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平民的革命

和国王亲临巴黎的消息传开时，外省居民纷纷热烈庆祝，从此变得大胆的资产阶级在各地接收了政权。我们所说的“市镇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和平地完成的。市镇当局或者吸收部分缙绅参加，或者改由选举产生。市镇当局往往被迫或听任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以负责组织国民卫队，但该委员会逐渐把全部行政事务包办起来。也有这样的情况，平民配合资产阶级的示威行动，要求降低面包价格，当他们的要求迟迟得不到满足时，骚乱就随之发生，乱民不但袭击官吏和囤积居奇者的房屋，同时也往往解散旧的市镇机关。

    各地的市镇革命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往往半途而废。这一革命在某些城市是彻底的。例如在施特拉斯堡，旧的市镇机关被武力解散；在第戎和帕米埃，旧的市镇机关虽保持其职能，但旧官吏在常设委员会中只占少数；在波尔多，市镇权力被削减为只管“一般的警察事务”，而常设委员会则具有革命权力机关的性质。在诺曼底的某些城市，市镇革命尚不彻底，旧政权和革命政权同时并存。在麦斯和南锡，两个政权的并存反映了两种不同社会成分的对立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在蒙托邦和尼姆，社会对立之外还存在宗教对立。在里昂和特鲁瓦，爱国党在7月的胜利遇到了旧势力的反扑。最后，在相当数量的城市，市镇革命没有进行。例如，图卢兹的旧市政机关得到爱国党的信任；艾克斯的市镇机关因得到军队和法院的支持而得以维持。这多种多样现象的出现，其原因可以用旧制度下市镇结构的多样性和社会对抗的演变来说明。在佛兰德地区，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同平民群众的社会要求在时间上并不合拍。因此，市镇革命的规模较小。一般说来，在法国北部和南部那些具有市镇自治传统的地区，革命运动相对地显得较为和缓。

    市镇革命的结果在各地却都是相同的。人们不再听从国民议会的命令，国王也丧失了任何权威。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在逐渐削弱，每个市镇不仅在本市镇，而且在附近的教区也行使绝对权力。从8月开始，城市之间开始订立互助协议，从而使法国自发地变成一个市镇联邦。这种自治为少数办事果断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等巴黎的命令，强制推行他们认为对救国必须采取的措施，这是保卫革命的一般基本原动力。

    但是，也应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制宪议会享有任何其他机构所没有的威望，但居民只遵守适合他们的法令。居民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呢？改革税制，废除间接税，统制粮食贸易。当时，赋税已停止征收；盐税、间接税、入市税已被取消；粮食流通已被阻止或禁止；当局的公告和命令已不起任何作用。巴黎的情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为选举三级会议代表而划定的各选区中，公民们以选民为榜样自动集会，企图代替选民而监督选出的市镇机关。在他们看来，主权属于国民意味着直接民主，这一观念将为后来的无套裤汉所珍视。

    六、农民的革命和“大恐慌”

    乡村紧跟城市的步伐，但巴黎革命在乡村的影响更加深远。许多地区发生了土地暴动。在诺曼底西部、埃诺和上阿尔萨斯，农民袭击贵族乡墅和修道院，焚毁文契档案，强行取消领主权。在弗朗什–孔代和马孔内，农民烧毁或洗劫许多贵族乡墅。资产阶级也并不始终得以幸免：农民要求他们提供捐赠。亚尔萨斯的犹太人受到很大损失。此外，农民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敌视，从而为反动领主所利用。自由放牧的旧规矩被重新恢复，圈地遭到了破坏，树林被任意砍伐，瓜分了的公地又被收回。农民革命是一把双刃的利剑。为此，缙绅们开始互相靠拢。城市的民兵下乡恢复秩序。在马孔内，除了正常的刑事法庭外，资产阶级又成立了特刑庭；三十三名农民被判处绞刑。农民暴动诚然令人触目惊心，但消极抵抗的影响更大；整个法国的农民普遍抵制什一税和田赋，缴纳赋税全凭自愿。“大恐慌”进一步给了抗租运动不可抗拒的力量。

    巴黎的事态发展加强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在贵族的阴谋策动下，外国可能为支持他们而入侵法国，“盗贼”也可能受他们的收买。现在，小麦已经成熟，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又宣布驱赶乞丐和流浪者，盗贼之祸变得一天比一天可怕。饥民骚乱和土地暴动，城市的国民卫队下乡查抄贵族乡墅和征集粮食，更使乡村里人心惶惶。大恐慌的产生是由六次地方事件引起的，这些事件本身与曾经带来种种虚惊的以往的事件大同小异；不过，这次的恐慌风潮在流传中经过添油加醋变得更加骇人听闻，流传的路线竟长达几百公里，扩散的面广达几个省份。犹如连锁反应一般，惊恐由一地传至另一地，流传的地域又如此广大，这不能不说明“大恐慌”的独特性质，同时也说明何以产生“大恐慌”的思想状态。

    南特发生的一次“惊人事件”使整个普瓦图地区人心不安；博韦齐地区的埃斯特雷–圣但尼的另一事件把恐慌传诸四方；香槟南部的又一事件使惊恐遍布加蒂内、布尔博内和勃艮第；邻近拉费尔丹–贝纳尔的蒙米拉依林区发生的另一事件使曼恩、诺曼底、昂儒和都兰等地区警报频传。惊恐从希赞树林四周传到昂古莱姆、贝里和中央高原，又向阿基坦和比利牛斯地区蔓延。在东部，弗朗什–孔代和马孔内的土地暴动把惊恐一直传到地中海沿岸。

    革命者和贵族互相指责对方制造了恐慌。革命者说，革命的敌人在散布无政府状态，借以搞垮国民议会。贵族说，资产者要平民提高警惕是为了推动他们进行武装暴乱，而贵族自己则只求平安生活。这后一种说法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大恐慌激起的自卫本能使平民转而反对贵族。在勒芒附近和在维瓦雷，三名贵族被处死，多菲内的农民四出烧毁贵族宅第，从而惊动了附近地区。根据人们事后的说法，恐慌是在秘密信使的串联下在各地同时爆发的，它同时为土地暴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恐慌远不是那么普遍，布列塔尼、洛林、下朗格多克等地区就没有发生。从时间上看，它从7月20日延续到8月6日。一些文件往往指名道姓地说出那些散布了恐慌的人。奇怪的是，在原已发生暴乱的地区却反而没有出现恐慌，多菲内的农民起义是恐慌引起的唯一的一次骚乱。恐慌对农民革命虽然有所促进，却不是它的起源。当时，农民已经站立起来了。

    七、8月4日之夜和《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正当平民革命在全面铺开时，制宪议会的辩论却议而不决。应该立即公布人权宣言，还是推迟至宪法完成以后，以保证宣言和宪法的一致，两种方案究竟何种为好呢？议员们停留于泛泛而谈，不讲明产生不同意见的真实理由：宣言的原则将谴责等级的存在和特权。因此，贵族主张推迟发表，希望能保住他们的一部分特权。失去耐心的爱国党人指责贵族设置障碍，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则怀疑第三等级中有部分议员为维护本省或本市的特权而与贵族秘密串通。8月4日早晨，制宪议会决定就宣言问题先行表决；可以预料，辩论将会遇到新的阻力。

    另一方面，平民革命总应该有个结局。平民革命既然挽救了制宪议会，制宪议会也只能肯定平民革命；但必须恢复秩序，以便让平民平静地等待他们的代表决定适当的改革。在城市中，资产阶级有控制平民的可能。农民的情形则不同，他们不顾制宪议会，自作主张地破除了领主制。这该怎么办呢？制宪议会假如诉诸军队和法院，就会同平民决裂，使自己受国王和贵族的摆布。另一个方案是满足暴动农民的要求，但为第三等级的胜利助了一臂之力的本堂神甫和自由派贵族又决不肯答应。

    在8月3日至4日的夜晚，一百多名议员聚集在阿摩利咖啡馆，商讨决议案的措辞以及力争使决议获得通过所应采取的策略。阿摩利咖啡馆又名“布列塔尼俱乐部”；在4月末，布列塔尼的议员到首都以后，逐渐养成了到这里来共同协商的习惯，其他省区的议员不久也加入了他们的会商。总之，议员们决心“用一种神奇的魔力”带动整个制宪议会，厄基养公爵答应就解决封建权问题提出倡议。

    8月4日晚间，由于诺亚依子爵抢先提出了议案，厄基养公爵只能给予附议。议会在热烈气氛中一致同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人身依附应无偿取消外，其他封建权实行赎买。接着，其他提案也纷纷获得通过：刑罚平等，人人得以出任公职，废除官职捐纳制度，将什一税改作可予赎取的贡赋，宗教仪式一概免费，禁止教士兼职谋利，废除首岁捐，即新任主教把任职第一年的全部收入赠送教皇的陋习。最后，各省和各城市也同意作出牺牲，放弃自己享有的特权。“魔力”居然成功地发挥了作用。

    以上的决议尚待见诸文字，因而议会于次日继续开会，直到8月11日为止，法令的最后文本在篇首写道：“国民议会完全废除封建制度。”这一表述远不符合事实，因为长子权和领主的荣誉特权依旧被保留下来，贡赋的赎取又颇费时日。相反，什一税却无偿地被取消；但是，正如在赎偿方式尚未制定前，贡赋仍需缴纳一样，在法律尚未就公开祭礼作出规定前，教会仍收取什一税。

    总之，在8月4日晚间，议会原则上实现了国家的法律统一，推翻了贵族在乡村的统治，迈出了财政改革和教会改革的第一步。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议会如今可以讨论宣言了；讨论于8月20日开始，直到26日为止。这个文件既是自由、平等和国民主权的宣言，又是被平民革命所消灭的旧制度的“死亡证书”。

    八、十月事件

    路易十六对8月5日至11日通过的议会法令和人权宣言一概不予批准，危机再次产生。议会认为这些文件具有宪法的效力。穆尼埃声称，立宪权是至高无上的，高于君主的宪法不需要取得国王的同意。西哀士的论点占了上风，宪法从此不再是一项契约，而以近代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鉴于爱国党面临着分裂，路易十六便力图争取时间。一些自由派贵族、本堂神甫以及拥有领主权和官职的资产者集合成了一个旨在停止革命的派别，他们赞同奈克尔在6月提出的关于国王享有立法批准权，即“绝对否决权”的主张，以便与国王妥协；他们还同意奈克尔关于建立上议院的主张，以便与贵族妥协。人们把这伙议员称作是“英国派”或“王政派”。其中最著名的有拉利–托伦达尔、克莱蒙–托内尔和马鲁埃等人，穆尼埃后来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米拉波在绝对否决权问题上也支持他们。杜波尔、巴纳夫、亚历山大·德·拉默三巨头一跃成为爱国党的领袖，并取得了胜利。9月10日，关于两院制的提议被否决了，第二天，议会只同意赋予国王对法律的延缓否决权，并通过奈克尔说，国王在接受议会的八月决议的同时，已默认了放弃宪法批准权。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议会只是在10月1日，而不是更早，才决定向国王“递交”八月法令，而国王既可以给予批准也可以拒绝接受。因此，唯一的出路只有再次强迫国王退让。

    在巴黎，群众的激动情绪并没有平息。报纸和小册子到处散发。马拉在9月创办了《人民之友报》，猛烈攻击巴依、拉法叶特和奈克尔。8月末，有人在罗亚尔宫鼓动群众向凡尔赛行进，结果这次尝试失败了。但事后不久，贵族的阴谋再次显得咄咄逼人，国王调来了军队，佛兰德率领的团于9月23日到达。由拉法叶特选派的资产阶级子弟所组成的国民卫队和由他招募的雇佣兵都相信将有发生新事件的可能。尽管十月事件发生的原委和经过至今不很清楚，但无可怀疑的是，巴黎的革命者和爱国党议员之间已有默契。米拉波大概为了奥尔良公爵的利益也参与其事。不论拉法叶特如何表白，看来他和巴依都没有反对这项计划，因为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制止。

    可见，政治形势是发生十月事件的基本原因。然而，正如7月的情况一样，如果没有经济困难这个因素，动乱的规模或许会小一些。外国人、贵族和富人纷纷辞退仆人，离开首都。钱财或者流往外国或者被藏匿起来。奢侈品工业一落千丈。失业人数空前增多。此外，面包不但价格昂贵，而且有时供不应求。小麦收成很好，但尚未收获，市场空空如也，粮食流通十分困难。由于风小水浅，磨坊转转停停。人们再次把粮食匮乏归罪于阴谋：揪住国王不放似乎是个合理的办法。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又一次互相促进，互助推动。

    10月1日，宫廷卫队的军官设宴欢迎佛兰德的军队；当宴会临近结束时，国王全家在一片欢呼声中亲临宴席。宾客们纷纷对国民表示敌意，并把其象征————三色帽徽————抛在地下践踏。犹如奈克尔被免职一样，在事件的经过传开后，巴黎群情激愤，立即准备起义。10月5日，哈勒区和市郊圣安东尼区的妇女拥到市政厅前要求面包。这可能不是件偶然的事，但对其筹备经过，我们至今一无所知。巴依和拉法叶特均不在场。妇女们让攻打巴士底狱的一名“勇士”马雅尔领头，向凡尔赛进发。在正午左右，国民卫队已集中完毕，当拉法叶特刚刚赶到时，他们向拉法叶特表示也要前往凡尔赛。群众愈聚愈多，并提出种种威胁。公社最后下达了出发命令，并派两名代表陪同拉法叶特前往，负责把国王带回巴黎。运动的政治性质至此已十分明显。

    在妇女到达凡尔赛前不久，议会再次要求路易十六接受八月法令。马雅尔仅要求议会保证巴黎的供应和调离佛兰德的军队，并没有谈到国王。议会却立即派遣会议主席穆尼埃前往宫中。正在狩猎的路易十六被召请回宫，他和善地接见了妇女，向她们许诺供应巴黎的急需。部分群众已开始返回，宫廷尚不知道国民卫队已经出发，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不久，国王接到了拉法叶特派人送来的通知；在圣普里斯特的劝说下，他决定前往朗布叶宫，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他大概以为，国民卫队无非是要他接受八月法令，因而只要把同意及时通知穆尼埃，就能结束危机。但是，当拉法叶特与公社代表于晚间十一时到达时，他们却要求国王搬到巴黎去住。人们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还是第一次，他推托等第二天再说。国民议会在那天得到的唯一实际好处，就是国王接受了八月法令。10月6日清晨，示威群众进入王宫大院；宫廷卫队予以制止，冲突随之发生。一名工人被打死，接着又有几名卫队队员丧命。群众打开一条通道，直奔王后的卧室前厅，王后被迫逃到国王的房间里躲避。最后，国民卫队把宫中其他人赶走。这时拉法叶特也出面了，他同国王全家一起到阳台上与群众见面。群众以“国王到巴黎去！”的呼声作答复。路易十六被迫让步，议会宣布跟随国王前往巴黎。

    午后一时，一支杂乱不堪的队伍出发了。一些在刺刀尖上挑着面包的国民卫队队员护卫着装有小麦和面粉和盖有树叶的四轮货车在前面开道，一些坐在或骑在炮筒上的搬运工人和妇女同赤手空拳的宫廷卫队、佛兰德的军队以及瑞士雇佣兵混杂而行，拉法叶特骑马紧随国王和王后的御辇在一旁侍候，代表国民议会的一百名议员驱车前进，接着是国民卫队，最后是群众。天下着雨，队伍在泥泞中行走；天色很早就暗了下来。平民对这凄凉的景色似乎毫无感觉，他们显得平静而有信心，分享着胜利的欢乐。他们把“面包房的老板、老板娘和小老板”一起带了回来。巴依在市政厅欢迎国王，后者当晚住在杜依勒里宫。制宪议会于10月19日才离开凡尔赛，暂借大主教府做会址，于11月9日正式迁至杜依勒里宫的骑术院。

    部分资产者同贵族一起愤怒抗议对国王施加暴力。一些保王分子脱离了爱国党，转而反对革命，穆尼埃回到了多菲内，不久从那里亡命国外。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平民的革命行动既然已使资产阶级摆脱了困境，危机将很快结束。其实，革命行动只是使危机更加严重。由于取消了等级和特权，贵族的财产和威信都受到了损害，大部分贵族对革命恨之入骨，贵族的阴谋从此见诸行动，并准备向外国求助和挑起内战。与此同时，第三等级发生了分裂。既然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全都参加了战斗，他们不再甘心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民主运动在巴黎各街区和各选区开始萌芽。议会享有无限的威望，人们只服从议会的命令。但这种服从是以议会的命令与舆论相一致为条件的。人们仍然拒绝缴纳捐税和贡赋。一项法令恢复了粮食贸易自由，而任何人都不遵守它。

    正如米拉波所指出的，资产阶级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从路易十六在7月的举动看来，他还很值得人们怀疑。他几个月来一再声称忠于宪法，议会也担保自己的忠诚以安抚胆怯者，而怀疑却始终存在。制宪议会由于对国王怀有戒心，将行政权力置于议会各小组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实际上施行了议会专政，虽然这种专政还并不十分有效，因为大臣及其部属仍能暗中阻挠。为此，西哀士、米拉波等人想逼迫路易十六同意把王位交给太子，而让一位取得国民信任的摄政代替他发号施令。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唯一的人选奥尔良公爵不但没有威望、没有骨气，而且遭人唾骂。革命已使路易十六无力招架，但到1793年止，革命也使法国处于没有政府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