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货币

这些国家中银子要排挤金子，这是不允许的。因而在1874年，法国作了限制，并且在1878年也就完全停止了自由铸制银子的做法（同样，拉丁货币联盟诸国也照样办理）。

    可见，在拉丁货币联盟诸国中，实际上已停止了复本位货币制，并采用新的货币制即所谓的劣币制 。在这些国家中，金子可以自由铸制，但是银子的铸制数量是有限的，只能视政府货币流通的需要而定。但是，旧五法郎足值银币仍然像金币一样作为法定的支付手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价值尺度呢？是金子，还是银子？因为按银子持有者的愿望，银锭不可能变为银币，所以银锭和银币之间的全部使用价值联系已经丧失掉。在这种情况下，银币的价值是用金币的价值来调节，因为在交换中，用银币可以得到金币（就像辅币的价值是用在交换中可得到的足值币价值来调节一样）。

    如果，每5法郎银币的五分之四需要支付20法郎的一块金币，那么5法郎银币的价值也就等于四分之一的20法郎的金币，因而价值尺度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金子，而银子则类似于辅币，但其本质区别在于，即采用辅币的方式受到限制，而采用足值银币方式，则不受限制。

    因此，劣币制不同于复本位制，它的价值尺度 仅仅是一种金属 即金子；而它又不同于金本位制，即法定的支付手段 （无限制）则是两种金属的货币 ，或者是金币，或者是足值的银币，就像拉丁货币联盟诸国所拥有的那约达30亿法郎的货币（足值银）。

    一方面，在停止自由铸制银子的影响下；另一方面，又在该金属生产大量增长的影响下，国际市场上银子价格开始大幅度下跌，因而在1902年竟比黄金价格低38.15倍（后来略有上升）。整个世界划分为金币国家（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和银币国家（亚洲和南美洲）。银子价格下跌的结果是鼓励了使用银币国家的产品出口，而使用金币国家的产品在输入时得征税。例如，印度银卢比价格愈低，则从印度往欧洲输出小麦的出口商愈能收到更多的银卢比（按同一的金价计算）。同时，银卢比的价格愈低，则往印度销售自己印花布的英国棉织厂商收到的金镑愈少（按同一的银价计算）。因此，使用银币的国家在输出自己的商品方面，比使用金币的国家有更大的优势。在这个基础上，欧洲和美洲出现了一种有利于恢复复本位制的宣传倾向。凡是认为银价下跌对己不利的人，都表示赞同复本位制。例如，在美洲，银矿持有者曾是这种宣传的倡导者；在欧洲，则是地主（指望在恢复复本位制时抬高粮谷价格）以及东方的各种商品出口商。在英国，出于同样的缘故赞同复本位制的有棉织厂商。这种宣传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特别强烈，当时欧洲的工业处于极度萧条，企业主抱怨商品价格水平非常低。曾经举行过数次国际会议，讨论复本位制问题，然而都没有收到任何实效。

    但是，后来有利于复本位制的宣传逐渐地减少，现在几乎已停止。原因在于，金子完全地占居了国际市场。在1893年，印度停止了银子自由铸制，因为尽管银子价格下跌，还是有利于印度产品出口于欧洲，但是，印度国家金库因这种价格下跌曾经承受了巨大的困难，因为卢比金价愈低，则国家支付外债的卢比愈多。此外，印度存在的货币，就其对金子即欧洲货币的比率来说，在价值上是浮动的，使同欧洲的交易变得困难重重，结果迟滞了欧洲资本流向印度，而印度是缺乏这种资本的国家，非常需要它。制止自由铸制银子乃是停止卢比比值下跌的唯一的手段，此后卢比价值与银子价值之间的任何联系都被切断。日本直接从银币改用金币。金子的开采量（因发现德兰士瓦矿场）激增，现在可以认为整个世界将逐渐地改用金币，因此，国际贸易因世界各国存在各种货币而造成的困难将自然消失。目前，只有中国保持了银币。

    四、 纸币

    货币产生是作为商品交换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最能畅销的商品成为了货币。但是金属形式的货币本身就是劳动产品，而且是复杂劳动的产品；其转移同样需要劳动。金属货币是最贵重的交换工具，并且社会要耗费大部分的劳动来创造和保持这种交换工具的适应形式，而这工具又不为社会其他需要服务。

    假如能够制造这样一种货币，它对社会来说不值分文，而只是一种假定的符号，这对社会来说可能是最适宜的。纸币的宗旨也就在这里，它只是简单的纸制的符号，即象征性的货币形象，能够代替流通中的金属货币和履行其一切职能。

    严格来说，具有履行三种基本货币职能的纸制的货币符号，才能称为纸币 ，即交换工具，价值尺度和法定的支付手段。因此，纸制辅币（即被发行机构用金属货币交换来的）并不是纸币，因为兑换用的纸制辅币符号的价值是由交换中所得的硬币来确定的。只有成为交换工具和法定支付手段的非纸制的辅币符号才是 这个词的含义中的纸币 。

    瓦格纳说 [30] ，纸币要成为这种科学含义的纸币，必须具备两种特征：“一、与其他货币不能兑换性……，二、相应的国家权力机构应赋予这种纸币成为法定支付手段的特性即货币单位，换句话说，付给它以强制性的市价。”后者不是十分确切的，因为纸币可能不具有强制性的市价（强制性的市价指的是按照国家确定的市价接纳货币的指令），例如，我们的纸币仅在1812年告示上才确定有强制性的市价。“在这以前纸币的特点是，纸币的票面价格对居民来说是不一定的，而且也不必接受。纸币取得广泛的使用，仅仅是因为习惯而已 ，即纸币可以支付官款并且纸币比沉重的铜币轻便。” [31] 然而，纸币在票据债务方面却是法定的支付手段。纸币是交换工具和商品价值尺度，可见，尽管纸币没有强制性的市价，但是它毕竟是货币。

    那么，用什么来确定纸币的价值呢？纸币就其形式来看，是国家债务，或者是纸币发行机构向执票据者支付一定数额硬币所负的债务。在形式上，纸币是一种由相应的机构发行的不定期的期票。而且类似一切负债凭证的价格，首先均由对支付债务的可靠程度来确定，于是，可以想到，纸币的价值也应由那种斟酌情形而定。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负债票据的价格任何时候都不能超出票据所欠的负债数额，然而纸币的价格却可以低于或高于纸币标示的硬币额。

    例如，澳洲纸币首先用银盾标示。在1892年，澳洲银盾纸币在柏林金价为170芬尼，同时，同样重量的银锭也像银盾一样，在柏林估价为130芬尼，这样一来，银盾纸币在价格上比相应数量的银子高出31% [32] 。银盾的市价如同银盾纸币价格，过去银盾纸币市价低于银子，后来逐渐地不仅与银子平价，而且还超过了银子价并抬高了银盾价，使其市价超过同样重量的银锭价格31%（当然，在澳洲不存在铸制银子的自由）。这个例子十分清楚地表明，纸币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而不借用自己价值为债务而支付一定数额的硬币 [33] 。

    在纸币长时间存在的国家里（例如，俄国或澳洲的情况），根据纸币支付硬币的国家债务，在确定纸币价值的因素中已失去任何作用，因为这种债务不必履行，也不存在任何实际意义。纸币成为独立的价值尺度，是因为居民习惯用这种货币，并且用其测定一切商品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下，硬币甚至也成为商品，其价值用纸币测定，而不是用硬币。

    下面谈到确定纸币价值的因素时，首先必须严格地划清纸币在硬币中的价值和纸币在一般商品中的价值之间的界限 。

    通常，在纸币的价值中，硬币比同一票面价值的纸币具有较高的价值。硬币和纸币相比，前者超出的价值称为贴水。不妨举例说明，在市场上，一块金卢布可卖一卢布五十戈比的纸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取到一块金卢布而要给纸卢布添上的五十戈比就是贴水。相反，如果纸币估价高于金属货币，那么我们就遇到所谓的升水。通常在纸币流通中贴水用于硬币（即在非兑换开的纸币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比较罕见，那么用什么来确定贴水呢？

    货币数量理论的答案非常简单。根据这个理论，商品价格是由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确定的。存在纸币流通的国家中，贵金属（即硬币）就是货币。因此，硬币在纸币中的价格（即贴水）是由一个国家的纸币数量决定的：纸币数量愈大，则贴水愈多。反之亦然。纸币数量增加一倍，在相等不变的条件下，其对硬币的价值要降低一半，一般来说，纸币对硬币的价值与它们的数量成反比。按照这个观点来看，确定贴水非常简单，即增加一个国家的纸币数量便会提高金子的价格，如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但是，对贴水提高的程度如此解释是非常肤浅的，并且与事实不符。这种解释来源于上面已谈到的站不住脚的货币数量理论。纸币的历史表明，尽管增加发行纸币并且有增加贴水的趋势，但是根本谈不到它们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严格比例关系。

    我们用假定的例子来解释贴水产生的过程。假设，国家发行一亿卢布纸币以支付在国外订造的船只和大炮等等。但是，在国外，该国家的纸币不能作为支付手段，必需用金子支付给国外供货者。但是，国家没有金子，只好用纸卢布支付货款，显而易见，它的国外供货者只好接受纸卢布以便迅速兑换金子。最终纸币卢布又返回其发行国家，然而从这国家将流出的仍然是那一亿卢布硬币。

    假设纸币继续发行，那么国家的硬币将越来越被纸币代替。最终，在这个国家的流通中，硬币将分文不剩，即全部硬币被纸币所代替。在一个国家硬币被排除出流通之前，贴水的出现不具有必然性。当一个国家硬币枯竭而继续发行纸币时，情况就不同了。假设又取得一亿卢布的船只和大炮，为此就要再发行该金额的信用卢布。那么这个国家用什么来支付其国外供货者呢？须知，这个国家的黄金已经枯竭。

    一个困难的、甚至似乎不能解决的问题出现了。在一个国家里，纸币是唯一的货币，而其他国家又全然不需要它，但又必须进行支付。要解决这个难题，就要发生贴水，由于贴水的出现，国家要同国外债权人进行结算。债权人取得本国不需要的纸卢布以后，必须出售到国外去，但是须按低价出售，否则他们得不到所需的金子，因此就出现了对金子（纸币的）贴水。这种贴水使发行纸币的国家有可能按下述办法向国外供货者偿还债务。由于出现贴水，这个国家的国际流通的所有商品以当地纸币计的价格就要上涨。输入物品和输出物品的价格（以纸币计）也要上涨。但是，在该国家，输入物品价格的上涨却降低了对该物品需求，换句话说，迟滞了该商品的输入，而该国输出物品的纸币价格的上涨，使往外输出更加有利可图。这就是说，由于出现贴水，减少了由国外向该国的输入却增加了向国外的输出。国家使用输出剩余商品来偿还因用于取得国外商品而发行的纸币所造成的国外债务，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用自己的商品来支付。仅仅由于出现了贴水交易，没有硬币的国家可用商品来支付从国外购进的商品。

    我们假设，所发行的货币用于购买在国外制造的物品。但是如果这些货币用于购买当地生产的商品，那么其结果可能是相似的。例如，政府用新发行的一亿卢布在国内购买呢绒、麻布和军粮。增加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必须抬高其价格。但是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又必须减少当地产品输往国外和增加国外产品输往该国，因此，新发行的纸币从流通中排挤出相当部分的硬币。当全部硬币从一个国家流出时，再继续发行纸币就会产生贴水，根据以上所述，这种贴水将有迟滞国外输入和扩大当地商品向国外输出的趋势，因此，国家将有可能使用自己的商品来支付从国外的输入。总之，不管是将发行的纸币用于国内，还是用于购买国外生产的物品，在该国家的货币流通领域内，将发生相似的现象。

    贴水是在国际交换中而绝不是在国内形成的。因为纸币，它不是贵金属那种世界通用的货币，而是一个国家的地方货币，所以，在国际贸易中，纸币不可避免地要用硬币即贵金属进行交换，而且如果从该国家一方向国外债权者提供的这种货币愈多，则从国外债务人一方对这种货币的需求愈高，那么，当没有可能用硬币进行支付时，纸币对硬币的市价必然下跌，贴水也就必然出现。扩大发行纸币，促使贴水增加，但是，在发行纸币的数量和贴水程度之间不存在任何比例关系，因为在国际贸易中介之下，贴水形成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有时发行量小却比发行量大对国际市场产生更为强烈的影响。例如，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工业和贸易发展迅速，相应地对货币的需求增长也很快，那么，新发行的纸币会被国内流通途径耗费掉，一点不会落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新发行的纸币将丝毫不会影响贴水。相反，如果国内工业和贸易处于停滞状态，那么，即使纸币发行量不大，也能大量地增加向国外提供这些纸币，并且大幅度地增加贴水。总之，贴水是在该国收支差额（即该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支付和其他国家对该国的支付之间的比例）达到平衡所处的那种水平下形成的 [34] 。这种水平本身与纸币发行量之间没有直接比例关系。

    下面再谈另外一个问题，即用什么来确定纸币对商品的购买力？新发行的纸币通过两种办法即直接的 和间接的 办法影响商品价格。

    一方面，有了纸币，直接地 提高对用这些货币购买商品的需求，因为纸币通过金库和由金库取得薪俸的人员购买一定量的商品的途径进入流通，而任何新出现的购买力就是对商品新的需求。由于一切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作用，所以提高一类商品的价格，其趋势将使所有的商品都要提价。

    它是如此发生的，例如政府用新发行的货币购买粮食、靴鞋、呢绒、亚麻等军用商品，这同时也提高了那些生产和出售这些商品的居民阶级的购买力，而由于其购买力的提高，所以他们对其他商品需求也随之提高。

    所以，随着纸币不断的发行，通常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和工业繁荣就接踵而来。这就是为什么发行纸币在企业界中如此普遍的原因所在。但是，这种纸币发行所引起的工业增长，具有瞬时表现的性质，因为它的原因是外部条件，随着工业增长，商品价格下跌，工业停滞，因而所发行的货币离开流通，被积存在银行里。

    发行纸币借助于贴水，对商品价格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是比较稳定而持久的。由于贴水，列入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全部商品价格就会上涨。但是，贴水却间接地强烈影响着只在国内贸易中流通的商品（尽管全力表现出这一影响需要或多或少地一段较长时间）。输入和输出的物品涨价首先导致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商品涨价。其次，同外国商品进行竞争的一切国内生产的商品都要涨价，等等。一句话，最终由于贴水的缘故，一切商品都要涨价，尽管涨价的程度不一。贴水转嫁到各种不同的商品价格上，生活费用昂贵，特别是其货币收入不能与生活费用涨价按比例增长的居民阶级更为受苦。这里首先是工人，他们的工资提高会遭到很大的阻力。

    但是，似乎会产生一种错误的想法，即一切商品价格同贴水按比例上涨。贴水远远不会全部地转嫁到这些或那些商品价格上，或者甚至一点也不会转嫁（特别是在国内贸易中流通的商品价格）。贴水短暂的变动可能对价格不产生任何影响。这一点正好表示纸币不是简单的金属代用品，而是独立的货币 ，独立的价值尺度。

    纸币履行金属货币履行的那些职能，其中也包括价值尺度的职能。纸币本身的价值基础是，国家认定其作为法定的支付手段，然而，国家无力赋予它以任何法定价值，也就是说，纸币的价值是由复杂的经济过程来确定的，其实质上面已经阐述过。

    同金属货币比较，纸币最本质的弱点在于，就必要性来说，纸币不是国际通用货币，而是狭窄的地方货币，是纸币发行国家的货币。硬币的购买力丝毫不受因其转到国外而带来任何损害。相反，纸币一旦与其发行国家失去联系就完全丧失自己的购买力。因为在国家政权制定法令时，纸币的价值就被国家权力范围限定住了。因而，只有在该国家的范围，纸币才是货币。

    由于纸币超出国家的界限不再作为货币使用，所以纸币在这些界限之外就丧失了价值的稳定性，贴水变动就产生了。但是，贴水变动在某种程度上也转嫁到国家内部的价格上。因此，纸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不稳定性，也使国家内部纸币价值产生不稳定性，因为纸币在国家内部变为劣币，不能很好地履行货币的基本职能即价值尺度职能。

    但是，如果纸币是劣币的原因在于纸币是地方 货币的话，那么似乎把它变为国际通用 的货币后就能够补救这一点。我们假设所有的文明国家之间签定一项协议，据此，每个国家所发行的并且在其他一切国家又是法定支付手段的，不兑现的纸币就变为统一的世界通用的货币。这时，每个具体国家纸币的发行，当然不能决定于该国家的愿望如何，但是应当根据每个国家和各个国家综合的货币流通的需要由国际协议来调节。那么同金属货币比较，这种纸币是否是劣币呢？不仅不会这样，反而这种纸币比金属货币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它的价值会十分稳定，因为纸币的发行仅仅是由于是由货币流通的需要、而不是由影响贵金属生产的偶然原因决定的。假如社会把现在用于生产货币金属的劳动，保存起来用于社会其他需要，纸币生产也毫不费力。纸币的运送比硬币需要较少的耗费和支出。目前在国际贸易中，主要的交换工具不是金属货币，而是期票了，因为硬币的运送耗费太高。我们假设的纸币在这一方面完全能够代替期票。于是，这确实是一种理想的货币。但是，国际通用的纸币是纯粹的空想，空想的原因不在于纸币是劣币，而在于这种国际协议及其实践不能实现。现实的纸币只能是地方货币，因而也就是最为劣等的货币了。

    纸币对国民经济最为不利的一面，就是贴水经常发生变动，因而使整个国民经济也有波动性。在国际支付比例的影响之下，贴水时而增加，时而减少，贸易价格也上涨或下跌，这样使工业和贸易以及国家预算产生严重的失调，因为国家收入是纸币，而国外支付的是金属（例如外债利率）。贴水愈高，则国家预算对这些支付的负担就愈沉重。因此，通过发行新的纸币来抵敷国家预算赤字，对国家无论有多么大的吸引力，纸币流通占主导地位毕竟会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因而国家力图重新注重金属货币。

    完成这种转变有两种方法，即延期偿还 或者货币贬值 。延期偿还的内容是把纸币的市价提高到平价，即法价的水平，并且恢复纸币按法价（al pari）进行兑换。在这种情况下，贴水就消失了，其手段就是从流通中抽回并取消过多发行的纸币，直到贴水消失为止。像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些富裕国家，就是用纸币改用金属货币的。

    与此相反，在贬值的情况下，法价降至市价。法律承认市价是法价，因而纸币按市价兑换又恢复起来。实现贬值有两种办法，或者在旧金属货币单位不变的情况下，旧纸币兑换成数额相对少的硬币，或者金属货币单位降至同纸币等价，纸币交换成为数额相等，重量上较旧硬币有所减少的新硬币。如果商品价格通常用纸币而不用硬币表现，第二种贬值优于第一种贬值，因为在第二种情况下商品价格的货币没有什么变化，而在第一种情况下则一定发生明显变化。

    在俄国，在1839——1843年期间，坎克林主持的财政部试行第一种贬值。在市场上买1金属卢布，需付3纸卢布钞票。政府逐渐地从流通中抽回纸币并用“国家信用券”代替它，而且把信用券卢布全部兑换为金属卢布。但是，1信用券卢布仅付3卢布50戈比的纸币。按照这种伴随发行新货币（国家信用券代替旧纸币）的办法进行贬值，即全部价格必然要相应地按新信用卢布降低。结果必然引起商品市场的紊乱。最近一次贬值，是维特主持的财政部在1897年用第二种办法进行的。虽然新的纸币没有发行，但是却改变了货币单位。信用卢布的市价接近于2/3的金卢布。政府把金卢布的重量减少了1/3，因此，新的金卢布和信用卢布的市价相等，并在这个基础上恢复兑换。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价格一点没有变动。

    应该偏重哪一种做法，是贬值还是延期偿还呢？如果从严格的法律角度出发，自然，延期偿还比较好一些，因为贬值是国家性质的破产，即在贬值的情况下，国家放弃履行自己的责任，并不全部抵偿债务，只抵偿一部分。但是从经济的观点出发，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如果金属货币的贴水不多，居民不习惯于纸币，商品价格不能随着贴水进行变化，那么，当然应该认为延期偿还比较好。然而，在纸币长期占统治地位和贴水很多的国家里，以及在商品价格已经受到贴水上涨的影响并且价格水平较高的国家里，把纸币市价提高到硬币的水平，等于商品价格的相应下跌，结果破坏了工业生产的正常进程。人为地降低商品价格要引起工业普遍紊乱，这就是在长期存在纸币的国家里，贬值是恢复货币本位最为适宜的办法的原因所在。

    五、 俄国的纸币

    俄国纸币出现在叶卡捷琳娜二世。1768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创立了“纸币兑换银行”，宣言声称：它的任务是减轻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职能。纸币银行曾发行了数量上包含了硬币的纸币，而且所发行的纸币必须用金属货币来兑换。假设市民群众认为纸币比金属货币更好一些，因为金属货币（特别是现代流通中一般都用铜币）由于重量关系流通不方便。这些希望是无可非议的，而且纸卢布群众也愿意接收，尽管实际上没有进行兑换。但是，政府迅速地开始利用发行纸币来抵敷自己的需要，在完全忽视宣言承诺的情况下，结果所发行的纸币将完全被硬币储备予以抵敷。在1786年以前，纸币和银子达到等价。所发行的纸币数量在这一年度达到4500万卢布。不久，又数千万地大量发行纸币，接着又成亿地发行了卢布，于是这些卢布的市价开始下跌，被确为25戈比银子。И.И.考夫曼指出：“这种居民创立的新货币单位，获得了国家的估价为理想‘卢布’的四分之一，并按4纸卢布等于1银卢布进行结算，成为人民的固定不变的习惯，在十九世纪前半叶牢固地保持下来。” [35] 但是，由于实际的贴水同这种理想的纸币市价不相符，那么，所谓的“民间贴水”就成为它的修正量。在实际流通中，对理想的纸币市价（25戈比的银价）做了一些补充，即把理想的纸币市价接近于实际的交易所行情（一般超过25戈比的银价）。这种“民间贴水”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在人民群众对纸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价全然无知的情况下，经常是具有偶然性的。因此，俄国国内的货币流通似乎失去了一定的货币单位，因为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居民阶级中，纸币对金属货币的价值是不尽相同的。但是，“民间贴水”的这一事实本身表明，银子同纸币是作为货币进行竞争的。因而，实际上在纸币市价暴跌之后，金属货币开始重新进入俄国并同纸币并列进行流通。对此需要补充一点，纸币长期不具备强制性的市价，也不是必须接受的货币。仅仅在1812年的宣言中，由于表明允许可用纸币、亦可用银子签订债务，这才把接受纸币作为按对银子的市价进行一切货币交易所必需的货币。因此，纸币在1812年取得了强制性的市价，但是一点也没有促使其市价的上涨及其对金属货币的统一估价。恰好在1812年之后，“民间贴水”特别广泛流行。同时，在俄国货币流通中，硬币（银子）也获得了更大的作用。正是这个原因，政府准备通过减少纸币数量的三分之一来提高纸币市价的企图即通过向硬币流回国库来补偿纸币的减少的企图遇到了失败。

    这一点迫使政府承认从根本上改革俄国货币流通的必要性。这一改革通过1839——1843年一系列的法律条文予以实施。改革的结果是纸币停止流通并被新的货币即国家信用券所代替，信用券全部换成硬币。3卢布50戈比的纸币等于1卢布的信用券 [36] 。

    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兑换又被停止，贴水重新出现。在后来的土耳其战争时，信用卢布的市价下跌到63戈比金卢布，流通中信用券的数量达到12亿卢布。政府采取了延期偿还的预备措施，但是未能奏效。在八十年代末期，整理公债的念头仍然存在，因而政府倾向于货币贬值。为此目的，把纸卢布行市保持在同一水平上采取措施，在其行市下跌到一定标准之下时，耗费大量金额去购买国外信用券，并在其行市上涨到一定标准之上时，再将其销售出去。采用这些保卫措施已在九十年代前期，将纸卢布的行市保持在67戈比金卢布。

    政府，尤其是在维特任财政部长时，开始坚持力争改用金币，尽管社会多数人抵制这一措施。停止实行纸币制度总是会碰到认为纸币制度对己有利的那些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卢布的最低市价有利于地主，因为俄国粮食价格（使用信用卢布）必然高于对金子的贴水。但是这一抵制未能阻止货币改革。其他实力利益，首先是国家工业发展的利益，要求进行改革。维特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工业，但是只有在外国资本流入俄国的基础上，工业发展才成为可能，因为外国资本家担心自己的货币在货币本位不稳定国家里受到阻碍。在交换中，资本家要求用同样的纯金来交换。这就决定了改革的命运。

    为了不损害地主的利益，政府按1信用卢布为 戈比黄金的最低市价进行贬值，达到按最高市价恢复货币本位可能的目的。在1899年，发布了新的货币令，认定金卢布（含有17.424纯金成数）为货币单位。在私人之间的交易中，接受每笔足值银币（每卢布为50戈比和25戈比）到25卢布，而每笔非足值银币和铜币达到了3卢布。

    发行信用券的定额如下：在发行6亿卢布以下时，必须占用半数黄金抵敷，发行超过这一数量的信用券，必须全部用黄金抵敷。

    目前，经过维特货币改革后的17年，不能否认改革已取得全面的成效。俄国经受住了艰苦的战争和国内革命，而且没有停止兑换。俄国货币体制稳定的原因在于，用金属货币抵敷信用券的标准高，这项标准已用法律定下来，并且时刻加以坚持。外债使政府有可能完整地保持积蓄的黄金储备。但是，外债显然不是抵敷俄国预算赤字的无限制的来源，因而俄国将来保持金属货币流通将陷于危险状态。

    六、 对货币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的总评价

    货币在现代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引人注目，但是，要阐述这种作用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阐述货币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的初次尝试引起了过高地评价这种作用。重商主义者把货币看做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国家财富。从这个观点出发，国家的全部经济实力取决于该国拥有的货币数量。目前，这种观点谁也没有异议，但远不是一些重商主义者的理论有这种过高评价货币在当代经济制度中的作用的弊病。如果说重商主义者把货币当做国民财富的最为重要的形式，那么其他一些人则倾向于把货币当做当代社会整个贫困的原因和当代经济体制主要的和基本的祸害。所谓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代表人物都醉心于通过货币改革来改革现代的制度即通过组织无货币交换（现代词义）从现代社会中把贫困根除掉。

    例如，欧文通过下述方式进行论述。现代社会的贫困并不是取决于市场上产品的短缺，而是取决于居民缺少购买手段。目前，这种购买手段就是货币。如果能使居民不借助于货币购买物品，那么贫困也就无影无踪。但是，怎样来组织无货币的交换呢？为此目的，欧文设计这样一种体制即称为工人交易所————每个生产者都可把自己产品交给这种机购出售并在交换中取得自己需要的产品。谁有某种商品出卖，谁就带着该商品找工人交易所，交易所承当关照他们的销售。商品由交易所按照其劳动耗费价值给予估价。交易所发给商品供应者以收据，上面标明在该商品上花费多少工时。在交换中，商品供应者凭着这张收据能够在交易所取到他需要的同等劳动价值的商品。因此，欧文式的工人交易所必需完成双重任务，一方面组织无普通货币手段的商品销售；另一方面使商品价格同劳动价值相适应。

    毫不奇怪，欧文式的交易所不能站住脚并会很快地垮台。交易所担负着商品经济中绝对不能解决的任务，第一个任务即提供销售全部商品的可能性之所以不能完成，其原因在于商品经济是非组织的经济，每个人均按自己个人的核算进行生产。因此，要做到生产的商品正是社会所需要的那种数量的商品，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如果一些商品生产的比需要的多，而另一些则生产的少，那么社会劳动比例就遇到破坏，有一部分产品就不能找到销路。任何机构也不能为这些多余商品找到销路。为了有可能把全部商品销售出去，需要按计划组织社会生产，而绝不是在于交换，祸根不在于交换，而在于生产。

    因此，欧文的在无组织商品经济中要做到销售全部产品的想法是严重的误解。但是，他犯了这个错误之后，又连续犯了第二个错误，即他认为在无组织商品经济中能使商品价格符合其劳动价值的水平。欧文不了解市场价格波动的作用，市场价格波动在商品经济中对恢复社会劳动比例是多么需要。欧文企图破坏商品经济赖以存在的机制，因为正如以上所述，在商品经济中，商品价格的波动对社会生产起着调节者的作用。把商品价格下跌到一般水平之下，这是促使减少市场上生产超过需求数量的商品生产的唯一手段。

    但是，继欧文之后，还有许多同样不了解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社会主义者顽固地坚持这种错误，幻想不通过改变资本家对工人的关系而通过改革货币流通的途径来帮助工人阶级。像欧文一样，蒲鲁东也企图建立贸易银行以期达到欧文式工人交易所那种目的，所不同的是蒲鲁东避开了欧文的第二个错误，他不想根据商品的劳动耗费价值来确定商品的价格。蒲鲁东的任务比较有限，他仅仅想采用市场条件所允许的价格，组织全部商品的无现金销售。但是，这个任务也没有完成，因为社会生产的非组织性使无货币的社会交换成为不可能。

    从货币理论的观点出发，在阐明货币在现代经济中的真正作用方面，不借助货币来组织交换的尝试是很有意思的。货币绝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把货币看成是这个法制的全部祸根更是错误的。不是货币，而是资本充满在这个世界里，它有着特殊的社会关系，其基础是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的居民丧失这种资料。至于货币交换的必要性，自然是根据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商品经济所固有的那种无计划性而来的。

    参考书目

    关于货币的一般文献：

    舍伐利埃：《货币论》,1850年。

    杰文斯：《货币与交换机构》。

    克尼斯：《货币》，第2版，1885年。

    希尔德布兰德：《货币论》,1883年。

    A.米克拉舍夫斯基：《货币》,1895年；《文献中的货币问题》，1896年。

    劳克林：《货币原理》,1903年。

    赫尔弗里希：《货币》,1903年。

    克纳普：《国家货币理论》,1905年。

    齐美尔：《货币哲学》，第2版，1907年。

    霍夫曼：《货币价值理论的批判学说史》,1907年。

    L.冯·米泽斯：《货币论》,1912年。

    施皮特霍夫：《数量论》（《瓦格纳纪念论文集》,1905年）。

    罗维勒：《货币》,1907年。

    A.瓦格纳：《货币和货币制度的社会经济学理论》,1909年。

    A.雷卡乔夫：《货币与货币统治》，1910年；《国家货币理论》（载于《新经济思想》，第6分册，1914年）。

    复本位制：

    沃洛夫斯基：《黄金和货币》,1868年；《货币问题》，1868年。

    德·拉弗勒：《复本位货币》,1876年。

    阿伦特：《条约规定的复本位制》,1880年。

    舍夫勒：《国际复本位制》，1881年。

    累克西斯：《货币本位问题》,1881年；《货币现状问题》，俄译本，卡涅夫斯基译，1897年。

    赫尔茨卡：《国际货币问题》，1892年。

    海因：《对复本位制的批判》，1897年。

    拉斐洛维奇：《什么叫反复本位制》,1896年。

    布特曼：《货币改革问题》,1897年。

    俄国纸币和货币流通：

    A.瓦格纳：《俄国的纸币》,1868年（俄译本）。

    И.考夫曼：《关于俄国信贷货币体制革新问题设计方案的概述（1861——1878年）》，1878年；《纸币设计方案和特殊的财政》，1899年；《信用券及其衰落和复苏》，1888年；《谈谈俄国纸币的历史》，1909年；《俄国的银卢布》，1910年。

    尼科利斯基：《俄国纸币》,1892年。

    卡什卡罗夫：《俄国的货币流通》,1893年。

    Π.绍斯塔克：《关于信用卢布市价对粮食影响的问题》 ,1896年。

    《俄国货币流通的改革》，在自由经济协会上的报告和讨论。

    И.米古林：《俄国纸币的调节》,1896年；《我们的银行政策》,1904年。

    古里耶夫：《货币流通的改革》，1896年；《十九世纪俄国的货币流通》，1903年。

    什瓦涅巴赫：《货币改革与国民经济》。

    货币文献目录：

    A.索尔贝尔：《1500年以来的货币制度及铸币业的参考文献》，1802年（载有独立的见解和统计资料）。

    利佩特在上述赫尔弗里希的著作第532页及以后协助撰写的目录。

    * * *

    [1] 这种观点目前遇到了以克纳普为首的强烈的反对者。他在其极为有趣的著作中（《货币国有论》），发挥了相反的货币理论，该理论基础是“货币是法权制度的产物”（《货币国有论》，第1页）。但是，不论克纳普的许多看法多么俏皮和令人信服，总的来说，它的称为“罢市论”的货币论区别于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就其“金属理论”的术语，是不能被人接受的。货币不是法权的产物，而是交换自然发展的结果。

    [2] 舍非尔（Ⅲeффeль），旧容积单位，等于23——233升。————译者

    [3] 施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卷，第66页。

    [4] 马克思著名的“价值形态”，看来符合历史实际。本文所引用的价格平衡再现了马克思的“扩大价值形态”。参见《资本论》，中文本，第1卷，第77页及以下各页。

    [5] 克纳普断定货币是“罢市的支付手段”（《货币国有论》，第31页）。译为通俗的语言，则意味着“法定支付手段”。B.Я.热列兹诺夫公正地指出，早在克纳普之前，德国经济学家盖恩在其著作《货币制度方面的错误》中（1900年）曾发挥过这种类似的货币观点。

    [6] 对货币的需求是无限的，而对商品的需求则是有限的。货币对任何人都是需要的，而每种具体的商品，只能对某些人需要。但是能否使所有的商品具有成为共同需要的商品能力呢？有些经济学家，例如蒲鲁东曾幻想一种社会组织，在那里一切商品都能像目前货币那样轻易地寻找到销路。但是，蒲鲁东并不了解金和银已经成为作为共同需要的物品的货币了，而不是相反，因为金和银不是作为货币而成为共同需要的物品。换句话说，为了使某种商品成为共同需要的物品，必须使其具备金和银的特性。但是，由于我们不可能赋予其他商品以金银物理化学的特性，所以我们也不能赋予它们以货币的特性。

    [7] 瓦格纳：《国民经济货币论》，第347页。但是，金子作为装饰品，其生产费用和价值之间的联系，较比其他多数商品的要疏远得多。正如已指出那样，黄金的年产量仅是其总贮备量的极小一部分。生产费用的变化，应当因此而非常稳定和持久，以便深刻地影响金子总贮备量，进而影响其价值。此外，金子开采本身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而不具备正常工业生产的特点，例如，偶然性和危险性因素在金子开采中起着突出的作用。

    [8] 最近，关于货币的一篇最新论文的作者劳克林，在列举货币数量理论的现代追随者时，指出了沃盖尔、尼科尔森、戈申、吉芬、马歇尔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权威的名字。其中，马歇尔在英国现代经济学家中几乎享有最高的权威，他坚决地向一个议会委员会声称自己赞同货币数量理论。他说道：“我接受现行的理论，主张价格在持久平稳的条件下，通常与充当货币的金属数量成比例地上涨。”（见劳克林：《货币原理》，1903年，第293页。）同样，瓦格纳也在自己关于货币的最新著作中，承认自己在一定的有限意义上是货币数量理论的追随者。《社会经济货币理论》，第204、211页等。

    [9] 约翰·穆勒说道：“在其他情况不变时，货币的价值与其数量成反比变化：一定的货币数量的增长，使货币的价值以同样的比例下降，而一定的货币数量的减少，则货币价值将以同样的比例增加。”（《政治经济学原理》，佩平出版社，第2卷，第14页。）

    [10] 在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在英国，在数量理论追随者〔主要有O.劳埃德（奥维尔斯顿勋爵）〕直接影响下，由于1844年英国银行章程的变化，货币数量理论曾激起了长期论战。作为这次改革也就是货币数量理论的反对者图克即《价格史》多卷集的作者以及富勒顿显著地与众不同。最近，数量理论仍然多次成为科学讨论的对象。劳克林在自己引的货币著作中，曾用很多篇幅对其进行过批评，但是，劳克林的批评没有效力。最为成功的和令人信服的是施皮特霍夫的批评。（见施皮特霍夫：《数量论》，载《阿道夫·瓦格纳纪念文集》,1905年。）至于谈到瓦格纳，则他尽管对李嘉图学派所叙述的那种数量理论持批评的态度，但仍然认为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按他的意见，“北美洲、大不列颠和大陆上的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其相当大的部分在近百年后半期应该算是受到新金币的影响。”（《国民经济货币理论》，第194页）瓦格纳反对这种意见，而在分析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价格运动时，不得不做出结论说：“在这段时间内，证明价格运动与贵金属数量运动有依存关系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445页。）

    [11] 例如，像累克西斯那样的权威作者断言：从让·博当时代以来，谁也不能提出严重的和有根据的怀疑来，认为十六世纪价格革命的原因是美洲生产白银所致。（舍恩贝尔格：《政治经济学手册》，第4版、第1卷，第357页）。瓦格纳的说法亦是如此（见《国民经济货币论》，第438页）。

    [12] 维贝：《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价格革命史》,1895年，第180页。

    [13] 维贝：《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价格革命史》，第192页。

    [14] 同上书，第162页。

    [15] “西班牙的金银流入英国只能在1560年以后开始的”。（维贝：《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价格革命史》，第304页）当时，罗杰斯、维贝所依据的资料指出：在十六世纪前四十年，价格尽管是缓慢地、适度地涨，但究竟是上涨了。在前十年，主要日用品、小麦和其他粮谷的货币价值，一般说来，保持前两个世纪的水平。在四十年代，则上涨20%~40%。这一上涨显然令人吃惊（罗杰斯：《英国劳动与工资史》,B.Д.卡特科夫译，1899年，第282页）。

    [16] 维贝的上引书，第194页。

    [17] И.И.考夫曼：《俄国的银卢布》,1910年，第218页。

    [18] 李嘉图 问：“为什么在对输入的商品继续出现需求时，输入国家不能完全失去自己的货币和金属锭呢？”按货币数量理论的意义来回答它。（见《大卫·李嘉图文集》，季别尔译，第313页。）

    [19] 在发达的信贷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货币移动，还受另一种迅速起作用方法调节，即利用贴现率。如果货币流出一个国家，那么，可借用这种方法减少银行的金属积存，即银行现金柜的硬币贮备就会减少。这一点将导致银行为保护自己的金属贮备而开始减少自己的信贷，并且因此而提高贴现率即银行为自己客户期票的贴现的利率。贴现率的提高直接降低全部长期期票的价格，这就是国外对这些期票的需求增加的缘故，并且国外资本开始流入这个国家以购买这些期票，正因为贴现率提高，通常会很快地出现硬币向这个国家倒流。但是，另外在获取信贷方面的困难对商品价格还产生间接的作用，因为贷款愈困难，对需要贷款的所有商人来说，则愈有理由促使他们匆忙出售手中现有的商品储备。所以，提高贴现率面临着引起商品价格下跌的趋势，也就是说从国外吸收货币。只有通过贴现率的手段，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才实际上影响商品价格。但是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和暂时的，因为，贴现率的平均水平不影响商品价格，而且这种水平本身与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贴现率的波动与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的波动有联系，仅仅前者才能引起商品价格的相应波动。无论如何，现代经济具有一种保存一个国家免遭硬币损失的力量。在1897年俄国货币改革的准备时期，充分表现出对上述情形是无知的。俄国报界经常流露出惧怕的看法，说什么：在恢复纸币兑换黄金的情况下，国家很快就会失掉自己的黄金准备，它足以在数年内减少俄国输出自己的粮谷（例如，因为歉收），足以让黄金流往国外交换外国商品。这种表现出来的顾虑并不明白：我们输出减少必然造成输入也减少，这样看来，惧怕一个国家失掉货币是不切实际的。

    [20] 为了使“格雷歇姆定律”能够发挥自己的一切作用，需要自由冲制任何一种铸币。如果不存在自由冲制铸币的话，那么劣等铸币（如果其数量受限）可能与优等铸币并行，而前者不会排挤后者。为什么在十六世纪前半叶在流通中不可能保持住英国足值铸币，其原因在于存在大量的已磨损的铸币，足以满足流通的全部需要。在一般的形式中，格雷歇姆定律不仅适用于各种质量的铸币，而且也适用于各种硬币和纸币，因为劣等货币（如果它的数量相当大的话）就具有排挤优等货币的趋势。

    [21] 见克纳普：《国家货币理论》，第295页，克纳普阐述的英国货币流通史，与客观实际情况略有出入。

    [22] 瓦格纳：《社会主义经济的货币论》，第674页。

    [23] 考夫曼：《俄国银卢布》，第184页。

    [24] 累克西斯：《纸币本位》，见《政治学辞典》。

    [25] “在用纸币的交换中，国家不提供其他某种支付手段，因此纸币不是国家债券，即使表明纸币是债券也罢。”克纳普，《货币国有论》，第42页。

    [26] 无论如何，数量理论在对纸币的问题上，比对金属货币问题上有着更大的意义。其原因在于纸币是地方 货币，而金属货币则世界通用 货币。纸币在国家发行纸币的限度之外，不再是货币，因为由此出现贴水，而金币仍然是通行的货币。这就是其价值不稳定的特点所在。

    [27] 考夫曼：《俄国的银卢布》，第178页。

    [28] 参见И.И.考夫曼货币改革史的货币通论部分，《俄国货币史》，第11——1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