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菠萝园里的生命泉

    樱花雨

    箱根遍地都是温泉，山水又秀气，不去洗一回温泉，是不能算到了日本的。春三月，我偷闲去玩了两天。像庐湖，像白头的富士山投在湖里的倒影，一一都领略过了，便坐悬空缆车下到一条名叫岛堂的谷底，宿到一家旅舍里。这家旅舍造得曲榭回廊，十分精巧，屋里陈设着几色古玩，纯粹是日本风味。我换上一领宽袍大袖的和服，洗了洗温泉，去去满身的风尘，一个名叫君子的姑娘便用托盘端来晚餐。

    君子穿着一身天蓝色的“着物”，文文静静的，眉目挺淳厚。她跪在席子上，替我们添茶添饭，特意劝我尝尝玉色小瓷碗里的几片生鱼，说是才不一会儿，那金枪鱼还是活的呢。我蘸着酱油吃了两片生鱼，味儿很香，实在好吃。

    君子忽然轻轻叹口气说：“你们都是很正经的好人啊。”

    我不大明白她的意思。君子柔声说：“你们不像别人，来了就喝酒，就胡闹。”

    我问道：“你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吗？”

    君子含笑说：“知道，所以你们才这样好，也不欺负人。”

    我就问：“还有人欺负你吗？”

    君子低下眼睛说：“我们当下女的，谁都瞧不起，谁愿意欺负就欺负。一见了美国兵更吓死人。”

    “美国兵多不多？”

    “好像不少，连富士山都有美军的射击场呢。我的家在横须贺，本来是美国海军基地，你没见那些美国兵啊，横行霸道，比狼都恶。”

    “那些恶狼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

    这一问，君子迟疑起来。她侧着耳朵听听纸门外边，想说又咽住，最后支支吾吾说：“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我也不大清楚。一见美国兵，吓得你魂儿都飞了，躲都躲不迭，谁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

    我不禁望着她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君子的脸色忽然一变，显得怪凄凉的，半天才像自言自语地说：“死了，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说着她的眼直瞪瞪地望着窗外，默不作声。

    窗外正是一片黄昏景色，对面山坡上的松树林子浮起一层苍苍茫茫的烟雾。起了大风，从山顶压到谷底，四处横冲直撞，震得窗户嘎啷嘎啷响。

    君子勉强一笑，有意改变话题说：“起风了，该下雨了。这儿的风景本来是很美的：春天对山有樱花，秋天满山都是红叶，跟画一样。今年落了场春雪，樱花受了寒，到现在还没开。这一场风雨，只怕樱花开不好了。”

    我便问道：“樱花最盛能开几天？”

    君子说：“也不过几天。有时正在盛开，一夜暴风雨，就谢了。”说着，她的脸上又露出一丝淡淡的哀愁。

    我听说日本人常常把生命比做樱花，悲叹生命的短促。君子的凄苦神情，也许是惋惜自己零落的青春，也许是不能忘记自己痛苦的身世吧？这个善良的日本姑娘到底有一段怎样伤心的历史，她有点怕，不敢说。不说也想象得出。她的遭遇无非是当前日本人民常常遭遇的，她的痛苦必然也是当前日本人民共同的痛苦。

    我来到日本不久，听的不多，见的不广，但在那五光十色、纸醉金迷的纷乱生活中，有些事物给我的刺激特别深。一位知心的日本朋友曾经问我对日本的印象，我说日本有四多。哪四多呢？车祸多，广告多，保险公司多，当铺多。每逢我在热闹的通衢大道看见车祸牌子上标明每天大量伤亡的人数，真有点触目惊心。每逢我望见空中的气球广告，夜市上离奇古怪的霓虹灯广告，像东京银座一座大楼的屋顶上蹲着只大猫头鹰，两只眼睛不停地转着，转着转着闭上一只，做出调皮的模样儿，我觉得自己好像掉到一座烂泥塘里，到处是一片混乱。但是，当我看见火灾、生命一类保险公司的广告，特别是在深夜，当我远远望见偏僻小巷里亮起一块写着朱红色“质”字的招牌，就有一股阴惨惨的冷风扑到我脸上，我想象得出日本人民在那畸形的繁华后面，生活命运有多么悲惨。

    我指出这四多，那位日本朋友却说：“还得加上一多：美军基地多————这是日本人民一切灾难的主要根源。”接着他告诉我，根据医生的说法，在病态的日本社会里，有两种病最可怕。一种是许多青春少女遭到美军的奸污，怀了孕，打胎后营养太坏，生活憔悴，因而转成癌症。另一种是许多人受到生活的压迫，时时刻刻精神极度紧张，害怕失业，害怕挨饿，劳累又过度，久而久之，便得了精神癫痫症，一发作，什么样可怕的事都干得出来。

    在这样千疮百孔的社会里，日本人民的命运是不难想象的，又何必深追君子个人的惨史呢。君子的苦难应该是有时代性的，可惜在君子身上，我却看不见日本人民那种大无畏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翻江倒海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中，也表现在当前的春季斗争中。君子是那样胆怯，那样柔弱，看不见自己的明天，更看不见日本的未来。

    这一宿，我躺在岛堂的温泉旅舍里，从君子想到日本，想的很多，翻来覆去睡不稳。日本人叫温泉是地狱，也许我真睡在地狱边上呢。

    后来我终于睡着，赶一醒，天大亮了，耳边响着一片潇潇洒洒的声音。君子含着微笑，拉开纸门，慢静静地走进屋子，推开挡窗的木板，窗外正落着春雨。我朝对山一望，山脚一带浮着白色，好像是积雪，不觉惊讶地问道：“是下雪还是下雨呀？”

    君子温柔地笑道：“是下雨。你看对山，经过这一夜风雨，樱花都催得咧开嘴了。”

    对山那一片白色，原来是半开的樱花。

    吃完早饭，我们收拾好行李，准备坐悬空缆车出谷去。电灯一下子灭了，停电了，缆车挂在半空中，也不能动，急得上头的游客乱叫唤。

    君子忍不住自言自语悄悄说：“敢许是罢工吧？”从她那对柔和的眼睛里，我瞟见有两点火花跳出来。想不到在这个怯生生的心灵里，也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昨夜是我错看她了。

    我倒不急着出谷，索性站到窗前，望着对山乍开的樱花。风雨能摧残樱花，但是冲风冒雨，樱花不是也能舒开笑脸么？赶明儿，风雨消歇，那霜雪也似的花儿该开得多么美，多么盛啊。如果樱花可以象征日本人民，这风雨中开放的樱花，才真是日本人民的象征。

    野茫茫

    锡兰小说家罗特纳是个灵俏人，开起车来轱辘不沾地似的，沿着碧蓝的印度洋朝南飞跑。扑面是看不尽的热带景色。柳麻长得正旺，腰果树、面包树已经结果，那“沙漠的甘蔗”枝叶这样肥大，扎上个眼，流出的液汁足可以消除一个走在荒漠里的旅人的干渴。最多的还是椰子树，刚开花，一穗一穗挑在树梢上，好像是羊脂玉雕成的。有人正在树上采花，采完一棵，踏着椰子树之间悬空高吊着的椰子绳，灵巧地走到另一棵树上，那颤动的步态，真叫看的人替他捏着把汗。罗特纳告诉我说，采下的花可以酿造一种很醇的酒，叫阿拉克。我喝过，确实是好酒。

    且慢，我还没点清楚，罗特纳正带我去游“国家公园”呢。这去处不是好玩的。就在锡兰岛尽东南角上，好一片莽莽苍苍的大丛林，里头盘踞着各种飞禽走兽。也不知是谁独出心裁，把这一带划作“公园”，不许射猎，只许坐着汽车进去，碰巧了，你会看见千奇百怪的荒野生活。可不能下车，小心野兽会伤害人。有一回，一个摄影师想拍电影，悄悄藏到草丛后面，不想惊动了一头正吃草的大象。那大象直奔过来，一伸鼻子卷起摄影师，摔到脚下，轻轻一踩，人都扁了。尽管这样，还是不断有人抱着好奇心，想来领略一番野兽世界的生活。当天晚上，我们已进入森林地带，宿在荒村野坡的一家客舍里。椰子树梢上挂着一弯月牙，蝙蝠像影子似的从眼前掠来掠去，夜气里漫着好大一股野味。罗特纳说野兽只在夜间出来活动，太阳一高，大都要躲到丛莽深处睡觉去，就不容易碰见。我们想在清早赶进“公园”，天傍亮，就出发了。月色朦胧里，我发觉这一带有古庙，有宝塔，有残柱废墟，有古代遗留下来的人工湖。这哪里是什么荒村野坡？原来是一座深藏在大森林里的古城。

    转眼到了“国家公园”。倒也有个栅栏门，标志着起点。里头便是密得不透缝的丛莽，无边无际，汽车只能钻进丛莽里开辟出来的小路慢慢走，说话都得低低的，怕惊了野兽。车里多了个人，是当地的向导，叫皮雅达萨。年纪五十以上了，装束还保持着老样式：脑后挽着个纂，腰下系着条裙子模样的“纱笼”。只看背影，不看他那嘴花白胡子，也许会误以为他是位老年妇女呢。我猜想：他年轻时候必然好勇斗狠，后脖颈子才留下条类似刀砍的伤疤。

    车子走了半晌，不见飞禽走兽的踪影。我悄声问道：“你想我们能看见野兽么？”

    老皮雅达萨的眼睛搜索着两边的密林，微笑着说：“这要看野兽高不高兴见客了。有时出来很多，有时影儿也不露。”

    罗特纳又急又快地说：“客人老远从中国来，不出来会会，可有点失礼。”刚说到这儿，有什么东西从车轱辘旁边跳出来，飕飕爬进一片浅黄深紫的野花丛里。这是只二尺来长的大蜥蜴，胖得颟里颟顸的，动作却异常敏捷。

    罗特纳压低嗓子喊：“看！报幕的出场了，下边该有新奇的表演吧？”

    也不见什么特别新奇的玩意儿。只是在这野茫茫的大自然里，看看各种禽兽富有性格的神态，倒也别有趣味。

    孔雀一亮相，瞧它昂着脖子，拖着金碧闪闪的长翎子，显得又矜持，又傲气。一只彩色蝴蝶翩翩飞舞着。那孔雀上去就鹐，没鹐着，亮开尾巴叫了几声，还忌妒人家的美呢。最爱吃眼镜蛇的獠想不到会那样神经质，听见一星半点声响，急急惶惶地乱窜。树丛里闪着一对机灵的大眼，又是什么呢？风吹树摇，现出一只漂亮的梅花鹿。这胆怯的小物件紧端量着汽车，丝毫不怕。有什么可怕呢？无非是一只大爬虫，生就一副丑模样，看了好笑。丛林里没有比这大爬虫再老实的了，连小鸟都不怕它。一只叫吉勒勒的鸟儿伏在沙窝里，汽车停在旁边，它站起来，走了几步，歪着头，转着小眼，也不飞。沙窝里平摆着四颗有花纹的小蛋。汽车一开动，吉勒勒又伏到蛋上，尽它做母亲的天职。

    凡有水草的地方，各种野兽都常来。老皮雅达萨引我们来到一处，湖面上浮满雪一般的睡莲花。三三两两的野牛正在岸上悠闲自在地吃草，望都不望我们，那神气仿佛是说：“我不惹你，你可也别惹我。”一只翠鸟站在睡莲叶上饮了几口水，抖抖翅膀飞起来，落在湖边一段烂木头梢上。那木头忽然活了，一下子把翠鸟吞进去。竟是条阴险的鳄鱼，惯会这样趴在太阳地里，张着血盆般的嘴，连续几小时纹丝儿不动，装得像木头一样，可怜的翠鸟竟落到它的嘴里。

    金钱豹也来饮水了，听见汽车响，一纵身跳到岩石上，回头望着汽车龇了龇牙，尾巴一甩不见影了。成群的小野猪惊惊惶惶从树林子里逃出来，逃到母野猪的胯裆下。母野猪耸起脖子上的刚毛，样子蛮得很，准备迎击敌人。敌人却不见。该是那金钱豹吧？也许是蛇。听说大蛇有海碗粗，连母野猪也吞得下去。

    老皮雅达萨领我们东转西转，见的野物就更多。一会是豺狗，一会是嘴大得出奇的鹈鹕，一会又是别的什么，争着现出色相来。我们心里却总不满足，好像缺点什么。是缺点什么。到处只见象粪，却一直没见着那森林之王————大象。

    前面停着另一辆汽车，窗里伸出只手，朝我们紧摆，叫我们停下。我们停下了，手还是摆，叫把汽车的火也灭了，半点声息不许有。就在一百多步远的地方，一片树木乱摇乱晃，接着，一棵树唿喳地倒下去，露出一头大象，扇着耳朵，卷起倒下那树的嫩叶，慢吞吞地咀嚼着。这种树叫“狄柯尔”，类似棕榈，象最爱吃，有时干脆把树拱倒，逍遥自在地饱餐一顿。那象吃得好香，什么都忘了。我看得发呆，也什么都忘了，连自己也忘了，仿佛这正是上古的洪荒时代，人类还不存在，眼前只是一片荒凉原始的大自然。

    大象吃得心满意足，打了个响鼻，慢吞吞地迈进更深的森林里去。我们这才清醒过来，悄悄开动车，三转两转，来到一条阴沉沉的河边。

    皮雅达萨说：“下车玩玩吧。这里下车不要紧，可以松口气。”

    这条河名叫猛尼克，河对岸更荒野，兽类更多，人是绝对不许过去的。河水又浑又急，两岸长满盘根错节的古树，把那条河遮得冷森森的。猴子藏在树叶里怪声大叫，好像故意吓唬人。蓦然间会有一枝冷箭嗖地从你头顶飞过去，却又看不清是从什么地方射来，射到什么地方去了。

    皮雅达萨仰起脸说：“这是飞鼠————调皮的小物件。”

    河边的老树身上刻满许多英美人的名字，有的还是上一个世纪的。我就问道：“这地方建立有多少年了？”

    罗特纳眨了眨眼答道：“一百多年了，还是英国占领锡兰后建立的呢。”

    我忍不住说：“哎！殖民主义者真会寻欢作乐，把一片人迹不到的大森林划作‘公园’，亏他们想得出。”

    罗特纳的右眼眉梢轻轻一扬说：“这哪里是什么人迹不到的大森林！古时候，这是我们民族很重要的后方。从古以来，我们常常受外来民族的侵略，抗抵不住，就退到这一带大森林里，集合人马，重新武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反攻，收复自己的国土。历史上已经多次这样了。你今天早晨不是路过一座古城么？那是我们古代‘穆葛麻’王朝首府的遗址，足有两千年的历史，一边面临印度洋，一边是森林，当年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噢了一声说：“他们把这一带划作‘公园’，当年一定还驻扎着军队，是不是防止你们民族利用这一带重新复兴？”

    罗特纳机敏地一笑说：“他们从来不这样讲。只讲：应该爱护野兽，禁止打猎，给予野兽自由。这是人道主义的表现。野兽有了自由，锡兰人却失去自由。不信你看————”说着他指了指老向导后脖颈子的伤疤，继续说：“他就差一点变成牺牲品。”我问道：“是刀砍的吗？”

    老皮雅达萨摸着脖子说：“不是，是叫野兽咬的。也不是在这里。我到这里来当向导，还是独立以后。早些年，我家里有一小块地，种点庄稼。英国人开辟茶园，硬要收买去。我不依，照样下地播种。他们就放出狼狗，扑到我背上，咬住我的脖子。英国人站在地高头冷笑着问：‘你让不让出地来？不让，咬断你的脖子。’那种暗无天日的年月，又有什么理好讲？地到底叫人夺去，从此我就四处流落……”

    罗特纳冷冷地说：“你听，这就是他们的文明。对野兽，他们讲人道主义；对人，干的却净是兽道主义。”

    太阳移到当空，丛莽里闷热得很。近处有一片草泽地，落下大群的野鹤，有的红头红腿，有的黑头黑腿，一齐用长嘴在水草里乱捣，捣的青蛙或者小鱼腾空跳出水草，正好叫野鹤一口接住吞下去。

    罗特纳看看手表说：“野鹤都吃午餐了，我们也该出去吃饭啦。”大家便坐上车，开出“公园”，别了老向导，奔着那座古城驰去。前后在野兽世界转了五个小时，我的神智弄得有点奇怪，看见耕地的水牛，疑心是野牛，看见农家门口卧着的狗，也当是豺狗————仿佛什么都是野的。对面开来一辆汽车，里头坐着几个军人，放肆地高声谈笑，一听就知道是美国人。奇怪，我也觉得他们都是野兽。

    罗特纳锋利地一笑说：“你这种错觉，对野兽未免不敬。野兽你不惹它，可不一定伤人啊。”

    菠萝园

    莽莽苍苍的西非洲大陆又摆在我的眼前。我觉得这不是大陆，简直是个望不见头脚的巨人，黑凛凛的，横躺在大西洋边上。瞧那肥壮的黑土，不就是巨人浑身疙疙瘩瘩的怪肉？那绿森森的密林丛莽就是浑身的毛发，而那纵横的急流大河正是一些隆起的血管，里面流着掀腾翻滚的热血。谁知道在那漆黑发亮的皮肤下，潜藏着多么旺盛的生命。我已经三到西非，这是第二次到几内亚了。我却不能完全认出几内亚的面目来。非洲巨人正在成长，每时每刻都在往高里拔，往壮里长，改变着自己的形景神态。几内亚自然也在展翅飞腾，长得越发雄健了。可惜我没有那种手笔，能把几内亚整个崭新的面貌勾画出来。勾几笔淡墨侧影也许还可以。现在试试看。

    离科纳克里五十公里左右有座城镇叫高雅，围着城镇多是高大的芒果树，叶子密得不透缝，热风一吹，好像一片翻腾起伏的绿云。芒果正熟，一颗一颗，金黄鲜美，熟透了自落下来，不小心能打伤人。我们到高雅却不是来看芒果，是来看菠萝园的。从高雅横插出去，眼前展开一片荒野无边的棕榈林，间杂着各种叫不出名儿的野树，看样子，还很少有人类的手触动过的痕迹。偶然间也会在棕榈树下露出一个黑蘑菇似的圆顶小草屋，当地苏苏语叫作“塞海邦赫”，是很适合热带气候的房屋，住在里边，多毒的太阳，多大的暴雨，也不怎么觉得。渐渐进入山地，棕榈林忽然间一刀斩断，我们的车子突出森林的重围，来到一片豁朗开阔的盆地，一眼望不到头。这景象，着实使我一愣。

    一辆吉普车刚巧对面开来，一下子煞住，有人扬了扬手高声说：“欢迎啊，中国朋友。”接着跳下车来。

    这是个不满三十岁的人，戴着顶浅褐色丝绒小帽，昂着头，模样儿很精干，也很自信。他叫董卡拉，是菠萝园的主任，特意来迎我们的。

    董卡拉伸手朝前面指着说：“请看看吧，这就是我们的菠萝园，是我们自己用双手开辟出来的。如果两年前你到这里来啊……”

    这里原是险恶荒野的丛莽，不见人烟，盘踞着猴子一类的野兽。一九六〇年七月起，来了一批人，又来了一批人……使用着斧子、镰刀等类简单的工具，动手开辟森林。他们砍倒棕榈，斩断荆棘，烧毁野林，翻掘着黑红色的肥土。荆棘刺破他们的手脚，滴着血水；烈日烧焦他们的皮肉，流着汗水。血汗渗进土里，终于培养出今天来。

    今天啊，请看看吧，一马平川，足有几百公顷新开垦出来的土地，栽满千丛万丛肥壮的菠萝。菠萝丛里，处处闪动着大红大紫的人影，在做什么呢？

    都是工人，多半是男的，也有女的，一律喜欢穿颜色浓艳的衣裳。他们背着中国造的喷雾器，前身系着条粗麻布围裙，穿插在叶子尖得像剑的菠萝棵子里，挨着棵往菠萝心里注进一种灰药水。

    董卡拉解释说：“这是催花。一灌药，花儿开得快，结果也结得早。”

    惭愧得很，我还从来没见过菠萝花呢。很想看看。董卡拉合拢两手比了比，比得有绣球花那么大，说花色是黄的，一会儿指给我看。可是转来转去，始终不见一朵花。我想：刚催花，也许还不到花期。

    其实菠萝并没有十分固定的花期。这边催花，另一处却在收成。我们来到一片棕榈树下，树荫里堆着小山似的鲜菠萝，金煌煌的，好一股喷鼻子的香味。近处田野里飘着彩色的衣衫，闪着月牙般的镰刀，不少人正在收割果实。

    一个穿着火红衬衫的青年削好一个菠萝，硬塞到我手里，笑着说：“好吧，好朋友，你尝尝有多甜。要知道，这是我们头一次的收成啊。”

    那菠萝又大又鲜，咬一口，真甜，浓汁顺着我的嘴角往下淌。我笑，围着我的工人笑得更甜。请想想，前年开辟，去年栽种，经历过多少艰难劳苦，今年终于结了果，还是头一批果实。他们怎能不乐？我吃着菠萝，分享到他们心里的甜味，自然也乐。

    不知怎的，我却觉得这许多青年不是在收成，是在催花，像那些背着喷雾器的人一样在催花。不仅这样。我走到一座小型水库前，许多人正在修坝蓄水，准备干旱时浇灌菠萝。我觉得，他们也是在催花。我又走到正在修建当中的工人城，看着工人砌砖，我又想起那些催花的人。我走得更远，望见另一些人在继续开垦荒地，扩大菠萝田。地里烧着砍倒的棕榈断木，冒着带点辣味的青烟。这烟，好像也在催花。难道不是这样么？这许许多多人，以及几内亚整个人民，他们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岂不都是催花使者，正在催动自己的祖国开出更艳的花，结出更鲜的果。

    菠萝园四周是山。有一座山峰十分峭拔，跟刀削的一样，叫“钢钢山”。据说很古很古以前，几内亚人民的祖先刚从内地来到大西洋沿岸时，一个叫“钢钢狄”的勇士首先爬上这山的顶峰，因此山便得了名。勇敢的祖先便有勇敢的子孙。今天在几内亚，谁能数得清究竟有多少“钢钢狄”，胸怀壮志，正从四面八方攀登顶峰呢。

    晚潮急

    一场热带的豪雨刚过，汹汹涌涌的大西洋霎时洒满千万点金星，云破处，却见一轮明月高悬当头。雨季到了尾声，正是非洲十月的夜晚。海风袭来，沿岸的椰子树抖着大叶子，发出一片萧萧瑟瑟的沙声。论风景，这一带美到极点，尤其是眼前那座岛屿，半遮半掩在波光月影里，周身披满羽毛也似的杂树，翠盈盈的，蒙着层怪神秘的色彩。

    靠岸不远泊着一条远洋轮船，船上的灯火亮堂堂的，断断续续飘来狂热的摇摆舞曲。这使我想起梅里美的小说《塔曼戈》，没准儿这条船就是“希望号”呢，新驶进几内亚湾，前来贩运奴隶。我恍恍惚惚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我的眼前幻出一长串赤身露体的黑人，戴着镣铐，被人强把他们跟自己的家庭骨肉撕开，赶往不可知的命运里去。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幻梦里惊醒。来的是葛伯勒先生，是我今晚上专程等候的客人。葛伯勒是个很矜持的人，留着一部连鬓胡须，两只沉思的大眼显得十分诚恳。他性情比较沉静，可是一握手，一笑，特别是那闪耀的眼神，处处透露出他内心里那股烈焰腾腾的热情。我跟他相识已经好几年。他身上有时湿透非洲的热雨，有时挂着寒带的霜雪，有时又满披亚洲的风尘，四处奔波，从来不见他露出一丝半点疲倦的神色。他有祖国，却不能明着回到他的祖国去。他的祖国是所谓葡属几内亚。他竭尽精力，奔走呼号，在国内发动起生死的斗争。他就是这斗争的首领之一。

    葛伯勒见我屋里暗沉沉的，问道：“灯坏了吗？”

    我说：“没坏。一开灯，我怕把先来的客人赶走了。你看满屋的月色多好，把它赶走岂不可惜？”

    葛伯勒动手把椅子搬到露台的月色里，坐下，一边含笑说：“你倒有诗人的气质，也许你正沉到诗境里去了吧？”

    我笑笑说：“不是诗境，是沉到一篇小说的境界里去，我正想象着早年非洲的痛苦。”

    葛伯勒说：“你眼前还摆着另一部小说，知不知道？你该看过英国斯蒂文森的小说《金银岛》吧，那金银岛不在别处，就是那儿。”说着他指了指眼前那烟月笼罩着的岛子。

    这倒是件新鲜事儿。想不到那绝美的岛子，竟是斯蒂文森描写的西方恶棍凶汉争财夺命的地方。这也可见当年殖民主义者怎样把大好非洲，整个浸到血污里去。幸好今天的金银岛，再不容西方海盗们横行霸道了。

    葛伯勒含有深意地说：“不幸的是西方海盗横行霸道的日子，并没完全过去。我们祖国的人民，今天不是照样戴着奴隶的镣铐吗？”

    这提醒我想到昨天在他家里碰见的事情。昨天下午我去看他。他的住处藏在一片可可树的浓荫里，满清静的。几个青年人正坐在廊下，聚精会神地编写什么宣传品。廊角里堆着几捆印刷品，散发着一股新鲜的油墨味。

    葛伯勒恰好在屋里跟人谈话，见我来了，忙着招呼我，却不给我介绍那位朋友。这是一个生得俊美的青年，长着一头好看的鬈发，上身穿着件火红色衬衫，不知几度湿透了汗，衬衫上处处是一圈一圈的汗渍。他歪着身子半躺在一张藤椅里，绷着脸，神情显得有点紧张。我觉察出他们正在讨论什么严重的事情，坐一会儿想要告辞。

    葛伯勒按住我说：“慌什么，多谈谈嘛。今年夏天我们有位同志参加过和平与裁军大会，回来还谈起你呢。”

    我又问道：“也谈起会议吧？”

    葛伯勒沉吟着，慢慢说：“谈是谈起过。说实话，谁不想望和平啊，我也想望。请想想，我们离乡背井，流亡在异国他乡，会不渴望着和平生活么？我有时夜间做梦，梦见回到自己的家乡，见到自己的亲人，欢喜得心都发颤。赶一醒，是个梦，难受得透不出气。唉！唉！几时我才能回到祖国，回到亲人的怀里，尝到一点和平的滋味呢？————但是我们要的和平绝不是帝国主义手指缝里掉下来的和平，更不是奴隶的和平！”

    红衣青年听到这里，从一旁冷冷地说：“别谈这些了。”

    葛伯勒就说：“应该谈什么呢，你该告诉中国同志。”

    红衣青年并不开口，站起身在屋里走来走去，血气旺得很，浑身带得股非洲的泥土气息。我暗暗猜测着他的出身来历。

    终于还是葛伯勒开口说：“我们这位同志昨天晚间刚从国内赶来，过分激动，你别见怪。近些日子，葡萄牙殖民军又在我们家乡进行大逮捕了，见到可疑的人就开枪，死伤不少。我们一位同志不幸被包围在屋里。他跟殖民军整整打了一天，子弹快完了，就把最后一颗子弹送进自己的心脏里去。敌人砍掉他的头，挖出他的心，把他的尸体丢到十字路口，不许埋。隔不两天，烈士的兄弟收到一块带字的破布，这是烈士临死前蘸着血写的。他写的是：‘命你拿去，自由的灵魂却是我的！’是谁把烈士的绝笔转给他兄弟，不知道。但在殖民军里，显然有我们的朋友。这就是我们人民的志气：我们宁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宁肯为独立而牺牲，也不肯贪图一时的和平而苟且偷安。没有独立，谈得上什么和平！”

    葛伯勒的话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到此一下子煞住。屋里一时变得异常闷热，闷得要死。窗外的可可树上飞来一只叫不出名的鸟儿，张开喉咙唱起来，唱得那么婉转，那么娇滴滴的，简直唱出一片清平气象。

    红衣青年两手叉着腰，面向着窗外，忽然大声说：“葡萄牙人拿着美国武器，天天向我们射击，不起来斗争，我们能有什么活路？我们决不肯俯首帖耳，乖乖地当绵羊……”

    我不禁说：“你们不是羊，你们是非洲狮子。”就从皮包里拿出一幅中国织锦，上面绣着一头雄狮，立在山峰上，背后衬着一轮红日。我接着又说：“只是这幅小画，不能充分表示出中国人民对你们敬爱的心。”

    红衣青年几步冲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说：“谢谢你。我哥哥常告诉我，东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可惜他从来还没见过一个中国人。”

    我便说：“那就烦你把这幅雄狮转送给你哥哥吧。”

    红衣青年的手微微一颤说：“好，我一定把这幅画，跟他的血书保存在一起。”

    我一听，禁不住一把搂住红衣青年，久久不放。

    我极想多知道些葡属几内亚人民斗争的事迹，便和葛伯勒约好，第二天晚间他来看我，长谈一番。

    现在葛伯勒紧挨我坐着，黑亮的脸色映着月光，显得分外刚毅。他面对的生活是残酷的，却有兴趣谈诗，谈文学，胸襟阔朗得很。有这样胸襟的人，敌人是无法扼杀他的思想灵魂的。大西洋正涨夜潮，潮水滚滚而来，卷起一片震撼天地的吼声。葛伯勒点起支烟，缓缓地谈起他祖国的历史，他祖国的命运，他祖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斗争。……他的话音落进汹涌的潮声里，一时辨不清是葛伯勒在说话，还是晚潮在吼……

    生命泉

    这次阅历不算新奇，却也另有风趣。那时我正在坦噶尼喀的山城莫希参加一次盛会，可巧另有些人在当地开别的会，一打听，叫个什么野兽生活会。参加会的大半是欧洲绅士，他们的皮鞋后跟好像特别硬，走起路来，踏得旅馆的地板咯噔咯噔响，好威风。有人说，他们的会是讨论保护野兽的方法；也有人说，他们都是对欧洲现实社会痛心疾首的有心人，到此要研究一番大自然界原始纯真的野生活，想作为借鉴，也许能使欧洲的社会返璞归真，不至于霉烂透顶。究竟讨论什么，说实话，也实在不值得多去操心。

    这些绅士却引起我们几个朋友对野兽的兴趣。有一天早餐桌上，一位阿拉伯朋友想出个主意，要去逛逛当地著名的民族公园。在非洲莽莽苍苍的山林地带，野兽数不清数。好事者划出些地区，禁止打猎，只准坐了车去玩，这去处就叫民族公园。我在亚洲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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