到真正的社会问题：对于没有享受权利条件的人说来，权利平等只是幻想。贵族乘机向平民挑拨说，他们将对失去旧时代教会的施舍和贵族的宽厚而感到留恋和惋惜。过后不久，有人指责经济自由将为富裕雇主的利益制造“新的封建制”，并把他们的工人置于奴隶地位。虽然平民群众的眼光还看不到那么远，但他们鼓掌欢迎对“金钱贩子”和“囤积居奇分子”的攻击。即使资产阶级内部的殷实富户、旧官吏和法律界人士也像民主派一样对以上两种人十分仇视，并对他们进行猛烈的攻击。

    正如通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形势”对雇佣劳动者起了动员的作用。市场供应暂且还不引起普遍的忧虑，但在通货膨胀刺激下的经济活动使无产阶级感到，改善他们地位的时机已经来到。巴黎的排字工人首先组织起来，要求订出工资的最低限额。冬末，建筑工人开始罢工，接着又有马蹄铁匠。帮工会试图把外省发动起来。民主派的社团和报刊纷纷给予支持。实际上，当时任何人都还没有提出罢工权的问题。雇佣劳动者已习惯于当局进行干预，并比较倾向求得政府的调解。因此，民主派的宣传就更加深入人心：假如平民阶级争取到选举平等，国家的力量将转而为平民阶级服务。正是这一点使资产阶级感到惶惶不安。米拉波更加热衷于为宫廷出谋划策，但宫廷只接受了“从事收买”这一条意见。塔龙用国王的年俸豢养了一批奸细，并不断收买同伙。米拉波于1791年4月2日去世，这位演说家真是死得其时，他的夭折挽救了他的政治家的声誉，因为他像拉法叶特一样，没有摸清路易十六的意图，失败正在等待着他。他的地位立即被杜波尔、拉默和巴纳夫所取代。这三巨头正为民主派的发展和工人的骚动而惊慌不安，因而想制止革命的前进。他们接受了宫廷的金钱，创办了《字谜报》；到了5月，他们已接近同拉法叶特重归于好。在他们的带动下，大多数制宪议员同意向右派让步，并通过5月7日法令正式承认顽固派神甫的宗教活动。与此同时，消极公民今后将被开除出国民卫队；集体请愿遭到禁止。巴依把科特利埃俱乐部从其集会的修道院中驱逐出去。6月14日，勒霞不列法禁止“同盟”和罢工。宪政派报刊也同反革命派一起指责平民运动企图实行“土地法”，即企图以抢劫手段均分财产。惊恐万状的资产阶级希望把平民收拾服帖。第三等级的分化更趋严重。拉法叶特和三巨头进而想到，必须重新审查制宪议会的业绩，提高选民的法定纳税额，取消各俱乐部，限制出版自由。但是，在“黑党”的帮助下击破平民的攻势，这已不是制止革命的前进，而是要革命后退。于是，他们想扩大国王的权力和建立上议院。在答应改选制宪议员的同时，他们必须首先保住自己的权力和抓住大臣的职位，因而重申了11月7日法令。业已成为民主派首领的罗伯斯庇尔使改选的建议遭到否决，从而给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但他们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同米拉波一样，他们把1789年原则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因而他们的计划也意味着路易十六将忠于这些原则。国王的突然出逃使他们的计划全部落空。

    ————————————————————————————————————————

    (1) 这里指的是著名的《勒霞不列法》。————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