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国家和社会矛盾

    在欧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极权主义依然存在，但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哲学家们以为自己的宣传已感动了君主，纷纷赞扬君主的“开明专制”。与此同时，贵族阶级责怪国王对他们约束过严，资产阶级为自己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愤愤不平，两个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也日益严重。通过革命来解决这种三角冲突并不是从法国最早开始的。简略地了解开明君主的观点和英美两国的解决办法，能够使我们认识到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的地位。

    一、开明专制

    按照君权神授的原则，大陆各国的君主在理论上拥有绝对权力。事实却并非如此，贵族的种种特权以及省议会和市政当局的某些自治权都是对王权的限制；此外，由于交通不便，由于行政体制在陆续建立过程中缺乏通盘计划和迫于形势而造成的机构复杂和混乱，中央集权制极不完善。这种状况在西欧比在其他地区略为好些。到了十八世纪末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社会风气有所改变，专横暴戾在西欧日趋和缓。在西欧人看来，君主制不等于是专制制，因为君主需要尊重由他自己制订的法律。确实，除非君主认为自己的权威面临威胁，除非君主一时任性或听任官僚们滥用职权，一般说来，臣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能够得到法院的保护。

    另方面，从十七世纪起，法国的奋发图强要求政府以都铎王朝为榜样，推行旨在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商主义。路易十四既然让柯尔培尔放手推行其政策，他那已经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制也就初具开明专制的轮廓；随着贵族和司法行政官吏的作用日益被削弱，国王派往各省的巡按使的权力在扩大，特别在路易十四统治末年，又强迫贵族缴纳人丁税和拾一税 (1) ，开明专制的性质更加明显。在十八世纪，某些大臣和许多官吏接受了新思想。宗教迫害有所缓和，陈规旧例也开始松动。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放弃了对殖民贸易的垄断。在多数情况下，已允许粮食在国内流通。撒丁国王站在改革家的前列，实行了村社对领主权的集体赎买。最后，在天主教国家，推行政教合一的君主竭力控制本国的教会，并把教皇的权力限制在纯属教义的范围之内，从而使各国保留了各自的特点。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耶稣会的被取缔和罗马影响的下降是个好征兆。然而，社会冲突仍悬而未决。人们盲目称颂普鲁士和俄国的开明君主，却没有看到，对这两个国家说来，关键不在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或改善国家体制，而在于创立新的国家。

    这两个国家的部分疆土依然一片荒芜，在这样落后的情况下，君主的发奋图强足以决定他们应推行怎样的政策。那里的王公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地采取了宗教宽容立场，以便吸引来自其他各国的宗教避难者。诚然，他们向荷兰、英国、法国，以及通过哈布斯堡王朝的介绍，向西班牙借鉴很多。此外，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其官员受到了法国文化的熏陶，俄国沙皇要求贵族们向老牌君主国学习。他们的开明专制表明，西欧的文明、经济和制度正向东方延伸。他们竭力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励精图治，推行重商主义，从而既取得哲学家的赞扬，又达到自己的目的：充实国库、扩大军队和征掠土地。人们没有想到，这些匆促完成和极不彻底的改革依旧是脆弱的，因为官吏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一般百姓对改革采取冷淡的或敌对的态度，一旦创立新制度的名臣元勋去世，新制度就有搁浅的危险。普鲁士的情形不久就证明了这点，于1786年继弗里德里希二世任国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明显地表现无能。总之，经济革新对国家以及对大地主和资产阶级虽然有利，但对其余的居民显然没有帮助，因为革新的目的是要增加出口，而不增加国内消费。此外，税收负担在日益加重；贫困、失业和乞丐问题在普鲁士的严重程度不亚于西欧。

    某些德意志王公值得启蒙思想家赞扬：安霍特的利奥波德支持巴泽多夫；卡尔–奥古斯特使知识分子云集魏玛；巴登总督废除了农奴制。但是，其他王公仍专横无道：黑森的选侯竟把他的士兵卖给英国，符腾堡的卡尔–欧仁由于同地方议会发生冲突，把麦捷尔和舒巴尔特投入狱中。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对手主要在奥地利。玛丽–泰莉莎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失败后，开始以普鲁士为榜样整顿国家，但在步骤上相当谨慎。相反，约瑟夫二世在其母亲于1780年去世后，迫不及待和全力以赴地加速改革进程。他的整个事业设计周密，富有特色，因而很难单纯用励精图治和争强好胜之类的考虑来解释；应该承认他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政治家。然而，约瑟夫二世的大臣们虽然衷心拥护开明政体，但也不能否认，约瑟夫二世对哲学家们，尤其对伏尔泰，怀有戒心。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约瑟夫二世禁止其臣民改变宗教信仰，但他仍容许各种派别的基督徒担任公职。他改善了犹太人的命运；尤其突出的是，他首创了公证婚约。如果一定要说约瑟夫二世未受当时思想的影响，那就应该承认，很少有这样的君主能把个人的品性如此有力地给自己的统治打上烙印。可惜的是，客观条件对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企图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不利，奥地利各地区之间在语言、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别同比利时、伦巴第、德意志各邦、波希米亚、加里西亚和匈牙利的情形不相上下。约瑟夫二世在各地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打破地方议会和传统体制的独立性，建立几乎划一的行政机构。在大多数省区，他要求官吏必须学会德语。同时，他彻底改组了教会组织，没收了教区的财产，把神甫改为领取薪俸的职员，并毫不考虑教皇的反对，取消了许多修道院，从而在政教合一的问题上远远走在其他天主教王公的前面。在德语区各省和在波希米亚，不满情绪开始出现，一个咄咄逼人的反对派在教会的领导下形成了。在不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版图而由姻亲关系同奥地利相结合的匈牙利王国，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仍停留在中世纪阶段，政权完全被贵族所控制，那里的反应十分强烈。约瑟夫二世终于向领主权发起攻击，迫使马扎尔贵族群起反抗。

    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开明君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对旧制度的改造，走上了西欧老牌君主国的道路，但同他们的样板还有很大的距离。西欧各国的国王在法律上仍规定资产阶级的地位低于贵族，但并不禁止资产者购买土地、采邑和领地，法国国王甚至高价出售贵族封号。西欧的国王容许贵族享有特权，但并不以放弃农民作代价去换取贵族的顺从；全体臣民，包括农民在内，都能恳求国王公正裁判的保护，而且这并非是一句空话。在不时发生宫廷政变的普鲁士和俄罗斯，君主一方面惧怕贵族，另方面又认为不能失去贵族的帮助。为了不得罪资产阶级，君主让他们专门从事自由职业和商业，帮助他们开办手工工场。叶卡特琳娜二世允许资产者实行行会自治和免服兵役；弗里德里希让资产者在军队和行政机构中任职。但是，资产者未获批准不得拥有土地；晋升贵族虽然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机会极少，因为官职不能用金钱买到。相反，司法行政官吏多数由贵族担任，贵族垄断了土地所有权。叶卡特琳娜二世于1785年颁发的宪章特许贵族在由他们推选的大臣的监督下组成特权阶级，且犯罪时由特殊的法庭审判。普鲁士贵族在各省可以为所欲为，并由他们指定行政长官；国王为贵族单独设置了抵押贷款。对农民的奴役最突出地表现了王室同贵族的狼狈为奸。弗里德里希二世曾赞同废除农奴制，主张限制农民的劳役和贡赋负担或用其他方式来代替，但他不敢贸然侵犯容克的产业，听任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独断专行，并为国王征收土地税。叶卡特琳娜二世把俄罗斯的农奴制推广到乌克兰，把从王家领地和教会产业上逐走的大批农民分配给她的心腹宠臣；贵族的横行无道比在普鲁士更甚，他们可以任意征派农奴去军队服役。

    丹麦、瑞典、波兰等邻国的情形只能使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君主对贵族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在哥本哈根，建立君主极权使施特伦泽丧命；在贵族同意下执政的伯恩斯托尔夫虽然取消了农奴制，但仅是为了按照英国的方式兼并土地。在瑞典，农民是自由的，古斯塔夫三世同贵族的冲突表现在政治方面：国王在1772年发动了一场政变，终于执掌了政权，但他还准备发动新的政变。尤其，波兰向王公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榜样：他们对波兰农民所受的压迫并不关心，但他们注视着波兰封建主的无政府状态，因为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无政府状态才瓦解了共和国。

    某些君主不但不放松对革新派的限制，相反对德国教会，对资产者和贵族中传统观念的衰落感到惊慌。和由不伦瑞克的斐迪南所领导的共济会的忠君思想并不招惹嫌疑；但激进分子对它的软弱感到不满，特别在耶稣会仍有影响的巴伐利亚。威沙普特在因戈尔施塔特成立了光明异端会，并同汉诺威人克尼格一起制订了该会的等级和纪律。1782年，他们在哈瑙附近的威尔海姆斯巴得的共济会会员大会上试图争取各支部的同情，但没有成功；然而，他们在德国南部和维也纳的自由职业者、官吏和绅士中争取到二千多名信徒。光明异端会分子尖锐批评已成立的政权和社会，但还没有任何事实能证明他们打算采取革命行动。如同哲学家们一样，他们只是希望通过扩大信徒的办法来取得政府的同情。在巴伐利亚，他们被敌人指控为奥地利的奸细，而奥地利当时正想吞并巴伐利亚选侯国。光明异端会于1785年被禁止，耶稣会掀起了一场反对自由思想的运动；威沙普特亡命出走；其拥护者受到追捕，从1789年起更有问罪判刑的危险。

    与此同时，玫瑰十字会在普鲁士挑动政府镇压启蒙运动。弗里德里希二世1786年去世后，玫瑰十字会更掌握了普鲁士王国，因为随之接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是玫瑰十字会的成员之一。沃尔纳和比硕夫斯威德借机飞黄腾达，前者出任司法大臣兼情报部门的头目，后者任国王军事总监。被迫左右逢源的国王得不到信徒们的谅解；但是，他力图要新教牧师和教师皈依正统。在《宗教敕令》发布后，学生使用的课本受到严格的审查，牧师和教师必须精通教义，而且备受行政当局的种种限制和监督。反动势力在萨克森和汉诺威蔓延猖獗。

    尽管强盛的邻国君主对贵族尚且曲意迁就，约瑟夫二世却坚持己见，一意孤行，拒不附和反动势力。他的可悲下场使邻国君主更加谨慎小心。约瑟夫二世决心向领主制开刀，下令废除农奴制，接受农民向法院告状，限制劳役和贡赋，允许并规定将劳役和贡赋改作赎金。1789年，他又把以上改革同土地税改革和建立土地册结合在一起：如果把土地收入按百分计算，其中农民占七十，十二又三分之一归国家，领主只剩下十七又三分之二。这些措施激起了贵族的普遍反对；首先在匈牙利，他们利用1787年开始的艰难的和付出很大代价的奥土战争，促使哈布斯堡王朝土崩瓦解。哈布斯堡王朝的失败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成功足以说明，东欧的开明君主只能在牺牲第三等级和同贵族妥协的条件下才能成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只要社会等级制不受到严重威胁，早已顺从国王和力不从心的贵族表现尚称安分；但即使在那里，也谈不到取消特权的问题。

    二、英国

    英国的进步同大陆各国的落后恰成鲜明对照。英国贵族对英国的经济进步起了一定作用，而资产阶级的地位在经济进步推动下上升了，这种上升在英国国教教徒和加尔文派之间的冲突和反对天主教的斗争的掩盖下，导致了最早的两次近代革命。实际上，两次革命最后都以妥协而告终，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一方面，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同心协力统治社会和领导政府。另方面，国王不得不最终承认立宪制原则。个人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已经被确认，至少它们已为上层阶级所理解，并且后来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国王同国会————即同组成贵族院的贵族————共掌政权；同时，国王又利用混乱和腐败的选举制度，部分地控制平民院的议席，既尊重富裕缙绅的地位，又巧妙地把某些“腐败选区”或“保留选区”让给大学中出类拔萃的“人才”，例如小皮特。

    然而，国王毕竟享有特权，他掌握部分选区，分配“赏赐”、津贴和肥缺，出让包买权，从而使政府能掌握“顺从的多数”。在汉诺威王朝最早两任国王的统治期间，由于托利党人有同情詹姆士二世之嫌，而绅士又与新王朝作对，国王不得不帮助辉格党人控制国会，并在辉格党人中挑选大臣。英国的“议会制”从此粗具规模，真正的权力属于代表议会多数并随着议会多数的变化而变化的内阁。但是，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的历史教训日渐淡薄，乔治三世以为可以滥用王权，并企图重新执掌政务；皮特在同辉格党破裂后，于1784年协助国王主持国政。他们串通一气，为“新托利党”争得了议会多数，皮特因此获得了巩固议会制的名声。其实，皮特只能指挥少数个人私党，他无非假手国王搞垮他所不赞成的改革而已。他权欲甚旺，并像他父亲一样，以为只有他才能保证国家的强盛和繁荣，因而他对国王的肆意羞辱始终逆来顺受。

    社会妥协并不因此被破坏，它贯穿着整个这一时期。贵族或者在政府和国会任职，或者管理地方事务（州郡的保安官，教区的乡绅），他们要把既得利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圈地法和谷物法就证明了这点。大资产阶级也参与其事：他们竭力维护关税保护、航运法、殖民贸易垄断，以及凡能保证足够劳动力的法律。公债利息、军需供应、对印度的掠夺使大资产阶级的资本大大增加。作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集团的代理人，老皮特创建了大不列颠帝国。他的儿子小皮特耐心地医治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创伤，强迫动产主作出微小的牺牲，力图整顿财政、偿还债务和恢复金融。为此，他一方面认为必须求得和平，另方面仍努力重建海军，伺机加强英国的外交地位。

    阴暗面也还不少。在英国，金钱势力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通行无阻。一切都可用金钱买到，人们钻营进入国会，往往只是为了扩大谋取财利的地盘。由贵族控制的大部分行政机构本身就十分软弱，加上收受贿赂、滥用特权和安插亲信，就变得更加腐败。非国教新教徒仍受限制，针对天主教徒的非常法仍然存在。许多寡头生活腐化，激起了受宗教复兴运动支持的清教徒的愤慨。人们希望纯洁公共生活；社会福利和慈善团体纷纷要求改组济贫和平民教育事业以及改善监狱待遇。有一个社会团体曾要求废止黑人买卖。此外，爱尔兰的状况始终令人担忧；那里的绝大多数居民仍然是天主教徒，他们对于向国教教会交纳什一税和教区税以及被剥夺选举权感到愤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全都抱怨政府封锁英格兰的市场和阻挠爱尔兰工业的发展。他们的领袖格拉坦要求都柏林的国会取得立法自治。在代理贵族收租的管家的中间剥削下，贫苦农户以抗租相报复，因此地方秩序很不安定。他们开始向美国移民。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爱尔兰人组织了志愿军，以抗御法国可能的入侵，这个先例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在实行选举改革前，人们对英国国会还不能抱太大希望。被赶下台的辉格党人在福克斯、谢里丹、伯克的领导下，如今已成了在野党，他们内部并不十分融洽，但在批评政府时却完全一致：议会制的基本条件之一正在实现中。他们指责国王偏袒执政党，主张推行经济改革，裁撤闲职，纠正其他弊端。他们完全懂得，关键还在于实行选举改革。但是，他们既然尚能利用现制度，因而也就不急于去动摇它。福克斯宁可把重掌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他的朋友、可能就任国王的威尔士大公的身上。不久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使统治者更加感到害怕。在威尔克斯的领导下，这个运动在1760年后十分活跃，虽然它没有波及无产阶级，暂且还处在潜伏状态，但法国大革命将使它变得活跃起来。当时，旧制度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贵族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可能决裂。资产阶级认为自己在国家中具有的影响同自己的地位很不相称，工业的发达有使制造商转而反对地主的危险，但是这个危险并不紧迫。皮特意识到了其中的困难，他想通过解放非国教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取消黑奴买卖、对爱尔兰开放英格兰市场、实行起码的选举改革等方法去排除某些困难。国王推翻了大臣提出的所有这些建议，仅仅同意减轻保护关税和同法国签订贸易协定。尽管资产者对此极不满意，他们仍然希望，随着立宪制和代议制的发展，寡头政治最终和平地投降。

    英国领导人的妥协性超过了他们的革命胆略，这种为商人所特有的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态度得到一些人的好评。使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感到特别惊奇的是，英国人根本不喜欢谈论平等。其实，在英国的大资产阶级看来，自由和政治权利应该同出身和富有成正比，而平等却是只会动摇社会等级和为平民谋利的一架战争机器。同贵族合伙的大资产阶级看不到突出平等原则的任何理由，这在法国却不是如此。

    三、大陆的联合省和豪门统治

    在欧洲大陆上，有几个小国同英国的情形比较接近。不同的是，在英国，出身军人的贵族处于附属地位，出身豪门世家的资产者独掌政权，新兴的资产者也被排斥在政权之外。

    联合省是由一些自治国家及其附属地区联合组成的共和联邦，这个以自由著称的国家在文明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那里，尤其在东部地区，贵族依旧存在，并保留部分领主权。但早在十七世纪，正当荷兰在欧洲经济中遥遥领先时，贵族地位就江河日下。母亲是英格兰人、父亲是普鲁士国王内弟的奥伦治亲王威廉五世，虽然仍担任联合省的陆海军统领，并有尊位称王的野心，大资产阶级仍牢牢控制着国家、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银行。荷兰的衰落如今已显而易见。它在海上和亚洲的优势已不得不让位于英国。由于缺乏煤炭和原料，工业不能革新，资本首先用于向各大国投资。尼德兰资产阶级在向食利者转变的过程中丧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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