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平民的革命

    调动军队使三个等级的冲突演变成一场内战；法国革命不但因此具有突变的性质，而且革命的深远程度也超出资产阶级的初衷和预见。在平民加入革命后，旧制度顷刻间土崩瓦解；然而，群众是在经济危机和三级会议召开的双重影响下逐渐动员起来的。这两项原因的结合为起义做好了思想准备。

    一、经济危机

    法国在七年战争后出现的生产高涨，即路易十五的盛世，自1778年起在重重困难的阻挠下停止了。传统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和农业的丰歉失调导致了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六的衰落”。最初，葡萄的特大丰收造成酒的销售不畅，酒价下跌一半。1781年后，酒价虽略有回升，但葡萄农的境遇没有好转，因为酒价回升完全是由供不应求造成的，但偏在那时，葡萄农却没有许多酒可供出售。法国几乎普遍种植葡萄，这是大多数农民收益最大的商品生产。酒贱伤农：农民收入大大减少，分益佃农更没有出路。此外，粮食价格也下降了，粮价过低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787年。最后，在1785年，一场旱灾造成了牲畜的大量死亡。

    乡村居民占消费者的最大多数，由于乡村购买力的削减，工业生产从1786年起也直线下降。英法贸易协定虽然并非如人们历来所说那样是工业不景气的根本原因，但它毕竟使法国工业暂时处于困境，迫使它实行现代化的改造，以适应外来的竞争。失业现象变得愈加严重，在乡村工业已获发展的农村，困难情形并不比城市好。

    因此，当1788年农业出现灾难性歉收、平民阶级面临饥荒时，粮食却没有一点储备。面包价格不断上涨。到1789年7月，在政府赔本抛售进口粮的情况下，巴黎每磅面包售价仍高达四苏，而在某些外省则要加倍。据估计，要使雇佣劳动者的生活得以维持，面包价格每磅不得超过二苏。面包是他们的主食，每人每天平均消费一磅半，重体力劳动者甚至需要二至三磅。奈克尔下令向国外购买大批粮食。如同通常那样，人们开设赈济所，布施汤粥。严寒过后，青黄不接，物价继续暴涨。我们不能再被所谓经济发达产生社会富裕这个假象所蒙骗了。半个世纪以来，特别由于饶勒斯的努力，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法兰西王国的繁荣是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反驳米希勒的断言，并进一步指出，大革命不是在一个因天不佑人和灾难丛生的社会中，而是在一个蒸蒸日上的社会中出现的。应该看到，殖民开发的高额利润首先要通过转手出口才取得，因而本国的劳动者从中不能得到人们想象的那么多的好处。何况，长时期的物价上涨增加了大地主和资产者的收入，而工资却没有相应地提高。大家知道，在大革命前的十年里，法国的生产既不稳定又不景气，群众的生活更加拮据，饥荒的袭击终于到来。

    不论平民（手工业者、小店主和职员）和无产者（下等平民）还是农民（收成不足自给的小自耕农和分成制佃户，不生产粮食的葡萄种植者）和城市居民，他们一致把灾难归罪于政府和统治阶级。税收丝毫不减，收入却一落千丈。在诸物昂贵的时期，征收消费税更令人痛恨。酒之所以卖不出去，是因为酒税限制了消费。面包之所以不够，是因为布里盎在1787年解除了对粮食贸易和粮食出口的一切限制。奈克尔固然禁止了粮食出口，对进口给予了奖励，并恢复了集市贸易制度，但那已为时过晚！囤积居奇者早已乘机钻了空子。只要一名官吏从事囤积，所有的官吏，包括政府在内，都有囤积的嫌疑，“结党营私”毕竟不是一句空话。收取什一税的僧侣和领主也同样激起人们的愤怒。什一税从本已微薄的收成中提出一定比例，势必危及耕种者的生计；尤其，僧侣和领主把收得的实物地租囤积起来，耕种者的贫困愈严重，他们所得的利益就愈大。总之，第三等级的团结发生了动摇。粮商、面包商和磨坊主感受到威胁；主张经济自由的资产者遭到平民的敌视，平民反对资本主义，自然就倾向实行征购和限价。奈克尔曾允许各地酌情征购部分粮食以保证市场供应，但各省的巡按使和市政当局却置之不理。

    1789年一天一天地在过去，骚动使地方当局胆战心惊，难以招架。4月28日，巴黎市郊圣安东尼区的雷威永工场和昂利奥工场被洗劫一空。全国各地的市场随时都有闹出乱子的可能。此外，由于加工和运输的需要，粮食往往在饥民众目睽睽之下经水陆往返运送。军队和骑警四出保护，疲于奔命；尤其，他们同乱民一样食不果腹，因而往往对他们表现得十分宽容，甚至无意识地慢慢同乱民站在一起。旧制度的大厦已摇摇欲坠。

    动荡的局势在农村特别严重。农村被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什一税和领主征收的贡赋更令人不堪忍受。作为一个整体，农民包括了短工、分成制佃农、小自耕农和大农庄主，尽管他们已经感到他们内部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他们在反对国王的税收和贵族的问题上却团结一致。早在7月14日前，反抗运动已风起云涌，例如3月末在普罗旺斯，4月在加普地区，5月在康布雷齐和毕卡第，均有农民暴乱的发生。在凡尔赛和巴黎四郊，猎物被捕杀尽净，树林被大批砍伐。但是，在另一方面，暴动使平民自己也担惊受怕，因为乞丐转眼间如瘟疫般遍布全国，许多零工和小自耕农也纷纷外出行乞。穷人们离乡背井，流离失所，麇集城市，劫掠村庄，纵火行凶，宰杀禽畜，偷割青苗，无所不为。地方当局对这些不逞之徒无可奈何，于是同意各村庄武装自卫。恐慌情绪十分普遍，人们往往无惊自扰，谈虎色变，草木皆兵。胆怯者以为大难临头，逃难者又把惊慌带往他乡。

    二、“好消息”和深切的期望

    假如三级会议的召开没有深刻地触动平民的感情，经济危机还不一定会推动平民去帮助资产阶级。平民虽然选举了资产者，资产者却为着自己的目的，对平民很少关心。但是，三级会议的召开毕竟被当作一个预示着人的命运将发生奇迹般变化的“好消息”在平民中传开了。这个奇特的事件激起了人们既鲜明又模糊的希望；希望所有人都比以往生活得更加幸福。资产阶级同样怀有这个希望；它把第三等级中各种不同的成分凝聚在一起，从而成为革命理想主义的源泉。但在平民中间，希望还赋予革命所谓“神秘幻想”的性质，这种“幻想”孕育着主动性和坚毅性，以及有关未来的一系列观念。可以说，在其开始，这些观念堪与处在创始阶段的宗教运动相比拟，穷人们乐于从中看到人间天堂的恢复。

    7月14日，阿尔蒂尔·扬格在去阿尔贡省的依丝莱脱的途中遇到一名贫穷的妇人；她向他诉说自己的苦难：“听说，一些大人物将为减轻穷人的苦难做点好事”；但是，她不知道究竟大人物是谁和他们要做什么好事。她又说：“愿上帝给我们带来好世道，各种赋税实在太重了。”

    既然国王向其臣民征询意见，这说明他有怜悯之心。而国王所能帮助臣民的，无非是减轻其负担，即国税、什一税和贡赋。假如有人能猜出他的意图，他一定会感到高兴。可是，在三级会议代表选出后，贵族从四面八方纷纷报警，因为农民公开宣布，他们对一切税款将概不缴纳。

    与此同时，深切的期望燃起了强大无比的激情，资产阶级也毫不例外。这一期望充满着革命情绪，并给这一阶段的历史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三、贵族阴谋和革命情绪

    第三等级立即相信，贵族将顽固地维护他们的特权。反对第三等级代表加倍和反对按人投票证明了这个预见。人们由此产生了种种怀疑，而且人们又很容易由怀疑转变为肯定：贵族将不择手段压垮“村俗小民”；他们将包围善心的国王，要求解散三级会议；他们将拿起刀枪，坚守城堡，挑起内战，在“盗匪”中招募军队，监狱和流放地为他们提供士兵。为了使第三等级陷于饥饿，贵族已把他们的存粮囤积，而且希望把即将收获的粮食也抢劫干净。人们迅速把对贵族的怀疑同对盗贼的恐惧联系在一起，把召开三级会议的后果和经济危机的后果联系在一起。此外，外国将应贵族的请求出力相助，亚多瓦亲王不久果然流亡国外，争取其岳父撒丁国王、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族以及王后的兄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等待着法国的将是遭受普鲁士践踏的荷兰的命运。在大革命的历史上，同外国的冲突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情形从革命开始就已经出现，人们在7月就普遍担心外国的入侵。整个第三等级都相信，贵族在搞阴谋。

    在第三等级看来，国王的中央集权和三个等级的冲突是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们不把危机归罪于自然条件，又不懂得分析经济条件，却把责任推到了国王和贵族身上。这个看法虽然不够全面，却不能说不正确。显然，布里盎规定的粮食贸易自由有利于投机商人。如果有人借口这项规定能促进生产，平民就会反驳说，生产的发展首先对贵族和资产者有利，而平民却为此付出代价。同样，虽然贵族并不像第三等级所断言的那样具有“倒转乾坤”的能力，但不容否认，宫廷同贵族确实正合谋惩罚犯上作乱的第三等级，何况被过早揭露的贵族阴谋不久就会变成现实。总之，这种思想状态对历史学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导致新事实出现的直接原因并非寓于以往的历史先例之中，而表现在串演新事实的人物身上。

    贵族阴谋和“盗贼”横行的确使不少人惊惶万分，但也有一些人并不感到特别害怕，并坚定地正视这个危险。因此，如果说“大恐慌”竟把整个第三等级吓得不敢动弹，这就未免言过其实。实际上，革命情绪使人们能够以自卫本能去克服恐惧心理。第三等级从他们代表的来信中了解到时局的演变，又以大批复信鼓励他们的代表。资产阶级很想让事态进一步发展，希望从少数司法行政官吏的手中夺走市镇的权力。缙绅们也有组织“民兵”的打算。巴黎的选举人曾向制宪议会提出过这个建议，但制宪议会不敢给予批准。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图谋：抵抗国王调来的部队，镇压平民的暴乱。在建立民兵前，缙绅们竭力争取军队。这一努力居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下级军官们没有升迁的任何希望，士兵们则深受物价上涨之苦，薪饷早已因购买生活用品而预支干净。在巴黎，法兰西卫队在罗亚尔宫与平民一起联欢；6月底，平民把因参加这次联欢而被关在阿培监狱的士兵释放出来。据了解，一些知名人士曾向士兵慷慨解囊，或出资赔偿七月起义者的损失。当然，其中部分钱财来自奥尔良公爵，这已是无可怀疑的了。

    除自卫的本能外，还要有惩戒的决心，换句话说，平民既要挫败贵族的阴谋，挫败囤积居奇者和一切人民公敌，就必须惩办这一批人。从7月起，惩戒的决心表现为一些平民擅自进行监禁、施刑和杀人。

    “恐惧心理”、自卫本能、惩戒决心是革命情绪的三个特征，认识这三个特征是了解下阶段历史的关键。到了1789年底，阴谋似乎已被挫败，镇压也逐渐放松。随后，阴谋又重新抬头，其性质未出人们所料，而且外国也拔刀相助了。出于自卫本能，各地涌现出大批义勇军，接着又宣布了大举征兵。惩戒决心导致了1792年的屠杀，而在1793年局势再次恶化时，国民公会只是通过恐怖统治才预防了新的屠杀。“恐惧心理”以及伴随着它的自卫本能和惩戒决心，直到法国革命取得肯定无疑的胜利后，才逐渐消失。

    四、巴黎的革命

    群众的思想状况既然如上所述，奈克尔被免职一事起了在火药库点燃导线的作用。贵族的阴谋开始付诸行动。巴黎谣传纷纷。7月12日（星期日），天气晴朗，在罗亚尔宫门前，特别在奥尔良公爵不久前刚对外开放并成为娱乐中心的花园和长廊，聚集了成群游人，他们围在即席演说者的四周（其中的一位演说者卡米尔·德穆兰名垂青史）。过后不久，游行队伍走上了街头。在圣奥诺兰街，骑兵开始驱散群众，接着又在路易十五广场向人群发起冲锋，但遭到了法兰西卫队的反击。巴黎驻军司令伯桑瓦尔男爵当晚把所有部队带到了马尔斯广场。

    巴黎人没有想到赶赴现场援救国民议会，他们只是间接地帮助了国民议会脱离险境。他们忧虑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深信，处在国王部队和强盗包围下的巴黎城，将遭到来自蒙马特尔高地和巴士底狱的炮击，以及强盗的抢掠。在这些天里，市内惊恐频生，演出了“大恐慌”的第一幕。此外，警察早已绝迹，人们纵火焚烧税卡，并把圣拉扎尔看守所的囚犯全部释放。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似乎都受到了威胁，无人管理的首都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

    自卫本能立即作出了反应。街头建起了街垒，武器商店被抢劫一空。选民们任命了一个常设委员会，开始组织民兵。14日晨，人们从伤兵院取来三万二千支枪武装民兵，接着又要求巴士底狱交出武器。由于驻军较少，堡垒的指挥官德洛内一边进行交涉，一边下令守军撤出前院，群众随即进占。高达三十米的垒墙，围有二十五米宽的堑沟，沟内放满了水，德洛内对骚乱并不害怕。但是，由于失去镇定，他下令开了枪。一些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在混乱中后退；人们大骂指挥官不讲信义，以为他故意让人群靠近，以便随后枪杀群众。人群中携带武器的也开始射击，战斗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围攻方面死伤一百多人，被围困者仅一人受伤。据事后的调查，在我们所知道的“攻打巴士底狱”的许多战士中，社会的各阶级都有其代表，但大多数战士属于市郊圣安东尼区的手工业者。

    正当双方胜负未决时，法兰西卫队和国民卫队在原下级军官乌兰和爱利上尉的率领下，从市政厅赶到现场，进入了巴士底狱前院，冒着枪林弹雨，把大炮对准大门架了起来。惊慌失措的德洛内表示愿意放下武器。爱利同意了，但士兵们纷纷抗议：不许投降！德洛内在慌乱中命令放下了吊桥，群众于是涌进堡垒。大多数防守者保全了性命，三名军官和三名士兵被杀。德洛内被人群带到市政厅门口，并在那里处死。不久，巴黎市商会会长弗莱塞尔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人们割下他们的首级，刺在矛尖上，在市内游街示众。

    伯桑瓦尔男爵将部队撤到了圣克罗。选民们接收了市镇权力，任命巴依为市长，并请拉法叶特任国民卫队司令。拉法叶特后来把代表巴黎的红蓝二色作为国民卫队的徽饰，而在红蓝二色的中间，他又加上了代表国王的白色。由他设计的和作为大革命象征的三色旗把新旧法国结合在一起。

    任何人事先都没有想到，攻打巴士底狱竟在冲突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任何人最初也没有想到，巴士底狱的陷落竟决定了冲突的结局。惊惶情绪仍然存在。攻下巴士底狱本身虽然没有重大意义，但它却粉碎了宫廷的反抗。宫廷掌握的武力不足以占领巴黎，何况这些部队也并不可靠。国王对是否逃出巴黎犹豫不决。他不顾亚多瓦亲王的反对，决意退让。7月15日，他亲临制宪议会，宣布把军队调走。16日，他召回奈克尔；17日，他来到巴黎接受三色徽饰。

    至此，还不能说贵族已经甘心失败，种种可怕的谣传仍纷至沓来。亚多瓦亲王和其他许多贵族亡命国外。据传说，一支英国舰队在布雷斯特港外游弋。常设委员会命令搜索巴黎四郊，追捕盗贼，结果仅找到一些流浪汉，被遣送回原籍了事。由于郊区害怕强盗出没作案，惊惶情绪有增无减。巴黎巡按使贝蒂埃·德·苏维尼同他的内弟富隆·德·杜埃以及伯桑瓦尔本人均被逮捕，屠杀又重新开始。7月22日，前二人在格雷夫广场被处绞刑；30日，由于奈克尔及时赶到，第三人才幸免于难。一些资产者在他们亲身经历的危险的刺激下，参与了平民的狂暴举动。巴纳夫当着制宪议会厉声说道：“难道说这血不是污浊的吗？”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使人同意必须停止任意杀人。7月23日，黎塞留街的一位公证人代表本街区来到议会，要求设立平民法庭。30日，巴依又重新提出这个法案。议会对此置若罔闻，直到10月才决定对叛国罪进行追究，并交付巴黎的沙特累初级法庭审理。虽然如此，制宪议会于7月建立了一个“追查委员会”，这是未来的公安委员会的雏形；巴黎市政当局另设了一个委员会，从而成为最早的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在通信秘密问题上，各种政治色彩的议员，从古依·达尔西侯爵和学士院院士塔尔热到巴纳夫和罗伯斯庇尔，都强烈主张战争和革命时期的治理方式应不同于和平时期，也就是说，人们准备承认的公民权在实施范围上要顾及当时的局势。革命政府的理论便由此产生。

    五、市镇的革命

    奈克尔的免职在外省同样也激起了强烈而迅速的反响。人们不再以呈递威胁性请愿书为满足。在许多城市，人们开始夺取银库、弹药库和军需库，成立常设委员会来负责组织民兵和向邻近市镇以至农民请求帮助。第戎的驻军司令被逮捕，贵族和僧侣被禁止外出，这为拘禁嫌疑犯提供了最早的先例。在雷恩市，居民鼓励士兵开小差，发动了民变，军队指挥官被迫离开了这个城市。

    当攻下巴士底狱和国王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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