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故筹国是者，未尝无人也，若者利当兴，若者弊当革，非不能指陈之也。而径欲举行，则经费无所出，故国用为当今之第一要务也。请策国用。

    有若之对哀公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若是夫君之足不足，仍系之于百姓也。而裕民之策，不可不讲也。讲农田以足民食，保商旅以足民财，开矿产以足民用，此足民之大端也。农田兴而钱粮富，商旅兴则税饷增，矿产兴而税饷益增，民足即君足也。虽然，非徒托空言，即可行之有效者也。

    今之讲农田者曰：“种茶种桑以饲蚕也，种葡萄以酿酒也，凡此皆以夺外洋之利者也；种罂粟将以塞漏卮也。”而农田之病，实于此基之。西北各省仰食于东南，而不知开垦。闽粤人满之患甲于天下，其仰食于江浙者不足，又益以安南、暹罗之米。使一旦水旱为患，而边衅适开，邻邦遏籴，是束手以待饿殍也。又分肥土沃壤以植桑茶、杂物为目前计，非无利益也。利之所在，人多趋之，是导此米麦之田，使为桑茶、杂物之田也。田而尽种桑茶、杂物，将何所仰食乎？

    今年米粮腾贵，有识之士已见及此，犹不及早维持之，是必沦天下之民尽为饿夫而后已者也。计讲农田，莫如开垦。中国西北土满，东南人满，裒多益寡，适足以持平，而开垦之功易见。自吉林以迄新疆、黑龙江，沃野数万里，徒弃置之，而不知自惜因地之利之谓何。移民以垦之，信赏以劝之，斯天地自然之利，与民共享之矣。

    而尤以禁烟为急务。闻之川省地土最肥，岁凡三熟。而自种罂粟以来，昔之粜于外省者，今且乞籴于外省，则其祸之烈不待言矣。晋省之民一遇水旱之灾，流亡相继，其祸机何尝不隐伏于此？诚宜禁制之。使地方有司开诚劝谕，必干旱之地不宜米麦者，始得种烟，余概复为米田，俾民易于得食。

    议者又谓：“恐洋土入口更多，漏卮益甚。”不知川、晋、滇、鄂等处，民风素俭，而人皆吸烟成瘾者，以种植太广，如取如携耳。使有以禁制之，且隙地所种者，只准运售南省，土人概不得吸食。即此吸食者以抵外省之用，则与洋土相抵之势，未必不如今日也。且谓足以抵洋土之说，亦聊以自欺耳。盖从自种罂粟以来，入口洋土仍年盛一年，未尝少杀，是可证也。

    天下之商互相倾轧久矣，所谓剿袭、争逐者也。诚宜设法劝导之，使商各一业，无剿袭之病，争逐之害，而商务乃可持久。更立学堂以教之，选西国商务之书译使读之，则牟利者知所避就，而无亏折之虞。

    开矿一事，尤宜专归商办，而官为之保护之，毋侵其利权，毋凌以官势。民力厚，民财裕，如是，虽欲国用之不足不得也。

    节 用

    神禹之治天下也，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必崇俭以为天下先，此圣王之治也。故《传》曰：“俭，德之共也。”昔者窃闻之而致疑焉。夫抚有四海，一日万成，谓一俭即足以治天下，愚者所不信也。故汉唐以来之君以俭书者，盖于史屡见之。然以俭书者不必治，不以俭书者不必不治，然后知天子之俭所以异于众人也。

    俭何以异？曰：以俭治天下，非以俭率天下也。何谓以俭治天下？节用是也。孔子曰：“节用而爱人。”为千乘之君言也。推以治天下，何莫不然？夫节用者，节其虚糜，节虚糜即所以崇实事也。故禹之卑宫室者，节宫室之用，而以尽力于沟洫也。设沟洫之不讲，而徒曰：“吾之宫室而既卑矣，吾之所以治天下者，止于此矣。”能乎？不能。故尝曰：沟洫治，而宫室不必卑；百事举，百姓足，而饮食不必菲，衣服不必恶。盖天下者，积百姓而成者也；国帑者，积天下之财而成者也。为之帝者，抚此百姓，有此国帑，而为之治，所治者，百姓之事也。举一事，施一令，于百姓之损益如何，忧乐如何，利弊如何，帝者之责也。盖天付以天下，使为之治者也，此天子之俭所以异于众人也。

    迩者恭读裁并冗员之旨，夫乃叹圣天子英明神武，为天下举大政，崇大俭，节大用也。议者曰：“今当维新之始，百废待举而库帑有限，经费无穷，举此冗员而尽汰之，以所节者施诸用，此不挹而注，不筹而备者也。”不知所以节库帑者犹少，而所以节民用者乃多。盖少一官署，则民间照例之供亿，意外之剥朘，所蒙免者，正不可以屈指计也。於乎盛矣！民困自此其苏矣。

    然而又有进者。河督之事，并于东、豫两抚，盖以黄河隶此两省也。南漕转运，以为天庾正供，故特设漕督领其事，粮道而外，设卫弁者三百，设标兵者三千。现办漕运者，惟江、浙两省耳。据所闻，每岁不过一百四五十万石耳，自改办海运以来，沙船轮舶非不敷分载也。议者谓：“恐海疆有事，海道梗塞，而河运不敢遽废，故岁拨二十万石以供河运。”于是以二十万石漕米之故，乃特设漕督，以次各员、弁、兵、役。试问：所办者何事？即以改办海运而论，彼漕员之坐享干俸，坐食糟规者，似可任之矣。又计不出此，必别以委员若干人为之，视朝廷帑项为不足惜，岁费何止百万。实则一商之事耳。

    今兹芦汉铁轨已有眉目，大工之成，计日可待。曷若举漕员而尽裁撤之，别招殷实商家承办，溯江而上，直抵汉口，再由路运以达神京之为愈乎？一转移间，而国计民生交受其益。盖所以节国用者尚少，而所以苏民困者实大。民困苏而国家未有不隐受其益者，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也。而后即以所节漕务经费，开西北之农田水利，将见十年以后，千仓万箱遍国中，更无仰食东南之患。即天庾正供，亦可就地取储，可无转运之烦矣。

    织造掌尚衣之职，供御服之用。以蚕桑产于南省，故为尚衣者持节南来，驻节省会，仪视督抚，一署之中，所费不知凡几。今上既捐除成例，凡有裨于国计民生者，罔不奋勇为之。则此织造一差，似可并于督抚，准其委员督办，岁省又为何如也？

    通商以来，各口洋关于税务司外，别以道员监理之，谓之关道，于事未见不举，是关征特一道员事耳。谓宜于旧有关差亦宜酌量裁撤，并之于地方有司，以昭划一，以归节省。即以所节经费，为该地方学堂之用，似已绰乎有余，此又宜急于兴办者也。

    总之，善理财者，不为有余计，而为足用计；未为国用计，先为民用计。是在夫筹国者神明而变化之耳。

    征 书

    洋人之入中国也，狼奔豕突，无复顾忌，欺我百姓，辱我官长。其始犹不若是之甚也，至今日而气焰之张不可复遏。其故何哉？尝窃计之，所由来者有二焉：一则由彼之留心伺察也。传教者、游历者、经商者、领事者，每至一处，必察我风俗，窥我民情，尽得其实，著为书，邮归其国刊行；人各一书而书日富，合观而参考之，我民之情伪，彼国人皆知之，且各国皆知之矣。知之如何？曰：知民之善利也，故以小利诱之；知民情之未洽而畏官长也，要我有司以威加之；知有司之畏事也，虚声以恫吓之。其始犹偶为尝试，继且径行而不疑矣。一则由我之迁就以启之也。为总署、为使臣、为参赞、为领事，莫不视交涉为畏途。彼族既征知之，其始姑举一事，试以要求，如愿以偿也，未敢料也；而我畏难苟安，动言惧开边衅，遂应其请。彼乃复以他事来，我之应也亦如之。如是再三，而彼深知我之无能为矣。盖由是而交涉之事日见其难矣。呜呼！胶、旅之案，何尝非植根于此哉？

    然则交涉之难，非彼遂以难来也，我自召其难耳。欲反难为易于今日，是殆忧乎？其难顾不得畏，其难而遂安之也。当思所以策之，策之如何？图以彼之加我者，还加之而已。议者曰：“方自顾之不暇，而贸然言报复，是非迂腐之言，即血气之言也。”不知非也。语有之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今而只图为平允之交涉，其不得平允也必矣。舍平允而言报复，庶几鼓舞人心，自强有日乎？

    夫然而采风问俗不可缓也。采风问俗者，使臣之责，而使臣之耳目难周，曷若降格求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盖中土人士商于异国者，殊不乏人。宜由使臣传谕，广征著述，捐其文藻，但求切实。察其风土，探其人情，考其喜忌，学其工艺。书成，交由使臣转达总署，斟酌刊行。有得其要窍者，予以不次之赏。而国家政令之得失，人情之向背，仍责令使臣以次诸员随时采辑，亦由总署刊行，布之民间。庶几我国官民，亦习知彼俗情弊，未始非交涉之一助也。他日自强之后，所以报其报施者，何尝不基于此哉？倘勿指为狂瞽，膜视斯言。

    吾民之旅居于外洋者以百万计，要皆穷苦，食力者居多，上焉者商而已，读书之士盖绝无矣。一旦欲征其著述，不亦难乎？不知非也。夫固谓捐其文藻，但求切实也。域外旅人，有欲归不得者，有恋其业而不归者，盖自是而世居者有之矣。彼族之风土人情，久已习而知之，更无俟夫采访者，随笔录之，即可成书。俟鉴定刊行时，为之修饰，未为晚也。且既久居外洋，则语言文字自当熟习，倘华文不甚通顺者，不妨即著为西文，俾得畅所欲言，无辞不达意之病，然后使善译者译以华文。或可径使面言。盖今出使之随员，类皆尸位素餐，无所事事，坐待保升，宜使之轮日接见流寓商民，讨论诸事，笔而记之，亦可成书。勿以琐屑而忽之，勿以迂阔而舍之，必有成效可观者。谓恐其书之不足尽信欤？是又有出洋游历者往考证之。

    厘 金

    无锡薛氏之议厘金也，曰：“此我固有之利权也，外人不可得而过问也。故撤厘金加关税之说，不可从也。盖恐撤厘金而关征不旺，将使利权尽失，太阿倒持故也；且又恐既撤之后，所加之税不足相抵也。故加税必采值百抽二十之例，始足相权衡也，所加而足相抵矣。抑更恐异日修约之时彼复挟，故以请减税，则将并厘金之利而失之也。故虽允其请，而必与之约，使关税若减，则厘金当复也。”盖于此而三致意焉。薛氏之为此论也，盖以普鲁士使臣力持撤厘金之说以争，故不厌反复详辩之也。

    乙未中日事定，合肥相国衔命西行，赴各国商请加税，各国仍以裁撤厘金要之，事又不果行。今以洋债故，南省厘金抵于英矣。审是，则西人于我之厘金非厌之也，涎之也。愚尝念及此，未尝不栗栗危惧，为国家忧也。虽然，抵债者，暂时之事，非常局也。今天子乾纲独断，奋然振兴，桑榆之收，计日可待，未始不隐受其益也。何则？洋人办事，动出至公，而于钱银出入，尤为加意。中国厘金之流弊久矣，积重难返，几有尾大不掉之势。此次洋人入内地司其事，首以剔除积弊为务，凡有司员，悉厚其薪水。数年之后，成效昭著，公事所入，仍涓滴归诸公家。而抵期已满，我乃得仍其法行之，且得以其法推行于各省，谓非隐受其益乎？

    厘金之为病，在小民而不在富商，在居民而不在行客。故小民之于厘金，噤口不敢道只字，其畏厘金也可知。至于富商、行客，言及厘金则蹙额摇手曰：“甚乎哉！厘金之为病也。”此其情伪也，非真也。何以故？盖司厘金之人之与富商、行客，正表里为奸者也。苞苴既进，正捐可免；小票既给，分卡任行。厘卡方以富商为膏腴，富商方藉厘卡为庇护，而百货麇集，其漏捐者，不知凡几矣。是将德厘卡之不暇，又奚病焉？至于厘局之设，每在州县大埠，而于冲隘之地，广布分卡。夫所谓冲隘之地，实皆荒僻之区，不过舟车往来所经者耳。要皆烟户几十家，农民聚众所居者，去城市既远，视官府如神明。而分卡中之司事、巡丁，乃得凭城藉社，妄施威福。乡民无知，任其凌虐，甚至斗米只鸡、瓶油斗酒，皆有厘矣；不从者，乃从而劫之。怅望官衙，远在城邑，乌从而赴诉？使果赴诉矣，又未必得直，而谓犹有敢议之耶？呜乎！朝廷为军饷之需，善后之计，不得已而取诸民，固不虞畜此豺虎以为民害也。此有心人所为隐忧者也。

    厘金之病不在粉饰，而在认真；惟其过于认真，斯转成为粉饰。是于病国、病民之外，别出一仕途之幻局异事也，盖比较是也。夫地方市面之兴衰无定，则来往之商贾亦无定。如是而坐收厘金之款项，乌得有定，而必使之与上届比较哉？且所谓比较者，如谓比其收数盈绌，以觇地方商务之盛衰，别处所以维持之，振兴之，斯比较之功大矣。而不然也。比较优者，谓之能员，可以记功，可以联委；比较不及者，则撤札随之矣。是直欲以一地商务之兴衰责之于此人也，能乎？不能，弗思甚矣。若谓将以杜中饱也，则中饱之弊滋多，非一比较足以杜之者也。

    驻沪英领事哲美森，于光绪二十三年辑我《中国度支考》一书，内列中国各省厘金税收，约得一千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两。谓如果认真整顿，岁可多收七百万两。愚谓犹恐不止此数也。盖尝访诸仕途中人矣，差之肥者，岁可得一二万金不等，而一局之司事、巡丁、仆从等之分肥未与焉。亦尝访诸为司事者矣，分卡之肥者，岁得千数百金不等，而巡船、巡丁之分肥未与焉。合各省而言，其数尚可以偻指计哉。或曰：“是皆勒索苛收者，纵极整顿之，使涓滴归公，恐正捐不及此数也。”抑知认真整顿，布大信于商民，从此更无官吏苛勒之病，而使之略加其捐，亦人情所乐从也。虽然，设盛筵于堂，而使饿夫守之，欲求其不染指，不可；故必先厚其禄食以养之。悬巨金于门，使偷儿见之，欲求其不生心，不可；故又须定为严刑以绳之。整顿之道，尽在是矣。

    厘金之为商民之病，中西人又有烦言矣。问果可裁撤乎？曰不可。然则听之，使终为商民病乎？是又不然。夫厘金行之垂四十年矣，人皆谓足为商民病，吾固谓未尝为商民病也。然则商民皆以为病者，何也？曰：非厘金之为商民病，司厘金之员役为商民病耳。尽举而痛惩之，别以廉能者司其事，厚其养，明其赏，伸其罚，划一其章程，吾卜商民将自此而苏也，病云乎哉？

    铸 银

    窃见欧西诸技艺，每造而愈精；中国则反是。或曰：“是不知考求故也。”信矣，而犹不止此也，畏难而苟安也，因循而愈惰也。吾于何见之？吾于铸银见之。南皮张尚书督两粤时，就粤东建银元局，购置机器，轧造银元，是为中国自造银币之始。由七钱二分，递次至三分六厘，大小虽殊而制造之精致则一。商民便之，行用无窒碍。未几而尚书奉命督两湖，复就湖北建局，一如在粤时。而安徽、江南、福建，皆设银元局矣，而所出银币，工作粗糙，窒碍不行，至地方有司出示行用，乃得稍稍流通。独湖北之币，一如粤中所造者。而细察粤中之币，竟逊于前矣。于以叹因循愈惰之习之为害也。幸也粤币之得先流通于前也，不然，有不同于江南、皖、闽之窒碍者几希也。而督理得人不得人之明效大验，于此益彰。

    夫铸币必以精而后可流通，已言之矣。而市侩之把持，又不可无以重惩之也。每以银币一元，入市无应者，强之用，则曰：“非贴水数十文不行也。”问：“为铜质耶？”曰：“非也。”“成色低耶？”“亦非也。”“然则何为而贴水？”彼无以应也。强之用，仍不用也。（此以大元言，若小元则除福建所铸外，皆一律行用矣。）甚矣！中国法令之不行于下也。法令不行于下，是谁之过欤？吾欲尽地方有司而叩之。

    吾之为是说也，既痛司铸者之不知考察，又痛市侩之目无王章也。市侩之恶，可以绳以法。而制造之事，则非有公正廉明者督之，精于考验者察之，不足以尽其事也。居今日而言理财、权利，铸银实为之纲。盖自铸则就地取材，成功较易，行用较速，将来合二十行省并力鼓铸，则已足行用。墨西哥之洋元，可以不来塞漏卮也。

    铸银币者，每银一元，杂铜质十分之一。非故为掺杂也，银质过软，必杂以一成之铜，而后刚柔有济。每元重七钱二分，日成万元。可获余银七百二十两。纵除去火耗人工，余利当有可观，利国用也。出币既多，物价必平，且可补制钱之不足，利民生也。此皆王制宏谟之举动也。然图所以持久流通者，必定其成色，勤其考验而后可。盖官场习气，每每一局既成，即以诸事都委之工役，纵有一二监察委员，未必实能考验。谓宜选精于化学者，分驻各局，随时验视。而于中国银行，专延总考验一人，凡各省局铸成大小银元，均须先送银行验过，然后行用。或以为解运不便，则改由总考验者轮至各局，随时考之。似此，或可考求精密，成色不减，而制造日精也乎？

    或又曰：“铸银之事，昔侯官林文忠抚苏时曾为之，每元重七钱三分，谓之银饼，亦已行用。旋以作伪者多，止而不作。”是作伪又不可不防也。吾于是不禁重有所慨矣。世风日下，民情日伪，至于今日而欲禁绝，作伪者虽惧以极刑，犹有不畏死者在。故虽圣人复起，亦无策以处之也。无已，其惟教诱之法乎？开学校，成民智，励民志，正民心，使之足以自食，而启其羞恶之心。自今为始，勿以为难而畏之，勿以为小而勿之，勿以为迂而却之，期以十年，庶几可不禁而绝欤？然而闻是说者，几何不以我为迂也；有不以我为迂者，其以觉世牖民为心之君乎？吁！

    自 强

    策外交之道，必曰自强。窃见自强之说之兴久矣，上之相勉曰图强，下之建议亦曰图强。日言图强而强终不可见者，何也？曰逐末故也。今之言强者，动以利器为指归。曰：命中及远，无坚不摧，炮之利也；冲风鼓浪，履险如夷，船之坚也。竞学为之，学之不足，且购置之，一旦有事，毁而弃之。图强图强，强安在哉？

    今天子锐意维新，于京师建大学堂，广储人才。大哉！圣谟广运，此其本矣。窃谓犹有急于此者。急者何？曰：“广汰冗员，以并厚廉俸也；杀贪官，诛墨吏，以儆官邪也；教农田，兴水利，以保民食也；保商旅，重工艺，以厚民财也；悬大赏，伸严罚，以励民学也；开大诚，布大公，以伸民气也；联乡约，办团练，以联民志也。雷励风行，责成各疆臣，限以期年见效，不效者诛之；粉饰蒙蔽，厥罪有加焉。夫然而不强者，未之有也。

    或曰：“所议惟厚廉俸一条约未行耳，下此者，皆圣朝之大政。《会典》皇皇，政谟具在，尚何以议哉？”不知因循坐误，误矣。夫具文视之矣，不及今一鼓作气之时，先议振作之。更将以因循苟且为治乎？贪墨官吏几遍天下，不谋之而民怨不消；水利不兴，田野不治，而民惰不改；商旅坐窘，器物窳朽，而民困不苏；赏罚不伸，而民不劝；不开诚布公，而民不信；不联络团练，而民气易溃。既曰载在《会典》，本有之政，而民隐犹若是种种者，其故可想也。使天子果施不测之威，赫然震怒，诏书一发，期在必行，则凡兹民隐，为之一伸。内政既修，气不中馁，外人虽欲窥伺，亦不敢轻于尝试。此无形之强，强之本也，强之道也。夫然后济之以术，讲求船炮器械，边衅将自兹泯灭矣。交涉易办而已哉。

    抑尝闻之时人之论矣，狂悖者奉西法如神圣，诋古道如粪土；拘泥者读古书而不化，视西法若寇仇。此识时务者所以独为俊杰欤？唐虞以迄三代，因革损益以为治，原无变法之诫。夫所以因革损益者，因时制宜耳，因时制宜，无非取夫便国便民，便国便民即富强之基业。战国之世，七雄并起，急功喜利，动言富强。孟子生于其间，力排众议，而以王道、仁政导时君，陈词既毕，必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语殿之，问有不富强而王，王而不富强者乎？故知仁政、王道为富强之本，苟能行之，有不期然而然者。以例今日，何莫不然？消民怨，裕民食，厚民财，劝民学，伸民气，联民志，此皆今日仁政之要图也。然而因时制宜，又非一纸具文所可行者，故贪官墨吏必曰诛曰杀，国家原有之赏罚必曰大曰严。盖幅员既广，民生既众，官吏既多，良莠贤否不一，非杂霸之术，无以济王道之穷。使犹曰草偃风从，是又迂腐之论矣。

    圜 法

    二三年来，物贵而钱荒，虽由当道往复接济，而钱价仍不平者，何也？盗销者多也。盗销何由多？铜价昂也。铜之昂，则由于金之昂。盖中国铜产不旺，民间日用铜器仰仗于外洋者久矣。而外洋行用金钱，往外洋购铜，彼以金钱之价来，中国以无金钱故，率以银折金价与之。近来金价，盖较之十年以前，不啻倍蓰矣，铜之价则不得不随之以昂。钱丰之时勿论矣。以近年论，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一百八十文，以每钱重一钱核之，得铜七斤六两。伸之每百斤约合银十三两五钱有奇，而市上铜价每百斤约值价二十余两。贵贱之悬绝如是，欲奸商之不觊觎也得乎？不及早维持之，其病国病民，将不知伊于胡底矣。而所以议维持之法者，又不一其说。时贤之建议者，或以银贵为病，或以银贱为病，窃尝非之。昔时黄金一两，易银十五六两，今且易二十五六两矣；是银之贱，未有贱于此时者也。昔纹银一两，易钱十四五千文，今只易十一千余文矣；是银之贵，又未有贵于此时者也。银亦贵亦贱，而国、民交困，故知二说皆非也。故以银贵为病者，谋在国；以银贱为病者，谋在民。

    统国计民生而计之，统中外情形而观之，非有以持其平不可。以金易银，而银之贵贱，权操自外洋；以钱易银，而银之贵贱，权操在我。故欲持其平，非分外洋之权不可，非专我固有之权不可。何谓分外洋之权？曰：铸金钱也。通商以来，行用洋货，相沿成习。盖其物精而值廉，民趋之若鹜，不可禁遏。而彼以金钱交易，知金钱为我所无，是以彼国银行故昂其金值以谋利。盖中外交易，皆托之于银行。中国购一货来，付银入行时，皆以金价付银，故金价昂，其利愈厚。加以息借洋款，皆借镑还镑。彼于借出收还之时，故为低昂于其间，而我之隐受其亏，不可言喻。谓宜自兹以往，开采金矿者，皆酌提若干，鼓铸金钱。既可以流行民间，其成色与外洋一律，亦可咨准外洋政府，一体流通交易。然后银价之贵贱，乃不为彼族所挟制。此所以分外洋之权者也。

    至于钱荒之病，忧愦之士有言宜专用银钱而废铜钱者，是则有激之言，不可以为法也。中国民情朴俭，物值细碎，使通用银钱，则物价工值，断难持平，此取乱之道也。是则钱荒不可以不救也。以银易金，银宜乎贱；以银易钱，银又宜乎贵。盖银贵则钱贱，钱贱则利在民也。以今日铜价之昂，盗销之多，盗铸之众（丙申岁游宜昌，见行用之钱，每缗中求一官铸者而不得，盗铸之众，令人寒心），欲求之于一旦诚难，而竟坐视而不救，又如国计民生何？无已，其惟有大变之一法乎？

    按英国圜法，以二十先令为一镑，即金钱一枚是也；以十二便士为一先令，以八法令为一便士，一法令即如中国制钱一文之用。以时下金价伸算，一法令之值，抵中国银三厘有余，约合制钱四文。从前金价最贱之时，中国银价亦贱，亦将抵至四文之谱。物值细碎，此法断乎不行。

    考香港通商之初，华人居其十九，英人察知此法不行，故别铸香港钱以便华民之用。其制以机器为之，细若鹅眼，重仅三分，而大小厚薄，万缗如一，使贯以绳而紧扣其两端，则其光泽竟若铜条然。间尝再三审度，而后叹其立法之善也。成以机器，大小如一，轮廓肉好，文肌理莫不细致绝伦。盗铸者无所施其技也。铜质既轻，盗销者莫由得其利，可不禁而绝也。谓宜仿其法，行之于京师及各省宝局，置办一式机器，务使各局所出之钱，大小、精粗、铜色、轻重，掺和之不能辨而后已。一面收回旧钱，改作新钱。如是而谓钱价有不平者，吾不信也。

    虽然，此法亦曾行之矣。如粤东新铸，非不以机器为之也。初铸每钱重一钱者，幕有“库平一钱”四字。后以工本不敷，改作每重八分，则去此四字不用，而铜片过薄，文字笔画过粗，所入肌理不深，恐不数年而磨灭殆尽矣。即上海制造局亦尝为之矣，考求未当，率尔操觚，铜色不堪，姑置勿论，至面幕文字略具影响而已。知其不能行用，乃止而不铸。至今日各处之以旧法鼓铸者，竟与盗铸无异。盖泥于十分为钱之说，必求每重一钱，而铜价既昂，耗折无已，故杂以沙泥，遂使钱质之松，可手折为三，是自售其欺也。必如此重以售其欺，曷若减其轻以明其信之为愈哉？

    咸丰间，京师初铸当大大钱，吴孙冯氏曾创“以工为币议”，即主此意。旋复自识云：“闻西人能以机器范铜为之，则此法败矣。”不知以机器范铜为之，恰此法之当行也。盖成于机器而工省，正杜盗铸之善法也。或曰：“自开银元局以来，奸民之仿式盗铸者有之矣，胡独于钱而可杜之？”不知盗铸银元者，工费虽大，而成一小元可值百文，成一大元可值千文，故为之也。今竭力制成而所值仅得一文，彼亦何所图而为之？且伪银元者以铜，钱而既铜矣，更将何以伪之？曰铅也，铁也，掺沙也，则官铸本大小、粗细、铜色、轻重如一者，盗铸乌能掺入？然则今之盗铸，非不一望而知也，而民间竟相沿行用者，斯又何故？是则立法之初，无以防微杜渐之故也。

    国家全盛之时，铸钱皆以一钱为率，康熙间更加至一钱四分，未几复为一钱。轻重显出两歧者也。至如均轻、均重之时，则各宝局之大小、厚薄不一也：或偏厚而体小，或偏薄而体大。前后之铜色亦不一也：嘉庆钱每多红铜者，即有黄铜者，而较之雍、乾钱之色已殊绝；道光钱称是。如是而一朝之中，各局之制不同；一局之中，前后卯之制不同。流布民间，掺杂行用，参差大小，莫非官钱。此盗铸者所由而生心，乘间抵隙以入者也。今合天下而一之，彼亦从何得间哉？

    铜贵之病，盖不自今日始矣。考唐开元间刘秩上议曰：“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则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而钱之用给矣。”文宗谓宰臣曰：“物轻钱重如何？”嗣后复对以当禁铜器。是盖议而未行者也。然亦有竟行之者。唐玄宗开元十七年，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代宗大历七年，禁铸铜器；德宗贞元九年，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民间采取其铜，由官价买，除铸镜，不得造铸；宪宗元和元年，禁用铜器；晋高祖天福三年，禁民作铜器；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凡此盖皆欲借以补救钱荒者也，在当日未始不以为本源之计。然由今观之，犹未治也。孟子有言：“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固不能比而同之也。乃以钱贵故，欲贬天下铜价以裕之；贬之不得，又从而禁绝之：是扰民也。唐宋之后，未必无钱荒之患，乃不闻有踵行之者，其为扰民可知。是则唐宋之后，竟无法以救钱荒矣。

    当今海禁大开，西人机器流入中国，此正宜反唐宋之道以行之，使铜价不必贬，而钱乃可裕之时也。且香港行之数十年，商民未尝以为不便，抑且未尝以其小而轻视之也，更未尝闻有盗销、盗铸者也。此吾所谓法无中西，善在则可师者也。天道千年一变，不宜于古者，或宜于今，固不得谓为近于鹅眼、环之币而斥之也。

    邮 政

    积弊相沿，习焉而不觉。上足病国，下足病民，为患于无形者，驿传其一端乎？

    公牍往还，时有延搁。虽加紧文书，不敢任意耽延，而寻常文牍，非积至盈尺，不肯遂递交下站也。至下站矣，而盈尺之文牍，投递非出于一途，或东或西，或南或朔，彼递来者固盈尺，由此分之则皆未盈尺也。又从而搁之，必至盈尺而后去。一站如是，站站如是，贻误公事，乌有底止？此病国者一也。国家岁费钜万，设为驿站，将以便公事也。乃公事未见其便，举凡有司衙门，仆隶下人，偶有私出，皆得借驿马乘之，即仆隶之戚友亦得借乘之。置公事于不办，徒供若辈出入之需，不几若钜万之款，为若辈糜乎？此病国者又一也。

    马料取自民间，立法之初，若曰：束刍之费有限，且刈自旷野，无俟种植，不足病民，故为之耳。乃乡民之供亿者，竭一人之力，肩挑以来，彼为吏胥者取而权之，唱报曰十斤，曰八斤。夫乡民能肩挑而至者，最轻不在百斤下，而必任情报少者，无贿故也。沿例日供若干斤，苟不以贿进，虽十数往返犹不足。此足以病民者一也。偶有公家物件，须以车载运者，车由民间轮出当差。有时所需不过一车，则附近村舍传唤迨遍，驿馆之门，差车云集，何止百乘？自早而午而暮夜，无所事事，又不敢他去，必守以候之。有进贿者，乃得及早归去；不及贿者，则虽至暮夜不得归。国家设立驿传，几若为此辈生息之地。此足以病民者又一也。

    至置驿远近之不齐，每有过远者，动至马倒官逃，则病又在吏矣。

    费帑钜万而举一事，使国、民、官、吏交受其病，倘亦立法之初所不及料者欤？抑使诸弊皆去，国民不病，而徒以传递公牍之故，岁费如此之钜，而不知所以筹善法而节省之，得不谓为畏难苟安之过欤？祛其弊病，节其费用，且藉以别辟一利源，非变制不可。按泰西有邮政之设，遍布各埠，无论公牍私函，皆得投递，取资甚廉，而视其事则甚重，往来传送，不稍延搁。闻日本仿而行之，初虽不见大效，不数年，岁收竟至二百四十二万余元之多。除官吏廉俸、局员薪工均取资于此外，如雇用西人津贴、轮船商务各公司捐助、学校经费，亦莫不恃为支销，尚岁得余利七万余元。此则明效大验著于日本者，泰西各国之利，从可想矣。

    年来中国亦既仿行，第只于通商口岸兴办，内地概未筹及。论者谓：内地幅员广阔，一时未能遍设，虽亦议及，而任艰巨者无其人，迟迟吾行，职是故耳。愚则谓：是可并于驿传也。尽去其官吏、差役等人，即就各驿舍改设邮政局，收发改用司事，传送改用民夫。即以开支驿传之费，为开办邮政之资。遍谕民间信局，咸来入股，官商合办，信以孚之，坚以持之。东北用骡马，西南用舟船，各就地利所宜而为之；他日铁轨既通，则改由火车。务极妥速，必期便国便民而后已。行之久久，民间咸知其利便，而公牍往还亦无延搁之病。百姓免徭役供亿之苦，国家无虚糜帑项之费，商民享信息灵通之利，一举而数善备矣，亦何惮而不为哉？且尤有进者：以日本区区一岛国，行之获利如是其厚；中国幅员之广，且不止十倍东洋，其利岂可限计哉？虽然，创设之初，或不无耗折，坚忍定性以持之，以待收效于将来，是在夫能任艰巨者。

    公 司

    公司者何？聚众人之力，集众人之财，共举而成之局也。西人于商务之大者，一人之力所不逮，辄行公司法，著明效大验，历百十年而不改，有利无弊，此固昭昭在人耳目者矣。然而公司非易立者也。人事不齐，不足以立；大信不孚，不足以立；资本不足，不足以立。人事齐矣，大信孚矣，资本足矣，而总其成者非商务之斫轮老手，其不致于溃败也几希。甚矣夫公司之难立也！

    迩者中土人士见夫公司之利，而未知其难也，率尔操觚，垂成辄败，以致公司之举，商民视为畏途。此非公司之罪，经理者之罪也。夫善谋国者，藏富于民。今五大洲之天下，商务之天下也，藏富于民，莫商若矣。中华商务之惫甚矣，所悉力以塞漏卮者，惟丝惟茶，尽丝、茶之全力，且不敌洋布、烟土二项。况近来印度、锡兰之茶，意大利、法兰西之丝，皆显见成效，蒸蒸日上；日本则兼有丝、茶之产。使不及时整顿，将来利权尽失，言之可惧，则公司又不能不亟亟讲求也。

    谓宜明降谕旨，设立丝、茶两大公司，部拨钜款以为之倡，专设重臣为之监视，招令丝、茶各商咸来入股。公司董事由众商投票公举，以昭大信；有办理不善者，众亦得而废弃之。然后妥选干商分往产茶、产丝之区，茶则教以种植及采制之道，丝则教以种桑、饲蚕之法。不以琐屑生厌，不以艰巨息肩。其有能以机器制办者，购备用之，务极精美。凡是种种，皆由公司派人为之；每岁所产，均由公司承买，乡人商贾不得私相授受。然后由公司定价售诸洋商。夫如是，则庶乎利权自操，利益共享，利源亦可永固矣；反是则病莫大焉。

    业丝、茶者，惟图成本之轻，而茶之色味或不足，丝之收成或不丰，洋商每不顾问。及至亏折，惟怨命运之不齐，而不知究由人事之不讲也。有公司以教诱之，则人事可讲矣。每届丝、茶入市之际，出产之区，商人麇集。洋商知华人之见小利也，故昂其值以招徕之；及其既至，又逆料其本薄不能持久也，故贬价以抑勒之。盖坐是致败者，岁有其人矣。有公司以维持之，则权自我操，洋商不能恣其伎俩矣；使洋商而仍其伎俩，而我固合众力以御之，彼将无如我何也。

    或曰：“一切皆以公司为之，禁商人不得私相接受，毋乃迹近垄断乎？”不知丝、茶为商务之大宗，岁挟资以为是业者，可屈指计之，即集业此者之资以为公司，则公司之贸迁，亦即众商之交易也，于垄断乎何有？

    或又曰：“我能为之，洋商亦能为之，不虑其闯入内地，先向乡农购买耶？是可查取植茶之地，育蚕之户，隔岁先预为购定，岁复一岁，如蝉之联，则洋商无所施其伎矣。推之，凡所有出洋各货，如驼毛、草辫之类，均可以公司之余力及之。商务之隆，计日可待。筹富民在是，筹富国亦在是，秉国钧策国是者，谅不以为逐末之谈也。

    洋 税

    封建之世，诸侯各自为治，关稽不征，泽梁无禁，取于民有制，此三代王道之治。暴秦坏法以来，殆不可复。明季之世，盗贼蜂起，军需、饷项难乎为继，乃加征田赋，农夫困蹶，流氓益众。皇朝龙兴之初，鉴及前辙暴征苛敛，痛去靡遗，与民休息，永不复加。岁岁度支，出入相抵；或有不足，别筹他法，田税一事，从不议及。咸丰之初，粤逆窃发，军务日亟，岁增饷项以千万计，司农仰屋，无所措手。一时在廷诸臣，建议于常关之外，创行厘金。于是一岁之中，骤增千余万，应付军饷，而大难得以削平。迩来垂四十年矣。原议军务敉定，即行裁撤；及既肃清，无以善后，不得不留以取资，坐使朝廷失大信于天下。此虽疆臣之过，而其不得已之情则可原也。

    至若洋关之设，始于道光二十二年。当时海内晏安，在廷诸臣多讲理学，耻于言利，又不知欧西各国税例，故所定税款，一概从轻。当时未尝不以为意外骤增之款，置之不论不列。迨至修约之时，既不知与约加税，转订一先纳半税，统免子口再征之例。洋税非不略有起色，而内中隐有其欺者，已不可以数计。时贤论之甚详，可勿赘矣。

    窃尝考之：地丁、盐课、常关，为中国本有之进款，即以供中国本有之支销。即各货厘金行之既久，亦已视为固有之利，坐享而忘之。惟关税一项，既为从前所无之进项，即当取作从前所无之支销，如出使经费、海军兵轮、各口炮台、船政制造、水师电报、各级学堂、国债利息等，莫不仰给于此。今天子励精图治，降明诏与天下士庶维新，加以各道铁轨，莫非借洋债为之，将来用度之繁，正难逆料。而岁入之款，仍率旧章。贪墨之辈未杀，吏胥之流未除，纵欲求诸民间，徒以肥若辈之私囊，而朝廷转博暴敛之名。是非惟皇上计不出此，即部臣亦不敢出此也，盖铺捐之辙可鉴也。无已，其仍望诸洋关乎？

    考初设洋关时，以进口者皆洋货，所征者皆洋税，而所与交涉出入者皆洋商也。既恐华洋之性情不洽，又恐华人之工于舞弊也，故各口税务司，均以洋员任之，迄今几及六十年而不改。太阿之柄，隐然倒持，无异夫加税之说，屡议而屡梗也。或曰：“病不在是，夫税务司，特一司收纳之人耳，其力恶足以及此？”不知欧洲人士以保护同类为重，加税之说一出，彼国政府挠阻于上，旅华商人挠阻于下，而所以知内外之利弊，达上下之情谊者，则税务司也。其力虽不足以挠阻吾议，而足以达情于政府，以阻吾议；尤足以授意于商人，以阻吾议：而议以终于不成。

    夫日本，蕞尔一岛国耳。其始也，为欧洲所愚，实与中国同。及其继也，奋然振兴，收回事权，西人无如之何也。盖公法，关税为自有之权，虽极苛敛，彼只能饬令商人裹足，而不能阻我不为也。堂堂大国，曾日本之不若，岂不能为哉？不为耳。

    今制洋关于税务司外，别以道员监督，谓之关道，视成而已，无所谓监督也。谓宜于各关税务司外，别设一协理税务司，以华员之勤敏公正者为之。饬令于洋员应办之事，留心伺察，一意学习。数年之后，诸事熟手，然后收回事权，谢去洋员，统归华人经理。然后徐图加税，事或有济也。或谓：“事权旁落者已非一日，恐一旦必欲收回，彼族必有起而争者。”不知西人之遇事要挟，动加恫吓者，恃其势耳。今天子力维新政，惟日不足，中国之强盛，计日可待。数年之后，势与之均，彼虽欲如今日，不可得也。于何以证之？于日本可证之。求理财之道，而欲敛，不为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专 利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皇帝诏曰：

    自古政治之道，必以开物成务为先。近来各国通商，工艺繁兴，风气日开。中国地大物博，聪明才力，不乏杰出之英，只以囿于旧习，未能自出新奇。现在振兴庶务，富强至计，首在鼓舞人才。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先宜褒赏，以为之劝：或量其才能，任以实职；或锡之章服，表以殊荣。所制书、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刊售卖。别有能独力创办学堂、开浚地利、兴造枪炮各厂，有裨于挽回利权、殖民大计，并准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鼓励。其如何详定章程之处，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行妥议具奏。钦此。

    仰见圣天子鼓舞人才，收回大利之至意。旋读邸报，见议定章程，于制造新器、创行新法专利外，又能仿制洋器者，亦得与焉。在承议诸臣，固仰体皇上收回利权之心，将欲鼓励士庶，俾尽外洋所有之器物，中国皆能为之也。然而窃有进者。

    制器，尚象之理，中国久经忽置。而通商口岸风气已开，不乏局厂。士庶之见闻日广，能融会贯通，自成新器者，当不乏人；而能仿照洋式，加法制造者尤众。既奉明诏鼓舞，必有应时而起者，虽然，聪明之士所在多有，而狡黠之辈尤遍地皆然。使聪明者竭尽心思智虑制得一器，告诸政府，验其所制确为有用之物，予以执照，准其专利。而狡黠者坐视其成，窃得其法，亦剽袭而为之，借一洋商之名，显然售卖。彼始创者将告之地方有司耶？有司将曰：“彼洋商也，吾无能为也。”将告之总署耶？总署恐亦无能为也，使总署而执以诘责彼国使臣，彼将曰：“中国仿制洋器而能专利，又乌能责我之仿制中器耶？”将无以应之也。故凡谋大事者，不宜授人以口实；今兹之为，是授以口实也。故谓不欲使国民专利则已，如欲使国民专利，必预有以策之。策安在？亦在布大信以服之而已。宜由总署备文布告各国，言中国将考试民智，仿行各国专利之法，以诱掖鼓励之，兼使之仿制各国器具。顾各国均有专利之条，深恐我国工商擅行仿制，有碍他国商务，用特行文咨询，其各国器物有尚在专期内者，请即开单咨复，俾得一律示禁仿造；其有以后造成专利者，亦宜随时咨告，亦俾得随时示禁。已逾专利之期者，乃令仿为之。我国工商自创新器，请各国亦如此约。

    夫我制之器尚未有成，徒以一纸空文与之商榷，各国政府谅当允从；且措辞之间，亦皆大公无我，尤易动其听闻。俟其复允时，再行明降谕旨，宣布中外。则他日奸商无所施其伎俩，而聪明才智之士乃肯竭其所长，制造既成，乃得专享其利。朝廷鼓舞人才之明效大验，亦于此以著。借曰不然，则狡黠之伎必如所料，使有志之士穷其聪明，尽其财力，仅成一器、创一法，遽为他人豪夺，为之上者，又无力以维持保护之。前车既覆，后车鉴焉，不几使明诏空悬，士民观望耶？

    或又曰：“以一纸空文行咨各国，恐各国徇商人之请，未必复允也。”不知泰西虽重商务，重视商人，而所维持者大局，非一二人之私情也。专利期内，彼此不得仿制，大局也。庇揽华商，收其私费，一二人之私事耳。且在中国庇华商、收私费者，类皆强项无赖之流，彼国政府之事，未必见其能挠阻也。且发言于未事之先，彼亦未必料及我因此而发也。愿为秉政者借箸一筹之。

    劝 农

    农者，上下千古，纵横万国，所恃以自立者也。古者劝农有专官，教农有专书，以保国本，以维民食。故《春秋》于“大有”则书，其重视农事有如此者，夫非独曰“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已也。民富则国裕，地利辟则国帑增，亦理财之本务也。井田废而水利坏，疆界漫，民之贫富不一，地之兴废不常。盖农政之不修，凡二千年矣。迄今而东南人满，西北土满，成一畸重畸轻之势。居西北者皆仰食于东南，而东南未必皆足食也。闽粤素称膏腴之地，而谷米不足自给，岁至江南贩运犹不足食，又以越南、西贡之米以济之。是中国之恃以自存，特江南数省耳。加以罂粟之禁既开，川、滇、徐、晋，遍地皆滋毒草，而民食益缺。故一遇荒歉，强者散而弱者委，饥馑相望，均付于天。呜呼！抑亦知人事之不齐有以致之欤？

    人事惟何？水利而已。东南各省，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都有；而民间自为之河堰、水荡，大者灌田以千亩计，小者亦可灌数十亩。故买卖田土者，先考问河堰之有无，水荡之大小，田价视为低昂。即保有其业者，亦必岁时修浚。视之似为弃地，实则善使地利者也。惟西北一带，地势高亢，置水利于不讲，既不知储蓄，更不知宣泄，旱干水潦，悉听于天，良可哀已。议者每以地势过高，无所措手为词。不知西北地势平衍而多散漫，河流飘劲而多浑浊，至有“黄河一石水，六斗泥”之语，从可想矣。他如陕西之泾、渭，山西之沁、汾，直隶之滹沱、永定等河，类皆与黄河无异。故涨则浑流汹涌，患冲决；退则河泥滞淀，患淤塞。故愚谓西北水利不患无所储蓄，患无以宣泄耳。苟能尽力沟洫，纵横相承，浅深相受：水涨则以疏泄为灌输，河无汛流，田无熯土；水退则以挑浚为粪治，土薄者可使厚，水浅者可使深。是昔之以决若淤为患者，今且由我御之，不独不足为患，转可借以为利，尚何有水土交病之虞哉？

    若夫山岭之巅，水利所不及，人力所已穷者，又可以自来井一法以济之。（法以二三寸口径之铁管，一端剪之为三瓣，击之略如螺旋形。于山上转之使入土，旋转旋深，土已满中。另以皮带激水入管，则土随水反激而出。一管入尽，别以一管接其端，仍转使下，而激水如前。如是二三十丈或三四十丈，管之下端已及泉源，激入之水自为压力，泉水乃反射而出。然后于管端作门司启闭，须用则启之，勿用则闭之，尝考诸西人云：此井穷一日之力，能出水至三百余担云。）夫如是，则水利已尽，而后教民以种植之法。

    江南数省已足敷天下之食，西北尽成沃野，其富余可知。自可择土性之近者，广为种植，以收地利。如若者宜桑，若者宜茶，若漆、若杉、若桐、若柳、苦樟、若松，是皆宜于山者。至于平地，则为麻葛，为蔬果，皆有所宜。即米麦之类亦有宜水、宜旱之分，宜春、宜夏之别。旁及牛羊畜牧，皆农功之事。所宜急为讲求者，为上者无以引导之、鼓舞之，为下者遂相率流于懒惰。谓宜特设劝农专官为之教诱，多设员董为之宣讲利弊宜忌，责成绅士为之奖勤惩惰。如是则多拓一尺之土，即多获一尺之利；多垦一亩之荒，即多增一亩之税。民食裕，国帑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至若西洋各国，多有以机器代农工者。议者多谓宜仿法制造，推广行之。愚则谓：即机器一事，亦有宜忌之处。盖宜于东南，而忌于西北也。何也？东南之民奢而勤，西北之民俭而惰。俭者，故不欲购办；即购办矣，是将以益其惰也：故曰忌。奢者，故厌常喜新，必乐于置办；置办之后，事半功倍，彼且可以藉其余力，以为别业：是非独无损其勤，且将以益其勤也。是在教导者，因势而施之耳。

    酒 税

    天下事，有虽妨民食而仍有益于民生者，听之可也；虽不妨民食而有损于民生者，禁之可也；而况既妨民食，又损民生者哉？厥事为何？罂粟是已。虽然，罂粟之为害，既已尽人而知之矣，故议者或谓罂粟宜禁，或谓罂粟宜种之。二说者，盖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一利害，此亦一利害者也。盖持禁议者，谓其妨民食；持种议者，谓可塞漏卮也。今者既种之后，洋药入口，果岁见其少矣，谓其不足以塞卮，不能也。然既种之后，山右一隅偶遇荒歉，流亡载道矣。川省岁凡三熟，昔者常出其余，以食邻省；今者且不足自给，仰食于邻省矣。谓其不妨民食亦不能也。夫然而欲求一尽善尽美之法，不可得也。意者其惟禁吸食乎？然而因循日久，吸食者众，流毒日甚，几若比户相接，视为故常，禁之又不可胜禁也。将谓比户稽查，禁未吸者不得试吸，已吸者听之终身耶？则户口繁多，徒滋骚扰，必不可行也。将谓一旦必欲禁绝，尽执吸食者而加之罪耶？斯罪人盈天下矣，势又不行也。

    窃尝于此三致意焉，欲求一善法而终不可得也。然则将如之何？曰：仍使民间广为种植，薄其税敛，使民咸乐其贱而吸食之。行之日久，洋药入口益少，俟其少至将绝，然后于订约时，伸永禁入口之请；彼以无利可图也，必将乐从。约既定，而后雷厉风行，严禁种植，如有违者，杀无赦。如是，或可冀其根株净绝乎？虽然，此盖数十年后之事，非今日所可骤图者也。

    尝默计：夫有妨民食、损民生与罂粟等，而人皆不之觉者，其为酒乎？先王有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酒之为毒大矣，故古者有酒禁之令。降及后世，逐渐疏纵，而酒禁乃置而不讲。

    吴县冯氏曾著《重酒酤议》，反复推论，言之最详。大旨谓：约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为率，统万民约以十人而一饮，饮亦一升有半为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亿万众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饥者。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雍正中尝禁酒，乾隆初孙公嘉淦奏罢之。疏中言直隶省一年中被系者千数百人，不胜其株累，而酿酤如故。世宗朝当鼎盛之时，整齐严肃，中外咸若，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师也，又何论近年禁烟乎？故谓以为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厘金本抽百之一，独酒可令顿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罚。经三四厘捐而酒值倍矣。使贫者不能不节饮，尤贫者不能不止饮。但得减酿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无弊者也。

    是议也，窃尝读而善之，然未敢谓即可遽行也。及以厘金抵洋款，洋人承办厘务，入浙洋人有创加酒厘之说，窃闻之而益惧焉。已而寂然，谅事不果行矣。

    或曰：“既善之，又恐其果行也，何故？”不知筹大计者，当念大局，维大势。我之与外洋订约也，税则之中，凡外洋食物均免征，而酒与列焉。幸也，其值较昂，嗜之者尚寡，然已有漏卮之憾。使一旦而我遽自加重内地酒税，则酒家势不得不取偿于饮者，其值必昂。使值昂而犹不足以偿其税，而掺伪起矣。掺伪则酒恶，酒恶其值仍昂，人谁乐饮？其势必至尽驱华人以酤饮于洋肆矣。不但未见其利，且睹其害哉！故不欲加酒税则已，欲加酒税，必先订洋税，凡烟酒食物之入口者，一律加征。先施于人，而后施于己，则其势顺而可行。夫然后若我土产之烟叶、玩物一切无关于民生者，均可类推而重税之。庶几得理财之道，无病民之患，且免漏卮之祸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