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

    在欧洲大陆上，社会结构保留着贵族的痕迹；这是旧时代打下的烙印，在那个时代里，土地几乎是唯一的财富，土地占有者把土地耕种者的各项权利一概据为己有。已对国王俯首称臣的教士和贵族依旧享有特权；国家虽然从领主那里夺回了大部分王权，但仍让他们对其领地内的“村野小民”拥有一定的权威。除开瑞典、弗里斯等地区的农民构成单独的阶级外，大陆各国的居民几乎都统称为第三等级，他们在享有特权的贵族面前，始终处于生就低贱的地位。

    等级的分立尚不足以概括社会阶梯的全貌。出于某种经济的或政治的考虑，国家不仅对某些省市，而且对每个等级中的某些集团，宽容地给予“豁免”或“自由”的特权。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国家维护行会组织，而行会原则从上到下都建立在权利不平等的基础之上。

    在西欧，尤其在法国，动产的实力和资产阶级的能力在不断增长，平民阶级在获得解放，生产劳动、创造智慧和科学知识的优先地位更趋明显，这些演变破坏了旧的社会结构。

    但是，在这方面，英国仍然不同于大陆各国。几个世纪以来，历史环境（岛国的地位至少可以对此作出局部的解释）使英国社会具有独特的性质，随后的经济高涨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些特性。

    一、教士

    君权神授的传统使国王和教会互相依赖，国王强制他的臣民信奉宗教。正统的教会拥有举行宗教仪式和从事民事登记的特权，它主持教育和济贫事业，并控制人的精神活动。除了强制和信仰这两个因素外，教会的影响还在于它拥有土地和收取什一税。教士不仅是三个等级中的第一等级，而且是一个由其自身的等级制和纪律所牢固地统一起来的、并由其特殊的集会和法庭所严格地组织起来的“群体”。

    然而，凡在胜利地进行了宗教改革的地区，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被削弱了。在各基督教国家，担任教会首领的国王把牧师当作自己的附庸；即使在主教出席议会的英国，国教也不再能任意“召集”教徒举行集会。教会的财产已部分地世俗化了，教士的苦修生活已经被取消。独立思考精神使教会内部派别林立。教会容许派别的存在，但还没有实行完全的信仰自由：非国教的新教徒受到种种限制，天主教徒则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只是勉强维持基督徒之间的社会联系；至于对犹太人和无神论者，当然是一概排斥的。最后，由大学培养的牧师浸透了理性主义思想。这个变化激起了神秘论者的反对，造成了宗教狂热的“复苏”和反扑。但这个变化并非毫无好处，教会在失去世界统一的宗教领袖以后，开始在各个国家里同正在形成的民族感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教会为顺应思想的潮流，甚至把教义降低到象征的地位。从此，教会便很少同国家发生冲突，并在社会上保持着伦理的影响。在俄国，沙皇同时是东正教的教主，叶卡特琳娜二世强迫教会把大部分财产交给世俗当局。拥有大量异族居民的俄罗斯帝国听任各民族信仰自己特殊的宗教，仅仅禁止东正教徒改宗其他宗教或转向异端。

    在依旧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情形便不同了。教会保留着自己的财产、特权和独立的组织。法国教会只同意给国王无偿的赠与，赠款由教会自行征集。德国的红衣主教、主教和教士，如同意大利的教皇一样，是世俗的君主。教义在原则上仍保持统一，诉诸教皇是教会对抗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情形在法国革命时将可以看到。

    许多人怀有幻想，以为教会的衰落预示着灭亡。教皇的威信在下降。波旁王朝已强迫教皇取消了耶稣会的秘密组织。根据传统，英国国教不得觊觎世俗权力，它的权威仅限于教士的范围之内，国王不受它的约束。约瑟夫二世制订了详尽的规章限制天主教组织，庇护六世竟不敢与他决裂。事实上，信仰褊狭已有所缓和，宗教裁判所只在西班牙尚能猖獗。人们逐渐把神甫看作是从事伦理教育的公职人员，希望解除神甫对教育和济贫事业的领导，以便刷新教会的面貌。对修道士的敌视，首先对隐修士的敌视，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此外，教会内部似乎也在解体。主教们程度不同地要维护对教廷的独立，英格兰国教的情形更加突出。德国的费布朗尼乌运动也朝同一个方向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久前召开的艾姆斯主教会议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意大利，李奇主教领导下的皮斯托亚教区会议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李奇的主张在法国教士中有一定的影响。教皇至上主义者指责这些顽固分子怀有冉森主义的打算，这就意味着，统一教义并不比执行纪律容易。

    教士在各国都只占居民的极少数。据一般估计，法国约有十三万名教士，其中担任世俗职务和教职的各占一半。从社会的角度看，财富使天主教会的影响和团结受到损害。教皇如果同国王发生冲突，就有丧失他在所在国的财产的危险。贵族们把他们的子弟安插在主教、副主教、本堂神甫的要职上；低级教士和教徒们纷纷抱怨教会的钱财被人挪用。教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而是一个等级，其中贵族和平民各占半数。真正的贵族是拥有封号的贵族。

    二、贵族

    贵族在大陆各国构成一个等级，往往也是一个群体，但在法国并非如此。贵族世家载入封册，享有特权，不得纡尊降贵。采邑分封制依然存在，封臣向宗主逐级缴纳贡赋，保持世袭的主奴关系。凡在国王允许平民取得封地的国家，往往向平民征收一种特别的捐税，这在法国叫做“采邑捐”。贵族有自己的习俗，其突出的表现是长子权。贵族在其领地内不但主管村庄中部分的司法和公安事务，而且享有某些荣誉性特权，以及从事狩猎、开设磨坊、征收捐税、征用劳役、使用农奴等垄断权（这种情形在东欧和中欧尤其突出），还有由贡赋所体现的对土地的名符其实的领有权。贵族还保留一个庄园，或者自己直接经营，或者出租给他人经营。

    贵族是世袭的；在原则上讲，出身决定贵族的地位；为保持血统的纯洁，贵族必须门当户对才能通婚。他们自认为与“卑劣的”平民血统不同，即使在生活方式上也注意显示自己的高贵。他们身佩长剑，毕生以征战为业，或者辅佐国王，出任大臣、总督、特使或巡按使等要职。彼得大帝为迫使贵族就范，笼络他们担任世袭的官职。有的贵族子弟被安插在教会。但是，如果他们屈尊下就或经商谋利，那便是败坏了门风。柯尔培尔曾把海外贸易算作例外，但这没有产生很大的效果。在金钱的有力推动下，经济的飞速发展给封建贵族带来了灾难。他们不再能从战争中夺得战利品和赔款，相反却随着物价的上涨、生活的日益奢侈和遗产的分割，祖业变得越来越小了。于是，在贵族内部产生了财产和生活条件的极端不平衡；贵族的成员在减少，但资产者很久以来一直在贵族队伍中填补空额。

    很早以来，国王就有把他的大臣晋升为贵族的权力。为了增加收入，国王把他在行政、司法、财务和军事方面的部分权力作价出让，同时也让贵族担任某些要职，借以抬高官职的价格。例如在法国，捐纳官职是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由此产生了一些担任行政和市镇官职或徒具其名的长袍贵族，他们的职位或者是世袭的、或者只及个人，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传给后代。这些新贵族通过婚姻和职业联系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用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加强着统治者的力量，并且狂热地把统治者的气派、傲慢和偏见接受下来。但他们同时也改变着统治者的精神状态，并使之资产阶级化。佩剑贵族仍然专一地从事作战，但他们如今出外打仗，不再是出于他们的爱好，而是根据国王的命令和履行自己的义务。

    越是接近东欧，经济发展越是缓慢，资产者晋升贵族的机会也越少；捐纳官职根本不存在，统治者保持着紧密的团结。因此，根据不同的国家，贵族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态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在中欧和东欧国家，由于资产阶级人数较少，贵族主要对国王的权威十分眼红。在西欧，特别在法国，贵族同时与国王和资产阶级相对立，一方面对压制他们的王权深怀忌恨，另方面又对咄咄逼人的新兴资产阶级拼命排斥。贵族的人数的确不多，但历来对他们人数的各种估计之间分歧甚大，比对教士人数的估计分歧更大。西哀士认为法国约有十一万名贵族，他大概只算了世袭贵族，非世袭贵族肯定不包括在内。

    三、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既不是等级，又不是群体，而是法国人所说的第三等级中最富有和最能干的那部分人。资产阶级在联合省早已占着压倒的优势，随着经济的高涨，他们在法国的地位也大大加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形就远不如法国，在中欧和东欧则更差。资产者来自社会的基层，少数农民和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和积蓄，以及主要靠商业投机的运气，爬上了这个位置，中间商总是比生产者更容易和更快地发财致富。

    资产阶级的组成成分远不是那么整齐划一。严格地说，自认为是资产者的那些人无非是少数发了财的平民，他们可以不用做工而靠自己的财产过着贵族式的生活，这些财产或者是土地，或者是年金，少数是动产。他们勉强能接受与以下两个集团的成员为伍，但要求这些人必须同样有钱，而且毫无例外地不从事体力劳动，只担任官职或领导职务。

    在这两个集团中，最团结和最稳固的集团是国王的官吏，他们也是整个民族中最有文化的集团。他们在法国人多势众，由于官职是用金钱买来的，官员对王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他们根据自己的职务，分别在审判所、税务所和财务所组成维护自己特权的集团。随着一部分官吏晋升为贵族，资产阶级同官吏中的长袍贵族的交往日益密切。另方面，附属于这些机构的许多法律界人士————公证人、检察官、执达吏、还有自成系统的律师————也购买自己的职务。于是便形成了一个中间阶级，在金钱的保证下，通过中间阶级的途径达到提高社会地位的目的就完全可能了。在其他自由职业者中间，只有少数著名的医生、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才能跻身他们的行列，但始终以收入相称为条件。否则，他们即使能进入沙龙（至少在法国是如此），却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

    另一个集团包括金融家和实业家，他们的名望较低，却往往更加有钱。包税人、王家采办和王家供奉等为国家效力的金融家地位较高，有的甚至晋升贵族，信奉新教的外国人奈克尔被提拔当了大臣。造船主、批发商、制造商的人数虽多，但势力不大。在某些城市中，他们以商会或商事法院为依托，制造商也加入本行业的行会。旧制度下的这个资产阶级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同贵族一样，只占居民中的极少数。行会组织在排外性方面与贵族完全相同。库尔诺写道，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种种蔑视”阻碍了团结；而每个资产者历来都梦想跻于上等阶级的行列。在法国，他们的地位如今已上升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政府开始把他们同仍然富有的贵族一起统称为“缙绅”，这个由金钱创造的和打破了门第隔阂的社会范畴已经构成现代的资产阶级。

    然而，未来却为这些不同的成分准备着不同的命运。旧制度下过着“贵族式”生活的资产阶级将如同贵族一样在大革命中受到损害。至于官吏和自由职业者，他们从十六世纪以来提供了大多数科学研究和启蒙哲学的大师；与此同时，履行公职和经营产业使他们学会了管理行政事务和发号施令，这为他们即将领导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然而，由于他们省吃俭用，并把积蓄用于地产投资，他们毕竟也有了一笔财产，因而在大动乱中不免受累。总之，同金融家和商人相比，他们从革命中得到的利益较少。唯利是图的金融家和商人拼命地扩展他们的势力，他们只看到新思想和新变革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实际上，资本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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