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经》

    作者：阴法鲁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过程，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历代的新音乐都来自民间，诗歌的起源是和音乐分不开的，它的发展也往往是和音乐分不开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称为《诗经》，所收作品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编辑成书的春秋中期（前6世纪），前后经历约五百年。保存到现在的作品有三百零五篇，大部分是各地的民歌，一小部分是贵族的作品。《诗经》原来称《诗》或《诗三百》，到战国时期庄子的著作中才记载着《诗》是儒家“六经”之一。这些诗的来源、内容和影响如何？试简单地加以讨论。

    一、“哀乐之声感，而歌咏之声发”————采风和献诗

    西周和春秋时代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处于封建领主制即封建农奴制阶段。周天子是最大的领主即最高的土地支配者，授土授民，层递分封，和诸侯、卿、大夫各级领主以及无封地的士构成了统治阶级，统治着广大的农奴和奴隶。农奴和奴隶生活困苦，负担的徭役繁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音乐和诗歌也成了他们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此外，他们也用音乐诗歌反映自己的其他方面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贵族则利用音乐诗歌来歌颂统治阶级的功德，企图加强统治。《诗经》的音乐没有传下来，但从和音乐相配合的歌词中也可以看出音乐的不同的阶级属性。

    古代相传，西周王朝为了了解社会状况，已经有采诗献诗的活动。这个传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否则，这些诗是怎样集中起来的呢？当时的音乐和文学都达到相当高的成就，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乐师不断地搜集并整理各地的民间音乐和诗歌，中经东周迁都（前770年），进入春秋时期，社会日益动荡，但这项事业并未中断。大概各国所搜集的作品，除在当地保存采用外，也送献给周王室，由王室乐官保管整理并演奏，成为“周乐”的主要来源。又古书中关于公卿列土献诗的记载，基本上也应当是可信的。《诗经》中的《颂》都是对贵族歌功颂德的作品，《大、小雅》中也有一些歌功颂德或讽谏规劝的作品，而且还有留下作者的名字的。这些就是公卿列士奉献或写作的诗。

    鲁国是周公姬旦的世袭封地，一直保存着一套周乐。《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国的公子季札访问鲁国，“请观周乐”，演奏的内容大致和今本《诗经》相同。这个故事基本上是可信的，细节未免失之浮夸。孔子（前551年一前479年）几次提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之前，《诗经》的规模已大致定型，这是经过长期流传整理所保留下的成果，并不是孔子删诗的结果。但孔子是整理过《诗经》的。他说，他从卫国返回鲁国（事在前484年），“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在这时以前，《雅》、《颂》曾出现混乱情况。孔子整理的底本大概是鲁国乐官所保存使用的底本，整理工作也许是他和鲁国乐官太师挚合作进行的。

    当时能演奏许多国家的乐曲的，不止鲁国一国。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铜编钟，铭文上就记载着曾国和楚、齐、晋、周、申等国各种乐律名、音阶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照关系，可见这是为了演奏各地乐曲用的。曾是个诸侯小国，曾侯乙死于战国初年（前433年后不久），由此时往上推到春秋时期，由这个小国推到大国，季札在鲁国观周乐的故事是可以理解的。各地的地方音乐已经长期地在互相传播着，当然不一定都能全部演奏《三百篇》。

    今本《诗经》中的作品，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也称《国风》，包括周南、召南（南至江汉流域），邶、鄘、卫、王（今洛阳地区）、郑、桧、齐、魏、唐（晋）、秦、豳、陈、曹等十五个地区和国家的诗。《雅》分为《大雅》、《小雅》。《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作品产生的地区，分布在今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和长江流域的湖北北部。就作品产生的时间说，大体上可以这样排列，即《周颂》、《大、小雅》、《商颂》、《鲁颂》、《国风》。但各类诗篇的时代又是交叉的。

    今本《诗经》的篇章文字又有错乱残缺，已经不是孔子的整理本，甚至也不是西汉毛亨传本的原貌。

    二、“洋洋乎盈耳哉”————《诗经》的音乐艺术

    孔子说：“师挚（太师挚）之始，《关雎》（《诗经》第一篇）之‘乱’（乐曲末章合奏的高潮部分），洋洋乎盈耳哉！”太师挚指挥的演奏的开头，《关雎》篇末尾的合奏，声音宏大，充满了人们的耳朵。这几句评论反映出《诗经》在音乐上的成就。

    《风》、《雅》、《颂》的区别，主要在音乐方面，其次在内容方面。《风》是各地区具有地方特点的乐歌，多半是民间歌谣，也有些贵族作品。《雅》大部分是贵族作品，用的都是西周都城镐京（在今西安市西）一带的乐调，《小雅》中有一小部分民间歇谣。《颂》是宗庙里贵族祭神祭祖的乐歌，具有肃穆神秘的特点。这三类的区别还是很清楚的。有人看到《大、小雅》中有赞美祖先的诗歌，便认为《雅》中也有《颂》，这是只考虑内容而忽略音乐的缘故。《小雅》中还有些民间歌谣，而《国风》中也有贵族作品，同样地不能说《雅》中有《风》或《风》中有《雅》。

    《诗经》的音乐成就主要是劳动人民的贡献，专业的艺人、音乐家在加工提高方面也起了作用。当时的乐谱虽然没有传下来，但从歌词的形式和内容上也可以推想乐曲的结构和情调。杨荫浏先生把各篇的曲式归纳成十种：（1）一个曲调重复；（2）一个曲调的后面用副歌，重复；（3）一个曲调的前面用副歌，重复；（4）一个曲调重复，最后一章采用“换头”的方式；（5）一个曲调重复，前面有引子；（6）一个曲调重复，后面有尾声；（7）两个曲调，各自重复，联成一个歌曲，（8）两个曲调交替运用，联成一个歌曲；（9）两个曲调不规则地重复，联成一个歌曲；（10）一个曲调重复，前有引子，后有尾声。①这种分折可以说明《诗经》中丰富多采的曲式。

    《诗经》中保存着不少具有唱和形式的作品。这种唱和形式即领起部分和应和部分互相结合的形式，可以分为三类：②

    （一）唱和————对唱。两方交替歌唱。

    （a）问答式，所用曲调不同。如《召南·采蘋》（节录，下同）；

    [唱]于以采蘋？

    [和]南山之滨。

    [唱]予以采藻？

    [和]于彼行潦。

    （b）接续式，两方所用曲调或相同或不同。如《周南·芣苢》：

    [唱]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和]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又如《豳风·东山》也属于这类唱和形式，

    [唱]我俎东山，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和]我东曰归，我心西悲。

    制彼衣裳，勿士（事）行枚。

    唱的部分在各章中重复出现，杨荫浏先生在上引分类项目中称为“副歌”。和的部分反而成为诗的主体。

    （二）唱和————帮腔。帮腔是紧接每段、每句或全首唱词，的尾句而出现的应和部分。一般采用“一唱众和”的形式。如《郑风·木瓜》：

    [唱]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和]匪（非）报也，永以为好也。

    [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和]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三）唱和————重唱。依照别人所唱的全首歌曲重唱，歌词或相同或不同。《诗经》中篇名不同而章句结构全同的诗，有的可能属于同一曲调，如《商颂》的《那》和《烈祖》。

    《诗经》中还记载着几个大型舞蹈《大武》、《大濩》和《硕人》的情形。《大武》是歌颂武王伐纣的乐舞。舞蹈分为六“成”（段），各段表现了不同的情节。它们的歌词经学者研究，认为都保存在《周颂》里，但见解有分歧。其中比较可信的有五篇，即《酌》属于第一成，《武》属于第二成，《般》属于第三成，《赉》属于第四成，第五成未定，《桓》属于第六成。③各篇都另立了篇名。是《大武》一篇分裂而为六篇呢，还是由本来各自独立的六个小型舞蹈组合而成为《大武》呢？现在还难以判断。但六段的情节不同，而已考定的五篇歌词的内容和格式也不同，这就可以推断这六段的曲式也是不同的，这六段所组成的《大武》是一首结构比较复杂的大曲。

    《商颂》是春秋时代宋国（商族后裔）宗庙中祭祖的乐歌，其中很可能保留着商族世代相传的祭祖乐歌的一些片断。文献记载，《大濩》是歌颂商汤的舞蹈，不知起于何时。以前，学者曾指出《那》是《大濩》的歌词，这个推断是有道理的，当然不能说就是原来的歌词，没有发展变化。按《那》在《诗经》中不分章，现在把它分为整齐的五章，每章四句，最后剩余两句：“顾子烝尝，汤孙之将。”两句的大意是，“祈求先祖降临享用祭品，这是成汤的后世子孙奉献的。”这两句也许是朗诵的祝词，属于帮腔之类。《那》有“万舞”，所用乐器有镛钟、大鼓、鞉鼓、磬、管等，声音深沉和平。这个舞蹈虽然不如《大武》那样具有故事情节，但也力图表现商汤的功德。

    《商颂》的《烈祖》篇也是歌颂商汤的，原来不分章，现在把它分为整齐的五章，每章四句，最后也剩余两句：“顾予烝尝，汤孙之将。”结构和《那》完全相同。那么，如果《那》是《大濩》的歌词，《烈祖》也应当是《大获》的歌词。

    《邶风·简兮》描写的是一场大型舞蹈：

    （1）筒兮筒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

    （2）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3）左手执籥（乐器），右手秉翟（雉尾）。赫如渥赭，公言锡爵。（翟-锡韵，爵一药韵，皆入声韵。）

    （4）[尾声]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此诗原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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