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传》

    第一节 《左传》的传授过程

    前一章讲到《春秋》一书。因为《春秋》叙一件事，只是寥寥几个字，很不容易了解，于是后人有给它作解说的“传”。根据《汉书·艺文志》，解说的《春秋》“传”有五家：

    （一）《左氏传》三十卷

    （二）《公羊传》十一卷

    （三）《谷梁传》十一卷

    （四）《邹氏传》十一卷

    （五）《夹氏传》十一卷

    但《汉书·艺文志》又说：“邹氏无师”，就是没有人为它传授下来。又说：“夹氏未有书”，连成文的课本都没有。因此，现在所存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种。

    《左氏传》简称《左传》。古代《春秋》和“三传”（即左、公、谷）本“各自单行”，就是《春秋》是一种书，《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各自单独成书。《左传》不附《春秋》“经”文是肯定的。到后来，《春秋》经文按年分别写在《左氏传》文每年之前，成了目前这种本字。

    《左氏传》成于战国时，本是用战国时文字写的。到汉朝，通行当时的隶书。《公羊传》和《谷梁传》写于汉代，当然是用汉隶写的。所以便把《左氏传》叫“古文”（“文”就是“字”），《公羊》和《谷梁》叫“今文”。《公羊传》和《谷梁传》两者“立于学官”，就是在国立大学开设专门课程，请专家讲授；《左氏传》却只在民间传授。

    《左传》的流行，在战国已经开始。现在举出几条确凿无疑的证据。

    （一）战国时，楚威王时有个太傅叫铎椒的，曾经摘钞《左传》，写过一本叫《抄撮》书，尽八卷。《抄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名为《铎氏微》，《汉书·艺文志》说《铎氏微》只有三篇。

    （二）战国赵孝成王时，宰相虞卿也采取《左氏传》，写了八篇，叫《虞氏春秋》，既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序》，又见于《史记·虞卿列传》。《虞氏春秋》，根据孔颖达《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的疏引刘向《别录》也叫《抄撮》，一共九卷，似乎比铎椒的《抄撮》丰富一些。

    （三）西晋武帝咸宁五年，汲郡人叫不准的，盗掘魏襄王墓，发现一本叫《师春》的书，完全抄录了《左传》有关卜卦占筮的文字，连上下次第都没有改动。杜预和束皙都亲眼看到这书，并且认为师春是抄录者的姓名。

    由以上三事看来，《左传》已被战国时人所爱好，并且采摘成书。

    到汉代，汉高祖刘邦的谟诰便引用过《左传》，汉初的张苍，曾为秦朝御史，主持四方所上文书，也曾从荀卿学习《左传》，张苍又把《左传》传给贾谊，贾谊又传授给自己孙子贾嘉，贾嘉传给河间献王博士贯公，贯公传给自己小儿子贯长卿，贯长卿传给张敞和张禹，张禹传给萧望之和尹更始，尹更始传给自己儿子尹咸和翟方进及胡常，胡常传给贾护，贾护传给陈钦。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古籍，发现孔壁中古文《左氏传》，又从尹咸和翟方进学习《左传》。这是西汉一代私人传习《左传》的过程。

    第二节 《左传》是怎样解说《春秋》的

    刘向、刘歆父子都喜爱《左传》，刘向作《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采用不少《左传》的内容。刘歆曾竭力争取使《左传》“立学官”， 在国立大学开设专门课程。但遭到守旧派的一些人反对，反对理由之一，说“《左氏》为不传《春秋》”。《左传》究竟传不传《春秋》，必须由《左传》自己说话。我们考察《左传》，肯定它是“传”《春秋》的。它传《春秋》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说明书法。如隐公元年《春秋》：

    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则说：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传文对经文作了二个解释。第一个解释“王正月”的“王”，《左传》在“王”下加一“周”字，说明这王是周王，也就说明，这个“春正月”是遵循周王朝所颁布的历法而定的。第二个解释是，因为依照《春秋》条例，鲁国十二君，于其元年，应该写“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隐公元年却没写“公即位”三字，《左传》加以解释，因为隐公只是代桓公摄政，所以不写“公即位”。这个理由是有根据的。隐公元年冬十月，改葬隐公和桓公的父亲惠公，隐公却不为丧主，便是不敢以继承君主者自居，传文也明白地表示惠公在世，桓公已被立为太子，一也。二年冬十二月，桓公的母亲子氏死了，用夫人礼，史书薨，而隐公自己母亲于第二年夏四月死了，却不用夫人礼，只写“君氏卒”，便说明隐公自己只是摄政（代行政事）者，桓公实际将为正式鲁君，所以用夫人礼对待桓公母，而对待字迹母亲却却不用夫人礼，二也。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就是替桓公之亡母别立一庙而落成之，这表示对待桓公之母何等尊重，也就表示隐公之把幼小的异母弟桓公视为鲁君了，三也。隐公十一年传：

    羽父（即公子翚）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同“太”）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地名），吾将老焉。”

    就是说明羽父请求隐公允许他把桓公杀死，他自己以此要求太宰的官。隐公说：“因为他（桓公）年轻，所以我代他为国君，我不久便把君位交还给他。我已派人在菟裘这地建筑房屋，打算在那儿过老。”这更表明隐公无意于留恋君位，这杀证据之四。由此足以说明《左传》之说隐公代桓公摄行政治，完全是当时史实，鲁太史因此不书隐公即位。这种说明“书法”之处很多，这不过是一例罢了。

    第二种方式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鲁隐公实是被杀而死。羽父求隐公杀桓公，隐公不同意，并且表示本心，但隐公太不警惕了，对羽父这样的坏人未加处置。羽父反而害怕，因此向桓公挑拨，这样，隐公被暗杀，并且使某些无辜者作了替罪羊。而《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好象是病死的。《左传》便把这事源源本本叙述出来。

    第三种方式是订正《春秋》的错误，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传》则是：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下略）

    “日有食之”是当时习惯语，等于今天说“日蚀”。《春秋》和《左传》只有一字之差，《春秋》是“十二月”，《左传》是“十一月”。《左传》有一条例，杜预叫做“传皆不虚载经文”。意思是《左传》作者，如果对《春秋》经文某些条文没有补充、修改或说明，便不为这条经文立传，所以《左传》中有不少经文没有传文。这一条传文，则是《左传》作者订正《春秋》经文的错误。根据古代天文历法家，如后秦姜岌（姜岌是世界上第一位能追算日食并发现蒙气差的天文学家）、元代郭守敬（郭守敬是元代大天文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等人的计算，实是十一月乙亥朔入食限，根据今法计算，这是当时公历十月十三日的日全蚀，乙亥朔应在周正十一月，日蚀就在这天。《春秋》作“十二月”，可能是当时的笔误，也可能为后人的误钞，而《左传》作者根据更可靠的资料改订为“十一月”。

    第四种方式是，《春秋》经所不载的，《左传》作者认为有必要写出来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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