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礼》

    作者：金景芳

    《周礼》是谈政治制度的书。汉初时，名为《周官》；将《周官》之名改称《周礼》，盖始于刘歆。自郑玄兼注《周礼》、《仪礼》、《礼记》，《周礼》遂为三礼之一。

    第一节 《周礼》作者和成书年代

    《周礼》作于何时？这个问题自汉以来，即众说纷坛。说《周礼》出于周公或刘歆伪作，固然不对；说“出于六国时人”①，也不见得对。近人洪诚采朱谦之等人之说，断为“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②，我看比较接近事实。

    朱说：

    “此书中所用古体文字，不见于其他古籍，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载官制与《诗经·大雅·小雅》相合，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达的时代不能作。”③

    洪氏更补充说：

    “从语法看，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数与零数之间，皆用‘有’字连之，战国中期之文即不用。《尚书》、《春秋经》、《论语》、《仪礼》经文、《易·系辞传》皆必用。《穆天子传》以用为常。《王制》、《庄子》不定。《左传》、《国语》以不用为常。《山海经》中之《五藏山经》不用。《孟子》除论述与《尚书》有关之事而外，亦不用。《周礼》之经记全部用，此种语法与《尚书》、《春秋经》同，故非战国时人之作。”④

    我基本上同意洪诚的观点。

    考周公营成周（即洛邑）原是周武王的宿愿。这一点，《史记·周本纪）采《逸周书·度邑》述武王语说：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空’。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

    这是说，周武王曾因地理形势，决定在伊、洛流域、原来夏人的旧地营建洛邑，作为新都。于“周公行政七年”下又说：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

    从这两条材料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营成周是武王的意思，其出发点在于考虑地理形势，至于“天下之中”，则是营成周的副产物，并不在初时考虑之内。而《周礼》则不然。《周礼》把“求地中”作为“惟王建国”的唯一标准。说什么“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万物阜安，乃建王国焉。”⑤这种说法显然违背周初营洛事实。

    《周礼》封国之制，不但与《孟子》、《王制》之说不合，也与《左传》、《国语》之说不合。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

    意思是说：过去天子之地辖区千里，列国之地辖区各百里，依此递降。昭公二十三年说：

    “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

    这是说：楚国若敖（楚君熊仪）、蚡冒（楚君，即楚武王之父），至于武王、文王，封地不超过百里。《国语·楚语》说：

    “齐桓晋文皆非嗣也，还轸诸侯，不敢淫逸……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备一向，而至于有畿田。”

    此处所载封地同样不超过百里。可见，周初封国无有过百里的。而《周礼·大司徒》却说：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

    这种封国之制，断非周初所有。

    畿服之制古籍有二说。

    其一，《尚书·康诰》说：

    “候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

    这是说，侯、甸、男邦、采、卫五诸侯和周朝官民，都效力于周新大邑。这里，侯、甸、男、采、卫依次称为五服。《酒诰》说：

    “越在外服、候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

    意思是：在外服的职官，如侯、甸、男、卫的国君；在内服的职官，如各级官员，众长官，以及副职、其它官吏和王族官员。根据《尚书》所记，则王畿之外，有侯、甸、男、采、卫五服，且甸服属于外服。

    其二，《国语·周语》说：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这是说，先王的制度规定，王畿方千里之内为甸服；王畿之外为侯服；侯服之外为宾服，宾服之外为要服，要服之外，称荒服。

    《荀子·正论》亦有类似的记载。根据《国语·周语》所记，则甸服属内服，即王畿之地，而甸服之外，还有宾服、要服、荒服等等。

    以上二说不同，最合理的理解，为《尚书》所记应是周初仍袭殷制，未及改作，《周语》、《荀子》所述，则是周人新制，后世沿用。而《周礼》却于《夏官·大司马·职方氏》、《秋官·大行人》说什么“九畿”、“九服”（指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等九服。自王畿千里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依次为别），周公时显然不可能有如此辽阔的疆域。

    然而除此而外，《周礼》其余部分则什九是西周旧制，无可疑者。

    我考儒家的儒，得《太宰》“九两”的“儒以道得民”。了解到儒字古义是“有六艺以教民者”，证之以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说“儒者以六艺为法”’《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而皆通。我考井田制，从《地官·载师》而知古时远郊亦曰牧，实为思格斯《马尔克》一文中所说的“公共马尔克”，近郊亦曰“农郊”（农郊取《诗·卫风·硕人》），实为恩格斯《马尔克》一文中所说的“分配马尔克”。从《地官·遂人》而知井田制就是“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农村公社完全一致。其它如“合耦”之制，“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之制，等等，都不能伪，并不可能作于春秋中期以后。

    因此，我认为《周礼》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设想。例如封国之制、畿服之制一类的东西，就是作者自己设想所制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具有时代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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