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欧洲的思想

    人的精神状态的转变比经济和社会的演变更加缓慢；大多数人生活条件的变化又赶不上他们思想演变的速度。然而，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同他们独特的活动方式是协调一致的，它从一开始就与贵族和教士的精神状态有分歧。随着商业、金融业和制造业的不断进步，以及对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的破坏，资产者的雄心壮志同传统观念终于彻底决裂。经验理性主义的诞生不仅开创了现代科学，而且力图在十八世纪把它的统治扩张到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向资产阶级提供的哲学思想唤醒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新勇气，这种状况在法国特别突出。到大革命前夕，启蒙时代的大师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们的思想却完整无缺地保存着，并且以极其复杂的形式作为遗产被继承下来。另方面，旧制度的卫道士也不乏其人。所以，思想界当时处于一种动荡不定和五光十色的状态，至少在思想活动最为活跃的英国、德国和法国是这样的。

    一、传统的精神状态和新思想的崛起

    在旧经济制度下，生产水平很低；饥荒、疫病、战争和主人的盘剥把劳动者压得喘不过气来。劳动者蜷缩在家庭、亲邻、同行、教区的小圈子内，以求得互相帮助和保护。他们力图用陈规旧例限制竞争，稳定市价和工资，从而保障自己的安定生活和尊重他人的生存权利。他们为自给自足而劳动。食品和商品在他们看来只有使用价值。他们对前途不抱希望，因而也不求进取。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利益的引诱下开始懂得交换价值和投机；但大多数人在十八世纪仍保留着许多中世纪的观念。他们满足于慢慢积蓄起来的收入，坐等顾客上门，不做广告，出售的商品既少又贵，不求加快资本的流转。他们的理想仍是购买土地，企图依靠年金安度晚年。资产者很早就希望用新的社会秩序去代替封建主混战的无政府状态和君主专制：商人把他们的货物和现金管理得井井有条，这些方法可以进一步运用到管理国家中来。司法和行政官吏竭力要让法律压倒暴力和专横，并维护他们职务的尊严和利益。然而，这毕竟是个停滞不前的社会，人们对尘世既然不抱很大希望，对来世就容易抱有幻想。由于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专横暴戾和等级森严，平民百姓往往怀有自卑感，因而对世俗压迫逆来顺受，对宗教训诫奉若神明。

    到十八世纪的末年，教士虽然部分地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但他们在同平民阶级的关系上仍然是传统思想的坚固堡垒。英国的卫理公会继续在发展，其他教派也纷纷复活；英国国教对“福音派新教徒”再也不能等闲视之。德国的虔信派依旧活跃；康德及其门生赫尔德都带有虔信主义的痕迹。但是，异端教派的滋生繁殖似乎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个发展方向超出了时代的范围。巫术、占星术、炼金术竟与对电流、磁场这类科学发现的胡乱解释和借机行骗结合在一起。继斯维敦布尔之后，出现了帕斯库亚利和圣·马丁。德国的玫瑰十字会和许多共济会分会对这些糊涂学说趋之若鹜；法国的阿尔萨斯和里昂也有众多的信徒；英国的布莱克竟从中吸取艺术灵感。卡格里奥斯特罗和梅斯梅尔深得群众的信服。尤其在农村，一般百姓仍没有摆脱古老的迷信，他们对各种神鬼巫术笃信不疑。敬神怕鬼的思想远没有消失。

    然而，新的前景早已开始出现，并逐渐对更多的人具有吸引力。欧洲的富裕使人们的收入日益增加，随着爱好的多样化，满足这些爱好的欲望也更加强烈。人们对束缚个人发展的种种障碍感到不满，在享乐者的榜样感染下，一切自信有才干的人都宁肯冒点风险，也要过舒服的生活。家庭关系开始瓦解，每个孩子都为自己争合法权益。陈规旧例或者遇到反对，或者已不再起作用。城市的扩展犹如给这一切添加了一份增效剂，因为城市生活削弱了社会的束缚。城市生活越来越脱离传统集团的控制，乡政府最后只负责登录户籍而已。人口的迁移已变得更加方便，新大陆的吸引、工业的召唤和交通的改善使人口流动日益增加。外国人和犹太难民成为革新的积极因素。资产者把骑士的尚武精神移植到资本主义中来，鼓吹侥幸冒险、投机创业和拼力竞争，从而加速了优胜劣败的过程，使一些人发财致富，使另一些人沦落为无产者。资本主义开创了一个充满活力但又动荡不定的社会；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权势随时都有化为泡影的危险，所以只能引起人们暂时的敬仰。资本主义保障人的尘世生活，而把来世置诸脑后。它削弱了原来限制个性发展的种种人身依附，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这些关系由于仅仅涉及具体的事务，其范围也就有了明确的界限。资本主义用控股公司取代亲友集资的合营企业，用样品推销取代传统市场，用划一不二的市价取代讨价还价，用商定的工资换取必要劳动力的短期契约取代农奴的劳役制和工场的帮工制。处在专制、封建和行会压迫下的人们以各种途径开始觉醒，渴望独立和自由。“哲学家们”找到了洗耳恭听的听众。

    二、经验理性主义

    从十七世纪上半叶起，由于物理学和机械工业与技术进步并驾齐驱，理性主义呈现了新的特性，它由天才的笛卡尔上升为一种研究方法，又在随后的牛顿和洛克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终于把信神弄鬼的宇宙观扫除干净：物质从此由精神发现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所决定，只要精神能通过观察和实验证实它的推论或假设。建立在自然和理性相互作用基础上的科学变成对感性世界的一种具体认识，这一认识最终用数学公式表现出来，从而把科学的不同门类归于统一，科学的最大奢望是把宇宙万物列成方程。

    科学的进步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在法国，拉格朗日的数学天才光彩夺目，勒让德尔和拉普拉斯的成就声誉卓著。德国人赫舍尔发现了天王星，排列了行星系谱。以库仑为首的物理学家继续进行对电和磁的研究；继加尔瓦尼1786年在布伦亚的试验之后，已经颇有名望的伏打正朝着发现电流的方向走去。拉瓦锡创立了化学，他对呼吸的解释奠定了生理学的基础。尽管布丰名扬全球，自然史和地质学的研究却相对落后，依旧停留在描述阶段，但正在努力订出合理的分类法：亚当森在植物学方面取得了成果。自然科学特别引起公众的关注，因为它被应用到实际当中，例如富兰克林的避雷针、琴纳的牛痘疫苗、蒙戈费埃兄弟的气球。同时，它还开始革新某些工业，例如法国的贝尔托莱。通过积累而获得的经验知识似乎能保证科学无止境地向前发展；人通过经验知识能够完全利用自然的力量。笛卡尔的预言已经实现：“人们将毫不困难地享受土地的果实以及人间的各种舒适。”

    笛卡尔是位形而上学哲学家，他认为理性是上帝给人的天赋，因而他从不涉猎政治学和经济学，对历史学也不屑一顾；对于在社会中生活的人的认识，他甚至没有想到把它当作一门观察的科学。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则相反，他们把理性主义扩展到各个领域，并开创了所谓“人文科学”。一位名叫洛克的医生摒弃了思想天赋论，并用感觉的印象来说明精神活动。他的感觉论经伏尔泰介绍到了欧洲大陆，又经孔狄亚克的发挥导致了经验心理学的诞生。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边沁等大胆地把道德世俗化，使道德成为一门建立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基础之上的“习俗科学”。至于历史学，人们很久以来一直在努力整理确凿可靠的资料，同时也展开文献评论和确定考证方法，直到十八世纪继续如此，但著作家还没有充分利用历史考证的成果。至少在伏尔泰的著作里，历史学同资产阶级的想法已十分合拍，它的研究对象不再单纯是王朝的兴亡，而且是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演变。与此同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及传教士和旅行者在他们的游记中所介绍的异国情趣为人们进行比较提供了方便：《论法的精神》和《论各民族的风格和精神》曾大量运用了这方面的材料，宣告了社会学的即将诞生。关于经济史，人们还很少谈及；然而，经济管理人员由于意识到统计对他们的帮助，开始收集各种数字。随后不久出现的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主张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建立一门经济科学。

    理性主义既然采取了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立场，并把人的精神世界和各项活动当作自己的研究领域，它便把形而上学当作不可求证的假设而予以抛弃。康德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宣称，“自在物”是不可认识的；拉普拉斯接着又写道：“物的首要本原和内在本质将永远不为我们所知。”可见，理性主义正逐渐变成一门实证哲学，但一般舆论还远没有接受这一认识。

    三、泛神论以及自然权

    感觉论并没有使洛克摆脱“自然宗教”，大多数哲学家也还信奉“泛神论”。他们实际上通过观察和比较为泛神论寻找根据。泛神论的原理在各种宗教的不同教义中既然都可找到，这些原理又被人们普遍地接受，这就证明上帝作为“宇宙伟大建筑师”的存在；证明人的灵魂不灭，以及罪孽在来世必定受到惩罚。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统治者认为这些思辨概念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们可以保证平民的驯服。尽管道德是功利的和社会的，但它仍然是强制的；因而人也依旧是自由的和有责任的。随后，卢梭在不抛弃理性的同时，提出了感情至上的主张；“有感情的”人通过对他人的爱达到舍己为人的真正道德高度；意识作为“不灭的上天之声”在现象世界的彼岸向人揭示人的命运的重要真理。康德于1788年在道德意识的岩石上重建了形而上学的大厦。此外，德国的雅科比、荷兰的汉斯坦尤斯、苏格兰的里德继续按传统方式研究哲学。

    另方面，革新家们不仅希望认识世界，而且想要改造世界，因而保留了从事改革的自由。更有甚者，他们援引源自斯多葛派的和由中世纪某些神学家所推崇的自然权；在多数大陆国家里，自然权一度被专制主义打入冷宫，但加尔文派仍受其影响。洛克用自然权为1688年革命进行辩护：建立社会的目的既然是为了保障人的自主，社会就应该以公民的自由契约为基础；同样，政府的权威也理应建立在享有主权的人民同受委托人之间的契约基础之上。受委托人仅仅为了维护神赋予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而行使其权力。美国人和法国人宣称，人权是上帝赋予的。自然权对人类的各个部分不加歧视，这体现着古代的和基督教的普救众生的思想。

    如上所述，理性主义者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发动了攻击，但同唯灵论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原因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教会中学中传统人道主义的影响，他们的科学素养一般也还很肤浅。他们的成长过程加强了阶级偏见或职业偏见，从而使他们把物质生产视为下贱。法国哲学家对重农学派的著作并非无动于衷，百科全书最早赋予工艺和工具重要的地位，但这还不等于说他们已经对技术的进步、社会和习俗的演变、认识的扩展、人和思想的解放进行了综合的考察。正如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没有接触进化的概念一样，他们并不试图对他们以为在历史中发现的曲折前进作出有机的解释。或者，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把历史的曲折发展单纯地归结为他们梦想加以消灭的宗教迫害和封建专制。他们认为，一旦实现了以上的梦想，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将永远合乎理性地建立起来；在这个条件下，进步将得到保障，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同所有新兴的阶级一样，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胜利看作是历史的终结。

    与此同时，毕竟还有一些反对理性主义的人，他们虽然主张对历史使用观察的方法，但在非理性倾向的指导下，认为人没有共同进步的希望，因而力图保存他们认为由上帝创造的或由集体经验孕育的现存体制。在十八世纪初，与笛卡尔主义相敌对的天主教徒维科把历史仅仅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每个王朝都像生物一样，按照上帝的神秘意图，从诞生、成长、衰老，直到死亡，然后让位给另一个王朝。莱辛在宗教演变中看到了一种永恒的启示。接着，赫尔德于1784年撰写了《关于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他指出：从直观所能观察到的演变中，自然是社会的创造者，个人则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像细胞依附于活体那样依附于社会。

    在英德法这三个精神活动特别引人注目的国家里，以上的一般特点根据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分别占据着统治的地位。

    四、英国和德国

    看来，英国知识界很早就十分重视经验研究的价值：例如十三世纪的罗吉尔·培根，十四世纪的奥卡姆派，以及早在笛卡尔以前就讲述过经验论学说的弗兰西斯·培根。不同的是，英国人对建立一门确定科学的统一性和赋予科学结论以绝对价值的哲学不太重视。休谟从印象和感觉共同组成观念这个思想出发，作出以下的推断：由日常经验灌输给人的理性原则从来只允许人进行大致的和临时的推广和应用。从这方面看，经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的内容较后者更为丰富；因此，人们往往把经验理性主义笼统地称作经验主义，却把它同纯推理的理性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英国十八世纪技术发明的活跃使经验论思想进一步深化，但亚当·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显得不如重农学派那么系统。

    至于如何调和经验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和传统宗教，大多数英国人并不担心会有什么困难。何况，相当部分的资产者仍然是清教徒，他们分别信奉加尔文派的不同支派，普遍的利益要求他们对国教的信徒采取随机应变的灵活态度，当时的历史环境也要求他们朝这个方向努力：随着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天主教徒遭到了排斥；洛克主张新教各派间要互相宽容，即使不给非国教的新教徒充分的言论自由，至少也要让他们能生活下去。在十八世纪初，一些泛神论者确实使教会感到担忧；在大革命前夕，吉本对基督教的敌视丝毫也不亚于伏尔泰，他把罗马帝国的灭亡归罪于基督教。然而，过后不久，理性主义者就不再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他们想要使舆论非基督教化；在英国国教这方面，也逐渐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例如他们的代表佩利竭力证明，国教的教义同理性没有分歧。统治阶级一致认为，宗教对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是有益的。当卫理公会复活信仰主义时，人们认为它能避免平民不守教规，因而没有坏处。

    在政治方面，英国人始终主张无原则的因循守旧。然而，他们对自然权毕竟早已熟悉了：霍布斯声称，人民通过同国王订立的契约，已把他们的主权永远出让给国王，从而为专制政体进行辩解。洛克接着用相反的理由去证明君主立宪和个人权利的合理，因此，辉格党人似乎至少变成了言论派。但是，当选举改革宣传运动刚刚开始并将危及统治者的权力时，掌握国家政权的少数贵族和大资产者便惊慌起来，洛克也威信扫地。正如伯克所指出的，统治者后退到了经验论的立场；他们断言英国的制度是由英国人民独特的演变而产生的，它同任何理性前提毫无关系。

    大陆各国长期以来没有注意英国的变化。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提出了奉英国为师的主张。日内瓦人德洛姆在1771年盛赞英国的无比优越。尊重国教和把国王奉为会长的英国共济会在各国开始生根发芽，到处传播宗教宽容、个人自由和代议制的思想。直到旧制度的末期，具有平等思想的法国人才不再把英国看作是自由的母亲。

    盛行新教的德国经沃尔弗的介绍才接触了理性主义。但沃尔弗在哈雷宣传的理性主义与其说是受了笛卡尔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莱布尼茨的影响。德国通过英属汉诺威境内的哥丁根大学和汉堡同英国发生联系；德国同英国在教派林立这方面有相似之处，只是德国比英国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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